第一節 經學與曆史、地理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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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的繼續發展 近代有不少學者說，盛極一時的兩漢經學，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完全衰竭了，在當時的思想界，玄學思想和佛教思想，完全壟斷了人們的精神世界。
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得從兩個方面來加以分析。
第一，誠如許多學者所說，東漢以來，由于階級矛盾不斷尖銳化，用兩漢那種儒家思想來繼續統治人民、欺騙人民，已經行不通了，統治階級不得不在儒家思想以外，還利用玄學思想和佛教思想，作為統治人民思想的工具。
因此，在儒家思想之外，玄學思想，佛教思想，以及形形色色的帶有宗教色彩的唯心主義思想，充塞了當時的思想界。
第二，盡管玄學思想和佛教思想有了蓬勃的發展，但不能認為儒家思想就此完全衰竭了，經學從此一蹶而不振了，因為儒家思想對鞏固封建社會的倫常秩序來講，是最适合統治階級的需要的，它既沒有玄學思想帶有的那種消極因素，又不像佛教那樣存在分割民戶影響國家租調收入和兵源的危險，所以統治階級還是要發展儒家思想的。
當時在政府設立的國子學裡，儒家經典仍然是國子學生修習的主要科目。
儒家思想仍然作為統治階級行動的準則，經典的根據。
也就是說，雖然玄學和佛教思想都很活躍，但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仍然沒有動搖。
盡管這一時期，在儒家經典的注釋方面，也有不少玄學家想用玄學思想來改造儒家思想，但這些玄學家在注釋工作中，卻也不敢完全推翻儒家學說，或是把儒家思想篡改得面目全非，他們隻是在一定限度之内，利用玄學思想來講儒家所不大講的東西（如性命、天道等學說），以作為補充而已。
《周易》：漢宣帝時，有施氏（施雠）《易》、孟氏（孟喜）《易》、梁丘氏（梁丘賀）《易》三家，皆置博士。
元帝又置京氏（京房）《易》博士。
尚有費氏（費直）《易》，不置博士，而民間傳習甚盛。
到了東漢，傳習費氏《易》的有馬融，著《易傳》十卷，鄭玄注《易》十卷，荀爽注《易》十一卷。
可見費氏《易》傳習之盛。
三國時，曹魏有王朗、王肅父子亦為《易》學名家；東吳有虞翻，家世傳習孟氏《易》，注《易》十卷。
陸績為京氏《易》，著《易述》十三卷。
漢代的《易》學，重象數，好說陰陽災異，不脫蔔筮之書的範圍。
曹魏正始（公元240&mdash248年）以後，玄學興起，王弼首先以玄學思想來闡明《易》學，他注《易》上下經六卷，又著《易略例》一卷。
《周易》中有關“六爻變化，群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的術數迷信，“弼皆擯落，多所不關”（《三國志·魏志·鐘會傳》注引孫盛言）。
他着重講運動變化的理論，開創《易》學研究方面的新風尚。
西晉永嘉之後，“施氏、梁丘之《易》亡，孟、京、費之《易》，人無傳者，唯鄭康成（鄭玄）、王輔嗣（王弼）所注行于世”（《經典釋文》卷1）。
東晉學官，初置王氏（王弼）博士，元帝太興四年（公元321年），太常荀崧奏請置《周易》鄭玄注博士。
孝武帝太元（公元376&mdash396年）中，以王肅《易》學，“在玄（鄭玄）、弼（王弼）之間”，又立《易》王肅注博士。
宋元嘉十八年（公元441年），顔延之任國子祭酒，又黜鄭玄《易》，獨置王弼《易》。
所以在江左，《易》學鄭注浸微，王弼獨尊。
王弼的《易注》，隻注了上下經；《系辭》以下，後人用東晉韓康伯的注來加以續補，今天流傳的《周易注》，收在《十三經注疏》裡的，就是這個本子。
江左自東晉以下，注《易》者數十家，如張璠集鐘會、向秀、阮鹹、王濟、衛等二十八家之說為《周易集解》十二卷。
又如謝萬（謝安弟）、韓康伯、桓玄等，并注《系辭》，發揮玄理。
他們大都祖述王弼，擯落鄭注。
北朝和江左相反，有不少經師專習鄭注，隻有青齊地區曾屬南朝，才有講王弼注的。
到了唐初，孔穎達奉诏作疏，專崇王弼，廢棄漢儒馬、鄭諸說，因此馬、鄭在《周易》方面的學說，後來大都散佚了。
《尚書》：秦時焚毀民間藏書。
漢興，濟南伏生出壁藏《尚書》，已經腐爛很多，隻有二十九篇還較完整，伏生以此授徒。
漢王朝為使《尚書》得到傳播，派人去伏生處學習《尚書》，并用當時流行的字體隸書來寫壁中古文，是為《今文尚書》。
漢武帝時，魯恭王劉馀為了擴充王宮，拆毀魯縣（今山東曲阜市）孔子舊宅，又在孔宅牆壁中發現《尚書》五十八篇，被孔子十二世孫孔安國所得，後以授徒。
因為孔壁中的《尚書》是用古文寫的，所以稱為《古文尚書》。
司馬遷曾從孔安國受《古文尚書》，所以《史記》裡還保存不少《古文尚書》的說法。
王莽時，一度列《古文尚書》于學官，莽敗又廢。
因為《古文尚書》在東漢一代未能列于學官的緣故，所以不但壁中真本早已湮滅，就是傳授《古文尚書》的經師們如馬融、鄭玄，他們注箋《尚書》，也是但注伏生所有篇目，不注伏生所無的篇目，因此孔壁的遺篇，也漸漸地失傳了。
就是《今文尚書》，在東漢一代，雖被列于學官，而傳至三國，亦告散失。
西晉時，又出現了一個《尚書》本子，這就是後來稱為《僞古文尚書》的，據說是西晉人所僞作。
《僞古文尚書》系根據《今文尚書》&mdash&mdash伏生傳出的本子作底本，它又分《堯典》為《舜典》，分《臯陶谟》為《益稷》，并修改了原來《泰誓》篇内容和文字；另外，它又根據子書所引《尚書》的逸文，僞造了二十五篇，合起來成為今天《十三經注疏》中《尚書》的本子，人們稱之為《僞古文尚書》。
造《僞古文尚書》的人，他不但僞造經文，同時也僞造孔安國《尚書傳》，因此我們稱孔安國的傳為《僞孔傳》。
西晉滅亡，東晉在江南建國，這一部僞書在這時流傳到江南，那時戎馬倥偬，誰去辨别一部書的真假。
東晉元帝建武元年（公元317年），豫章内史梅赜把這部僞書獻于朝廷，由此在江南流傳開來。
當初西晉人造這部僞書時，為了要使人們相信，所以用隸體書寫，稱為《隸古定尚書》。
傳到江南以後，隸書傳授不便，經過東晉豫章太守範甯改寫成當時流行的楷書，由此傳習遂盛。
東晉時，有尚書郎謝沈注《尚書》十五卷，江夏太守李注《尚書》十卷，範甯有《尚書集解》十卷，宋給事中姜道盛有《尚書集解》十卷，梁國子助教費作《尚書義疏》十卷。
到了唐貞觀時，孔穎達奉诏撰《尚書正義》，仍以《僞古文尚書》、《僞孔傳》為底本。
這一學案到明梅才開始認為《僞古文尚書》中僞造的二十五篇，系西晉皇甫谧所造；清康熙時，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也指出其僞，佐證分明。
到現在差不多已經成為定論了。
《詩》：《詩》自秦火後，有毛公及魯、齊、韓三家。
東漢時，鄭玄作《毛詩箋》，申明毛義，辯難三家，于是三家遂廢。
《齊詩》早亡。
《魯詩》自西晉滅亡後，沒有傳過江東。
《韓詩》雖在，當時傳習的人也不多。
曹魏時王肅有《毛詩注》二十卷，述毛非鄭；同時有荊州刺史王基常與抗衡，據持鄭玄義。
東晉有孫毓，著《詩同異評》十卷，評毛、鄭、王肅三家優劣，而偏向于王肅。
陳統又難孫毓，申鄭玄。
直到南北朝，各家聚訟不已。
然《毛詩鄭箋》，國學置博士，世所遵用。
梁世崔靈恩集諸家之說為《毛詩集注》二十四卷，此外又有沈重等七家為《毛詩義》，到唐代還流傳其書。
又東吳人陸玑，著《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這本書到今天還有參考價值。
《周禮》：《三禮》中，《周禮》較為晚出，鄭玄《六藝論》謂亦得自孔氏壁中。
王莽時，曾列《周禮》于學官。
東漢時，鄭興、鄭衆父子，賈逵，馬融，皆作《周禮解诂》。
馬融傳鄭玄，鄭玄作《周禮注》，最稱通洽。
曹魏時，王朗有《周官傳》，朗子王肅有《周禮注》，肅注多與鄭玄抵牾。
東晉時，幹寶有《周禮注》十三卷。
宋元嘉中複立國子學，《周禮》鄭氏注置國子助教，列于學官。
西魏仿《周禮》行六官，盧辯、辛彥之等都對《周禮》有較深的研究。
後梁有沈重，撰《周官義疏》四十卷，北周特地把沈重從江陵請到長安，講授《三禮》。
北齊有熊安生，亦以禮學名家，北周武帝滅齊之初，親到熊安生家訪問，可見當時政府對《三禮》的研究的重視。
《儀禮》：東漢時有鄭玄注《儀禮》十七卷。
曹魏時，王肅亦嘗注《儀禮》。
後梁時，沈重為《儀禮義疏》。
但是王、沈二家之書，傳習不多。
宋元嘉國子學，《儀禮》鄭氏注置國子助教。
《喪服》是《儀禮》中的一篇，魏晉南北朝論《喪服》的著述特别多，清人章宗源在《隋書經籍志考證》裡，著錄有七十一家之多。
講《喪服》的單篇著述，收在《晉書》和《宋書》志裡，以及《通典·禮典》裡的，還不計算在内。
讨論喪服的等差區别，主要是根據親疏、尊卑等等來決定的。
當時的世家大族，标榜自己門第族望特别優越，在宗族之内則分别親疏，在親戚婚對之間更重視門第，使士庶的界限劃分得非常清楚。
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喪服》規定，外孫或外甥替外祖父母或舅父服喪五月（大功），但是有個前提條件，那個外祖父母或舅父必須是世家大族，世家大族的外孫或外甥才肯替他們戴孝；如果外祖父母或舅父是寒門庶族，就别想世家大族的外孫或外甥來替他們戴孝。
魏晉南北朝人講究《喪服》，比漢代經師講得更精細，也更煩瑣，為世家大族特殊權益服務的階級性十分突出。
《禮記》：漢代有戴聖傳《禮記》四十九篇，時稱戴聖為小戴，因此這部《禮記》世稱為《小戴禮》。
東漢時，馬融、盧植加以整理，鄭玄又根據馬、盧的定本，加以注釋，就是今天流傳的鄭玄注《禮記》二十卷本。
曹魏時，王肅注《禮記》三十卷。
宋元嘉國子學置鄭玄注《禮記》國子助教。
梁時有國子助教皇侃撰《禮記義疏》五十卷，後梁有沈重撰《禮記義疏》四十卷，北朝周齊間有熊安生撰《禮記義疏》，并行于世。
《大戴禮記》：漢代有戴德傳《禮記》八十五篇，時稱戴德為大戴，因此這部《禮記》世稱為《大戴禮記》。
西魏、北周間人盧辯，“以《大戴禮》未有解诂，辯乃注之。
其兄景裕為當時碩儒，謂辯曰：&lsquo昔侍中（指他們的祖先盧植）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修矣&rsquo”（《周書·盧辯傳》）。
《大戴禮記》注本，這算是第一部。
《春秋左氏傳》：漢初，張蒼、賈誼傳《左氏傳》，但未立學官。
至平帝時，始立《左氏傳》博士于學官。
東漢光武建武中，以李封為《左氏》博士，置博士官就是在國學中特設一個講座。
李封死後，許多蔽陋的學官，公開反對《左氏》置博士，因此這個講座就被撤銷了。
到了和帝永元十一年（公元99年），經鄭興、鄭衆父子力争，遂在學官裡，複置《左氏傳》博士。
東漢明帝永平（公元58&mdash75年）中，賈逵著《春秋左氏解诂》三十卷，其後服虔又著《春秋左氏傳解誼》三十卷，并行于世。
公羊家經師何休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梁廢疾》，企圖擡高《公羊傳》，貶低《左傳》、《梁傳》。
鄭玄著《發墨守》、《針膏肓》、《起廢疾》，針鋒相對地與何休進行争論。
經過這次争論，學者争相傳習《左氏傳》，“自是《左氏》大盛”（《經典釋文》卷1）。
西晉時，杜預撰《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專取丘明之傳，以釋《春秋》之經；又著《春秋釋例》十五卷，成為一家之言。
東晉南朝時，服虔、杜預二家《左傳》注，并立學官。
當時人對杜預這部書評價特别高，如南齊永明（公元483&mdash493年）時領國子博士陸澄寫信給尚書令王儉，提到“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并貴後生。
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奪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違。
又《釋例》之作，所弘惟深”。
王儉複書說：“元凱（杜預字）注《傳》，超邁前儒，若不列學官，其（指學官）可廢矣”（《南齊書·陸澄傳》）。
可見他二人對這部書都很推重。
梁朝有沈文阿撰《春秋左氏經傳義略》二十五卷，全書尚未完成；入陳有王元規又撰《春秋左氏傳義略》十卷，以續沈文阿之書。
北朝的經師，比較相信漢學，因此有很多人研究賈逵、服虔的《左傳》注，傳習杜預《集解》的人不多。
《公羊傳》：東漢時，何休注《公羊傳》，名《春秋公羊解诂》，凡十一卷。
晉至南朝，列于學官。
東晉時，王期注《春秋公羊經傳》十三卷，孔衍撰《春秋公羊傳集解》十四卷。
《梁傳》：曹魏時，有糜信注《春秋梁傳》十二卷。
東晉時，學官置《梁傳》博士，即用糜信注。
孔衍撰《春秋梁傳集解》十四卷；徐邈注《春秋梁傳》十二卷；又範甯撰《春秋梁傳集解》十二卷，号稱赅洽。
宋元嘉中，顔延之為國子祭酒，《梁傳》置助教，仍用糜信注，益以範甯集解。
南齊時，陸澄緻書王儉，以為《梁》劣于《公羊》，注又不善，糜信、範甯不足兩立。
王儉複信，同意了陸澄的看法，存糜略範，學官單用糜信注來講授。
《孝經》：相傳有鄭玄注，但《鄭志》及《中經簿》并無著錄。
南齊陸澄亦雲：“世有一《孝經》，題為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
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南齊書·陸澄傳》）。
可見他也懷疑不是鄭玄的著作。
到了隋劉炫，又僞造《古文孝經》，于是《孝經》也有今文與僞古文的分别。
魏晉南北朝人注《孝經》的很多，梁皇侃還撰有《孝經義疏》三卷。
唐玄宗時，令群儒論定《孝經》真僞，劉知幾主古文（僞古文），司馬貞主今文，最後今文行而古文（僞古文）廢，并以玄宗禦注名義頒行《孝經正義》，即今通行本《孝經》。
玄宗禦注《孝經》行而鄭注亡。
今世所傳鄭注，系自日本傳來，清人阮元認為是僞中之僞，尤不可信。
又今所傳孔安國注《古文孝經》，亦自日本傳來，阮元亦認為荒誕不可信據。
《論語》：西漢時傳《論語》者有三家：《魯論語》，魯人所傳；《齊論語》，齊人所傳；《古論語》，出自孔氏壁中。
東漢時，鄭玄以《魯論》為主，并參考《齊論》、《古論》，為之注。
魏正始（公元240&mdash248年）中，“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安國、包鹹、周氏、馬融、鄭玄、陳群、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為《集解》”（《經典釋文》卷1）。
這就是何晏的《論語集解》十卷。
由于何晏是清談钜子，随着玄學的發展，他的注本也盛行于世。
東晉南北朝時，鄭玄、何晏兩家所注《論語》，并立于學官。
魏晉間人注《論語》者，有十多家。
東晉時，江熙又集衛、郭象、江淳、範甯、王珉等十三家之說，為《論語集解》十卷。
梁朝皇侃撰《論語義疏》十卷，專以何晏《集解》為主，而兼采江熙所集衛、郭象等十三家之說，援證精博，為當時所稱。
《爾雅》：西漢時有犍為文學（佚名）注，東漢時有樊光、李巡等注《爾雅》。
至東晉，郭璞又作《爾雅》注三卷。
郭璞“洽聞強識，詳悉古今”（《經典釋文》），因此他注的這一部書，受到後世的重視。
文字訓诂之學，在這一時期，除郭璞《爾雅》注以外，還有不少著作，陳顧野王著《玉篇》三十一卷，最為博洽。
漢許慎撰《說文解字》，收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魏李登撰《聲類》十卷，收采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晉呂忱撰《字林》七卷，收采一萬二千八百餘字；北魏陽承慶撰《字統》二十一卷，收采一萬三千七百三十四字；至《玉篇》成書，收采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六字，超過了前人的著作。
文字符号的不斷增多，标志着生産力的發展，人們知識面的開拓。
聲韻反切之學，在這一時期，也取得突出的成就。
從東漢末年起，中土文士受到梵音拼音方法的影響，開始創反切來注字音。
孫炎的《爾雅音義》八卷，就是采用反切來注《爾雅》字音的。
三國以後，反切更為盛行，高貴鄉公不解反切，至當時以為怪異。
魏李登《聲類》，分所收之字為宮、商、角、徵、羽五部。
西晉呂靜《韻集》六卷，又按宮、商、角、徵、羽分卷，并立韻部。
齊梁時代，文士追求聲律，特别講究音韻之學。
當時周著《四聲切韻》，“字皆有紐，紐有平上去入之異”（《封氏聞見記》卷2）。
沈約著《四聲韻譜》，一時文士，鹹取準則。
在北朝，李概撰《音譜》四卷，陽休之
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得從兩個方面來加以分析。
第一，誠如許多學者所說，東漢以來，由于階級矛盾不斷尖銳化，用兩漢那種儒家思想來繼續統治人民、欺騙人民，已經行不通了，統治階級不得不在儒家思想以外，還利用玄學思想和佛教思想，作為統治人民思想的工具。
因此，在儒家思想之外，玄學思想，佛教思想，以及形形色色的帶有宗教色彩的唯心主義思想，充塞了當時的思想界。
第二，盡管玄學思想和佛教思想有了蓬勃的發展，但不能認為儒家思想就此完全衰竭了，經學從此一蹶而不振了，因為儒家思想對鞏固封建社會的倫常秩序來講，是最适合統治階級的需要的，它既沒有玄學思想帶有的那種消極因素，又不像佛教那樣存在分割民戶影響國家租調收入和兵源的危險，所以統治階級還是要發展儒家思想的。
當時在政府設立的國子學裡，儒家經典仍然是國子學生修習的主要科目。
儒家思想仍然作為統治階級行動的準則，經典的根據。
也就是說，雖然玄學和佛教思想都很活躍，但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仍然沒有動搖。
盡管這一時期，在儒家經典的注釋方面，也有不少玄學家想用玄學思想來改造儒家思想，但這些玄學家在注釋工作中，卻也不敢完全推翻儒家學說，或是把儒家思想篡改得面目全非，他們隻是在一定限度之内，利用玄學思想來講儒家所不大講的東西（如性命、天道等學說），以作為補充而已。
《周易》：漢宣帝時，有施氏（施雠）《易》、孟氏（孟喜）《易》、梁丘氏（梁丘賀）《易》三家，皆置博士。
元帝又置京氏（京房）《易》博士。
尚有費氏（費直）《易》，不置博士，而民間傳習甚盛。
到了東漢，傳習費氏《易》的有馬融，著《易傳》十卷，鄭玄注《易》十卷，荀爽注《易》十一卷。
可見費氏《易》傳習之盛。
三國時，曹魏有王朗、王肅父子亦為《易》學名家；東吳有虞翻，家世傳習孟氏《易》，注《易》十卷。
陸績為京氏《易》，著《易述》十三卷。
漢代的《易》學，重象數，好說陰陽災異，不脫蔔筮之書的範圍。
曹魏正始（公元240&mdash248年）以後，玄學興起，王弼首先以玄學思想來闡明《易》學，他注《易》上下經六卷，又著《易略例》一卷。
《周易》中有關“六爻變化，群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的術數迷信，“弼皆擯落，多所不關”（《三國志·魏志·鐘會傳》注引孫盛言）。
他着重講運動變化的理論，開創《易》學研究方面的新風尚。
西晉永嘉之後，“施氏、梁丘之《易》亡，孟、京、費之《易》，人無傳者，唯鄭康成（鄭玄）、王輔嗣（王弼）所注行于世”（《經典釋文》卷1）。
東晉學官，初置王氏（王弼）博士，元帝太興四年（公元321年），太常荀崧奏請置《周易》鄭玄注博士。
孝武帝太元（公元376&mdash396年）中，以王肅《易》學，“在玄（鄭玄）、弼（王弼）之間”，又立《易》王肅注博士。
宋元嘉十八年（公元441年），顔延之任國子祭酒，又黜鄭玄《易》，獨置王弼《易》。
所以在江左，《易》學鄭注浸微，王弼獨尊。
王弼的《易注》，隻注了上下經；《系辭》以下，後人用東晉韓康伯的注來加以續補，今天流傳的《周易注》，收在《十三經注疏》裡的，就是這個本子。
江左自東晉以下，注《易》者數十家，如張璠集鐘會、向秀、阮鹹、王濟、衛等二十八家之說為《周易集解》十二卷。
又如謝萬（謝安弟）、韓康伯、桓玄等，并注《系辭》，發揮玄理。
他們大都祖述王弼，擯落鄭注。
北朝和江左相反，有不少經師專習鄭注，隻有青齊地區曾屬南朝，才有講王弼注的。
到了唐初，孔穎達奉诏作疏，專崇王弼，廢棄漢儒馬、鄭諸說，因此馬、鄭在《周易》方面的學說，後來大都散佚了。
《尚書》：秦時焚毀民間藏書。
漢興，濟南伏生出壁藏《尚書》，已經腐爛很多，隻有二十九篇還較完整，伏生以此授徒。
漢王朝為使《尚書》得到傳播，派人去伏生處學習《尚書》，并用當時流行的字體隸書來寫壁中古文，是為《今文尚書》。
漢武帝時，魯恭王劉馀為了擴充王宮，拆毀魯縣（今山東曲阜市）孔子舊宅，又在孔宅牆壁中發現《尚書》五十八篇，被孔子十二世孫孔安國所得，後以授徒。
因為孔壁中的《尚書》是用古文寫的，所以稱為《古文尚書》。
司馬遷曾從孔安國受《古文尚書》，所以《史記》裡還保存不少《古文尚書》的說法。
王莽時，一度列《古文尚書》于學官，莽敗又廢。
因為《古文尚書》在東漢一代未能列于學官的緣故，所以不但壁中真本早已湮滅，就是傳授《古文尚書》的經師們如馬融、鄭玄，他們注箋《尚書》，也是但注伏生所有篇目，不注伏生所無的篇目，因此孔壁的遺篇，也漸漸地失傳了。
就是《今文尚書》，在東漢一代，雖被列于學官，而傳至三國，亦告散失。
西晉時，又出現了一個《尚書》本子，這就是後來稱為《僞古文尚書》的，據說是西晉人所僞作。
《僞古文尚書》系根據《今文尚書》&mdash&mdash伏生傳出的本子作底本，它又分《堯典》為《舜典》，分《臯陶谟》為《益稷》，并修改了原來《泰誓》篇内容和文字；另外，它又根據子書所引《尚書》的逸文，僞造了二十五篇，合起來成為今天《十三經注疏》中《尚書》的本子，人們稱之為《僞古文尚書》。
造《僞古文尚書》的人，他不但僞造經文，同時也僞造孔安國《尚書傳》，因此我們稱孔安國的傳為《僞孔傳》。
西晉滅亡，東晉在江南建國，這一部僞書在這時流傳到江南，那時戎馬倥偬，誰去辨别一部書的真假。
東晉元帝建武元年（公元317年），豫章内史梅赜把這部僞書獻于朝廷，由此在江南流傳開來。
當初西晉人造這部僞書時，為了要使人們相信，所以用隸體書寫，稱為《隸古定尚書》。
傳到江南以後，隸書傳授不便，經過東晉豫章太守範甯改寫成當時流行的楷書，由此傳習遂盛。
東晉時，有尚書郎謝沈注《尚書》十五卷，江夏太守李注《尚書》十卷，範甯有《尚書集解》十卷，宋給事中姜道盛有《尚書集解》十卷，梁國子助教費作《尚書義疏》十卷。
到了唐貞觀時，孔穎達奉诏撰《尚書正義》，仍以《僞古文尚書》、《僞孔傳》為底本。
這一學案到明梅才開始認為《僞古文尚書》中僞造的二十五篇，系西晉皇甫谧所造；清康熙時，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也指出其僞，佐證分明。
到現在差不多已經成為定論了。
《詩》：《詩》自秦火後，有毛公及魯、齊、韓三家。
東漢時，鄭玄作《毛詩箋》，申明毛義，辯難三家，于是三家遂廢。
《齊詩》早亡。
《魯詩》自西晉滅亡後，沒有傳過江東。
《韓詩》雖在，當時傳習的人也不多。
曹魏時王肅有《毛詩注》二十卷，述毛非鄭；同時有荊州刺史王基常與抗衡，據持鄭玄義。
東晉有孫毓，著《詩同異評》十卷，評毛、鄭、王肅三家優劣，而偏向于王肅。
陳統又難孫毓，申鄭玄。
直到南北朝，各家聚訟不已。
然《毛詩鄭箋》，國學置博士，世所遵用。
梁世崔靈恩集諸家之說為《毛詩集注》二十四卷，此外又有沈重等七家為《毛詩義》，到唐代還流傳其書。
又東吳人陸玑，著《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這本書到今天還有參考價值。
《周禮》：《三禮》中，《周禮》較為晚出，鄭玄《六藝論》謂亦得自孔氏壁中。
王莽時，曾列《周禮》于學官。
東漢時，鄭興、鄭衆父子，賈逵，馬融，皆作《周禮解诂》。
馬融傳鄭玄，鄭玄作《周禮注》，最稱通洽。
曹魏時，王朗有《周官傳》，朗子王肅有《周禮注》，肅注多與鄭玄抵牾。
東晉時，幹寶有《周禮注》十三卷。
宋元嘉中複立國子學，《周禮》鄭氏注置國子助教，列于學官。
西魏仿《周禮》行六官，盧辯、辛彥之等都對《周禮》有較深的研究。
後梁有沈重，撰《周官義疏》四十卷，北周特地把沈重從江陵請到長安，講授《三禮》。
北齊有熊安生，亦以禮學名家，北周武帝滅齊之初，親到熊安生家訪問，可見當時政府對《三禮》的研究的重視。
《儀禮》：東漢時有鄭玄注《儀禮》十七卷。
曹魏時，王肅亦嘗注《儀禮》。
後梁時，沈重為《儀禮義疏》。
但是王、沈二家之書，傳習不多。
宋元嘉國子學，《儀禮》鄭氏注置國子助教。
《喪服》是《儀禮》中的一篇，魏晉南北朝論《喪服》的著述特别多，清人章宗源在《隋書經籍志考證》裡，著錄有七十一家之多。
講《喪服》的單篇著述，收在《晉書》和《宋書》志裡，以及《通典·禮典》裡的，還不計算在内。
讨論喪服的等差區别，主要是根據親疏、尊卑等等來決定的。
當時的世家大族，标榜自己門第族望特别優越，在宗族之内則分别親疏，在親戚婚對之間更重視門第，使士庶的界限劃分得非常清楚。
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喪服》規定，外孫或外甥替外祖父母或舅父服喪五月（大功），但是有個前提條件，那個外祖父母或舅父必須是世家大族，世家大族的外孫或外甥才肯替他們戴孝；如果外祖父母或舅父是寒門庶族，就别想世家大族的外孫或外甥來替他們戴孝。
魏晉南北朝人講究《喪服》，比漢代經師講得更精細，也更煩瑣，為世家大族特殊權益服務的階級性十分突出。
《禮記》：漢代有戴聖傳《禮記》四十九篇，時稱戴聖為小戴，因此這部《禮記》世稱為《小戴禮》。
東漢時，馬融、盧植加以整理，鄭玄又根據馬、盧的定本，加以注釋，就是今天流傳的鄭玄注《禮記》二十卷本。
曹魏時，王肅注《禮記》三十卷。
宋元嘉國子學置鄭玄注《禮記》國子助教。
梁時有國子助教皇侃撰《禮記義疏》五十卷，後梁有沈重撰《禮記義疏》四十卷，北朝周齊間有熊安生撰《禮記義疏》，并行于世。
《大戴禮記》：漢代有戴德傳《禮記》八十五篇，時稱戴德為大戴，因此這部《禮記》世稱為《大戴禮記》。
西魏、北周間人盧辯，“以《大戴禮》未有解诂，辯乃注之。
其兄景裕為當時碩儒，謂辯曰：&lsquo昔侍中（指他們的祖先盧植）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修矣&rsquo”（《周書·盧辯傳》）。
《大戴禮記》注本，這算是第一部。
《春秋左氏傳》：漢初，張蒼、賈誼傳《左氏傳》，但未立學官。
至平帝時，始立《左氏傳》博士于學官。
東漢光武建武中，以李封為《左氏》博士，置博士官就是在國學中特設一個講座。
李封死後，許多蔽陋的學官，公開反對《左氏》置博士，因此這個講座就被撤銷了。
到了和帝永元十一年（公元99年），經鄭興、鄭衆父子力争，遂在學官裡，複置《左氏傳》博士。
東漢明帝永平（公元58&mdash75年）中，賈逵著《春秋左氏解诂》三十卷，其後服虔又著《春秋左氏傳解誼》三十卷，并行于世。
公羊家經師何休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梁廢疾》，企圖擡高《公羊傳》，貶低《左傳》、《梁傳》。
鄭玄著《發墨守》、《針膏肓》、《起廢疾》，針鋒相對地與何休進行争論。
經過這次争論，學者争相傳習《左氏傳》，“自是《左氏》大盛”（《經典釋文》卷1）。
西晉時，杜預撰《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專取丘明之傳，以釋《春秋》之經；又著《春秋釋例》十五卷，成為一家之言。
東晉南朝時，服虔、杜預二家《左傳》注，并立學官。
當時人對杜預這部書評價特别高，如南齊永明（公元483&mdash493年）時領國子博士陸澄寫信給尚書令王儉，提到“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并貴後生。
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奪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違。
又《釋例》之作，所弘惟深”。
王儉複書說：“元凱（杜預字）注《傳》，超邁前儒，若不列學官，其（指學官）可廢矣”（《南齊書·陸澄傳》）。
可見他二人對這部書都很推重。
梁朝有沈文阿撰《春秋左氏經傳義略》二十五卷，全書尚未完成；入陳有王元規又撰《春秋左氏傳義略》十卷，以續沈文阿之書。
北朝的經師，比較相信漢學，因此有很多人研究賈逵、服虔的《左傳》注，傳習杜預《集解》的人不多。
《公羊傳》：東漢時，何休注《公羊傳》，名《春秋公羊解诂》，凡十一卷。
晉至南朝，列于學官。
東晉時，王期注《春秋公羊經傳》十三卷，孔衍撰《春秋公羊傳集解》十四卷。
《梁傳》：曹魏時，有糜信注《春秋梁傳》十二卷。
東晉時，學官置《梁傳》博士，即用糜信注。
孔衍撰《春秋梁傳集解》十四卷；徐邈注《春秋梁傳》十二卷；又範甯撰《春秋梁傳集解》十二卷，号稱赅洽。
宋元嘉中，顔延之為國子祭酒，《梁傳》置助教，仍用糜信注，益以範甯集解。
南齊時，陸澄緻書王儉，以為《梁》劣于《公羊》，注又不善，糜信、範甯不足兩立。
王儉複信，同意了陸澄的看法，存糜略範，學官單用糜信注來講授。
《孝經》：相傳有鄭玄注，但《鄭志》及《中經簿》并無著錄。
南齊陸澄亦雲：“世有一《孝經》，題為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
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南齊書·陸澄傳》）。
可見他也懷疑不是鄭玄的著作。
到了隋劉炫，又僞造《古文孝經》，于是《孝經》也有今文與僞古文的分别。
魏晉南北朝人注《孝經》的很多，梁皇侃還撰有《孝經義疏》三卷。
唐玄宗時，令群儒論定《孝經》真僞，劉知幾主古文（僞古文），司馬貞主今文，最後今文行而古文（僞古文）廢，并以玄宗禦注名義頒行《孝經正義》，即今通行本《孝經》。
玄宗禦注《孝經》行而鄭注亡。
今世所傳鄭注，系自日本傳來，清人阮元認為是僞中之僞，尤不可信。
又今所傳孔安國注《古文孝經》，亦自日本傳來，阮元亦認為荒誕不可信據。
《論語》：西漢時傳《論語》者有三家：《魯論語》，魯人所傳；《齊論語》，齊人所傳；《古論語》，出自孔氏壁中。
東漢時，鄭玄以《魯論》為主，并參考《齊論》、《古論》，為之注。
魏正始（公元240&mdash248年）中，“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安國、包鹹、周氏、馬融、鄭玄、陳群、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為《集解》”（《經典釋文》卷1）。
這就是何晏的《論語集解》十卷。
由于何晏是清談钜子，随着玄學的發展，他的注本也盛行于世。
東晉南北朝時，鄭玄、何晏兩家所注《論語》，并立于學官。
魏晉間人注《論語》者，有十多家。
東晉時，江熙又集衛、郭象、江淳、範甯、王珉等十三家之說，為《論語集解》十卷。
梁朝皇侃撰《論語義疏》十卷，專以何晏《集解》為主，而兼采江熙所集衛、郭象等十三家之說，援證精博，為當時所稱。
《爾雅》：西漢時有犍為文學（佚名）注，東漢時有樊光、李巡等注《爾雅》。
至東晉，郭璞又作《爾雅》注三卷。
郭璞“洽聞強識，詳悉古今”（《經典釋文》），因此他注的這一部書，受到後世的重視。
文字訓诂之學，在這一時期，除郭璞《爾雅》注以外，還有不少著作，陳顧野王著《玉篇》三十一卷，最為博洽。
漢許慎撰《說文解字》，收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魏李登撰《聲類》十卷，收采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晉呂忱撰《字林》七卷，收采一萬二千八百餘字；北魏陽承慶撰《字統》二十一卷，收采一萬三千七百三十四字；至《玉篇》成書，收采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六字，超過了前人的著作。
文字符号的不斷增多，标志着生産力的發展，人們知識面的開拓。
聲韻反切之學，在這一時期，也取得突出的成就。
從東漢末年起，中土文士受到梵音拼音方法的影響，開始創反切來注字音。
孫炎的《爾雅音義》八卷，就是采用反切來注《爾雅》字音的。
三國以後，反切更為盛行，高貴鄉公不解反切，至當時以為怪異。
魏李登《聲類》，分所收之字為宮、商、角、徵、羽五部。
西晉呂靜《韻集》六卷，又按宮、商、角、徵、羽分卷，并立韻部。
齊梁時代，文士追求聲律，特别講究音韻之學。
當時周著《四聲切韻》，“字皆有紐，紐有平上去入之異”（《封氏聞見記》卷2）。
沈約著《四聲韻譜》，一時文士，鹹取準則。
在北朝，李概撰《音譜》四卷，陽休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