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反佛教的鬥争與範缜的無神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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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史·劉懷珍傳從弟峻附傳》）。
“峻好學，家貧，寄人庑下，自課讀書。
”（《梁書·文學·劉峻傳》）到了南齊永明（公元483&mdash493年）中，才從平城逃歸江南。
他讀書非常用功，“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當時人稱他為“書淫”。
“于是博極群書，文藻秀出。
”可是受到當時世家大族的排擠，他嘗求為齊竟陵王蕭子良的幕僚，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許。
後來梁武帝招引文學之士，因為劉孝标為人率真，“不能随俗沉浮”，梁武帝“頗嫌之，故不仕用”。
此後他就退居東陽（今浙江金華）講學，普通二年病死。
劉孝标一生的遭際，是非常坎坷不平的，他的《辨命論》和《自序》，就是表達他對自己遭際的憤慨。
劉孝标在《辨命論》裡說：“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
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
生之無亭毒（長養）之心，死之豈虔劉（殺害）之志。
墜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
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确乎純乎，一化而不易。
化而不易，則謂之命。
命也者，自天之命也。
定于冥兆，終然不變。
”劉孝标所說的自然之命，如果譯成今天的話，帶有一種機械的必然法則的性質。
他認為這一法則，“鬼神不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
”劉孝标強調客觀的必然性到了機械的必然法則程度，認為人的主觀在它面前，完全喪失能動的作用，所以他說“鹹得之于自然，不假道于才智”，因而不能不慨歎“士之窮通，無非命也”。
他認為“伍員浮屍于江流，三闾（屈原）沉骸于湘渚”，以及賈誼、桓譚、馮衍之徒，“皆擯斥于當年，韫奇才而莫用”，“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這種現象，除了用自然之命來解釋外，就無法予以說明。
當時世家大族把持政權，“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
在“薰（香草）莸（臭草）不同器，枭（惡鳥）鸾（仁鳥）不接翼”的情況下，必然使得“渾敦（古代傳說中的糊塗人）、杌（古代傳說中的惡人），踵武于雲台之上（相繼做大官）；仲容、庭堅（古代傳說中的有才德的人），耕耘于岩石之下”。
由于曆史條件的限制，劉孝标隻能把這種現象歸之于自然的命運了。
他還提到在北朝，當時的拓跋貴族，“居先王之桑梓，竊名号于中縣。
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宇。
種落繁熾，充神州”。
無數漢族平民，則被掠作奴婢，劉孝标本身就是經曆過這種境地的，他不禁感歎說：“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因果報應，又在哪裡？于是他批駁了報應說：“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
蕩蕩上帝，豈如是乎？”他不相信有上帝在主宰着善惡。
劉孝标和戴逵一樣，有定命論的傾向，他說：“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
”所不同于戴逵的是，他說：“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
”認為人的愚智善惡，與自然之命無關，而“在于所習”。
東漢王充說過：“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
習善而為善，習惡而為惡也。
”（《論衡·本性篇》）劉孝标傾向于王充的這種主張。
所以他又說：“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
”他并且舉子路和楚穆王二人為例，“季路學于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于潘崇，成殺逆之禍（指商臣謀于潘崇，殺其父楚成王）”。
可見善沒有産生善果，惡也沒有得到惡報，“而商臣之惡，盛業光于後嗣；仲由（即子路）之善，不能息其結纓（子路結纓而死）”。
這樣，他就得出這麼一個結論，“斯則邪正由于人，吉兇在乎命也”。
意思是說，貴賤吉兇決定于自然之命，為善作惡卻是事在人為。
因此他一方面批駁了因果報應說，一方面又鼓勵自己努力去做好事，“善人為善，焉有息哉！” 劉孝标所說的自然之命，比起戴逵的宿命論來是前進了一步。
但是他雖然批判了“福善禍淫”的宿命論，卻又陷入了“吉兇在乎命”的宿命論。
他在《自序》中，說自己“魂魄一去，将同秋草”，這又說明他把精神看作某種可以離開形體的特殊物質。
他同在他以前的無神論者一樣，都不能把神滅思想堅持到底。
範缜的唯物主義與無神論思想 範缜，字子真，約生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約卒于梁武帝天監十四年（公元515年）。
祖先原籍順陽南鄉（今河南淅川）。
六世祖汪，東晉初渡江，遂流寓江南。
範缜祖父範璩之，宋中書郎；父範，早死。
缜少孤貧，刻苦勤學，二十歲以前，到當時的名儒劉那裡去聽講。
劉那裡有不少學生是世族子弟，“多車馬貴遊”。
範缜“芒布衣，徒行于路”，毫無愧色。
“及長，博通經學，尤精三《禮》。
”“性質直，好危言高論”（《南史·範雲傳從兄缜附傳》），不畏權威，從青年時代就表現出戰鬥的性格來了。
範缜仕齊為尚書殿中郎，時齊司徒竟陵王蕭子良開西邸，盛招賓客，當時名士蕭衍（即後來的梁武帝）、沈約、謝朓、王融、蕭琛、範雲、任昉、陸等八人為西邸上客，号稱“八友”。
範缜亦在子良的延攬之列。
竟陵王蕭子良是以佞佛出名的，範缜雖是西邸的賓客，但他卻不相信因果報應說，因此引起了争論。
《梁書·儒林·範缜傳》稱： 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缜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随風而堕，自有拂簾幌墜于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于溷糞之側。
堕茵席者，殿下（指子良）是也；落糞溷者，下官（缜自謂）是也。
貴賤雖複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
範缜在這一段對答裡，明白地說人生的富貴貧賤，隻是偶然的際遇，否定了佛家的因果報應說。
為了進一步闡明他的觀點，他就開始撰寫他的《神滅論》。
《神滅論》初稿寫成以後，史稱“朝野喧嘩，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
當時有一個佛教信徒世族大地主太原王琰寫文章攻擊範缜，說：“嗚呼範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
”想一下子把範缜罵倒。
範缜針鋒相對地說：“嗚呼王子！知其先祖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駁得王琰啞口無言。
蕭子良又派王融去對範缜說：“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
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剌為此，可便毀棄之。
”缜大笑說：“使範缜賣論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書郎邪！”（《南史·範雲傳從兄缜附傳》）範缜這種不肯妥協，堅持真理的精神，充分表現出唯物主義者的堅強性格。
齊建武（公元494&mdash497年）中，範缜由尚書殿中郎轉為領軍府長史；不久，又出為宜都（郡治夷道，今湖北宜都）太守。
範缜不相信佛，當然也不相信有鬼神，當時夷陵（今湖北宜昌市）有許多神廟，缜下令禁毀，不許奉祀。
梁武帝稱帝，因為同範缜是西邸的舊友，所以任命他做晉安（郡治侯官，今福建福州市）太守。
南朝的世族是把擔任刺史、太守當作發财機會的，範缜卻“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說明他是比較清廉的官吏。
不久，梁朝又内調範缜為尚書左丞。
到了梁武帝天監四年（公元505年），因事谪徙廣州，過了一二年，又追還為中書郎、國子博士（約在天監六年以後）。
梁武帝是最為佞佛的皇帝，他在做皇帝以後的第三年（天監三年）下了一道诏令： 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為邪道。
朕舍邪外，以事正内。
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菩提心。
&hellip&hellip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僞就真，舍邪入正（《廣弘明集》卷4）。
這道诏令，無異正式宣布佛教為國教。
一時佞佛的氣氛，彌漫全國。
而範缜卻在這時把他的《神滅論》修訂定稿，在親友之間流傳開來。
如果讓範缜這篇論文廣泛流傳開來，對封建統治階級的威脅是很大的。
因此由大僧正（最高僧官，總管全國僧侶）法雲出面，上書梁武帝說：“中書郎順陽範轸（缜）著《神滅論》，群僚未詳其理，先以奏聞”（《續高僧傳》卷6《梁揚都光宅寺沙門釋法雲傳》）。
提醒梁武帝利用皇帝的威勢來壓服範缜。
這時梁王朝建立不久，政權尚未穩定，梁武帝為了加強思想統治，就對範缜發動圍攻。
他先發布了一道敕旨，開頭還裝作允許範缜從學術上來進行自由讨論的樣子，他說：“欲談無佛，應設賓主，标其宗旨，辨其長短，來就佛理以屈佛理，則有佛之義既踬，神滅之論自行。
”可是接着他就斥責範缜：“違經背親，言語可息。
神滅之論，朕所未詳。
”（《弘明集》卷10梁武帝《敕答臣下神滅論》）結果還是給範缜扣上“違經背親”的大帽子。
這正好說明梁武帝不是真正想讨論神滅、神不滅的問題，而是想用政治力量把神不滅思想壓下去。
大僧正法雲體會梁武帝的意旨，把梁武帝的敕旨抄寫了很多份，遍送當時王公朝貴，鼓動他們圍攻範缜。
當時王公朝貴六十二人都采用信劄的形式來答複法雲，表示對神滅學說的反對态度（見《弘明集》卷10）。
信劄的内容，如沈約在複信中說：“神本不滅，久所伏膺。
神滅之談，良用駭惕！”王泰在複信中說：“一日曲蒙燕私，預聞範中書有形神偕滅之論，斯人徑，不近人情。
”這六十二封複信，隻是附和梁武帝的敕旨，責罵範缜，談不
“峻好學，家貧，寄人庑下，自課讀書。
”（《梁書·文學·劉峻傳》）到了南齊永明（公元483&mdash493年）中，才從平城逃歸江南。
他讀書非常用功，“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當時人稱他為“書淫”。
“于是博極群書，文藻秀出。
”可是受到當時世家大族的排擠，他嘗求為齊竟陵王蕭子良的幕僚，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許。
後來梁武帝招引文學之士，因為劉孝标為人率真，“不能随俗沉浮”，梁武帝“頗嫌之，故不仕用”。
此後他就退居東陽（今浙江金華）講學，普通二年病死。
劉孝标一生的遭際，是非常坎坷不平的，他的《辨命論》和《自序》，就是表達他對自己遭際的憤慨。
劉孝标在《辨命論》裡說：“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
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
生之無亭毒（長養）之心，死之豈虔劉（殺害）之志。
墜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
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确乎純乎，一化而不易。
化而不易，則謂之命。
命也者，自天之命也。
定于冥兆，終然不變。
”劉孝标所說的自然之命，如果譯成今天的話，帶有一種機械的必然法則的性質。
他認為這一法則，“鬼神不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
”劉孝标強調客觀的必然性到了機械的必然法則程度，認為人的主觀在它面前，完全喪失能動的作用，所以他說“鹹得之于自然，不假道于才智”，因而不能不慨歎“士之窮通，無非命也”。
他認為“伍員浮屍于江流，三闾（屈原）沉骸于湘渚”，以及賈誼、桓譚、馮衍之徒，“皆擯斥于當年，韫奇才而莫用”，“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這種現象，除了用自然之命來解釋外，就無法予以說明。
當時世家大族把持政權，“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
在“薰（香草）莸（臭草）不同器，枭（惡鳥）鸾（仁鳥）不接翼”的情況下，必然使得“渾敦（古代傳說中的糊塗人）、杌（古代傳說中的惡人），踵武于雲台之上（相繼做大官）；仲容、庭堅（古代傳說中的有才德的人），耕耘于岩石之下”。
由于曆史條件的限制，劉孝标隻能把這種現象歸之于自然的命運了。
他還提到在北朝，當時的拓跋貴族，“居先王之桑梓，竊名号于中縣。
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宇。
種落繁熾，充神州”。
無數漢族平民，則被掠作奴婢，劉孝标本身就是經曆過這種境地的，他不禁感歎說：“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因果報應，又在哪裡？于是他批駁了報應說：“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
蕩蕩上帝，豈如是乎？”他不相信有上帝在主宰着善惡。
劉孝标和戴逵一樣，有定命論的傾向，他說：“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
”所不同于戴逵的是，他說：“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
”認為人的愚智善惡，與自然之命無關，而“在于所習”。
東漢王充說過：“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
習善而為善，習惡而為惡也。
”（《論衡·本性篇》）劉孝标傾向于王充的這種主張。
所以他又說：“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
”他并且舉子路和楚穆王二人為例，“季路學于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于潘崇，成殺逆之禍（指商臣謀于潘崇，殺其父楚成王）”。
可見善沒有産生善果，惡也沒有得到惡報，“而商臣之惡，盛業光于後嗣；仲由（即子路）之善，不能息其結纓（子路結纓而死）”。
這樣，他就得出這麼一個結論，“斯則邪正由于人，吉兇在乎命也”。
意思是說，貴賤吉兇決定于自然之命，為善作惡卻是事在人為。
因此他一方面批駁了因果報應說，一方面又鼓勵自己努力去做好事，“善人為善，焉有息哉！” 劉孝标所說的自然之命，比起戴逵的宿命論來是前進了一步。
但是他雖然批判了“福善禍淫”的宿命論，卻又陷入了“吉兇在乎命”的宿命論。
他在《自序》中，說自己“魂魄一去，将同秋草”，這又說明他把精神看作某種可以離開形體的特殊物質。
他同在他以前的無神論者一樣，都不能把神滅思想堅持到底。
範缜的唯物主義與無神論思想 範缜，字子真，約生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約卒于梁武帝天監十四年（公元515年）。
祖先原籍順陽南鄉（今河南淅川）。
六世祖汪，東晉初渡江，遂流寓江南。
範缜祖父範璩之，宋中書郎；父範，早死。
缜少孤貧，刻苦勤學，二十歲以前，到當時的名儒劉那裡去聽講。
劉那裡有不少學生是世族子弟，“多車馬貴遊”。
範缜“芒布衣，徒行于路”，毫無愧色。
“及長，博通經學，尤精三《禮》。
”“性質直，好危言高論”（《南史·範雲傳從兄缜附傳》），不畏權威，從青年時代就表現出戰鬥的性格來了。
範缜仕齊為尚書殿中郎，時齊司徒竟陵王蕭子良開西邸，盛招賓客，當時名士蕭衍（即後來的梁武帝）、沈約、謝朓、王融、蕭琛、範雲、任昉、陸等八人為西邸上客，号稱“八友”。
範缜亦在子良的延攬之列。
竟陵王蕭子良是以佞佛出名的，範缜雖是西邸的賓客，但他卻不相信因果報應說，因此引起了争論。
《梁書·儒林·範缜傳》稱： 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缜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随風而堕，自有拂簾幌墜于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于溷糞之側。
堕茵席者，殿下（指子良）是也；落糞溷者，下官（缜自謂）是也。
貴賤雖複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
範缜在這一段對答裡，明白地說人生的富貴貧賤，隻是偶然的際遇，否定了佛家的因果報應說。
為了進一步闡明他的觀點，他就開始撰寫他的《神滅論》。
《神滅論》初稿寫成以後，史稱“朝野喧嘩，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
當時有一個佛教信徒世族大地主太原王琰寫文章攻擊範缜，說：“嗚呼範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
”想一下子把範缜罵倒。
範缜針鋒相對地說：“嗚呼王子！知其先祖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駁得王琰啞口無言。
蕭子良又派王融去對範缜說：“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
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剌為此，可便毀棄之。
”缜大笑說：“使範缜賣論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書郎邪！”（《南史·範雲傳從兄缜附傳》）範缜這種不肯妥協，堅持真理的精神，充分表現出唯物主義者的堅強性格。
齊建武（公元494&mdash497年）中，範缜由尚書殿中郎轉為領軍府長史；不久，又出為宜都（郡治夷道，今湖北宜都）太守。
範缜不相信佛，當然也不相信有鬼神，當時夷陵（今湖北宜昌市）有許多神廟，缜下令禁毀，不許奉祀。
梁武帝稱帝，因為同範缜是西邸的舊友，所以任命他做晉安（郡治侯官，今福建福州市）太守。
南朝的世族是把擔任刺史、太守當作發财機會的，範缜卻“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說明他是比較清廉的官吏。
不久，梁朝又内調範缜為尚書左丞。
到了梁武帝天監四年（公元505年），因事谪徙廣州，過了一二年，又追還為中書郎、國子博士（約在天監六年以後）。
梁武帝是最為佞佛的皇帝，他在做皇帝以後的第三年（天監三年）下了一道诏令： 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為邪道。
朕舍邪外，以事正内。
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菩提心。
&hellip&hellip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僞就真，舍邪入正（《廣弘明集》卷4）。
這道诏令，無異正式宣布佛教為國教。
一時佞佛的氣氛，彌漫全國。
而範缜卻在這時把他的《神滅論》修訂定稿，在親友之間流傳開來。
如果讓範缜這篇論文廣泛流傳開來，對封建統治階級的威脅是很大的。
因此由大僧正（最高僧官，總管全國僧侶）法雲出面，上書梁武帝說：“中書郎順陽範轸（缜）著《神滅論》，群僚未詳其理，先以奏聞”（《續高僧傳》卷6《梁揚都光宅寺沙門釋法雲傳》）。
提醒梁武帝利用皇帝的威勢來壓服範缜。
這時梁王朝建立不久，政權尚未穩定，梁武帝為了加強思想統治，就對範缜發動圍攻。
他先發布了一道敕旨，開頭還裝作允許範缜從學術上來進行自由讨論的樣子，他說：“欲談無佛，應設賓主，标其宗旨，辨其長短，來就佛理以屈佛理，則有佛之義既踬，神滅之論自行。
”可是接着他就斥責範缜：“違經背親，言語可息。
神滅之論，朕所未詳。
”（《弘明集》卷10梁武帝《敕答臣下神滅論》）結果還是給範缜扣上“違經背親”的大帽子。
這正好說明梁武帝不是真正想讨論神滅、神不滅的問題，而是想用政治力量把神不滅思想壓下去。
大僧正法雲體會梁武帝的意旨，把梁武帝的敕旨抄寫了很多份，遍送當時王公朝貴，鼓動他們圍攻範缜。
當時王公朝貴六十二人都采用信劄的形式來答複法雲，表示對神滅學說的反對态度（見《弘明集》卷10）。
信劄的内容，如沈約在複信中說：“神本不滅，久所伏膺。
神滅之談，良用駭惕！”王泰在複信中說：“一日曲蒙燕私，預聞範中書有形神偕滅之論，斯人徑，不近人情。
”這六十二封複信，隻是附和梁武帝的敕旨，責罵範缜，談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