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反佛教的鬥争與範缜的無神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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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就命令他從銅雀台上跳下去，粉身碎骨。
這樣，齊國境内就沒有道教，專崇佛教。
當時在北朝，也不斷出現反佛教思想。
北魏末，李诋佛教為鬼教。
東魏時，陽之在所著《洛陽伽藍記》中，對佞佛風氣作了抨擊。
北齊時，邢邵嘗在文宣帝高洋的東山别墅中，和佞佛的大臣杜弼展開神滅、神不滅的辯論。
杜弼認為人死了，“骨肉下歸于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遊，往而非盡。
如鳥出巢，如蛇出穴”。
邢邵反駁說：“死之言澌，精神盡也。
”“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
”邢邵顯然是繼承了桓譚以來以燭火比喻形神的神滅思想，不過他沒有能夠堅持這種思想，他在辯論中竟肯定了“鷹化為鸠，鼠變為，黃母為鼈”這些沒有根據的說法，并且得出結論說：“類化而相生，猶光去此燭，複然（燃）彼燭。
”這就認為光可以離開燭、神可以離開形，背棄了人死神滅的基本論點。
他和杜弼的辯論，終于以“邢邵理屈而止”（《北齊書·杜弼傳》）。
稍後，“門族寒陋”的樊遜，在天保五年（公元554年）舉秀才對策中，指出“禍福報應”是“妄說”，并且提出沙汰僧尼的主張。
他們都沒有形成系統的反對佛教神學的思想，隻有片段的言論留傳下來。
由于北朝的寺院經濟特别發達，寺院分割國家人口特别嚴重，盡管佛教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然而也會造成它與當時政府在經濟利益方面的沖突。
因此，北朝的政教之争，主要表現為政府與寺院争奪土地和勞動人手的鬥争。
繼北魏太武帝滅佛之後，又發生北周武帝的滅佛事件。
北周武帝的滅佛，主要是出于經濟和政治上的原因；固然這裡也摻雜了佛、道之争，但是道教徒在這裡實際上沒有起什麼作用，這從北周武帝于廢佛同時也把道教廢去一事，可以得到确切的說明。
西魏文帝元寶炬，西魏相宇文泰，宇文泰子北周明帝宇文毓，泰兄子北周相宇文護，都是佞佛的人。
北周武帝宇文邕早年受到父兄的影響，也信佛教。
天和二年（公元567年），有衛元嵩上書，認為：“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
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
夫佛心者，大慈為本，安樂含生，終不苦役黎民。
”因此他建議廢佛教，“造平延大寺，容貯四海萬姓”；他所設想的平延大寺的如來，就是北周的皇帝，隻要皇帝能在政治方面“行十善以伏未甯，示無貪以斷偷劫”，佛教雖滅，卻會出現佛的理想社會。
他認為如果這樣做，“勸行平等，非滅佛法”；如果不這樣做，允許富僧免丁停課，那就是“勸不平等”，反而“是滅佛法”（《廣弘明集》卷7《叙列代王臣滞惑解》）。
當時有個道士張賓，也建議廢佛。
武帝曾在天和四年，召集百官、僧、道，讨論佛教是否應該存在的問題，讨論了四次，都沒有結果。
事實上，這時北周大權掌握在大冢宰宇文護手裡，像廢毀佛教那樣的大事情，是非事先征得宇文護同意不可的，而宇文護卻是笃信佛教的，所以在宇文護擅政時期，不但不曾廢毀佛教，就是要争論佛、道的優劣，安置佛教于道教之後，也是不可能的事。
武帝既殺宇文護之後，政由己出，乃在建德二年（公元573年）十二月，召集群臣、沙門、道士等，辯論三教先後，定儒教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
可見當時已經把佛教壓到第三位去了。
到這個時候，一部分僧侶還拼命攻擊道士，以圖與道教争一日之長；而另一部分僧侶則知道武帝的本意所在&mdash&mdash旨在滅佛以富國強兵，于是徑直說出這樣的話：“若他方異國，遠近聞知，疑謂求兵于僧衆之間，取地于塔廟之下，深誠可怪！”“但頑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民，豈能富國。
”（《廣弘明集》卷24周釋昙積《谏周高祖沙汰僧表》）這些話也并沒有什麼效果。
建德三年五月十五日，武帝終于下敕禁斷佛、道二教，“融佛焚經，驅僧破塔&hellip&hellip寶刹伽藍皆為俗宅，沙門釋種悉作白衣”（隋費長房《曆代三寶記》）。
到了建德六年周滅齊，武帝至邺城，召北齊僧人并赴殿集，叙廢教之意。
當時僧人慧遠抗聲反對，以地獄相威脅，慧遠說：“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人。
阿鼻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怖。
”（《廣弘明集》卷10《叙釋慧遠抗周武帝廢佛教事》）武帝不顧這類威脅，毅然下敕并斷齊境佛教。
《曆代三寶記》稱： 周武帝邕世，建德敦牂（三年甲午），迄于作（六年丁酉，是年滅齊），毀破前代關山西東數百年來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掃地悉盡。
融刮聖容，焚燒經典。
八州寺廟，出四十千（四萬），盡賜王公，充為第宅。
三方釋子，減三百萬，皆複軍民，還歸編戶。
這一次禁斷佛教的結果，對王權來講，成績是顯著的，所謂“自廢以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
東平齊國，西定妖戎，國安民樂，豈非有益”（《廣弘明集》卷10《叙任道林辨周武帝除佛法诏》）。
所以當時人盧思道著《西征記》中，亦稱武“帝獨運遠略罷之（滅佛），強國富民之上策”（《廣弘明集》卷7《叙列代王臣滞惑解》）。
這次滅佛的目的，是想強迫三百萬僧侶“還歸編戶”，沒收寺院向人民騙取來的财産，“并送官府”（《太平廣記》卷131引《廣古今五行記》）。
而不是想徹底消滅佛教思想，所以坑殺僧尼的事情，沒有發生。
有些逃往深山中堅持修行的僧侶，政府也并未嚴辦[3]。
同時周武帝還在僧侶當中，拉攏一部分頭面人物，參加政權，任以官職。
如原來的周三藏兼陟岵寺主昙崇，在滅佛以後，獲得金紫光祿大夫的官銜。
另有一些僧侶如普曠，出任岐山郡從事。
在北齊地區滅佛之後，北齊的昭玄都法智，也“因僧職，轉任俗官，冊授洋州洋川郡守”（《曆代三寶記》）。
可見這次對僧侶的處理，比起北魏太武帝的坑殺沙門來，是較為得體的。
這一次滅佛，還有一個後果，即北周、北齊的僧侶，有不少逃奔南朝，如北齊僧昙遷、靖嵩等三百餘人，“自北徂南，達于江左”（《續高僧傳·隋彭城崇聖道場釋靖嵩傳》），得習《攝論》；智亦因滅佛南下。
前者成為法相宗之先驅，後者奠定天台宗的基礎。
至如禅宗的第三祖璨禅師，疑亦在此時，自相台（邺）移住江北。
這些對此後南北佛教思想的交流、新的教派的形成，起了一定作用。
北周武帝滅佛之初，曾立通道觀，置學士一百二十人，取儒士及釋、老三方面的有名人物來充任，令他們研究有關釋、老方面的哲學著作。
但僧侶、道士已不是以僧侶的資格參加，而是以官吏的身份來參加，因此皆須長發留須，着衣冠。
武帝宇文邕病死，宣帝宇文赟繼位，在大象元年（公元579年）三次下诏，表示要興複佛法。
當時從舊沙門中挑選“聲望可嘉者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為國行道”。
“其民間禅誦，一無有礙。
唯京師（長安）及洛陽各立一寺，自餘州郡，猶未通許”（《廣弘明集》卷10《叙任道林辨周武帝除佛法诏》）。
而且兩京陟岵寺的僧人，都不削發剃須。
到了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周宣帝病死，外戚楊堅總攬朝政，便正式下令複行佛道二教。
第二年（公元581年）的二月十三日，楊堅代周稱帝。
同月十五日，即準許僧人落發着僧服，并把他們安置在大興善寺，“為國行道”，佛法就這樣地漸漸恢複起來了。
事實上，北周武帝的滅佛，主要是為了打擊僧侶地主經濟上、政治上的勢力，以期富國強兵。
滅佛之後，經濟、政治上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從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着想，廢毀佛教遠不如利用佛教為有利。
而且當周、隋禅代之際，統治階級内部矛盾非常尖銳，隋文帝楊堅同時恢複佛、道二教，不獨可以利用宗教來統治人民，而且也緩和了政教之間&mdash&mdash僧俗地主之間的矛盾，借以鞏固新政權，所以佛教又恢複了。
《隋書·經籍志》稱：“開皇元年（公元581年），高祖（楊堅）普诏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
”在封建統治者這樣大力提倡下，佛教大盛。
但是隋時全國僧尼人數，不超過二十四萬人；唐會昌滅佛時（公元845年），僧尼總數也隻有二十六萬人左右，比起周、齊的三百萬僧尼數目來，真是瞠乎其後了。
全國僧尼人數，從二十四萬到二十六萬，對當時擁有總人口三至五千萬的封建國家來說，這是能夠容忍的一個數目。
*** [1] 參考任繼愈教授主編《中國哲學史》第四篇第九章、第十章。
[2] 北朝皇後出家為尼者，有北魏孝文帝元宏廢後馮氏，宣武帝元恪廢後高氏，孝明帝元诩廢後胡氏，西魏文帝元寶炬廢後乙弗氏，恭帝元廓後若幹氏，北齊文宣帝高洋後李氏，後主高緯廢後斛律氏，北周孝闵帝宇文覺後元氏，宣帝宇文赟後朱氏、陳氏、元氏、尉遲氏等。
[3] 《續高僧傳·隋終南山梓谷釋普安傳》：釋普安&hellip&hellip周氏滅法，栖隐于終南山梓谷。
時有重募，捉獲一僧，賞物十段。
有人應募，來欲執安。
即慰喻曰：“觀卿貧給，當欲相給。
”為設食已，俱共入京。
帝語此人曰：“我國法急，不許道人民間；爾複助急，不許道人山中。
若爾，遣他何處得活？宜放入山，不須檢校。
”又周臣柳白澤者，奉敕傍山搜括逃僧。
有黨〔長〕告曰：“此梓谷内，有普安道人。
”因遣追取，即與俱至，澤語黨曰：“我不得見，宜即放還。
”于是釋然複歸所止。
這樣，齊國境内就沒有道教，專崇佛教。
當時在北朝，也不斷出現反佛教思想。
北魏末，李诋佛教為鬼教。
東魏時，陽之在所著《洛陽伽藍記》中，對佞佛風氣作了抨擊。
北齊時，邢邵嘗在文宣帝高洋的東山别墅中，和佞佛的大臣杜弼展開神滅、神不滅的辯論。
杜弼認為人死了，“骨肉下歸于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遊，往而非盡。
如鳥出巢，如蛇出穴”。
邢邵反駁說：“死之言澌，精神盡也。
”“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
”邢邵顯然是繼承了桓譚以來以燭火比喻形神的神滅思想，不過他沒有能夠堅持這種思想，他在辯論中竟肯定了“鷹化為鸠，鼠變為，黃母為鼈”這些沒有根據的說法，并且得出結論說：“類化而相生，猶光去此燭，複然（燃）彼燭。
”這就認為光可以離開燭、神可以離開形，背棄了人死神滅的基本論點。
他和杜弼的辯論，終于以“邢邵理屈而止”（《北齊書·杜弼傳》）。
稍後，“門族寒陋”的樊遜，在天保五年（公元554年）舉秀才對策中，指出“禍福報應”是“妄說”，并且提出沙汰僧尼的主張。
他們都沒有形成系統的反對佛教神學的思想，隻有片段的言論留傳下來。
由于北朝的寺院經濟特别發達，寺院分割國家人口特别嚴重，盡管佛教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然而也會造成它與當時政府在經濟利益方面的沖突。
因此，北朝的政教之争，主要表現為政府與寺院争奪土地和勞動人手的鬥争。
繼北魏太武帝滅佛之後，又發生北周武帝的滅佛事件。
北周武帝的滅佛，主要是出于經濟和政治上的原因；固然這裡也摻雜了佛、道之争，但是道教徒在這裡實際上沒有起什麼作用，這從北周武帝于廢佛同時也把道教廢去一事，可以得到确切的說明。
西魏文帝元寶炬，西魏相宇文泰，宇文泰子北周明帝宇文毓，泰兄子北周相宇文護，都是佞佛的人。
北周武帝宇文邕早年受到父兄的影響，也信佛教。
天和二年（公元567年），有衛元嵩上書，認為：“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
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
夫佛心者，大慈為本，安樂含生，終不苦役黎民。
”因此他建議廢佛教，“造平延大寺，容貯四海萬姓”；他所設想的平延大寺的如來，就是北周的皇帝，隻要皇帝能在政治方面“行十善以伏未甯，示無貪以斷偷劫”，佛教雖滅，卻會出現佛的理想社會。
他認為如果這樣做，“勸行平等，非滅佛法”；如果不這樣做，允許富僧免丁停課，那就是“勸不平等”，反而“是滅佛法”（《廣弘明集》卷7《叙列代王臣滞惑解》）。
當時有個道士張賓，也建議廢佛。
武帝曾在天和四年，召集百官、僧、道，讨論佛教是否應該存在的問題，讨論了四次，都沒有結果。
事實上，這時北周大權掌握在大冢宰宇文護手裡，像廢毀佛教那樣的大事情，是非事先征得宇文護同意不可的，而宇文護卻是笃信佛教的，所以在宇文護擅政時期，不但不曾廢毀佛教，就是要争論佛、道的優劣，安置佛教于道教之後，也是不可能的事。
武帝既殺宇文護之後，政由己出，乃在建德二年（公元573年）十二月，召集群臣、沙門、道士等，辯論三教先後，定儒教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
可見當時已經把佛教壓到第三位去了。
到這個時候，一部分僧侶還拼命攻擊道士，以圖與道教争一日之長；而另一部分僧侶則知道武帝的本意所在&mdash&mdash旨在滅佛以富國強兵，于是徑直說出這樣的話：“若他方異國，遠近聞知，疑謂求兵于僧衆之間，取地于塔廟之下，深誠可怪！”“但頑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民，豈能富國。
”（《廣弘明集》卷24周釋昙積《谏周高祖沙汰僧表》）這些話也并沒有什麼效果。
建德三年五月十五日，武帝終于下敕禁斷佛、道二教，“融佛焚經，驅僧破塔&hellip&hellip寶刹伽藍皆為俗宅，沙門釋種悉作白衣”（隋費長房《曆代三寶記》）。
到了建德六年周滅齊，武帝至邺城，召北齊僧人并赴殿集，叙廢教之意。
當時僧人慧遠抗聲反對，以地獄相威脅，慧遠說：“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人。
阿鼻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怖。
”（《廣弘明集》卷10《叙釋慧遠抗周武帝廢佛教事》）武帝不顧這類威脅，毅然下敕并斷齊境佛教。
《曆代三寶記》稱： 周武帝邕世，建德敦牂（三年甲午），迄于作（六年丁酉，是年滅齊），毀破前代關山西東數百年來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掃地悉盡。
融刮聖容，焚燒經典。
八州寺廟，出四十千（四萬），盡賜王公，充為第宅。
三方釋子，減三百萬，皆複軍民，還歸編戶。
這一次禁斷佛教的結果，對王權來講，成績是顯著的，所謂“自廢以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
東平齊國，西定妖戎，國安民樂，豈非有益”（《廣弘明集》卷10《叙任道林辨周武帝除佛法诏》）。
所以當時人盧思道著《西征記》中，亦稱武“帝獨運遠略罷之（滅佛），強國富民之上策”（《廣弘明集》卷7《叙列代王臣滞惑解》）。
這次滅佛的目的，是想強迫三百萬僧侶“還歸編戶”，沒收寺院向人民騙取來的财産，“并送官府”（《太平廣記》卷131引《廣古今五行記》）。
而不是想徹底消滅佛教思想，所以坑殺僧尼的事情，沒有發生。
有些逃往深山中堅持修行的僧侶，政府也并未嚴辦[3]。
同時周武帝還在僧侶當中，拉攏一部分頭面人物，參加政權，任以官職。
如原來的周三藏兼陟岵寺主昙崇，在滅佛以後，獲得金紫光祿大夫的官銜。
另有一些僧侶如普曠，出任岐山郡從事。
在北齊地區滅佛之後，北齊的昭玄都法智，也“因僧職，轉任俗官，冊授洋州洋川郡守”（《曆代三寶記》）。
可見這次對僧侶的處理，比起北魏太武帝的坑殺沙門來，是較為得體的。
這一次滅佛，還有一個後果，即北周、北齊的僧侶，有不少逃奔南朝，如北齊僧昙遷、靖嵩等三百餘人，“自北徂南，達于江左”（《續高僧傳·隋彭城崇聖道場釋靖嵩傳》），得習《攝論》；智亦因滅佛南下。
前者成為法相宗之先驅，後者奠定天台宗的基礎。
至如禅宗的第三祖璨禅師，疑亦在此時，自相台（邺）移住江北。
這些對此後南北佛教思想的交流、新的教派的形成，起了一定作用。
北周武帝滅佛之初，曾立通道觀，置學士一百二十人，取儒士及釋、老三方面的有名人物來充任，令他們研究有關釋、老方面的哲學著作。
但僧侶、道士已不是以僧侶的資格參加，而是以官吏的身份來參加，因此皆須長發留須，着衣冠。
武帝宇文邕病死，宣帝宇文赟繼位，在大象元年（公元579年）三次下诏，表示要興複佛法。
當時從舊沙門中挑選“聲望可嘉者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為國行道”。
“其民間禅誦，一無有礙。
唯京師（長安）及洛陽各立一寺，自餘州郡，猶未通許”（《廣弘明集》卷10《叙任道林辨周武帝除佛法诏》）。
而且兩京陟岵寺的僧人，都不削發剃須。
到了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周宣帝病死，外戚楊堅總攬朝政，便正式下令複行佛道二教。
第二年（公元581年）的二月十三日，楊堅代周稱帝。
同月十五日，即準許僧人落發着僧服，并把他們安置在大興善寺，“為國行道”，佛法就這樣地漸漸恢複起來了。
事實上，北周武帝的滅佛，主要是為了打擊僧侶地主經濟上、政治上的勢力，以期富國強兵。
滅佛之後，經濟、政治上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從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着想，廢毀佛教遠不如利用佛教為有利。
而且當周、隋禅代之際，統治階級内部矛盾非常尖銳，隋文帝楊堅同時恢複佛、道二教，不獨可以利用宗教來統治人民，而且也緩和了政教之間&mdash&mdash僧俗地主之間的矛盾，借以鞏固新政權，所以佛教又恢複了。
《隋書·經籍志》稱：“開皇元年（公元581年），高祖（楊堅）普诏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
”在封建統治者這樣大力提倡下，佛教大盛。
但是隋時全國僧尼人數，不超過二十四萬人；唐會昌滅佛時（公元845年），僧尼總數也隻有二十六萬人左右，比起周、齊的三百萬僧尼數目來，真是瞠乎其後了。
全國僧尼人數，從二十四萬到二十六萬，對當時擁有總人口三至五千萬的封建國家來說，這是能夠容忍的一個數目。
*** [1] 參考任繼愈教授主編《中國哲學史》第四篇第九章、第十章。
[2] 北朝皇後出家為尼者，有北魏孝文帝元宏廢後馮氏，宣武帝元恪廢後高氏，孝明帝元诩廢後胡氏，西魏文帝元寶炬廢後乙弗氏，恭帝元廓後若幹氏，北齊文宣帝高洋後李氏，後主高緯廢後斛律氏，北周孝闵帝宇文覺後元氏，宣帝宇文赟後朱氏、陳氏、元氏、尉遲氏等。
[3] 《續高僧傳·隋終南山梓谷釋普安傳》：釋普安&hellip&hellip周氏滅法，栖隐于終南山梓谷。
時有重募，捉獲一僧，賞物十段。
有人應募，來欲執安。
即慰喻曰：“觀卿貧給，當欲相給。
”為設食已，俱共入京。
帝語此人曰：“我國法急，不許道人民間；爾複助急，不許道人山中。
若爾，遣他何處得活？宜放入山，不須檢校。
”又周臣柳白澤者，奉敕傍山搜括逃僧。
有黨〔長〕告曰：“此梓谷内，有普安道人。
”因遣追取，即與俱至，澤語黨曰：“我不得見，宜即放還。
”于是釋然複歸所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