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經學與曆史、地理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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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稱它為《隋志》了。
所以我們要研究梁、陳、齊、周的典章制度，地理曆算，文化典籍及學術源流，就得去找這部《五代史志》。
還有李延壽的《南史》、《北史》，也是唐初修成的，也得在這裡提一下。
李延壽繼承了他的父親李大師的遺志，編寫《南史》、《北史》，他在《自序》裡講到他的父親“常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為&lsquo索虜&rsquo，北書指南為&lsquo島夷&rsquo。
又各以其本國周悉，書别國并不能備，亦往往失實。
常欲改正”。
這說明在隋唐全國統一的局面形成後，人們很需要綜合叙述南北各朝曆史的新著。
同時，南北朝時期分裂的封建政權互相敵視诟罵的用語，實際也和全國統一後南北各民族大融合的形勢不相适應了。
所以李延壽父子打破了朝代的斷限，通叙南北各朝曆史，又在書中删除了一些不利于統一和民族團結的提法，正是反映了當時曆史的要求。
李延壽在編寫《南北史》時，除了參考宋、南齊、魏舊史外，并參考雜史千餘卷。
當時《五代史》未出，延壽乘參與《五代史》的編纂工作的機會，在史局裡親手抄錄他所需求的材料，加以撰述。
書成，《南史》起宋訖陳，合八十卷。
《北史》起魏訖隋，合一百卷。
兩書史事多而文省，閱讀起來前後貫穿，因此書成以後，流布甚速，壓倒八史。
兩晉、南北朝時期編寫的曆史，和唐初編寫的《五代史》、《南史》、《北史》，它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這些正史都是出于封建地主階級之手，總是詳盡地叙述帝王将相的活動。
對于創造曆史的勞動人民的活動，卻極少講到。
即使講到農民戰争和農民起義，也是在編撰者百般诋毀、盡情誣蔑的情況之下來加以叙述的。
在這些正史的列傳裡，最占篇幅的是世家大族的家族史。
世家大族的仕宦經曆，一言一行，答人的一封信，對人說的一句話，都被鄭重其事地記載了下來。
南朝宋的何法盛，著《晉中興書》，甚至把東晉大族王、謝兩家的頭面人物集中為傳，稱為《琅邪王錄》、《陳郡謝錄》，說是國史，實際無異于家傳。
這個現象，正是反映了南北朝時期世家大族壟斷政治局面的社會現實。
汲冢竹簡的發現及其史料價值 西晉武帝鹹甯五年（公元279年），有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或說是魏安王）冢，得竹簡小篆漆書十餘萬言，載之數十車。
其中有魏國史書，是用編年體記載史事的，記夏以來至魏安王二十年事。
整理的人，根據竹簡原來的包紮法，把它分為十三篇，題作《竹書紀年》。
所記的事情，如雲：“堯之末年，德衰，為舜所囚。
”“益幹啟位，啟殺之。
”“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
”“太甲僭出自桐，殺伊尹。
”“文丁殺季曆。
”“帝乙二年，周人伐商。
”又如“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當作厲王）既亡，有共伯和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晉書·束皙傳》）。
和儒家《經》、《傳》上記載的傳統說法，出入很大。
《竹書紀年》中所載戰國時期的史事，近代學者根據曆法推算來對證，認為史料的可信價值，不在《史記》之下。
《竹書紀年》以外，還有《汲冢瑣語》十一篇，雖說是“諸國蔔夢妖怪相書”（《晉書·束皙傳》），但對古史研究也有一定參考價值。
如《瑣語》謂：“舜囚堯于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囚堯城。
”和《竹書紀年》的堯“為舜所囚”的說法，可以互相印證。
又有《穆天子傳》五篇，記周穆王遊行四海，見西王母（當時西方的一個部落女酋長）故事。
另有一篇記美人盛姬之死及其喪儀。
《穆天子傳》傳世之後，晉人郭璞作注，流傳至今。
此外汲冢又出《易經》二篇；言楚、晉事的《國語》三篇；《師春》一篇，書《左傳》諸蔔筮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大曆》二篇，鄒子談天之類。
這些出土的竹簡，經過荀勖、和峤、束皙、衛恒等人的整理，改用當時通行文字寫定成書的有七十五篇。
其中有七篇，因竹簡折壞，無法考知書名。
這批汲冢出土的竹簡，曾轟動過當時曆史學界。
可惜除了《穆天子傳》外，其餘的如《竹書紀年》、《瑣語》等書，到了宋代已經散失了，我們現在隻能看到它的輯本了。
汲冢竹簡的發現，對研究我國古代夏、商、周及戰國的曆史，有重要的意義。
在汲冢竹書出現以前，蜀人谯周以為司馬遷的《史記》“書周、秦以上，或采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
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據舊典，以糾遷之謬誤”（《晉書·司馬彪傳》）。
其實是谯周站在儒家的立場上，認為司馬遷在著述《史記》時所采錄的材料，還不完全依據儒家的傳統說法，所以想通過《古史考》來糾正《史記》。
汲冢竹書出現以後，西晉宗室、史學家司馬彪又根據《竹書紀年》指出谯周《古史考》中不當的地方，有一百二十二處之多。
魏晉間人皇甫谧著有《帝王世紀》十卷，上起三皇，下訖漢魏。
這部書也是在汲冢《竹書紀年》未傳布前寫定的，因此和《古史考》一樣，其史料價值遠遠沒有《竹書紀年》那樣高。
《古史考》和《帝王世紀》原書都散失了，但《太平禦覽》等類書中，還保存了不少條；在輯佚書裡也有它的輯本。
《西京雜記》 《西京雜記》原本二卷，今本分為六卷。
卷末有葛洪跋，跋雲：“洪家世有劉子駿（劉歆）《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其卷數。
&hellip&hellip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
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失前後之次，無事類之辨。
後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終癸為十帙，帙十卷，合為百卷。
洪家具有其書。
試以此記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并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
今抄出為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裨《漢書》之阙爾。
後洪家遭火，書籍都盡，此兩卷在洪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猶在。
&hellip&hellip恐年代稍久&hellip&hellip并洪家此書二卷，不知出所，故序之雲爾。
”但是《隋書·經籍志》不著撰人，《舊唐書·經籍志》題作葛洪撰，可見唐五代時人都不相信這一部書是劉歆的作品。
段成式《酉陽雜俎·語資》雲：“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
曰：&lsquo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也。
&rsquo”魯迅先生不主張把這書歸之吳均，他說：“梁武帝敕殷芸撰《小說》，皆抄撮故書，已引《西京雜記》甚多，則梁初已流行世間，固以葛洪所造為近是。
”（《中國小說史略》） 我個人完全同意魯迅先生的看法，即《西京雜記》“以葛洪所造為近是”。
但是《西京雜記》文風和葛洪的《抱樸子》迥然不同，這也是可以解釋的。
大概東晉初年，去漢未遠，葛洪的家裡确實藏有一部漢代雜事長編十帙之多，但未必是劉向、劉歆父子的手稿，葛洪為了擡高這部長編的身價，于是托名為劉歆所撰集。
他從這部長編《漢書》裡抄出了不少珍貴資料，但也摻雜有不可靠的資料，于是真假混雜，就編成為這部《西京雜記》。
因為葛洪隻是抄集材料，沒有重加寫定，所以這部書的筆調，與《抱樸子》顯然不同了。
從《西京雜記》的史料價值來講，遠比《漢武帝内傳》為高。
從文學而論，魯迅先生說：“在古小說中，固亦意緒秀異，文筆可觀者也。
”《西京雜記》應該說是一部好書。
《西京雜記》中載： 漢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連以金縷。
武帝匣上皆镂為蛟龍鸾鳳龜麟之象，世謂為蛟龍玉匣。
漢武帝的蛟龍玉匣，我們尚無法證實，但漢代諸王的金縷玉衣，近日考古發掘，已有實物出現，可見《西京雜記》所記載的事，都不是向壁虛造的。
又載： 韓嫣好彈，常以金為丸，所失者日有十餘。
長安為之語曰：“苦饑寒，逐金丸。
”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辄随之，望丸之所落，辄拾焉。
短短不到五十字，寫出了幸臣韓嫣驕奢汰侈生活，極為形象。
可以補《漢書》所缺。
又載：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hellip&hellip說在宮内時，嘗以弦管歌舞相歡娛，競為妖服，以趣良時。
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築，歌上靈之曲；既而相與連臂踏地為節，歌《赤鳳凰來》。
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阗樂。
樂畢，以五色縷相羁，謂為相連愛。
&hellip&hellip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
菊華舒時，并采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
故謂之菊華酒。
&hellip&hellip戚夫人死，侍兒皆複為民妻也。
漢高帝時期，未必有于阗樂傳到中原地區，也就是說，這些反映宮内生活的資料，未必是漢初的，但是說它反映西漢末年的宮廷生活，還是有近似的地方，可以補正史之不足。
《華陽國志》 東晉南北朝時期，還有一部有名的地方性的通史《華陽國志》。
《華陽國志》十二卷，東晉常璩撰。
璩系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州東南）人，初仕成漢李氏，李氏滅後入晉，著此書。
從這部書的書名看，好像是地方志，其實是一部地方性的通史。
所志曰巴，曰漢中，曰蜀，曰南中，曰公孫述、劉二牧（劉焉、劉璋），曰劉先主（備），曰劉後主（禅），曰大同（晉統一），曰李特、雄、期、壽、勢，曰先賢士女，曰後賢，曰序志。
叙述有法，材料豐富，是研究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數兄弟族以及蜀漢、成漢政權的較好史書，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常璩在《華陽國志》的《序志》裡，提到“世俗間有為《蜀傳》者，言蜀王蠶叢之間，周回三千歲”。
他認為“周失紀綱，而蜀先王，七國皆王，蜀又稱帝。
此則蠶叢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叔世猶言末期），安得三千歲？”又批駁了“荊人鼈靈死，屍化西上，後為蜀帝”的說法，認為“且太素資始，有生必死，&hellip&hellip自古以來，未聞死者能更生&hellip&hellip況能為帝王乎？”他還批駁了周苌弘之血，變成碧珠的說法[2]，認為“碧珠出不一處，地之相距，動數千裡，一人之血，豈能緻此？”他還批駁了杜宇之魄，化為子鵑的神話傳說，認為“子鵑鳥今雲是巂，或曰巂周，四海有之，何必在蜀？”[3]這些論點，帶有樸素的唯物主義因素，是比較正确的。
常璩在《華陽國志》的《巴志》裡，還有如下的記載： 孝桓帝時，河南李盛&hellip&hellip為郡守，貪财重賦。
國人刺之曰：“狗吠何喧喧，有吏來在門。
披衣出門應，府記欲得錢。
語窮乞請期，吏怒反見尤（責怪）。
旋步顧家中，家中無可與。
思往從鄰貸，鄰人已言匮。
錢錢何難得，令我獨憔悴！” 像這樣樸素質直的詩歌，在《華陽國志》中被保存了下來，說明常璩在采錄這樣一首東漢末年的詩歌方面，不僅注意到了詩歌的藝術性，也注意到詩歌的思想性。
這也是值得稱道的。
由于時代的局限和階級的局限，《華陽國志》也存在不少缺點。
對屬于地主階級的“耆舊”、“先賢”，“大姓”、“顯宦”，他們的仕宦言行，往往不厭其詳地加以載述。
還有，因為它是一部地方性的通史，有時不免流露出地方民族主義的色彩。
《世說新語》 在西晉時，有郭頒撰《魏晉世語》十卷。
東晉隆和（公元362&mdash363年）中，有裴啟，字榮期，收集漢、魏以來一直到東晉穆帝時為止，關于世家大族、名士顯宦的言語應對，人物品題，符合于當時清談風尚的材料，撰成《語林》十卷。
由于它的故事新穎，文筆清隽，其書曾風行一時。
《世說新語·文學篇》稱：“裴郎（裴啟）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
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
”但是《語林》中記載謝安的“話言”兩條，一條是說：“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臯（秦穆公時善相馬者）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俊逸。
”一條是說：謝安當面對裴啟說過，“裴郎乃可不惡，何得複為飲酒？”謝安向人否認，說他沒有說過這些話。
這樣，别人就對《語林》有不同的評價，裴啟本人也難以分辨，隻得把書中牽涉謝安的事情，全都删削。
東晉末，又有郭澄之仿裴啟《語林》的風格體例，著《郭子》三卷。
到了南朝宋文帝時，宋宗室臨川王劉義慶招集文士何長瑜、鮑照等，在《語林》、《郭子》等書的基礎上，撰成《世說新語》十卷，分為《言語》、《文學》、《識鑒》、《品藻》等三十八門。
梁武帝世，劉峻又為《世說新語》作注，引用“漢、魏、吳諸史及子、傳、地理之書，皆不必言。
隻如晉氏一朝史，及晉諸公别傳、譜錄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于正史之外，記載特詳”（高似孫《緯略》）。
劉峻注釋此書時，征引廣博，用書四百餘種之多。
遇到《世說新語》有謬誤的地方，劉峻必摘其瑕疵，加以糾正。
其注考證之詳确，征引之繁富，和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可以媲美。
《世說新語》雖然記的是轶事佳話，片言隻語，但反映出了當時世家大族、豪門顯宦的生活面貌，和一代的清談風氣，特别在揭露他們驕汰奢侈的腐朽生活方面，比較成功。
《世說新語》的語言特色，是簡明而有風緻，它還保存了當時流行的一些口語。
文字雖簡，表達能力卻極強，往往通過兩句三句話，把這個人的性格面貌，勾畫了出來，形象非常鮮明。
在《世說新語》裡，對偏安江東起棟梁作用的王導和淝水之戰擊敗苻堅入侵時主持中樞大計的謝安，都是以肯定人物的面目出現的。
試看書中對他們兩個人的記載，《言語篇》載： 〔東晉初〕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飲宴。
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
唯王丞相（導）愀然變色曰：“當共勠力王室，克複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世說新語》用過江諸名士在新亭對泣，怆懷故國的傷感情調，來襯托王導的堅毅性格和政治遠見，是比較成功的。
《雅量篇》載： 謝太傅（安）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綽）諸人泛海戲。
風起浪湧，孫、王諸人色并遽（緊張），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
舟人以公貌閑意悅，猶去不止。
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喧動不坐，公徐雲：“如此，将無歸！”衆人即承響而回。
于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同篇又載： 桓公（溫）伏甲設馔，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
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坦之字）曰：“晉阼存亡，在此一行。
”相與俱前。
王之恐狀，轉見于色；謝之寬容，愈表于貌。
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溫憚其曠遠，乃趣解兵。
王、謝舊齊名，于此始判優劣。
又載： 謝公與人圍棋，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
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指淝水之戰大敗苻秦）。
”意色舉止，不異于常。
第一則用諸人在風急浪猛中的喧動形狀，來陪襯謝安泛海時那種貌閑意悅的神情；第二則寫謝安臨危不懼，而以王坦之的恐狀來襯托謝安的寬容；第三則更着筆寫出謝安在淝水大捷聲中那種鎮安朝野的高量雅度。
使人讀了這三則故事以後，對謝安這麼一個清流人物，就有深刻的印象，這就是作者寫作上的成功之處。
《世說新語》作者為了要表現一個傑出的人物，往往制造一個典型的環境，把這個典型人物突出出來。
如《雅量篇》載： 嵇中散（康）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
曲終，曰：“袁孝尼（準）嘗請學此散，吾靳固（吝惜）不與，《廣陵散》于今絕矣。
”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師，不許。
文王（司馬昭）尋亦悔焉。
嵇康的被殺，千古之下，為之扼腕。
《世說新語》作者卻正攝取了嵇康臨刑時彈奏《廣陵散》這樣一個速寫鏡頭，來為這位一代才人之死鳴不平。
最後還提到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一事，來加強當時人們惋惜的氣氛。
作者在《識鑒篇》中，對石勒的描寫，也是很成功的： 石勒不知書，使人讀《漢書》，聞郦食其勸〔漢高祖〕立六國後，刻印将授之，大驚曰：“此法
所以我們要研究梁、陳、齊、周的典章制度，地理曆算，文化典籍及學術源流，就得去找這部《五代史志》。
還有李延壽的《南史》、《北史》，也是唐初修成的，也得在這裡提一下。
李延壽繼承了他的父親李大師的遺志，編寫《南史》、《北史》，他在《自序》裡講到他的父親“常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為&lsquo索虜&rsquo，北書指南為&lsquo島夷&rsquo。
又各以其本國周悉，書别國并不能備，亦往往失實。
常欲改正”。
這說明在隋唐全國統一的局面形成後，人們很需要綜合叙述南北各朝曆史的新著。
同時，南北朝時期分裂的封建政權互相敵視诟罵的用語，實際也和全國統一後南北各民族大融合的形勢不相适應了。
所以李延壽父子打破了朝代的斷限，通叙南北各朝曆史，又在書中删除了一些不利于統一和民族團結的提法，正是反映了當時曆史的要求。
李延壽在編寫《南北史》時，除了參考宋、南齊、魏舊史外，并參考雜史千餘卷。
當時《五代史》未出，延壽乘參與《五代史》的編纂工作的機會，在史局裡親手抄錄他所需求的材料，加以撰述。
書成，《南史》起宋訖陳，合八十卷。
《北史》起魏訖隋，合一百卷。
兩書史事多而文省，閱讀起來前後貫穿，因此書成以後，流布甚速，壓倒八史。
兩晉、南北朝時期編寫的曆史，和唐初編寫的《五代史》、《南史》、《北史》，它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這些正史都是出于封建地主階級之手，總是詳盡地叙述帝王将相的活動。
對于創造曆史的勞動人民的活動，卻極少講到。
即使講到農民戰争和農民起義，也是在編撰者百般诋毀、盡情誣蔑的情況之下來加以叙述的。
在這些正史的列傳裡，最占篇幅的是世家大族的家族史。
世家大族的仕宦經曆，一言一行，答人的一封信，對人說的一句話，都被鄭重其事地記載了下來。
南朝宋的何法盛，著《晉中興書》，甚至把東晉大族王、謝兩家的頭面人物集中為傳，稱為《琅邪王錄》、《陳郡謝錄》，說是國史，實際無異于家傳。
這個現象，正是反映了南北朝時期世家大族壟斷政治局面的社會現實。
汲冢竹簡的發現及其史料價值 西晉武帝鹹甯五年（公元279年），有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或說是魏安王）冢，得竹簡小篆漆書十餘萬言，載之數十車。
其中有魏國史書，是用編年體記載史事的，記夏以來至魏安王二十年事。
整理的人，根據竹簡原來的包紮法，把它分為十三篇，題作《竹書紀年》。
所記的事情，如雲：“堯之末年，德衰，為舜所囚。
”“益幹啟位，啟殺之。
”“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
”“太甲僭出自桐，殺伊尹。
”“文丁殺季曆。
”“帝乙二年，周人伐商。
”又如“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當作厲王）既亡，有共伯和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晉書·束皙傳》）。
和儒家《經》、《傳》上記載的傳統說法，出入很大。
《竹書紀年》中所載戰國時期的史事，近代學者根據曆法推算來對證，認為史料的可信價值，不在《史記》之下。
《竹書紀年》以外，還有《汲冢瑣語》十一篇，雖說是“諸國蔔夢妖怪相書”（《晉書·束皙傳》），但對古史研究也有一定參考價值。
如《瑣語》謂：“舜囚堯于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囚堯城。
”和《竹書紀年》的堯“為舜所囚”的說法，可以互相印證。
又有《穆天子傳》五篇，記周穆王遊行四海，見西王母（當時西方的一個部落女酋長）故事。
另有一篇記美人盛姬之死及其喪儀。
《穆天子傳》傳世之後，晉人郭璞作注，流傳至今。
此外汲冢又出《易經》二篇；言楚、晉事的《國語》三篇；《師春》一篇，書《左傳》諸蔔筮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大曆》二篇，鄒子談天之類。
這些出土的竹簡，經過荀勖、和峤、束皙、衛恒等人的整理，改用當時通行文字寫定成書的有七十五篇。
其中有七篇，因竹簡折壞，無法考知書名。
這批汲冢出土的竹簡，曾轟動過當時曆史學界。
可惜除了《穆天子傳》外，其餘的如《竹書紀年》、《瑣語》等書，到了宋代已經散失了，我們現在隻能看到它的輯本了。
汲冢竹簡的發現，對研究我國古代夏、商、周及戰國的曆史，有重要的意義。
在汲冢竹書出現以前，蜀人谯周以為司馬遷的《史記》“書周、秦以上，或采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
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據舊典，以糾遷之謬誤”（《晉書·司馬彪傳》）。
其實是谯周站在儒家的立場上，認為司馬遷在著述《史記》時所采錄的材料，還不完全依據儒家的傳統說法，所以想通過《古史考》來糾正《史記》。
汲冢竹書出現以後，西晉宗室、史學家司馬彪又根據《竹書紀年》指出谯周《古史考》中不當的地方，有一百二十二處之多。
魏晉間人皇甫谧著有《帝王世紀》十卷，上起三皇，下訖漢魏。
這部書也是在汲冢《竹書紀年》未傳布前寫定的，因此和《古史考》一樣，其史料價值遠遠沒有《竹書紀年》那樣高。
《古史考》和《帝王世紀》原書都散失了，但《太平禦覽》等類書中，還保存了不少條；在輯佚書裡也有它的輯本。
《西京雜記》 《西京雜記》原本二卷，今本分為六卷。
卷末有葛洪跋，跋雲：“洪家世有劉子駿（劉歆）《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其卷數。
&hellip&hellip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
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失前後之次，無事類之辨。
後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終癸為十帙，帙十卷，合為百卷。
洪家具有其書。
試以此記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并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
今抄出為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裨《漢書》之阙爾。
後洪家遭火，書籍都盡，此兩卷在洪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猶在。
&hellip&hellip恐年代稍久&hellip&hellip并洪家此書二卷，不知出所，故序之雲爾。
”但是《隋書·經籍志》不著撰人，《舊唐書·經籍志》題作葛洪撰，可見唐五代時人都不相信這一部書是劉歆的作品。
段成式《酉陽雜俎·語資》雲：“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
曰：&lsquo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也。
&rsquo”魯迅先生不主張把這書歸之吳均，他說：“梁武帝敕殷芸撰《小說》，皆抄撮故書，已引《西京雜記》甚多，則梁初已流行世間，固以葛洪所造為近是。
”（《中國小說史略》） 我個人完全同意魯迅先生的看法，即《西京雜記》“以葛洪所造為近是”。
但是《西京雜記》文風和葛洪的《抱樸子》迥然不同，這也是可以解釋的。
大概東晉初年，去漢未遠，葛洪的家裡确實藏有一部漢代雜事長編十帙之多，但未必是劉向、劉歆父子的手稿，葛洪為了擡高這部長編的身價，于是托名為劉歆所撰集。
他從這部長編《漢書》裡抄出了不少珍貴資料，但也摻雜有不可靠的資料，于是真假混雜，就編成為這部《西京雜記》。
因為葛洪隻是抄集材料，沒有重加寫定，所以這部書的筆調，與《抱樸子》顯然不同了。
從《西京雜記》的史料價值來講，遠比《漢武帝内傳》為高。
從文學而論，魯迅先生說：“在古小說中，固亦意緒秀異，文筆可觀者也。
”《西京雜記》應該說是一部好書。
《西京雜記》中載： 漢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連以金縷。
武帝匣上皆镂為蛟龍鸾鳳龜麟之象，世謂為蛟龍玉匣。
漢武帝的蛟龍玉匣，我們尚無法證實，但漢代諸王的金縷玉衣，近日考古發掘，已有實物出現，可見《西京雜記》所記載的事，都不是向壁虛造的。
又載： 韓嫣好彈，常以金為丸，所失者日有十餘。
長安為之語曰：“苦饑寒，逐金丸。
”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辄随之，望丸之所落，辄拾焉。
短短不到五十字，寫出了幸臣韓嫣驕奢汰侈生活，極為形象。
可以補《漢書》所缺。
又載：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hellip&hellip說在宮内時，嘗以弦管歌舞相歡娛，競為妖服，以趣良時。
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築，歌上靈之曲；既而相與連臂踏地為節，歌《赤鳳凰來》。
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阗樂。
樂畢，以五色縷相羁，謂為相連愛。
&hellip&hellip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
菊華舒時，并采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
故謂之菊華酒。
&hellip&hellip戚夫人死，侍兒皆複為民妻也。
漢高帝時期，未必有于阗樂傳到中原地區，也就是說，這些反映宮内生活的資料，未必是漢初的，但是說它反映西漢末年的宮廷生活，還是有近似的地方，可以補正史之不足。
《華陽國志》 東晉南北朝時期，還有一部有名的地方性的通史《華陽國志》。
《華陽國志》十二卷，東晉常璩撰。
璩系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州東南）人，初仕成漢李氏，李氏滅後入晉，著此書。
從這部書的書名看，好像是地方志，其實是一部地方性的通史。
所志曰巴，曰漢中，曰蜀，曰南中，曰公孫述、劉二牧（劉焉、劉璋），曰劉先主（備），曰劉後主（禅），曰大同（晉統一），曰李特、雄、期、壽、勢，曰先賢士女，曰後賢，曰序志。
叙述有法，材料豐富，是研究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數兄弟族以及蜀漢、成漢政權的較好史書，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常璩在《華陽國志》的《序志》裡，提到“世俗間有為《蜀傳》者，言蜀王蠶叢之間，周回三千歲”。
他認為“周失紀綱，而蜀先王，七國皆王，蜀又稱帝。
此則蠶叢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叔世猶言末期），安得三千歲？”又批駁了“荊人鼈靈死，屍化西上，後為蜀帝”的說法，認為“且太素資始，有生必死，&hellip&hellip自古以來，未聞死者能更生&hellip&hellip況能為帝王乎？”他還批駁了周苌弘之血，變成碧珠的說法[2]，認為“碧珠出不一處，地之相距，動數千裡，一人之血，豈能緻此？”他還批駁了杜宇之魄，化為子鵑的神話傳說，認為“子鵑鳥今雲是巂，或曰巂周，四海有之，何必在蜀？”[3]這些論點，帶有樸素的唯物主義因素，是比較正确的。
常璩在《華陽國志》的《巴志》裡，還有如下的記載： 孝桓帝時，河南李盛&hellip&hellip為郡守，貪财重賦。
國人刺之曰：“狗吠何喧喧，有吏來在門。
披衣出門應，府記欲得錢。
語窮乞請期，吏怒反見尤（責怪）。
旋步顧家中，家中無可與。
思往從鄰貸，鄰人已言匮。
錢錢何難得，令我獨憔悴！” 像這樣樸素質直的詩歌，在《華陽國志》中被保存了下來，說明常璩在采錄這樣一首東漢末年的詩歌方面，不僅注意到了詩歌的藝術性，也注意到詩歌的思想性。
這也是值得稱道的。
由于時代的局限和階級的局限，《華陽國志》也存在不少缺點。
對屬于地主階級的“耆舊”、“先賢”，“大姓”、“顯宦”，他們的仕宦言行，往往不厭其詳地加以載述。
還有，因為它是一部地方性的通史，有時不免流露出地方民族主義的色彩。
《世說新語》 在西晉時，有郭頒撰《魏晉世語》十卷。
東晉隆和（公元362&mdash363年）中，有裴啟，字榮期，收集漢、魏以來一直到東晉穆帝時為止，關于世家大族、名士顯宦的言語應對，人物品題，符合于當時清談風尚的材料，撰成《語林》十卷。
由于它的故事新穎，文筆清隽，其書曾風行一時。
《世說新語·文學篇》稱：“裴郎（裴啟）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
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
”但是《語林》中記載謝安的“話言”兩條，一條是說：“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臯（秦穆公時善相馬者）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俊逸。
”一條是說：謝安當面對裴啟說過，“裴郎乃可不惡，何得複為飲酒？”謝安向人否認，說他沒有說過這些話。
這樣，别人就對《語林》有不同的評價，裴啟本人也難以分辨，隻得把書中牽涉謝安的事情，全都删削。
東晉末，又有郭澄之仿裴啟《語林》的風格體例，著《郭子》三卷。
到了南朝宋文帝時，宋宗室臨川王劉義慶招集文士何長瑜、鮑照等，在《語林》、《郭子》等書的基礎上，撰成《世說新語》十卷，分為《言語》、《文學》、《識鑒》、《品藻》等三十八門。
梁武帝世，劉峻又為《世說新語》作注，引用“漢、魏、吳諸史及子、傳、地理之書，皆不必言。
隻如晉氏一朝史，及晉諸公别傳、譜錄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于正史之外，記載特詳”（高似孫《緯略》）。
劉峻注釋此書時，征引廣博，用書四百餘種之多。
遇到《世說新語》有謬誤的地方，劉峻必摘其瑕疵，加以糾正。
其注考證之詳确，征引之繁富，和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可以媲美。
《世說新語》雖然記的是轶事佳話，片言隻語，但反映出了當時世家大族、豪門顯宦的生活面貌，和一代的清談風氣，特别在揭露他們驕汰奢侈的腐朽生活方面，比較成功。
《世說新語》的語言特色，是簡明而有風緻，它還保存了當時流行的一些口語。
文字雖簡，表達能力卻極強，往往通過兩句三句話，把這個人的性格面貌，勾畫了出來，形象非常鮮明。
在《世說新語》裡，對偏安江東起棟梁作用的王導和淝水之戰擊敗苻堅入侵時主持中樞大計的謝安，都是以肯定人物的面目出現的。
試看書中對他們兩個人的記載，《言語篇》載： 〔東晉初〕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飲宴。
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
唯王丞相（導）愀然變色曰：“當共勠力王室，克複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世說新語》用過江諸名士在新亭對泣，怆懷故國的傷感情調，來襯托王導的堅毅性格和政治遠見，是比較成功的。
《雅量篇》載： 謝太傅（安）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綽）諸人泛海戲。
風起浪湧，孫、王諸人色并遽（緊張），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
舟人以公貌閑意悅，猶去不止。
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喧動不坐，公徐雲：“如此，将無歸！”衆人即承響而回。
于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同篇又載： 桓公（溫）伏甲設馔，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
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坦之字）曰：“晉阼存亡，在此一行。
”相與俱前。
王之恐狀，轉見于色；謝之寬容，愈表于貌。
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溫憚其曠遠，乃趣解兵。
王、謝舊齊名，于此始判優劣。
又載： 謝公與人圍棋，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
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指淝水之戰大敗苻秦）。
”意色舉止，不異于常。
第一則用諸人在風急浪猛中的喧動形狀，來陪襯謝安泛海時那種貌閑意悅的神情；第二則寫謝安臨危不懼，而以王坦之的恐狀來襯托謝安的寬容；第三則更着筆寫出謝安在淝水大捷聲中那種鎮安朝野的高量雅度。
使人讀了這三則故事以後，對謝安這麼一個清流人物，就有深刻的印象，這就是作者寫作上的成功之處。
《世說新語》作者為了要表現一個傑出的人物，往往制造一個典型的環境，把這個典型人物突出出來。
如《雅量篇》載： 嵇中散（康）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
曲終，曰：“袁孝尼（準）嘗請學此散，吾靳固（吝惜）不與，《廣陵散》于今絕矣。
”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師，不許。
文王（司馬昭）尋亦悔焉。
嵇康的被殺，千古之下，為之扼腕。
《世說新語》作者卻正攝取了嵇康臨刑時彈奏《廣陵散》這樣一個速寫鏡頭，來為這位一代才人之死鳴不平。
最後還提到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一事，來加強當時人們惋惜的氣氛。
作者在《識鑒篇》中，對石勒的描寫，也是很成功的： 石勒不知書，使人讀《漢書》，聞郦食其勸〔漢高祖〕立六國後，刻印将授之，大驚曰：“此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