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反佛教的鬥争與範缜的無神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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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别也”。
認為鬼是與人不同的一種生物。
論敵問他：“經（指《孝經》）雲：&lsquo為之宗廟，以鬼飨之，何謂也？&rsquo”他的答複是：“聖人之教然也。
所以從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
”又說：“宗廟郊社，皆聖人之教迹，彜倫之道，不可得而廢耳。
”（《答曹舍人書》）肯定“神道設教”雖然不等于主張有神論，但是說明他終究不是徹底的無神論者。
範缜在《神滅論》的最後部分，指斥“浮屠害政，桑門蠹俗”，“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地獄）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天堂）之樂”。
“至使兵挫于行間（打敗仗），吏空于官府（官府缺乏稱職官吏），粟罄于惰遊（糧食被遊手好閑的僧侶吃光），貨殚于土木（财盡于興建寺院）。
”他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講求“匡國”、“霸君”之術，主張廢除佛教。
範缜的《神滅論》，在中國古代思想發展史上是劃時代的作品。
對于形神關系問題的論證，他超過了在他以前的唯物主義哲學家所能達到的水平，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裡，以後也沒有一位唯物主義者在這問題上比他作出更深入的論證來。
他駁斥了神不滅的說法，不僅從理論上揭穿了宗教神學的謊言，而且也譴責了當時封建帝王和世家大族佞佛所造成的社會危機，有其積極的實踐意義。
範缜作為中國曆史上一位傑出的無神論者、唯物主義者，他的學說，當然不是沒有缺點的。
例如他在《神滅論》中說：“若知陶甄（陶鑄，指天地化生萬物）禀于自然，森羅（萬象森然羅列）均于獨化（指事物自己變化），忽焉自有，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
”這種偶然論的自然觀，無法闡明世界萬物客觀發展的必然規律。
同樣，他曾用偶然論反對蕭子良信奉的因果報應說，所謂“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随風而堕”（見上引《梁書》本傳），認為人的富貴貧賤，全是憑幸運，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結果和宿命論一樣，并沒有說明富貴貧賤的真正原因，而不能不陷于唯心主義。
範缜從地主階級的立場出發，把封建統治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看作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他說過：“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hellip&hellip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為以待其下。
”上面提到過，他認為“聖人”的體質構造不同于凡人，以及他對儒家經典中神道設教的一套說法采取保留态度，這些是其階級和時代的局限性的表現[1]。
北朝的滅佛事件 北朝的皇帝，同南朝的皇帝差不多，大都佞佛。
北齊的幾個皇帝，佞佛尤甚。
如北齊文宣帝高洋，一方面昏虐殺人，另一方面迷信佛教，曾親受菩薩戒。
在他在位的十年當中，關東佛法興盛。
到了北齊末年，後主高緯甚至把邺都三台宮（銅雀台、金鳳台、冰井台）舍施給大興聖寺，後來又把并州的尚書省也舍施為大基聖寺，把并州的晉祠舍施為大崇皇寺。
北朝的妃、主、諸王，也大都佞佛。
有許多廢後，往往出家為尼[2]。
公主、郡主出家的也不少。
北魏諸王在“河陰之變”（公元528年）中多被爾朱榮殺害，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一度幾乎造成“京邑第宅略為寺”（《魏書·釋老志》）的情況。
中原的世家大族，如清河崔氏、範陽盧氏、荥陽鄭氏、隴西李氏、河間邢氏、河東柳氏，以及代北的鮮卑貴族，也多信仰佛法。
由于各族統治階級提倡佛教，加上當時中原人民在民族和階級雙重壓迫之下，生活窮困，走投無路；有的為了逃避徭役和租調，結果紛紛出家當和尚。
《魏書·釋老志》雲：“正光（公元520&mdash524年）以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編戶，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
”故北齊時劉晝上書稱：“佛法詭诳，避役者以為林薮。
”（《廣弘明集》卷7《叙列代王臣滞惑解》）這樣，僧尼的人數不可避免地增多起來。
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公元477年），全國僧尼人數還不過七萬七千餘人，到了北魏末年（公元534年左右），上距太和初元不到六十年，全國僧尼總數激增到二百萬人左右（當時北方總人口數約三千萬）。
東西魏分裂（公元534&mdash556年），周、齊對峙（公元557&mdash577年），兩國僧尼總數，幾達三百萬左右（兩國總人口數在三千萬左右），占當時北方總人口數的十分之一。
十六國與北朝僧尼人數、寺院數目、譯經部數表 随着佛教的盛行，寺院的經濟勢力也迅猛發展起來。
遍布京都及各州郡的寺院，通過封建統治者的賞賜和貴族、官僚的施舍以及“侵奪細民”等途徑，“廣占田宅”（《魏書·釋老志》）。
例如北齊文宣帝高洋在天保三年（公元552年），曾為稠法師“于邺城西八十裡龍山之陽，為構精舍，名雲居寺。
&hellip&hellip初敕造寺，面方十裡。
稠曰：&lsquo十裡太廣，損妨居民，請半減之。
&rsquo敕乃以方五裡為定”（《續高僧傳·齊邺西龍山雲居寺釋僧稠傳》）。
西魏時，宇文泰為大僧統道臻建中興寺于長安昆明池南，“池之内外，稻田百頃，并以給之；梨棗雜果，望若雲合”（《續高僧傳·西魏京師大僧統中興寺釋道臻傳》）。
這樣，“凡厥良沃，悉為僧有”（《廣弘明集》卷7《叙列代王臣滞惑解》），大量土地轉入寺院的手中。
當時的寺院内，除了一部分僧侶也參加耕作的主要勞動以外，還有等于農奴身份的僧祇戶和等于奴隸身份的佛圖戶，為寺院進行生産。
北魏獻文帝皇興三年（公元469年），奪取了南齊的青、齊地區，除遷移青、齊地區的一部分“民望”于平城附近，為置平齊郡以居之之外，其餘青、齊人民，悉沒為生口，分賜百官，稱之為“平齊戶”。
當時北魏沙門統昙曜奏請獻文帝，把這一部分平齊戶及涼州軍戶等撥歸“僧曹”（管轄寺院的機構），稱為“僧祇戶”，每戶每年納谷六十斛，稱之為“僧祇粟”。
同時又請求把一部分犯重罪的罪人和官奴婢，充作“佛圖戶”，以供諸寺灑掃，稱之為“寺戶”。
魏獻文帝都答應了，從此，每個州鎮，都有僧祇戶和寺戶。
在開始時“内律”（即僧律）裡有規定：“僧祇戶不得别屬一寺”（《魏書·釋老志》），應該由僧曹向僧祇戶征收僧粟，不能由寺院直接向他們征收僧粟；征收來的僧祇粟，也是貯積起來，準備到荒年來“赈給饑民”，所謂“儉年出貸，豐則收入”的。
後來寺院就直接向僧祇戶征收租谷，收到的租谷，也不是用來“濟施”，而是用來作為寺院高利貸的資本，來“規取赢息”了。
寺院收債的時候，不顧水旱災害而強征勒索；有的僧祇戶雖已“償利過本”，可是僧侶地主竟“翻改券契”，照舊催征。
《北史·蘇瓊傳》載：東魏時有“道人道研，為濟州沙門統，資産巨富，在郡多出息，常郡縣為征”，可見農民如果拖欠寺院的債務，還會受到官吏的迫害。
寺院就是通過上述的手段，把财富大大地集積起來。
而且，寺院在擁有雄厚的财富的同時，還占有衆多的勞動人手，包括寺院中的僧侶和寺戶，所以他們的經濟力量，一天比一天強大，這就引起了政教之争，在北朝發生了兩次滅佛事件。
在中國的佛教史上，有所謂“三武之厄”：第一次是北魏的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的滅佛；第二次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公元574年）的滅佛；第三次是唐武宗李炎會昌五年（公元845年）的滅佛。
本書中隻叙述前面兩次的滅佛經過。
北魏太武帝的滅佛，主要是由于當時拓跋氏進入黃河流域還不到三四十年，剛開始接觸佛教，對佛教還不夠了解，同時又摻入了佛、道鬥争的因素，這樣才會發生的。
太武帝在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正月下诏：“西戎虛誕，生緻妖孽。
”自今以後，“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有私養沙門、師巫&hellip&hellip在其家者，皆遣詣官曹，不得容匿。
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師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魏書·世祖紀》）。
太平真君六年秋，關中一帶，爆發了以蓋吳為首的各族人民大起義，太武帝親自出征，才鎮壓了這一次規模巨大的人民起義。
他在出征途中駐跸長安，入一佛寺，見寺中藏有很多兵器，就懷疑僧侶和蓋吳通謀，下令把這一佛寺的僧侶，全都殺死；在沒收寺院财産時，又發現寺院内有釀酒的用具（僧律禁酒）；同時還搜查到許多州郡官吏和富人寄存在寺院裡的财物；最後還發現了僧侶藏匿婦女以恣淫樂的地下窟室。
信道抑佛的宰相崔浩，乘機勸太武帝滅佛。
于是太武帝下令，把全國沙門一概坑殺，所有經像都要燒毀。
這一命令公布之前，有些僧侶事先已經獲得消息，先期逃匿，所以僧侶并沒有全部殺盡。
太武帝晚年，佛禁稍微松弛。
到了公元452年，太武帝被宦官宗愛殺死，文成帝拓跋濬（太武帝孫）繼位，立即下诏恢複佛教。
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佛教到達全盛時期，僧尼增加到二百萬，“寺奪民居，三分且一”（《魏書·釋老志》載任城王元澄語）。
其後東西魏分裂，直到周齊對峙之際，僧尼總人數多達三百萬人。
北齊文宣帝高洋天保六年（公元555年）九月，并且下令禁絕道教，所有道士皆剃發為僧；如有不從，即時斬首。
如道士妄稱自己是
認為鬼是與人不同的一種生物。
論敵問他：“經（指《孝經》）雲：&lsquo為之宗廟，以鬼飨之，何謂也？&rsquo”他的答複是：“聖人之教然也。
所以從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
”又說：“宗廟郊社，皆聖人之教迹，彜倫之道，不可得而廢耳。
”（《答曹舍人書》）肯定“神道設教”雖然不等于主張有神論，但是說明他終究不是徹底的無神論者。
範缜在《神滅論》的最後部分，指斥“浮屠害政，桑門蠹俗”，“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地獄）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天堂）之樂”。
“至使兵挫于行間（打敗仗），吏空于官府（官府缺乏稱職官吏），粟罄于惰遊（糧食被遊手好閑的僧侶吃光），貨殚于土木（财盡于興建寺院）。
”他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講求“匡國”、“霸君”之術，主張廢除佛教。
範缜的《神滅論》，在中國古代思想發展史上是劃時代的作品。
對于形神關系問題的論證，他超過了在他以前的唯物主義哲學家所能達到的水平，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裡，以後也沒有一位唯物主義者在這問題上比他作出更深入的論證來。
他駁斥了神不滅的說法，不僅從理論上揭穿了宗教神學的謊言，而且也譴責了當時封建帝王和世家大族佞佛所造成的社會危機，有其積極的實踐意義。
範缜作為中國曆史上一位傑出的無神論者、唯物主義者，他的學說，當然不是沒有缺點的。
例如他在《神滅論》中說：“若知陶甄（陶鑄，指天地化生萬物）禀于自然，森羅（萬象森然羅列）均于獨化（指事物自己變化），忽焉自有，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
”這種偶然論的自然觀，無法闡明世界萬物客觀發展的必然規律。
同樣，他曾用偶然論反對蕭子良信奉的因果報應說，所謂“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随風而堕”（見上引《梁書》本傳），認為人的富貴貧賤，全是憑幸運，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結果和宿命論一樣，并沒有說明富貴貧賤的真正原因，而不能不陷于唯心主義。
範缜從地主階級的立場出發，把封建統治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看作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他說過：“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hellip&hellip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為以待其下。
”上面提到過，他認為“聖人”的體質構造不同于凡人，以及他對儒家經典中神道設教的一套說法采取保留态度，這些是其階級和時代的局限性的表現[1]。
北朝的滅佛事件 北朝的皇帝，同南朝的皇帝差不多，大都佞佛。
北齊的幾個皇帝，佞佛尤甚。
如北齊文宣帝高洋，一方面昏虐殺人，另一方面迷信佛教，曾親受菩薩戒。
在他在位的十年當中，關東佛法興盛。
到了北齊末年，後主高緯甚至把邺都三台宮（銅雀台、金鳳台、冰井台）舍施給大興聖寺，後來又把并州的尚書省也舍施為大基聖寺，把并州的晉祠舍施為大崇皇寺。
北朝的妃、主、諸王，也大都佞佛。
有許多廢後，往往出家為尼[2]。
公主、郡主出家的也不少。
北魏諸王在“河陰之變”（公元528年）中多被爾朱榮殺害，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一度幾乎造成“京邑第宅略為寺”（《魏書·釋老志》）的情況。
中原的世家大族，如清河崔氏、範陽盧氏、荥陽鄭氏、隴西李氏、河間邢氏、河東柳氏，以及代北的鮮卑貴族，也多信仰佛法。
由于各族統治階級提倡佛教，加上當時中原人民在民族和階級雙重壓迫之下，生活窮困，走投無路；有的為了逃避徭役和租調，結果紛紛出家當和尚。
《魏書·釋老志》雲：“正光（公元520&mdash524年）以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編戶，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
”故北齊時劉晝上書稱：“佛法詭诳，避役者以為林薮。
”（《廣弘明集》卷7《叙列代王臣滞惑解》）這樣，僧尼的人數不可避免地增多起來。
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公元477年），全國僧尼人數還不過七萬七千餘人，到了北魏末年（公元534年左右），上距太和初元不到六十年，全國僧尼總數激增到二百萬人左右（當時北方總人口數約三千萬）。
東西魏分裂（公元534&mdash556年），周、齊對峙（公元557&mdash577年），兩國僧尼總數，幾達三百萬左右（兩國總人口數在三千萬左右），占當時北方總人口數的十分之一。
十六國與北朝僧尼人數、寺院數目、譯經部數表 随着佛教的盛行，寺院的經濟勢力也迅猛發展起來。
遍布京都及各州郡的寺院，通過封建統治者的賞賜和貴族、官僚的施舍以及“侵奪細民”等途徑，“廣占田宅”（《魏書·釋老志》）。
例如北齊文宣帝高洋在天保三年（公元552年），曾為稠法師“于邺城西八十裡龍山之陽，為構精舍，名雲居寺。
&hellip&hellip初敕造寺，面方十裡。
稠曰：&lsquo十裡太廣，損妨居民，請半減之。
&rsquo敕乃以方五裡為定”（《續高僧傳·齊邺西龍山雲居寺釋僧稠傳》）。
西魏時，宇文泰為大僧統道臻建中興寺于長安昆明池南，“池之内外，稻田百頃，并以給之；梨棗雜果，望若雲合”（《續高僧傳·西魏京師大僧統中興寺釋道臻傳》）。
這樣，“凡厥良沃，悉為僧有”（《廣弘明集》卷7《叙列代王臣滞惑解》），大量土地轉入寺院的手中。
當時的寺院内，除了一部分僧侶也參加耕作的主要勞動以外，還有等于農奴身份的僧祇戶和等于奴隸身份的佛圖戶，為寺院進行生産。
北魏獻文帝皇興三年（公元469年），奪取了南齊的青、齊地區，除遷移青、齊地區的一部分“民望”于平城附近，為置平齊郡以居之之外，其餘青、齊人民，悉沒為生口，分賜百官，稱之為“平齊戶”。
當時北魏沙門統昙曜奏請獻文帝，把這一部分平齊戶及涼州軍戶等撥歸“僧曹”（管轄寺院的機構），稱為“僧祇戶”，每戶每年納谷六十斛，稱之為“僧祇粟”。
同時又請求把一部分犯重罪的罪人和官奴婢，充作“佛圖戶”，以供諸寺灑掃，稱之為“寺戶”。
魏獻文帝都答應了，從此，每個州鎮，都有僧祇戶和寺戶。
在開始時“内律”（即僧律）裡有規定：“僧祇戶不得别屬一寺”（《魏書·釋老志》），應該由僧曹向僧祇戶征收僧粟，不能由寺院直接向他們征收僧粟；征收來的僧祇粟，也是貯積起來，準備到荒年來“赈給饑民”，所謂“儉年出貸，豐則收入”的。
後來寺院就直接向僧祇戶征收租谷，收到的租谷，也不是用來“濟施”，而是用來作為寺院高利貸的資本，來“規取赢息”了。
寺院收債的時候，不顧水旱災害而強征勒索；有的僧祇戶雖已“償利過本”，可是僧侶地主竟“翻改券契”，照舊催征。
《北史·蘇瓊傳》載：東魏時有“道人道研，為濟州沙門統，資産巨富，在郡多出息，常郡縣為征”，可見農民如果拖欠寺院的債務，還會受到官吏的迫害。
寺院就是通過上述的手段，把财富大大地集積起來。
而且，寺院在擁有雄厚的财富的同時，還占有衆多的勞動人手，包括寺院中的僧侶和寺戶，所以他們的經濟力量，一天比一天強大，這就引起了政教之争，在北朝發生了兩次滅佛事件。
在中國的佛教史上，有所謂“三武之厄”：第一次是北魏的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的滅佛；第二次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公元574年）的滅佛；第三次是唐武宗李炎會昌五年（公元845年）的滅佛。
本書中隻叙述前面兩次的滅佛經過。
北魏太武帝的滅佛，主要是由于當時拓跋氏進入黃河流域還不到三四十年，剛開始接觸佛教，對佛教還不夠了解，同時又摻入了佛、道鬥争的因素，這樣才會發生的。
太武帝在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正月下诏：“西戎虛誕，生緻妖孽。
”自今以後，“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有私養沙門、師巫&hellip&hellip在其家者，皆遣詣官曹，不得容匿。
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師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魏書·世祖紀》）。
太平真君六年秋，關中一帶，爆發了以蓋吳為首的各族人民大起義，太武帝親自出征，才鎮壓了這一次規模巨大的人民起義。
他在出征途中駐跸長安，入一佛寺，見寺中藏有很多兵器，就懷疑僧侶和蓋吳通謀，下令把這一佛寺的僧侶，全都殺死；在沒收寺院财産時，又發現寺院内有釀酒的用具（僧律禁酒）；同時還搜查到許多州郡官吏和富人寄存在寺院裡的财物；最後還發現了僧侶藏匿婦女以恣淫樂的地下窟室。
信道抑佛的宰相崔浩，乘機勸太武帝滅佛。
于是太武帝下令，把全國沙門一概坑殺，所有經像都要燒毀。
這一命令公布之前，有些僧侶事先已經獲得消息，先期逃匿，所以僧侶并沒有全部殺盡。
太武帝晚年，佛禁稍微松弛。
到了公元452年，太武帝被宦官宗愛殺死，文成帝拓跋濬（太武帝孫）繼位，立即下诏恢複佛教。
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佛教到達全盛時期，僧尼增加到二百萬，“寺奪民居，三分且一”（《魏書·釋老志》載任城王元澄語）。
其後東西魏分裂，直到周齊對峙之際，僧尼總人數多達三百萬人。
北齊文宣帝高洋天保六年（公元555年）九月，并且下令禁絕道教，所有道士皆剃發為僧；如有不從，即時斬首。
如道士妄稱自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