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反佛教的鬥争與範缜的無神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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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佛教思想的先驅 有鬼論與無鬼論,神不滅論與神滅論的論争,本質上就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兩種思想的鬥争。

    東漢以來,在唯物主義戰線上,就有不少優秀的戰士如桓譚、王充等,他們都堅持着無神論的主張。

    魏晉以後,宗教氣氛彌漫全國,無神論者便不懈地展開反對宗教神學的鬥争。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遙西北)人,仕東晉官至秘書監。

    他非常博學,著有《魏氏春秋》、《晉陽秋》,是當時著名的曆史學家。

    又善于言名理,連著名玄學家殷浩都無法難倒他。

    當時有羅含,著《更生論》,主要論據是:“善哉!向生(向秀)之言曰:&lsquo天者何?萬物之總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

    &rsquo因此以談,今萬物有數,而天地無窮。

    然則無窮之變,未始出于萬物。

    萬物不更生,則天地有終矣。

    天地不為有終,則更生可知矣。

    ”羅含從這一論點出發,認為人的精神可以離開肉體而存在,而且是“聚散隐顯,環轉于無窮之塗”(《弘明集》卷5)。

    孫盛不同意羅含的這種唯心主義看法,在他給羅含的信中,說:“吾謂形既粉散,知〔神〕亦如之,紛錯混淆,化為異物。

    ”(《弘明集》卷5《與羅君章書》)他明确地主張神随形滅,用神滅思想批判了神不滅思想。

     戴逵,字安道,谯郡縣(今安徽濉溪縣)人。

    “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

    ”(《晉書·隐逸·戴逵傳》)青年時,東晉宗室太宰武陵王司馬聽說他善于鼓琴,派人去招他,他對來人把自己的琴磕破,說:“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他一直隐居在會稽剡中(今浙江嵊州),不肯做官。

    東晉孝武帝太元二十年(公元395年)病卒,年約六十歲。

    戴逵因為是名畫家,所以他經常畫佛像,并和當時名僧慧遠等有來往,可是他并不相信因果報應之說。

    在他的《釋疑論》中有這樣的說法:“堯、舜大聖,朱(丹朱,堯子)、均(商均,舜子)是育;瞽叟(舜父)下愚,誕生有舜;顔回大賢,早夭絕嗣;商臣(即楚穆王,弑父代立)極惡,令胤克昌(楚莊王即楚穆王子);&hellip&hellip比幹忠正,斃不旋踵;張湯酷吏,七世珥貂(子孫七代都做大官)。

    ”“又有束脩履道,言行無傷,而天罰人楚(苦),百羅備嬰;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報榮貴,子孫繁熾。

    ”他舉了這一系列事實,說明好人得不到好報,而惡人也并沒有得到惡報,因此他認為因果報應之說,是沒有根據的。

    他在《答周居士難釋疑論》中說:如果認為有“冥司”之說,可以“祈驗于冥中”的話,那麼冥司應該像陽間理國治家一樣,“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必罰”。

    “積善之家,被餘慶于後世;積不善之家,流殃咎乎來世”。

    可是事實卻不然,“或惡深而莫誅,或積善而禍臻;或履仁義而亡身,或行肆虐而降福。

    豈非無司(冥司)而自有分命乎?”可見戴逵是不承認有所謂陰司地獄的。

    戴逵又在《流火賦》裡這樣說:“火憑薪以傳焰,人資氣以享年,苟薪氣之有歇,何年焰之恒延。

    ”(《初學記》卷25引)也認為薪盡火滅,人死神滅。

    可惜他的作品保留下來的不多,無法窺知其詳了。

     由于時代的局限和階級的局限,戴逵雖不信因果報應說,但認為“聖人之救其弊,因神道以設教”(《釋疑論》),因果報應說“故是勸教之言”(《答周居士難釋疑論》),他并沒有決心把它根本推翻掉。

    同時,他雖不信因果報應說,卻認為人的善惡,都是由“分命”決定的,“分命原定于冥初(出生之前)”,人的“窮達善惡,愚智壽夭,無非分命”(《答周居士難釋疑論》)。

    這樣,他的宿命論思想,就給唯心主義保留了地盤。

     何承天(公元370&mdash447年),東海郯城(今山東郯城)人。

    劉宋時官至國子博士、禦史中丞。

    承天學問赅博,尤精于天文曆數之學,宋初的《元嘉曆》,就是由他撰定的。

    由于他在自然科學方面,有較大的成就,這對他無神論思想的發展,有一定影響。

     南朝宋文帝元嘉(公元424&mdash453年)初年,有釋慧琳著《均善論》,假設白學先生和黑學道士的對答(因此也稱《白黑論》),從側面對佛教進行了批評,如說佛教“叙地獄則民懼其罪,敷天堂則物歡其福”。

    “美泥洹(涅)之樂,生耽逸之心;贊法身之妙,肇好奇之心。

    近欲未免,遠利又興。

    ”又說:“施一以邀百倍”,“永開利競之俗”。

    并指出佛教反而不及“周、孔敦俗”和老莊“謹守性分”(《宋書·天竺迦毗黎國傳》引)。

    慧琳在最後雖然也認為儒、釋可以“殊塗同歸”,但這篇論文的基本傾向,卻是暴露佛教的缺點多,肯定佛教的優點少。

    以一個僧侶而寫這樣一篇論文,當時全體僧侶自然要認為是異端而加以排斥和圍攻了。

    何承天卻是站在慧琳這一立場方面的,因此把這篇論文寄給宗炳看,并征求他的意見。

     為什麼何承天要把《均善論》寄給宗炳看呢?因為宗炳是當時極為佞佛的名士,他曾著有《明佛論》,亦名《神不滅論》。

    宗炳這篇論文的主要論點是:“精神不滅,人可成佛,心作萬有,諸法皆空,宿緣綿邈,億劫乃報”(《弘明集》卷2)。

    他又說:“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矣。

    若資形以造,随形以滅,則以形為本,何妙以言乎?夫精神四達,并流無極,上際于天,下盤于地”,形雖滅而神不滅。

    他宣揚佛性學說,說“無身而有神,法身之謂也”。

    并說:“法身無形,普入一切。

    ”因為戴逵在《釋疑論》裡有瞽叟生舜,舜生商均,怎樣來解釋因果報應的說法。

    宗炳就用神不滅學說來牽強附會,大放厥詞,認為神(靈魂)有粗妙之分,“随緣遷流”,永恒不滅。

    “今雖舜生于瞽,舜之神也,必非瞽之所生;則商均之神,又非舜之所育。

    生育之前,素有粗妙矣。

    既本立于未生之先,則知不滅于既死之後矣。

    ”何承天把慧琳的《均善論》抄給這樣一個佛教徒看,要求他表明自己的态度。

    宗炳雖然複信,表示不同意慧琳“周、孔疑而不辨,釋氏辨而不實”的說法,并再度表示他不能接受身死神滅的觀點(見《弘明集》卷3宗炳《答何衡陽書》)。

     何承天就圍繞《均善論》所提出的問題,和宗炳展開了争論。

    他首先批駁了宗炳“人形至粗,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的說法。

    認為“形神相資,古人譬以薪火。

    薪弊火微,薪盡火滅。

    雖有其妙,豈能獨傳”(《弘明集》卷3何承天《答宗居士書》)。

    并表示自己對因果報應的看法,說佛教徒“若唯取信天堂地獄之說,因緣不滅之驗,抑情菲食,盡勤禮拜,庶幾蔭羅帳之蓋,升彌镫之座,淳于生所以大谑也”(《答宗居士書》)。

     何承天在他所著《達性論》裡,又駁斥了佛教的輪回學說。

    他認為“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于更受形(更受人形)哉”(《弘明集》卷4)。

    這是說,人的生死,好比草木的枯榮,四季的更替,一旦身死神散,怎會轉生來世呢?在《報應問》中,他說:“夫欲知日月之行,故假察于璇玑(古代觀察天文的儀器);将申幽冥之信,宜取符于見事。

    故鑒燧懸而水火降,雨宿離而風雲作,斯皆遠由近驗,幽以顯著者也。

    ”他從研究自然科學的實踐精神出發,批駁了因果報應說的荒唐無稽。

    他還以人所共知的自然現象為例,說:“夫鵝之為禽,浮清池,咀春草,衆生蠢動,弗之犯也;而庖人執焉,鮮有得免刀俎者。

    燕翻翔求食,唯飛蟲是甘;而人皆愛之,雖巢幕而不懼。

    ”意思是說,鵝浮遊于池塘,與人無争,而難免死于刀俎之下;燕以昆蟲為食,卻得到人們的愛護。

    “是知殺生者無惡報,為福者無善應。

    ”他進一步诘問道:“若謂燕非蟲不甘,故罪所不及;民食刍豢(家畜),奚獨嬰辜(受罪)。

    ”(《廣弘明集》卷20)何承天以淺顯生動的道理批判了因果報應說,豐富了當時的反佛教神學思想。

     但是何承天還不敢徹底地否認鬼神。

    例如說:“昔人以鬼神為教,乃列于典經,布在方策。

    鄭僑(子産)、吳劄(季劄),亦以為然。

    ”(《弘明集》卷4《重答顔光祿》)“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聖王所以為教,初不昧其有也。

    ”(《答宗居士書》)“餘謂佛經但是假設權教,勸人為善耳。

    ”(《報應問》)他雖然駁斥了佛教因果報應、輪回轉世之說,但對神道設教用以麻醉人民的根本思想,卻仍然采取一種存而不論的态度。

    他同人家讨論神滅、神不滅問題的時候,又曾提道:“夫神魄惚,遊魂為變,發揚凄怆,亦于何不之。

    ”(《弘明集》卷4《答顔光祿》)這也說明由于何承天和傳統思想沒有完全決裂,他的無神論學說,就無法前進一步了。

     《後漢書》著者範晔,也是無神論者。

    他也認為“死者神滅”,“天下決無佛鬼”(《宋書·範晔傳》)。

    到他将要被殺的時候,痛恨徐湛之出賣他,對人說:“當相訟地下。

    ”人們因此譏笑範晔主張神滅學說不徹底。

    其實這不過是一句氣話。

    可惜範晔在無神論方面的作品,沒有被保存下來。

     劉峻(公元462&mdash521年),字孝标,原籍平原(今山東平原南),祖昶,渡河移居北海都昌(時都昌寄治青州,今山東青州)。

    父璇之,流寓江南。

    孝标生期月而父卒,其母攜孝标返青州。

    不久,北魏攻陷青州,青齊民戶多被俘作牲口,稱為平齊戶。

    孝标時年八歲,亦被掠為奴。

    後雖為中山富人贖出,但又被徙往平城,“貧不自立,與母并出家為尼、僧,既而還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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