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經學與曆史、地理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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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韻略》一卷，都很重視聲韻之學。
顔之推在《顔氏家訓·音辭篇》裡說當時講求聲韻之學，“音韻鋒出”，著作甚多。
但這些著作都雜有方音，“各有土風，遞相非笑”，莫衷一是。
他認為南朝建業，北朝洛陽，這兩處的方言比較近正，因此主張“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核古今，為之折衷”，來制訂一種标準語言。
北周末年至隋開皇初年，顔之推、陸法言、蕭該、盧思道等九人在長安共同商榷音韻之學，認為“古今聲調，既自有别，諸家取舍，亦複不同。
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涉重濁，秦隴則去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
呂靜以下諸家韻書，又“各有乖互”。
“江東取韻，與河北複殊”。
他們因此讨“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選精切，除削疏緩”（陸法言《切韻序》），編制一部标準的韻書。
不久陸法言就在以前讨論的基礎上，“取諸家音韻，古今字書”，并博采衆記，費了二十年的時間，于隋仁壽元年（公元601年），撰成《切韻》五卷。
《切韻》綜合古今南北語言，吸取前人韻書長處，奠定漢字音韻學的基礎，是一部重要的韻書。
從上面的事實看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經學，有其獨特的成就，後世所遵用的注本，如《周易》王弼注，《左傳》杜預集解，《梁》範甯集解，《論語》何晏集解，《爾雅》郭璞注，以及字書《玉篇》，韻書《切韻》，都是這一時期的作品，這也說明當時的經學是在繼續發展中。
南北的學風，本來是略有區别的，所謂“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南人學問，清通簡要”。
“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世說新語·文學篇》）“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
”因此“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
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虔），《尚書》、《周易》則鄭康成。
《詩》則并主于毛公，《禮》則同遵于鄭氏”（《北史·儒林傳》）。
除了《詩》、《禮》南北同遵毛、鄭以外，一般來講，南朝采用魏晉以來的新注多，北朝遵守漢代的舊注多。
因為漢代的舊注，比較煩瑣，所以要說他們“深蕪”、“廣博”；因為魏晉的新注，在當時說來，比較有一些新穎的見解，所以說他們“清通”、“約簡”。
到了隋代，南北統一，南北的學風逐漸合流。
到了唐前期，南北學風更有熔冶于一爐的必要。
因為，統治階級是想靠經學來鞏固封建社會的統治秩序的，如果經師們對儒家經典各持異說，門戶之見甚深，那就會造成思想上的混亂。
唐初的統治者亟亟于統一思想，所以在唐太宗貞觀（公元627&mdash649年）中，诏孔穎達、顔師古、王恭、王琰等撰《五經正義》，同時又有賈公彥也撰成《周禮注疏》、《儀禮注疏》，陸德明撰成《經典釋文》，可以說把漢魏兩晉南北朝以來的經師們研究成果，作了總結性的整理工作，并且把南北學風基本上統一起來了。
這一工作的成功，對此後宋代的經學和清代的樸學，都有一定影響。
正史的修撰 魏晉南北朝時期，私家修史的風氣非常發達，這不是沒有原因的。
第一個原因，在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時候，唯有依賴史書，使民族精神有所發揚，所以修史的同時也含有發揚民族精神的目的在内，這便是當時學者從事撰述的動機之一。
第二個原因，自三國鼎峙，永嘉離亂，十六國雲擾，直至南北分裂，這種長期的戰亂局面，使得官府保留的資料，很容易散失；統治政權在百事廢弛的情況下，也無暇及此，于是就不得不依靠私家的記載。
下面按照曆史時代的順序來叙述修史的經過[1]。
《後漢書》：東漢時，學者奉命在東觀（洛陽宮中殿名，是當時皇家藏書和修史之處）撰述國史，初稱《漢記》，至《隋書·經籍志》乃題為《東觀漢記》。
參加撰述的人很多，先後有班固、劉珍、蔡邕等，始終沒有完稿。
此書有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史料價值相當高，但是它究竟是一部沒有完成的著作。
此後有關後漢的史書，出了不少。
列表如下： 這十三種後漢史，完整地保存到現在的，隻有範晔的《後漢書》、司馬彪的《續漢書》八志和袁宏的《後漢紀》了。
十三家中，據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稱：“後漢紀傳，發源東觀。
袁（山松）、張（瑩）所制，偏駁不倫；薛（瑩）、謝（沈）之作，疏謬少信；若司馬彪之詳實，華峤之準當，則其冠也。
”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論述後漢諸史，除了範晔《後漢書》外，也推重司馬彪、華峤兩家，而且認為“推其所長，華氏居最”。
可是華峤的著作，也并未完成，尤其“遭晉室東徙，三惟一存”，殘阙得很厲害。
所以範書一出，采掇衆家之說，包有諸史之長，而諸史俱廢。
範晔，字蔚宗，順陽人（今河南淅川南）。
宋文帝元嘉中，官至左衛将軍，掌管禁旅，參與機要，後因孔熙先等謀立彭城王劉義康一案牽涉，被殺。
晔任宣城太守時，收集了各家的後漢書，删繁補略，成《後漢書》十紀、八十列傳，最後拟撰十志，合成百卷，十志未成而被殺。
梁劉昭以晔書無志，乃取西晉宗室司馬彪《續漢書》中的八志補之，并為作注，分成三十卷行世。
至北宋時，以續志與範書合刊流行，即今通行本二十四史中的《後漢書》。
袁宏，東晉時人。
他生在範晔之前，所著《後漢紀》，其精華及重要史料，大都被範晔吸收進《後漢書》中去了。
因為《後漢紀》是編年體，簡明易檢，所以仍然流傳下來。
《三國志》：有關三國史的著作，一共有十餘家，列表如下： 續表 這些著作中，陳壽《三國志》為集大成者，故《三國志》出，而衆史皆廢。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人。
少受學于谯周，治《尚書》、《三傳》，銳精《史》、《漢》，初仕蜀漢為東觀秘書郎，散騎黃門侍郎。
入晉後再為著作郎。
撰魏、蜀、吳三書，号《三國志》，時稱良史。
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謂：“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征，疏闊寡要。
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勖〕、張〔華〕比之于遷、固，非妄譽也。
”可見南朝時人對《三國志》的評價，就很高了。
陳壽的《三國志》，固然“高簡有法”（《郡齋讀書志》語），但是終究嫌太簡略。
南朝宋文帝時，中書郎裴松之為之注。
松之“兼采衆書，補注其阙”（《史通·古今正史篇》），書成，于元嘉六年（公元429年）奏上，文帝稱其書為不朽之作。
裴松之在《上＜三國志＞注表》中，提出注書四例。
其一曰：“三國雖曆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約公元184至280年間事），注記紛錯，每多舛互。
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采取，以補其阙。
”其二曰：“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備異聞。
”其三曰：“若乃纰缪顯然，言不附理，則随違矯正，以懲其妄。
”其四曰：“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
”在他的注中，引用的書籍，多至二百十種，差不多有關三國的重要史料，全部在注中保存下來，史料價值，又出陳壽本書之上。
像他這種注《三國志》的方式，與其說是注史，毋甯說是補史。
魏晉故籍，傳世者寡，虧得在裴注中保存了下來，所以裴松之的《三國志》注，是十分值得重視的。
《晉書》：撰晉史者，前後二十餘家，列表如下： 續表 上面所列二十三家中，謝沈、鄭忠、沈約、庾銑之書，至唐初皆已亡佚；習鑿齒所著之《漢晉春秋》，上溯後漢、三國，并不專記晉事，因此專屬晉事者，一共有十八家。
然而這十八家之中，大部分不是以西晉為斷限，便是僅記東晉事，而且很多是未完成的史稿，隻有臧榮緒和蕭子雲兩家之書，紀、錄、志、傳比較完備。
而蕭子雲之書，原來一百零二卷，到了唐初修撰《隋書·經籍志》時，已經殘缺很多，隻剩十一卷了。
所以臧榮緒的《晉書》，在唐初可以說是晉史中最完整的一個本子。
兩晉和十六國，是一個變動極大的時代，碩果僅存的臧榮緒《晉書》尚不能把這一變動極大的時代反映出來，“前後晉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史通·古今正史篇》）。
所以唐太宗在貞觀十八年（公元644年），敕令房玄齡、褚遂良等重撰《晉書》，其實際執筆的則為令狐德棻等人，并有深通律曆的李淳風負責纂修《天文》、《律曆》、《五行》三志。
德棻等以臧榮緒《晉書》為主，采撷正典與雜說數十餘部，兼引十六國書，成《晉書》一百三十卷。
貞觀二十年（公元646年）書成，因為唐太宗親撰宣帝司馬懿、武帝司馬炎二紀和陸機、王羲之二傳的史論，故題其書為“禦撰”。
它的材料，自然又超過臧榮緒《晉書》。
安史之亂以後，臧氏之書又亡，于是比較完善的晉史，就隻有這部唐房玄齡等修撰的《晉書》了。
十六國史：關于十六國的史書，就其可考者，列表如下： 續表 這些北方各族和漢人所建立的短期王國，流傳下來的史書本自不多，所以到了崔鴻的《十六國春秋》行世，其餘單行的十六國諸史就散亡了。
崔鴻，清河崔氏，是北方有名的世家大族。
鴻卒于北魏孝昌（公元525&mdash527年）末年，官至散騎常侍。
北魏正始三年（公元506年），他寫成《十六國春秋》九十五卷，隻有李氏成漢政權的事迹，由于沒有搜集到它的史料，無法動筆。
到了正光三年（公元522年），終于托人從江南搜集到《華陽國志》，于是繼續寫定，合為百卷（附目、叙錄各一卷）。
書成，大行于世。
後來唐史官奉敕撰《晉書》載記及張軌、李等傳，主要就是根據崔鴻的書來編寫的。
可惜崔書到了北宋，已經散亡，現在所流行的《十六國春秋》一百卷，是明朝人從《晉書》以及類書中抄撮而成的；另外清人湯球又有《十六國春秋輯補》。
如果我們現在把《太平禦覽》等類書所引《十六國春秋》，以及《晉書》載記部分，《資治通鑒》所載十六國史部分，搜集在一起，以國别為篇，以年代排比，每條之下，注明它的出處，可能還可以恢複《十六國春秋》的一些原來面目。
十六國史以外，宋段國撰有《吐谷渾記》二卷，記載當時居住在青海一帶少數兄弟民族吐谷渾汗國的曆史。
南北史：宋、齊、梁、陳、魏、齊、周、隋，所謂八代史，現在先将南朝四史列表如下： 續表 這些著作中，宋代的曆史今存沈約《宋書》，齊代的曆史今存蕭子顯《齊書》（後人為區别李百藥的《北齊書》，改名《南齊書》），梁代的曆史今存姚思廉《梁書》，陳代的曆史今存姚思廉《陳書》。
此外，《南史》原本具存。
南朝的四史，以沈約的《宋書》卷帙較大，材料較豐富，紀、志、列傳，體例也較為完備。
沈約在編撰《宋書》時，認為自司馬彪《續漢書》有志以外，《三國志》、《晉書》都沒有志，所以《宋書》的紀、傳雖以劉宋為斷限，而它的志，卻是上起三國、下迄宋季，上繼《續漢志》以彌補陳壽以來史書的缺略，對前朝典章制度多所綜述。
後來唐初纂修《晉書》，除補撰《食貨志》等外，晉志大部分抄自《宋書》，就是這個緣故。
沈約《宋書》是在它以前的徐爰、蘇寶生等的《宋書》基礎上加以擴大整比而成，它的八志，又多因仍何承天等的舊作。
所以沈約雖然在齊武帝永明五年（公元487年）奉诏纂修，到永明六年就成書奏上，可見在奉诏纂修以前，實際已經基本完成，隻是借重奉诏纂修的名義，把它傳寫出來而已。
除沈約《宋書》外，裴子野的《宋略》，是有關劉宋曆史的一部重要著作，由于它是編年體，因此不為後世正統史學界所重視，後來也便散佚了。
唐人許嵩撰《建康實錄》，所述劉宋的曆史，基本上取材于《宋略》。
因此從《建康實錄》中還可窺見《宋略》原本的大概。
蕭子顯以齊高帝的孫子，在梁代啟撰《南齊書》；由子孫執筆來叙述祖宗的事迹，本來是很不容易下筆的，故《南齊書》于高、武之治，事多褒飾；而于齊明帝（蕭鸾）殺高、武子孫諸事，則又奮筆直書。
盡管《南齊書》有這些缺點，但是《南齊書》的八志，所謂“憲章所系”，還是“非老于典故〔者〕不能為”（鄭樵《通志序》）。
《南齊書》的文筆，也是典馴爾雅，僅次《宋書》。
姚思廉的《梁書》、《陳書》，是根據他父親姚察的舊稿，補綴續撰而成的。
陳朝年代短促，事迹不多，姚書所述，已稱詳盡。
梁武享國較久，文物可觀。
當姚氏父子修史事時，蕭韶《梁太清紀》，蕭圓肅《淮海亂離志》，劉璠、何之元《梁典》，劉仲威《梁承聖中興略》等書具存；關于梁代的雜史，流傳至多；甚至敵國的記錄，如魏收《魏書·島夷傳》，也可作為參考。
可是姚思廉撰《梁書》時，對這些材料卻采掇不多，以緻蕭梁一代之史，多所闊略，故南朝四史中，以《梁書》為最弱。
我們今日研究梁事，可以司馬光《資治通鑒·梁紀》來補其不足，因為司馬光編《資治通鑒》時，采錄梁代雜史很多，保存了梁代不少有價值的史料。
關于北史的著作，列表如下： 續表 北朝的曆史著作，今存者有魏收的《魏書》，李百藥的《北齊書》，令狐德棻的《周書》，魏徵領銜修撰的《隋書》，此外還有李延壽的《北史》。
《後魏書》除魏收所撰者以外，隋魏澹的《後魏書》，亦稱名著，可惜唐時已經散佚，現在隻能從《太平禦覽》等類書中見到它的一鱗半爪了。
魏收的書，由于觸犯了某些世家大族，而又谄媚貴臣，書成後議論紛纭，曾被稱為“穢史”。
這部書收集史料相當豐富，尤其諸志中立《官氏志》、《釋老志》、《食貨志》，有不少可取之處。
但其《地形志》隻記東魏武定時的疆域，而對北魏延昌以前的州郡沿革，頗多省略，未免有所不足。
自《北史》流行後，此書殘佚甚多，後人多以《北史》來補阙，有些已不是它原來的面目了。
隋時王劭撰《齊志》，其叙事率直，多記當時口語，最為劉知幾所稱道。
唐李百藥修《北齊書》，猶仍其舊，所以高齊一代的曆史，寫得比較生動，可是《北史》流行後，《北齊書》殘缺過多，後人往往以《北史》及《高氏小史》來補苴殘帙，這是一樁憾事。
《周書》，唐令狐德棻所撰，自《北史》流傳後，《周書》亦日漸湮滅，殘阙者多。
令狐《周書》于宇文諸帝有廟号者皆稱廟号（如世宗、高祖之類），而《北史》于宇文諸帝一律稱谥，故今本《周書》列傳中有述及宇文諸帝而稱谥者，都是《周書》原已散失，後人用《北史》來補足的文字了。
又令狐德棻以宇文周憲章姬周，其軍國詞令，皆準則《尚書》，故在撰寫《周書》時，亦悉用古文筆調，但由于矯枉過正，對當時的口語多所删落，以緻人物形象的描寫，不及《北齊書》那樣生動，這是《周書》的一個缺點。
唐史官修《隋書》，時代相接，故記猶存，因此《隋書》的材料，比較豐富；後來李延壽《北史》記述隋代事，在史料方面很少能夠越出《隋書》之外，即此一端，可見《隋書》的史料價值是相當高的。
唐初再修《晉書》，此外又敕姚思廉撰《梁書》、《陳書》，李百藥撰《北齊書》，令狐德棻撰《周書》，魏徵領銜撰《隋書》，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八代史，有五部史書（加上《晉書》是六部）是在唐代修撰成的。
唐代修撰的曆史，本來應該在唐史中叙述；因為這些史書對研究魏晉南北朝史有重要意義，所以一并在這裡介紹。
唐初（唐太宗貞觀三年至貞觀十八年）修《五代史》（即《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時，因為梁、陳、齊、周史，并有紀、傳而無志，所以把五代綜合起來，修撰了《禮儀志》、《音樂志》、《律曆志》、《天文志》、《五行志》、《食貨志》、《刑法志》、《百官志》、《地理志》、《經籍志》，一共十志，計三十卷，俗呼為《五代史志》，到唐高宗時才定稿。
後來就把《五代史志》附入《隋書》一起刊行，現在
顔之推在《顔氏家訓·音辭篇》裡說當時講求聲韻之學，“音韻鋒出”，著作甚多。
但這些著作都雜有方音，“各有土風，遞相非笑”，莫衷一是。
他認為南朝建業，北朝洛陽，這兩處的方言比較近正，因此主張“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核古今，為之折衷”，來制訂一種标準語言。
北周末年至隋開皇初年，顔之推、陸法言、蕭該、盧思道等九人在長安共同商榷音韻之學，認為“古今聲調，既自有别，諸家取舍，亦複不同。
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涉重濁，秦隴則去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
呂靜以下諸家韻書，又“各有乖互”。
“江東取韻，與河北複殊”。
他們因此讨“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選精切，除削疏緩”（陸法言《切韻序》），編制一部标準的韻書。
不久陸法言就在以前讨論的基礎上，“取諸家音韻，古今字書”，并博采衆記，費了二十年的時間，于隋仁壽元年（公元601年），撰成《切韻》五卷。
《切韻》綜合古今南北語言，吸取前人韻書長處，奠定漢字音韻學的基礎，是一部重要的韻書。
從上面的事實看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經學，有其獨特的成就，後世所遵用的注本，如《周易》王弼注，《左傳》杜預集解，《梁》範甯集解，《論語》何晏集解，《爾雅》郭璞注，以及字書《玉篇》，韻書《切韻》，都是這一時期的作品，這也說明當時的經學是在繼續發展中。
南北的學風，本來是略有區别的，所謂“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南人學問，清通簡要”。
“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世說新語·文學篇》）“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
”因此“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
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虔），《尚書》、《周易》則鄭康成。
《詩》則并主于毛公，《禮》則同遵于鄭氏”（《北史·儒林傳》）。
除了《詩》、《禮》南北同遵毛、鄭以外，一般來講，南朝采用魏晉以來的新注多，北朝遵守漢代的舊注多。
因為漢代的舊注，比較煩瑣，所以要說他們“深蕪”、“廣博”；因為魏晉的新注，在當時說來，比較有一些新穎的見解，所以說他們“清通”、“約簡”。
到了隋代，南北統一，南北的學風逐漸合流。
到了唐前期，南北學風更有熔冶于一爐的必要。
因為，統治階級是想靠經學來鞏固封建社會的統治秩序的，如果經師們對儒家經典各持異說，門戶之見甚深，那就會造成思想上的混亂。
唐初的統治者亟亟于統一思想，所以在唐太宗貞觀（公元627&mdash649年）中，诏孔穎達、顔師古、王恭、王琰等撰《五經正義》，同時又有賈公彥也撰成《周禮注疏》、《儀禮注疏》，陸德明撰成《經典釋文》，可以說把漢魏兩晉南北朝以來的經師們研究成果，作了總結性的整理工作，并且把南北學風基本上統一起來了。
這一工作的成功，對此後宋代的經學和清代的樸學，都有一定影響。
正史的修撰 魏晉南北朝時期，私家修史的風氣非常發達，這不是沒有原因的。
第一個原因，在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時候，唯有依賴史書，使民族精神有所發揚，所以修史的同時也含有發揚民族精神的目的在内，這便是當時學者從事撰述的動機之一。
第二個原因，自三國鼎峙，永嘉離亂，十六國雲擾，直至南北分裂，這種長期的戰亂局面，使得官府保留的資料，很容易散失；統治政權在百事廢弛的情況下，也無暇及此，于是就不得不依靠私家的記載。
下面按照曆史時代的順序來叙述修史的經過[1]。
《後漢書》：東漢時，學者奉命在東觀（洛陽宮中殿名，是當時皇家藏書和修史之處）撰述國史，初稱《漢記》，至《隋書·經籍志》乃題為《東觀漢記》。
參加撰述的人很多，先後有班固、劉珍、蔡邕等，始終沒有完稿。
此書有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史料價值相當高，但是它究竟是一部沒有完成的著作。
此後有關後漢的史書，出了不少。
列表如下： 這十三種後漢史，完整地保存到現在的，隻有範晔的《後漢書》、司馬彪的《續漢書》八志和袁宏的《後漢紀》了。
十三家中，據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稱：“後漢紀傳，發源東觀。
袁（山松）、張（瑩）所制，偏駁不倫；薛（瑩）、謝（沈）之作，疏謬少信；若司馬彪之詳實，華峤之準當，則其冠也。
”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論述後漢諸史，除了範晔《後漢書》外，也推重司馬彪、華峤兩家，而且認為“推其所長，華氏居最”。
可是華峤的著作，也并未完成，尤其“遭晉室東徙，三惟一存”，殘阙得很厲害。
所以範書一出，采掇衆家之說，包有諸史之長，而諸史俱廢。
範晔，字蔚宗，順陽人（今河南淅川南）。
宋文帝元嘉中，官至左衛将軍，掌管禁旅，參與機要，後因孔熙先等謀立彭城王劉義康一案牽涉，被殺。
晔任宣城太守時，收集了各家的後漢書，删繁補略，成《後漢書》十紀、八十列傳，最後拟撰十志，合成百卷，十志未成而被殺。
梁劉昭以晔書無志，乃取西晉宗室司馬彪《續漢書》中的八志補之，并為作注，分成三十卷行世。
至北宋時，以續志與範書合刊流行，即今通行本二十四史中的《後漢書》。
袁宏，東晉時人。
他生在範晔之前，所著《後漢紀》，其精華及重要史料，大都被範晔吸收進《後漢書》中去了。
因為《後漢紀》是編年體，簡明易檢，所以仍然流傳下來。
《三國志》：有關三國史的著作，一共有十餘家，列表如下： 續表 這些著作中，陳壽《三國志》為集大成者，故《三國志》出，而衆史皆廢。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人。
少受學于谯周，治《尚書》、《三傳》，銳精《史》、《漢》，初仕蜀漢為東觀秘書郎，散騎黃門侍郎。
入晉後再為著作郎。
撰魏、蜀、吳三書，号《三國志》，時稱良史。
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謂：“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征，疏闊寡要。
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勖〕、張〔華〕比之于遷、固，非妄譽也。
”可見南朝時人對《三國志》的評價，就很高了。
陳壽的《三國志》，固然“高簡有法”（《郡齋讀書志》語），但是終究嫌太簡略。
南朝宋文帝時，中書郎裴松之為之注。
松之“兼采衆書，補注其阙”（《史通·古今正史篇》），書成，于元嘉六年（公元429年）奏上，文帝稱其書為不朽之作。
裴松之在《上＜三國志＞注表》中，提出注書四例。
其一曰：“三國雖曆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約公元184至280年間事），注記紛錯，每多舛互。
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采取，以補其阙。
”其二曰：“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備異聞。
”其三曰：“若乃纰缪顯然，言不附理，則随違矯正，以懲其妄。
”其四曰：“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
”在他的注中，引用的書籍，多至二百十種，差不多有關三國的重要史料，全部在注中保存下來，史料價值，又出陳壽本書之上。
像他這種注《三國志》的方式，與其說是注史，毋甯說是補史。
魏晉故籍，傳世者寡，虧得在裴注中保存了下來，所以裴松之的《三國志》注，是十分值得重視的。
《晉書》：撰晉史者，前後二十餘家，列表如下： 續表 上面所列二十三家中，謝沈、鄭忠、沈約、庾銑之書，至唐初皆已亡佚；習鑿齒所著之《漢晉春秋》，上溯後漢、三國，并不專記晉事，因此專屬晉事者，一共有十八家。
然而這十八家之中，大部分不是以西晉為斷限，便是僅記東晉事，而且很多是未完成的史稿，隻有臧榮緒和蕭子雲兩家之書，紀、錄、志、傳比較完備。
而蕭子雲之書，原來一百零二卷，到了唐初修撰《隋書·經籍志》時，已經殘缺很多，隻剩十一卷了。
所以臧榮緒的《晉書》，在唐初可以說是晉史中最完整的一個本子。
兩晉和十六國，是一個變動極大的時代，碩果僅存的臧榮緒《晉書》尚不能把這一變動極大的時代反映出來，“前後晉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史通·古今正史篇》）。
所以唐太宗在貞觀十八年（公元644年），敕令房玄齡、褚遂良等重撰《晉書》，其實際執筆的則為令狐德棻等人，并有深通律曆的李淳風負責纂修《天文》、《律曆》、《五行》三志。
德棻等以臧榮緒《晉書》為主，采撷正典與雜說數十餘部，兼引十六國書，成《晉書》一百三十卷。
貞觀二十年（公元646年）書成，因為唐太宗親撰宣帝司馬懿、武帝司馬炎二紀和陸機、王羲之二傳的史論，故題其書為“禦撰”。
它的材料，自然又超過臧榮緒《晉書》。
安史之亂以後，臧氏之書又亡，于是比較完善的晉史，就隻有這部唐房玄齡等修撰的《晉書》了。
十六國史：關于十六國的史書，就其可考者，列表如下： 續表 這些北方各族和漢人所建立的短期王國，流傳下來的史書本自不多，所以到了崔鴻的《十六國春秋》行世，其餘單行的十六國諸史就散亡了。
崔鴻，清河崔氏，是北方有名的世家大族。
鴻卒于北魏孝昌（公元525&mdash527年）末年，官至散騎常侍。
北魏正始三年（公元506年），他寫成《十六國春秋》九十五卷，隻有李氏成漢政權的事迹，由于沒有搜集到它的史料，無法動筆。
到了正光三年（公元522年），終于托人從江南搜集到《華陽國志》，于是繼續寫定，合為百卷（附目、叙錄各一卷）。
書成，大行于世。
後來唐史官奉敕撰《晉書》載記及張軌、李等傳，主要就是根據崔鴻的書來編寫的。
可惜崔書到了北宋，已經散亡，現在所流行的《十六國春秋》一百卷，是明朝人從《晉書》以及類書中抄撮而成的；另外清人湯球又有《十六國春秋輯補》。
如果我們現在把《太平禦覽》等類書所引《十六國春秋》，以及《晉書》載記部分，《資治通鑒》所載十六國史部分，搜集在一起，以國别為篇，以年代排比，每條之下，注明它的出處，可能還可以恢複《十六國春秋》的一些原來面目。
十六國史以外，宋段國撰有《吐谷渾記》二卷，記載當時居住在青海一帶少數兄弟民族吐谷渾汗國的曆史。
南北史：宋、齊、梁、陳、魏、齊、周、隋，所謂八代史，現在先将南朝四史列表如下： 續表 這些著作中，宋代的曆史今存沈約《宋書》，齊代的曆史今存蕭子顯《齊書》（後人為區别李百藥的《北齊書》，改名《南齊書》），梁代的曆史今存姚思廉《梁書》，陳代的曆史今存姚思廉《陳書》。
此外，《南史》原本具存。
南朝的四史，以沈約的《宋書》卷帙較大，材料較豐富，紀、志、列傳，體例也較為完備。
沈約在編撰《宋書》時，認為自司馬彪《續漢書》有志以外，《三國志》、《晉書》都沒有志，所以《宋書》的紀、傳雖以劉宋為斷限，而它的志，卻是上起三國、下迄宋季，上繼《續漢志》以彌補陳壽以來史書的缺略，對前朝典章制度多所綜述。
後來唐初纂修《晉書》，除補撰《食貨志》等外，晉志大部分抄自《宋書》，就是這個緣故。
沈約《宋書》是在它以前的徐爰、蘇寶生等的《宋書》基礎上加以擴大整比而成，它的八志，又多因仍何承天等的舊作。
所以沈約雖然在齊武帝永明五年（公元487年）奉诏纂修，到永明六年就成書奏上，可見在奉诏纂修以前，實際已經基本完成，隻是借重奉诏纂修的名義，把它傳寫出來而已。
除沈約《宋書》外，裴子野的《宋略》，是有關劉宋曆史的一部重要著作，由于它是編年體，因此不為後世正統史學界所重視，後來也便散佚了。
唐人許嵩撰《建康實錄》，所述劉宋的曆史，基本上取材于《宋略》。
因此從《建康實錄》中還可窺見《宋略》原本的大概。
蕭子顯以齊高帝的孫子，在梁代啟撰《南齊書》；由子孫執筆來叙述祖宗的事迹，本來是很不容易下筆的，故《南齊書》于高、武之治，事多褒飾；而于齊明帝（蕭鸾）殺高、武子孫諸事，則又奮筆直書。
盡管《南齊書》有這些缺點，但是《南齊書》的八志，所謂“憲章所系”，還是“非老于典故〔者〕不能為”（鄭樵《通志序》）。
《南齊書》的文筆，也是典馴爾雅，僅次《宋書》。
姚思廉的《梁書》、《陳書》，是根據他父親姚察的舊稿，補綴續撰而成的。
陳朝年代短促，事迹不多，姚書所述，已稱詳盡。
梁武享國較久，文物可觀。
當姚氏父子修史事時，蕭韶《梁太清紀》，蕭圓肅《淮海亂離志》，劉璠、何之元《梁典》，劉仲威《梁承聖中興略》等書具存；關于梁代的雜史，流傳至多；甚至敵國的記錄，如魏收《魏書·島夷傳》，也可作為參考。
可是姚思廉撰《梁書》時，對這些材料卻采掇不多，以緻蕭梁一代之史，多所闊略，故南朝四史中，以《梁書》為最弱。
我們今日研究梁事，可以司馬光《資治通鑒·梁紀》來補其不足，因為司馬光編《資治通鑒》時，采錄梁代雜史很多，保存了梁代不少有價值的史料。
關于北史的著作，列表如下： 續表 北朝的曆史著作，今存者有魏收的《魏書》，李百藥的《北齊書》，令狐德棻的《周書》，魏徵領銜修撰的《隋書》，此外還有李延壽的《北史》。
《後魏書》除魏收所撰者以外，隋魏澹的《後魏書》，亦稱名著，可惜唐時已經散佚，現在隻能從《太平禦覽》等類書中見到它的一鱗半爪了。
魏收的書，由于觸犯了某些世家大族，而又谄媚貴臣，書成後議論紛纭，曾被稱為“穢史”。
這部書收集史料相當豐富，尤其諸志中立《官氏志》、《釋老志》、《食貨志》，有不少可取之處。
但其《地形志》隻記東魏武定時的疆域，而對北魏延昌以前的州郡沿革，頗多省略，未免有所不足。
自《北史》流行後，此書殘佚甚多，後人多以《北史》來補阙，有些已不是它原來的面目了。
隋時王劭撰《齊志》，其叙事率直，多記當時口語，最為劉知幾所稱道。
唐李百藥修《北齊書》，猶仍其舊，所以高齊一代的曆史，寫得比較生動，可是《北史》流行後，《北齊書》殘缺過多，後人往往以《北史》及《高氏小史》來補苴殘帙，這是一樁憾事。
《周書》，唐令狐德棻所撰，自《北史》流傳後，《周書》亦日漸湮滅，殘阙者多。
令狐《周書》于宇文諸帝有廟号者皆稱廟号（如世宗、高祖之類），而《北史》于宇文諸帝一律稱谥，故今本《周書》列傳中有述及宇文諸帝而稱谥者，都是《周書》原已散失，後人用《北史》來補足的文字了。
又令狐德棻以宇文周憲章姬周，其軍國詞令，皆準則《尚書》，故在撰寫《周書》時，亦悉用古文筆調，但由于矯枉過正，對當時的口語多所删落，以緻人物形象的描寫，不及《北齊書》那樣生動，這是《周書》的一個缺點。
唐史官修《隋書》，時代相接，故記猶存，因此《隋書》的材料，比較豐富；後來李延壽《北史》記述隋代事，在史料方面很少能夠越出《隋書》之外，即此一端，可見《隋書》的史料價值是相當高的。
唐初再修《晉書》，此外又敕姚思廉撰《梁書》、《陳書》，李百藥撰《北齊書》，令狐德棻撰《周書》，魏徵領銜撰《隋書》，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八代史，有五部史書（加上《晉書》是六部）是在唐代修撰成的。
唐代修撰的曆史，本來應該在唐史中叙述；因為這些史書對研究魏晉南北朝史有重要意義，所以一并在這裡介紹。
唐初（唐太宗貞觀三年至貞觀十八年）修《五代史》（即《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時，因為梁、陳、齊、周史，并有紀、傳而無志，所以把五代綜合起來，修撰了《禮儀志》、《音樂志》、《律曆志》、《天文志》、《五行志》、《食貨志》、《刑法志》、《百官志》、《地理志》、《經籍志》，一共十志，計三十卷，俗呼為《五代史志》，到唐高宗時才定稿。
後來就把《五代史志》附入《隋書》一起刊行，現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