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道教的形成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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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其外篇據他自己說是儒家，實際上是儒家兼刑名家。
所以他說：“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
”（《明本篇》）即認為神仙不死之術，是人生頭等重要的事情；而刑名政教，又是維護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也不可加以忽視的，因此其重要性僅次于神仙不死之術，這就是他的全部思想。
葛洪認為“玄”是萬有的本體，他說：“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物之大宗也。
”（《暢玄篇》）“玄”的本身，深微綿邈，看不見，摸不到，所謂“來焉莫見，往焉莫追”。
但它卻是産生天地萬物，“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範鑄兩儀，吐納太始，鼓冶億類”。
就是說，天地萬有都是“玄”所産生的。
可是它是不具有物質性的東西，而隻是精神性的。
葛洪又把“道”當作“玄”字的同義語，他說：“道者，涵乾括坤，其本無名。
論其無，則影響猶為有焉；論其有，則萬物猶為無焉。
隸首（善算的人）不能計其多少，離朱（目力極好的人）不能察其。
”（《道意篇》）又說：“凡言道者，上自二儀，下逮萬物，莫不由之。
”“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範鑄二儀，胞胎萬類，醞釀彜倫者也。
”（《明本篇》）“道”和“玄”都是萬有的本體，是精神性的而非物質性的。
葛洪又特别強調“一”，把它和“道”、“玄”等同起來。
他說：“餘聞之師雲，人能知一，萬事畢。
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也。
道起于一，其貴無偶。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存之則在，忽之則亡；向之則吉，背之則兇；保之則遐祚罔極，失之則命凋氣窮。
”（《地真篇》）從“一”又衍化出“真一”和“玄一”，它是一種神秘的靈物，變化無方。
所以“一”和“玄”、“道”一樣，也是一種神秘性精神性的東西。
在形神有無的關系問題上，葛洪認為“夫有因無而生焉，形須神而立焉。
有者，無之宮也；形者，神之宅也。
故譬之于堤，堤壞則水不留矣；方之于燭，燭糜則火不居矣。
身勞則神散，氣竭則命終。
根竭枝繁，則青青去木矣；氣疲欲勝，則精靈離身矣”（《至理篇》）。
他認為“有”因“無”而生，“形”須“神”而立，“無”與“神”都是第一性的，“有”與“形”都是第二性的。
而且認為精靈可以離身，道教煉形的目的，正是要把精靈凝聚不散，長生不死。
這種宗教神秘的唯心主義觀點，和他的“玄”、“道”、“一”等神秘理論，完全一緻。
葛洪在《抱樸子内篇·論仙》裡，多方論證了神仙不死之道。
那麼怎樣才能成仙呢？就是要煉丹。
他認為“草木之藥，埋之即腐，煮之即爛，燒之即焦”，因此“服草木之藥，可得延年，不免于死也”。
而黃金和朱砂二物，“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黃金入火，百煉不消，埋之畢天不朽”。
因此用黃金和丹砂來煉丹，“服此二藥，煉人身體”，“故能令人長生”，“壽無窮已，與天地相畢”（《金丹篇》）。
據他說，凡人吃了“九轉仙丹”，三天之内便可白日飛升。
但配合的藥物，都是些稀奇古怪的東西，倘若一時不能找全，煉一種“金液丹”也可以。
煉這種丹要花費黃金數十斤，合計資費在四十萬錢左右，即四百匹絹左右。
這樣巨大的費用，當然隻有世家大族才能有此财力，因此也隻有世家大族才有成仙的機會。
世家大族妄圖永享奢靡腐化的生活，既然希望能夠長生不死，同時又留戀人間富貴。
南北朝的皇帝也不例外，譬如北齊文宣帝令諸術士合“九轉金丹”成，置之玉匣中，不肯立即服用，說：“我貪世間作樂，不能即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
”（《北齊書·方伎·由吾道榮傳》）葛洪便設想了一個折衷的辦法，說服了金丹以後，“且欲留其世間者，但服半劑，而錄其半；若後求升天，便盡服之”（《對俗篇》）。
至于成仙以後，仙人的生活，“飲則玉醴金漿，食則翠芝朱英，居則瑤堂瑰室，行則逍遙太清”，不但生活豪奢，而且“或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監禦百靈”，“位可以不求而自緻”，“勢可以總攝羅酆（陰間）”（《對俗篇》），權勢也和人間一樣，絲毫不會有所降低。
這是完全合乎世家大族地主的口味的。
葛洪站在為世家大族服務的道教的金丹派立場上，盡情攻擊符水派，說原始道教是“妖道”或“鬼道”，說農民領袖張角利用符水治病，“遂以招集奸黨，稱合逆亂”。
主張把符水派的巫祝，“刑之無赦，肆（陳屍）之市路”（《道意篇》）。
道教到他的手裡，完全成為統治階級禦用的宗教。
葛洪《抱樸子外篇》，大都是政論性的著作，一部分是闡述其文學觀點的作品。
他這一部書的寫成，正是在西晉滅亡之後，東晉建國前夜，他憑他親身感受，對當時的許多政治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不僅直接參加了鎮壓張昌、石冰領導的農民起義，而且主張用“以殺止殺”的高壓政策，來統治人民。
《用刑篇》說：“當殺不殺，大賊乃發。
”“鞭樸廢于家，則僮仆怠惰；征伐息于國，則群下不虔。
”“故誅一以振萬，損少以成多。
”“若不齊之以威，糾之以刑，遠羨羲、農之風，則亂不可振，其禍深大，以殺止殺，豈樂之哉。
”葛洪認為，在“髡鉗不足以懲無恥，族誅不能以禁觊觎”的農民大起義時代，必須恢複最野蠻的“刖人肢體，割人耳鼻”的肉刑。
“周用肉刑，積祀七百；漢氏廢之，年代不如。
”隻有恢複肉刑，才能鞏固統治。
他責備“世人
其外篇據他自己說是儒家，實際上是儒家兼刑名家。
所以他說：“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
”（《明本篇》）即認為神仙不死之術，是人生頭等重要的事情；而刑名政教，又是維護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也不可加以忽視的，因此其重要性僅次于神仙不死之術，這就是他的全部思想。
葛洪認為“玄”是萬有的本體，他說：“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物之大宗也。
”（《暢玄篇》）“玄”的本身，深微綿邈，看不見，摸不到，所謂“來焉莫見，往焉莫追”。
但它卻是産生天地萬物，“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範鑄兩儀，吐納太始，鼓冶億類”。
就是說，天地萬有都是“玄”所産生的。
可是它是不具有物質性的東西，而隻是精神性的。
葛洪又把“道”當作“玄”字的同義語，他說：“道者，涵乾括坤，其本無名。
論其無，則影響猶為有焉；論其有，則萬物猶為無焉。
隸首（善算的人）不能計其多少，離朱（目力極好的人）不能察其。
”（《道意篇》）又說：“凡言道者，上自二儀，下逮萬物，莫不由之。
”“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範鑄二儀，胞胎萬類，醞釀彜倫者也。
”（《明本篇》）“道”和“玄”都是萬有的本體，是精神性的而非物質性的。
葛洪又特别強調“一”，把它和“道”、“玄”等同起來。
他說：“餘聞之師雲，人能知一，萬事畢。
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也。
道起于一，其貴無偶。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存之則在，忽之則亡；向之則吉，背之則兇；保之則遐祚罔極，失之則命凋氣窮。
”（《地真篇》）從“一”又衍化出“真一”和“玄一”，它是一種神秘的靈物，變化無方。
所以“一”和“玄”、“道”一樣，也是一種神秘性精神性的東西。
在形神有無的關系問題上，葛洪認為“夫有因無而生焉，形須神而立焉。
有者，無之宮也；形者，神之宅也。
故譬之于堤，堤壞則水不留矣；方之于燭，燭糜則火不居矣。
身勞則神散，氣竭則命終。
根竭枝繁，則青青去木矣；氣疲欲勝，則精靈離身矣”（《至理篇》）。
他認為“有”因“無”而生，“形”須“神”而立，“無”與“神”都是第一性的，“有”與“形”都是第二性的。
而且認為精靈可以離身，道教煉形的目的，正是要把精靈凝聚不散，長生不死。
這種宗教神秘的唯心主義觀點，和他的“玄”、“道”、“一”等神秘理論，完全一緻。
葛洪在《抱樸子内篇·論仙》裡，多方論證了神仙不死之道。
那麼怎樣才能成仙呢？就是要煉丹。
他認為“草木之藥，埋之即腐，煮之即爛，燒之即焦”，因此“服草木之藥，可得延年，不免于死也”。
而黃金和朱砂二物，“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黃金入火，百煉不消，埋之畢天不朽”。
因此用黃金和丹砂來煉丹，“服此二藥，煉人身體”，“故能令人長生”，“壽無窮已，與天地相畢”（《金丹篇》）。
據他說，凡人吃了“九轉仙丹”，三天之内便可白日飛升。
但配合的藥物，都是些稀奇古怪的東西，倘若一時不能找全，煉一種“金液丹”也可以。
煉這種丹要花費黃金數十斤，合計資費在四十萬錢左右，即四百匹絹左右。
這樣巨大的費用，當然隻有世家大族才能有此财力，因此也隻有世家大族才有成仙的機會。
世家大族妄圖永享奢靡腐化的生活，既然希望能夠長生不死，同時又留戀人間富貴。
南北朝的皇帝也不例外，譬如北齊文宣帝令諸術士合“九轉金丹”成，置之玉匣中，不肯立即服用，說：“我貪世間作樂，不能即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
”（《北齊書·方伎·由吾道榮傳》）葛洪便設想了一個折衷的辦法，說服了金丹以後，“且欲留其世間者，但服半劑，而錄其半；若後求升天，便盡服之”（《對俗篇》）。
至于成仙以後，仙人的生活，“飲則玉醴金漿，食則翠芝朱英，居則瑤堂瑰室，行則逍遙太清”，不但生活豪奢，而且“或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監禦百靈”，“位可以不求而自緻”，“勢可以總攝羅酆（陰間）”（《對俗篇》），權勢也和人間一樣，絲毫不會有所降低。
這是完全合乎世家大族地主的口味的。
葛洪站在為世家大族服務的道教的金丹派立場上，盡情攻擊符水派，說原始道教是“妖道”或“鬼道”，說農民領袖張角利用符水治病，“遂以招集奸黨，稱合逆亂”。
主張把符水派的巫祝，“刑之無赦，肆（陳屍）之市路”（《道意篇》）。
道教到他的手裡，完全成為統治階級禦用的宗教。
葛洪《抱樸子外篇》，大都是政論性的著作，一部分是闡述其文學觀點的作品。
他這一部書的寫成，正是在西晉滅亡之後，東晉建國前夜，他憑他親身感受，對當時的許多政治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不僅直接參加了鎮壓張昌、石冰領導的農民起義，而且主張用“以殺止殺”的高壓政策，來統治人民。
《用刑篇》說：“當殺不殺，大賊乃發。
”“鞭樸廢于家，則僮仆怠惰；征伐息于國，則群下不虔。
”“故誅一以振萬，損少以成多。
”“若不齊之以威，糾之以刑，遠羨羲、農之風，則亂不可振，其禍深大，以殺止殺，豈樂之哉。
”葛洪認為，在“髡鉗不足以懲無恥，族誅不能以禁觊觎”的農民大起義時代，必須恢複最野蠻的“刖人肢體，割人耳鼻”的肉刑。
“周用肉刑，積祀七百；漢氏廢之，年代不如。
”隻有恢複肉刑，才能鞏固統治。
他責備“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