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魏晉南北朝與海東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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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極其關心南朝的治亂,百濟和南朝的友好關系确實非同一般。

     百濟很早就從遼東地區傳入了五帝神。

    公元384年,百濟又從東晉傳入佛教,百濟國内“有僧尼,多寺塔,而無道士”(《北史·百濟傳》)。

    何承天的《元嘉曆》,也從南朝傳入百濟,史稱百濟“用宋《元嘉曆》,以建寅月為首”(《周書·百濟傳》)。

    梁武帝大同七年(百濟聖王明十九年,即公元541年),百濟使節到達建康,“表請《毛詩》博士,《涅》等經義,并工匠、畫師等”(《三國史記》卷26),梁武帝非常友好地滿足了百濟的要求。

    從這一系列的事實看來,百濟和當時中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是如何頻繁而密切了。

    漢族文化還以百濟為媒介,給予新羅和日本以一定的影響。

     新羅 新羅是從辰韓和弁韓發展而來的一個國家。

    辰韓地處馬韓之東,它總共由十二個部落組成聯盟,聯盟的酋長稱辰王。

    另外又有一個弁韓,也由十二個部落組成聯盟。

    這二十四個部落,大的部落有五千家,小的也有六七百家,總起來有四五萬戶。

    由于北方強大的高句麗,念念不忘南下牧馬;在朝鮮半島南部,倭國也在弁韓的迦羅部落基礎上建立任那府,企圖利用這個橋頭堡壘,經營朝鮮半島。

    為了抵禦南北兩大勢力的侵淩,在公元356年(東晉穆帝永和十二年),辰韓、弁韓等部落開始聯合起來,由過去松散的部落聯盟,形成了新羅國家。

     新羅“田甚良沃,水陸兼種,其五谷、果菜、鳥獸、物産,略與華同”(《北史·新羅傳》)。

    “曉蠶桑,作缣布。

    乘駕牛馬。

    ”“國出鐵”,在辰韓、弁韓時代,“韓(馬韓)、、倭皆從取之。

    諸市買皆用鐵,如中國用錢”。

    鐵的普遍使用,使新羅社會經濟有了飛躍的發展。

    “俗喜歌舞、飲酒。

    有瑟,其形似築,彈之亦有音曲。

    ”(《三國志·魏志·弁辰傳》)“其文字甲兵,同于中國。

    選人壯健者悉入軍,烽、戍、邏俱有屯營部伍。

    風俗、刑政、衣服略與高麗、百濟同。

    ”“服色尚素。

    婦人辮發繞頸,以雜彩及珠為飾。

    婚嫁禮唯酒食而已,輕重随貧富。

    ”“死有棺殓,葬送起墳陵。

    ”(《北史·新羅傳》) 西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二年、七年,辰韓王曾三次派遣使節來洛陽訪問,并饋贈方物。

    南朝梁武帝普通二年,陳廢帝光大二年(公元568年),宣帝太建二年(公元570年)、三年,新羅國王先後四次派遣使節,遠涉重洋,來建康訪問。

    北齊武成帝河清元年(公元562年)、後主武平三年(公元572年),新羅國王也先後兩次遣使來齊都邺城訪問,并饋贈方物。

    這些友好往來,給此後幾百年兩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打下了良好基礎。

     日本邪馬壹與大和國家 約當我國西漢時期,日本島上存在一百多個獨立的部落。

    自從漢武帝把漢王朝勢力推進到遼東半島之後,前後有三十多個倭部落與漢有了經濟文化交流。

    到公元1世紀中葉,北九州已形成了幾個部落國家。

    公元57年(東漢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其中的倭奴國曾派遣使節到東漢京城洛陽來,饋贈方物。

    東漢光武帝贈以印绶。

    這個“漢委奴國王”的金印,在日本的天明四年(公元1784年),于築前國糟屋郡志賀島葉崎村發現。

    公元107年(東漢安帝永初元年),倭王又遣使聘漢,曾贈送漢王室生口(奴婢)一百六十人。

    從這件事看來,倭奴國已經把被征服部落的俘虜當作奴隸,并用來贈送鄰邦,這說明他們已經進入較為原始的奴隸社會了。

     據《三國志·魏志·倭人傳》記載,公元3世紀前半葉,日本島上出現了一個服屬二十多個部落的勢力強大的邪馬壹(即邪馬台)國。

    它的國王是個名叫卑彌呼的獨身女子,常用“鬼道”來牢籠人心。

    政務由她的弟弟管理。

    卑彌呼女王平時深居簡出,“以婢千人自侍”;死後“大作冢,徑百餘步,殉葬者奴婢百餘人”。

    可見邪馬壹國社會,還滞留在不發展的奴隸制階段。

    “倭地溫暖,冬夏食生菜。

    ”“種禾稻、麻,蠶桑緝績,出細缣綿。

    其地無牛馬虎豹羊鵲”。

    “兵用矛、、木弓。

    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镞或骨镞。

    ”“收租賦,有邸閣(存貯糧食)。

    國國(每個部落)有市,交易有無。

    ”風俗淳樸,“不盜竊,少诤訟。

    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沒其門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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