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西魏與北周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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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令式，并參考敦煌地區均田土地和丁壯多少的實際情況來記錄的，它還沒有受到蘇綽大統新制的太大影響。
關于這個問題，比較複雜，我當另文加以詳述，在這裡就不多講了。
北周的田租、戶調、力役都不算輕，隻是由于關隴地區的土地兼并情況，不比北齊統治地區那樣劇烈，均田農民多少還能分到一些土地（盡管是二分未足或三分未足），能夠進行農業生産；加以北周的政治，相對來說，要比北齊好一些，所以這一地區的土地危機不算突出，北周的統治也還比較穩定。
府兵制度的确立 宇文泰在接收賀拔嶽的以六鎮中武川鎮兵戶為骨幹的軍團時，這一軍團人數不過數千人；侯莫陳悅兵潰後，李弼擁衆萬人來歸；北魏宿衛禁旅所謂“六坊之衆”（也是鮮卑族人）随孝武帝元修入關的，也“不能萬人”（《隋書·食貨志》）。
合起來，西魏的兵力，大概在三萬人左右。
宇文泰命十二個将軍分别率領。
大統三年（公元537年）沙苑會戰，高歡以二十萬衆進犯西魏，宇文泰迎擊的軍隊，還不滿萬人；大勝以後，不斷補充，人數增多。
大統八年三月，正式成立六軍。
到了大統九年，西魏的軍隊，就發展到十萬人左右了。
同年與高歡在邙山會戰失利，宇文泰的軍隊被東魏殲滅的，就有六萬人之多。
經過這次慘敗，西魏實力大傷，而且事實上，關隴地區的六州鮮卑人數本來就不多，戰争的長期持續，使兵員的補充更有困難，宇文泰自不得不從漢族方面補充軍隊，來充實自己的力量。
《周書·文帝紀》稱：“邙山失律，于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
”這些新編的軍隊，又都是由政府選擇關隴地區有名望的人物來統領的，如：太原陽曲人郭彥，“其先從官關右，遂居馮翊。
&hellip&hellip大統十二年，初選當州首望，領鄉兵，除帥都督”（《周書·郭彥傳》）。
武功人蘇椿，“大統初&hellip&hellip賜姓賀蘭氏。
&hellip&hellip十四年，置當州鄉帥，自非鄉望，允當衆心，不得預焉。
乃令驿追椿領鄉兵”（《周書·蘇綽傳弟椿附傳》）。
敦煌人令狐整，“世為西土冠冕。
&hellip&hellip常願舉宗效力，遂率鄉親二千餘人入朝，随軍征讨”（《周書·令狐整傳》）。
兵力是漸漸充實了。
為了更好地配合建軍工作，宇文泰對他的統帥部，也略加改組，形式上采取鮮卑舊日八部之制，立八柱國，除自己已在大統三年由西魏文帝任命為柱國大将軍、都督中外諸軍事，為西魏政權中的實際最高統帥外，又在大統十四年，任命西魏宗室廣陵王元欣為柱國大将軍，但也隻挂虛名，并不授予實權，卻用趙貴、李虎、李弼、于謹、獨孤信、侯莫陳崇等六人為柱國大将軍來實際分頭統率六軍[5]。
每個柱國大将軍下，有二個大将軍，共十二大将軍。
每個大将軍下，有兩個開府，共二十四開府，是為二十四軍。
每個開府下，又有兩個儀同，共四十八個儀同。
根據西魏末、北周初的記錄，一個儀同在那時領士兵一千人，一個開府在那時領士兵二千人[6]，那麼一個大将軍領士兵四千人，一個柱國大将軍領士兵八千人，六柱國合起來有衆四萬八千人，與《邺侯家傳》所稱西魏初期府兵“六柱國共有衆不滿五萬”（《玉海》卷138引《邺侯家傳》）的說法，相差不遠。
這支軍隊，就是曆史上所說的府兵。
府兵的前身，是以賀拔嶽武川軍團和侯莫陳悅軍團的一部分（即李弼軍團）以及“六坊之衆”随魏孝武帝入關的北魏宿衛禁旅這三個基本部分組成的，原是鮮卑化非常徹底的軍隊。
其中尤以構成府兵核心的武川軍團，它的前身是六鎮鮮卑，六鎮鮮卑前身大都是拓跋部氏族成員，由于北魏孝文帝以後，封建化的程度急劇加深，他們的地位也急劇下降，終于淪為“役同厮養”的“府戶”，因此，他們參加過六鎮起義和河北起義。
固然，六鎮起義和河北大起義終于推倒了腐朽的北魏洛陽政權，但是進入中原的六鎮鮮卑，其中一部分背叛了起義軍而成為新興的軍事貴族以後，他們卻還存在着一種不可實現的幻想，就是想回複到原來的氏族或部落關系去，這樣他們也必然會帶着一種反動的反對漢化的傾向。
宇文泰、趙貴、獨孤信等既出身于武川軍團，在他們建立府兵時，主觀上為了要滿足六鎮鮮卑的要求，就采用了六鎮鮮卑所向往的過去鮮卑族的一種原有部落組織，即八部組織[7]，作為編制新軍的一種藍本。
宇文泰等想在編制這一支新軍的時候，對于士兵和軍官之間的結合，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鮮卑舊日的氏族關系。
因此，在西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诏以有功諸将繼承鮮卑三十六國（大部落），及九十九姓（大氏族）之後[8]，除了新軍中的将領本來就用鮮卑複姓的如侯莫陳氏、獨孤氏、豆盧氏、賀蘭氏諸姓不予更動外，有的鮮卑複姓已經北魏孝文帝變法時改為單姓的，如于氏，則仍舊改為勿忸于氏。
其他功高諸将，或雖出身武川，而已采用漢姓或本來漢姓的，則均由西魏政府賜以三十六大部落中的一個姓氏，如：李虎賜姓大野氏，李弼賜姓徒何氏，趙貴賜姓乙弗氏，楊忠賜姓普六茹氏（亦譯作普陋茹氏），王雄賜姓可頻氏，讓他們都作為這一姓的“宗長”，也就是這一部落的酋長，并且“仍撰譜錄，記其所承”（《隋書·經籍志》），以表示他們都是三十六大部落或九十九大氏族的嫡系子孫。
同時又令鮮卑、漢族将領所統率的士卒，皆以他們主将的鮮卑賜姓為他們的姓氏，猶如過去鮮卑族的氏族社會裡氏族成員以氏族的姓氏作為他們的姓氏一樣。
由于鮮卑複姓的重複使用，六鎮鮮卑政治軍事勢力的在各方面擡頭，所以庾信詩中甚至有“梅林能止渴，複姓可防兵”（《出自薊北門行》）的句子，可見複姓的鮮卑軍事貴族，怎樣地在社會上受到重視。
六鎮鮮卑居住在北鎮時，是一直講鮮卑話的，就是進入中原地區，也在本族人中保持着講鮮卑語的習慣。
東魏丞相高歡“号令将士，常鮮卑語”。
隻有高昂在側，“則為之華言”（《資治通鑒》梁武帝大同三年）。
宇文泰對六鎮鮮卑也是講鮮卑話的，一直到宇文泰的兒子北周武帝宇文邕還是講鮮卑話，《隋書·經籍志》載有《周武帝鮮卑号令》一卷。
《隋書·李德林傳》稱周“武帝嘗于雲陽宮作鮮卑語謂群臣雲”雲，可見周武帝習慣于講鮮卑話。
群臣中有很大一部分（尤其是鮮卑軍事貴族）也懂得鮮卑話，鮮卑話又一度成為“國語”。
至于胡服，更是流行，紗帽、黃紋绫袍或青袍，九環金帶，烏皮吉莫靴，所謂“虜袍通踝，胡靴至膝”（《文苑英華》卷672引徐陵《答顧記室書》），這類鮮卑貴族的服裝，觸目皆是。
然而曆史的發展，不是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所有六鎮鮮卑，既然進入中原地區，隻能像他們的先輩跟随北魏孝文帝遷居洛陽一樣，必然要走上漢化的道路。
宇文泰企圖用落後的氏族關系來組織府兵，搞好将領與兵士間的結合，使他們好像血緣近親，并肩作戰，來改善兵士的地位，提高府兵的戰鬥力量。
事實上，在鮮卑族成員之間，他們的血緣聯系久已消失了；宇文泰對于毫無血緣關系的鮮卑、漢族兵士，硬用舊日的氏族關系把他們合在一起，是不符合當時的曆史要求的。
因此，府兵的組成，并沒有也不可能使府兵真正退回到氏族關系去，那是可以肯定的；但是，由于這種“府兵”，多少還帶着一些過去自由民所組成的“民兵”的色彩，因而在已經淪為“府戶”、“役同厮養”的六鎮兵戶看來，身份是大大地提高了。
不但六鎮鮮卑，成了府兵的骨幹力量；就是“中原強宗子弟”、“關隴豪右”，也是府兵發展的對象。
他們“不但不廢仕宦”，而且“進仕路泰”，他們的地位，的确大大地改善了，因此，府兵的戰鬥力也有了一定的提高。
下面讨論一下從西魏到隋初，府兵制度的變化： 第一，盡管府兵制度在開始時鮮卑化的程度還算深刻，兵士的身份比起魏、晉、南朝來，有相當的提高，因而早期的府兵制度蒙上了薄薄一層古代的“民兵”色彩；但是從府兵的實質來看，它既不是過去拓跋氏拱衛平城的六鎮駐防軍，更不是鮮卑更早期的部落軍，而一開始就和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時“以代遷之士皆為羽林虎贲”（《魏書·高祖紀》）一樣，是以禁旅的姿态出現的中央禁衛軍。
史載：“柱國大将軍&hellip&hellip六人，各督二大将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
”（《周書》趙貴等傳後叙）又稱：“十二大将軍，十五日上，則門欄陛戟，警晝巡夜；十五日下，則教旗習戰，無他賦役。
每兵唯辦弓刀一具，月簡閱之，甲槊戈弩，并資官給。
”（《北史》李弼等傳後叙）可見府兵一開始就是“禁旅”&mdash&mdash中央禁衛軍的性質，所以“十二大将軍外，念賢、王思政亦拜大将軍。
然賢作牧隴右，思政出鎮河南，并不在領兵之限”（《北史》李弼等傳後叙），可見州鎮的督帥，就不能算作府兵統帥，也就是說，隻有“禁旅”的統領，才算是府兵統帥。
不過，府兵一開始，固然以“禁旅”的性質出現，但是由于當時實際的執政者是宇文泰，西魏文帝元寶炬隻是宇文泰所操縱的傀儡，府兵的指揮權，實際屬于相府（宇文泰任大丞相、大冢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所以名為“宿衛”、“禁旅”的早期府兵，皇帝是無法調度的。
直到北周前期，宇文護專政十餘年，府兵的指揮權也是屬于相府（宇文護任大冢宰、都督中外諸軍事）。
《周書·晉蕩公護傳》稱：“自太祖（宇文泰）為丞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
太祖崩後，皆受護處分。
凡所征發，非護書不行。
”北周武帝殺宇文護（公元572年），命其弟齊王宇文憲往宇文護相府“收兵符及諸簿書等”（《周書·齊炀王憲傳》），這支府兵才真正直轄于君主。
建德三年（公元574年），武帝下令“改諸軍軍士為侍官”（《周書·武帝紀》），從此府兵便成為名副其實的直轄于皇帝的禁衛軍了。
第二，既如前述，西魏建立府兵制度時，府兵的身份地位，比較北魏末年的“府戶”，大有提高。
宇文泰為了發展府兵，在六鎮鮮卑以外，又以關隴豪右為發展對象，廣為征募。
可是東、西魏對峙，周、齊分立，戰争的長久持續，府兵的人數兵源，有減無增。
北周武帝宇文邕把府兵指揮權從中外都督諸軍事府收回由自己掌握之後，為了要擴大兵源，充實軍事力量，于是不得不使均田上的“六戶中等以上，家有三丁，選材力一人”（《玉海》卷138引《邺侯家傳》）來充當府兵。
西魏、北周的統治地區，在當時說來（和東魏、北齊相對而言），是地主經濟發展比較緩慢的地區，因此，均田制也就比較能夠鞏固。
西魏、北周政府為了擴大府兵基礎，以“除其縣籍”（《隋書·食貨志》）、“無他賦役”（《北史》李弼等傳後叙）等廉價方法來号召農民充當府兵。
均田上的農民，正苦于經濟上的超額剝削，自然紛紛入伍，故史稱“是後夏人（漢人）半為兵矣”（《隋書·食貨志》）。
府兵制到這時，開始和均田制結合起來，兵源大大地擴大，府兵制至此向前跨了大大的一步。
第三，府兵在成立初期，由二十四軍統率，另有軍籍[9]，不編戶籍，也不負擔其他的賦役[10]，所以到了周武帝天和元年（公元566年），還繼續在關中渭水上遊僑置恒、雲、燕、朔、蔚、顯六州并“築武功、斜谷、武都、留谷、津坑諸城，以置軍人”（《周書·武帝紀》）。
而且早期的府兵，不是六州鮮卑，便是關隴豪右，并非一般平民；加之那時府兵人數很少，而戰争接觸頻繁，事實上又“十五日上，則門欄陛戟，警晝巡夜；十五日下，則教旗習戰”，也不可能兼事農耕，所以兵農是分離的。
在兵農分離的時期，“兵士、軍人”，雖是“權置坊府”，但“南征北伐，居處無定”，“家無完堵，地罕苞桑，恒為流寓之人，竟無鄉裡之号”（《隋書·高祖紀》），是不可能有土著的軍府的[11]。
到周武帝擴大府兵基礎，開始招募均田制中的農民來充當府兵以後[12]，情況有了變化。
固然那時的均田戶一當府兵，還可不編入民籍；但既以均田戶來充當府兵，又不能令均田戶放棄農業生産，自然要設置土著軍府，郡守也可以在“農隙教試閱”（《玉海》卷138引《邺侯家傳》）。
“初置府不滿百”，恐怕就是指開始成立土著軍府（唐折沖府之前身）這一階段而說的。
在初置土著軍府之始，還是兵民異籍，到了隋文帝開皇十年（公元590年），又下令：“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且依舊式。
”（《隋書·高祖紀》）到這時候，凡是府兵，也就是均田制下的農民&mdash&mdash均田戶固然未必人人是府兵，而府兵必然是均田戶。
府兵制至此，已從初期的兵農分離制走向和均田制結合起來的兵農合一制了[13]。
由于府兵在開始時帶有“民兵”的色彩，其身份從西魏以來，已大大提高；到了北周時，且稱為“侍官”（《隋書·食貨志》）。
府兵制和均田制結合以後，均田戶中六等戶以上，他們的身份、地位也顯然有所提高，這一部分上升的均田戶，必然帶有豪強的氣息。
自府兵基礎擴大以後，到北周滅齊時，府兵已發展到近二十萬人；到了隋文帝滅陳時，府兵已發展到五十萬人。
這支軍隊以後終于成為隋唐王朝的主要軍事力量，隋唐王朝的強盛，是和均田、府兵分不開的。
關隴統治集團的組成 宇文泰在創置府兵同時，組織了代表鮮卑、漢族地主階級利益的關隴統治集團。
關于這個問題，比較複雜，我當另文加以詳述，在這裡就不多講了。
北周的田租、戶調、力役都不算輕，隻是由于關隴地區的土地兼并情況，不比北齊統治地區那樣劇烈，均田農民多少還能分到一些土地（盡管是二分未足或三分未足），能夠進行農業生産；加以北周的政治，相對來說，要比北齊好一些，所以這一地區的土地危機不算突出，北周的統治也還比較穩定。
府兵制度的确立 宇文泰在接收賀拔嶽的以六鎮中武川鎮兵戶為骨幹的軍團時，這一軍團人數不過數千人；侯莫陳悅兵潰後，李弼擁衆萬人來歸；北魏宿衛禁旅所謂“六坊之衆”（也是鮮卑族人）随孝武帝元修入關的，也“不能萬人”（《隋書·食貨志》）。
合起來，西魏的兵力，大概在三萬人左右。
宇文泰命十二個将軍分别率領。
大統三年（公元537年）沙苑會戰，高歡以二十萬衆進犯西魏，宇文泰迎擊的軍隊，還不滿萬人；大勝以後，不斷補充，人數增多。
大統八年三月，正式成立六軍。
到了大統九年，西魏的軍隊，就發展到十萬人左右了。
同年與高歡在邙山會戰失利，宇文泰的軍隊被東魏殲滅的，就有六萬人之多。
經過這次慘敗，西魏實力大傷，而且事實上，關隴地區的六州鮮卑人數本來就不多，戰争的長期持續，使兵員的補充更有困難，宇文泰自不得不從漢族方面補充軍隊，來充實自己的力量。
《周書·文帝紀》稱：“邙山失律，于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
”這些新編的軍隊，又都是由政府選擇關隴地區有名望的人物來統領的，如：太原陽曲人郭彥，“其先從官關右，遂居馮翊。
&hellip&hellip大統十二年，初選當州首望，領鄉兵，除帥都督”（《周書·郭彥傳》）。
武功人蘇椿，“大統初&hellip&hellip賜姓賀蘭氏。
&hellip&hellip十四年，置當州鄉帥，自非鄉望，允當衆心，不得預焉。
乃令驿追椿領鄉兵”（《周書·蘇綽傳弟椿附傳》）。
敦煌人令狐整，“世為西土冠冕。
&hellip&hellip常願舉宗效力，遂率鄉親二千餘人入朝，随軍征讨”（《周書·令狐整傳》）。
兵力是漸漸充實了。
為了更好地配合建軍工作，宇文泰對他的統帥部，也略加改組，形式上采取鮮卑舊日八部之制，立八柱國，除自己已在大統三年由西魏文帝任命為柱國大将軍、都督中外諸軍事，為西魏政權中的實際最高統帥外，又在大統十四年，任命西魏宗室廣陵王元欣為柱國大将軍，但也隻挂虛名，并不授予實權，卻用趙貴、李虎、李弼、于謹、獨孤信、侯莫陳崇等六人為柱國大将軍來實際分頭統率六軍[5]。
每個柱國大将軍下，有二個大将軍，共十二大将軍。
每個大将軍下，有兩個開府，共二十四開府，是為二十四軍。
每個開府下，又有兩個儀同，共四十八個儀同。
根據西魏末、北周初的記錄，一個儀同在那時領士兵一千人，一個開府在那時領士兵二千人[6]，那麼一個大将軍領士兵四千人，一個柱國大将軍領士兵八千人，六柱國合起來有衆四萬八千人，與《邺侯家傳》所稱西魏初期府兵“六柱國共有衆不滿五萬”（《玉海》卷138引《邺侯家傳》）的說法，相差不遠。
這支軍隊，就是曆史上所說的府兵。
府兵的前身，是以賀拔嶽武川軍團和侯莫陳悅軍團的一部分（即李弼軍團）以及“六坊之衆”随魏孝武帝入關的北魏宿衛禁旅這三個基本部分組成的，原是鮮卑化非常徹底的軍隊。
其中尤以構成府兵核心的武川軍團，它的前身是六鎮鮮卑，六鎮鮮卑前身大都是拓跋部氏族成員，由于北魏孝文帝以後，封建化的程度急劇加深，他們的地位也急劇下降，終于淪為“役同厮養”的“府戶”，因此，他們參加過六鎮起義和河北起義。
固然，六鎮起義和河北大起義終于推倒了腐朽的北魏洛陽政權，但是進入中原的六鎮鮮卑，其中一部分背叛了起義軍而成為新興的軍事貴族以後，他們卻還存在着一種不可實現的幻想，就是想回複到原來的氏族或部落關系去，這樣他們也必然會帶着一種反動的反對漢化的傾向。
宇文泰、趙貴、獨孤信等既出身于武川軍團，在他們建立府兵時，主觀上為了要滿足六鎮鮮卑的要求，就采用了六鎮鮮卑所向往的過去鮮卑族的一種原有部落組織，即八部組織[7]，作為編制新軍的一種藍本。
宇文泰等想在編制這一支新軍的時候，對于士兵和軍官之間的結合，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鮮卑舊日的氏族關系。
因此，在西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诏以有功諸将繼承鮮卑三十六國（大部落），及九十九姓（大氏族）之後[8]，除了新軍中的将領本來就用鮮卑複姓的如侯莫陳氏、獨孤氏、豆盧氏、賀蘭氏諸姓不予更動外，有的鮮卑複姓已經北魏孝文帝變法時改為單姓的，如于氏，則仍舊改為勿忸于氏。
其他功高諸将，或雖出身武川，而已采用漢姓或本來漢姓的，則均由西魏政府賜以三十六大部落中的一個姓氏，如：李虎賜姓大野氏，李弼賜姓徒何氏，趙貴賜姓乙弗氏，楊忠賜姓普六茹氏（亦譯作普陋茹氏），王雄賜姓可頻氏，讓他們都作為這一姓的“宗長”，也就是這一部落的酋長，并且“仍撰譜錄，記其所承”（《隋書·經籍志》），以表示他們都是三十六大部落或九十九大氏族的嫡系子孫。
同時又令鮮卑、漢族将領所統率的士卒，皆以他們主将的鮮卑賜姓為他們的姓氏，猶如過去鮮卑族的氏族社會裡氏族成員以氏族的姓氏作為他們的姓氏一樣。
由于鮮卑複姓的重複使用，六鎮鮮卑政治軍事勢力的在各方面擡頭，所以庾信詩中甚至有“梅林能止渴，複姓可防兵”（《出自薊北門行》）的句子，可見複姓的鮮卑軍事貴族，怎樣地在社會上受到重視。
六鎮鮮卑居住在北鎮時，是一直講鮮卑話的，就是進入中原地區，也在本族人中保持着講鮮卑語的習慣。
東魏丞相高歡“号令将士，常鮮卑語”。
隻有高昂在側，“則為之華言”（《資治通鑒》梁武帝大同三年）。
宇文泰對六鎮鮮卑也是講鮮卑話的，一直到宇文泰的兒子北周武帝宇文邕還是講鮮卑話，《隋書·經籍志》載有《周武帝鮮卑号令》一卷。
《隋書·李德林傳》稱周“武帝嘗于雲陽宮作鮮卑語謂群臣雲”雲，可見周武帝習慣于講鮮卑話。
群臣中有很大一部分（尤其是鮮卑軍事貴族）也懂得鮮卑話，鮮卑話又一度成為“國語”。
至于胡服，更是流行，紗帽、黃紋绫袍或青袍，九環金帶，烏皮吉莫靴，所謂“虜袍通踝，胡靴至膝”（《文苑英華》卷672引徐陵《答顧記室書》），這類鮮卑貴族的服裝，觸目皆是。
然而曆史的發展，不是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所有六鎮鮮卑，既然進入中原地區，隻能像他們的先輩跟随北魏孝文帝遷居洛陽一樣，必然要走上漢化的道路。
宇文泰企圖用落後的氏族關系來組織府兵，搞好将領與兵士間的結合，使他們好像血緣近親，并肩作戰，來改善兵士的地位，提高府兵的戰鬥力量。
事實上，在鮮卑族成員之間，他們的血緣聯系久已消失了；宇文泰對于毫無血緣關系的鮮卑、漢族兵士，硬用舊日的氏族關系把他們合在一起，是不符合當時的曆史要求的。
因此，府兵的組成，并沒有也不可能使府兵真正退回到氏族關系去，那是可以肯定的；但是，由于這種“府兵”，多少還帶着一些過去自由民所組成的“民兵”的色彩，因而在已經淪為“府戶”、“役同厮養”的六鎮兵戶看來，身份是大大地提高了。
不但六鎮鮮卑，成了府兵的骨幹力量；就是“中原強宗子弟”、“關隴豪右”，也是府兵發展的對象。
他們“不但不廢仕宦”，而且“進仕路泰”，他們的地位，的确大大地改善了，因此，府兵的戰鬥力也有了一定的提高。
下面讨論一下從西魏到隋初，府兵制度的變化： 第一，盡管府兵制度在開始時鮮卑化的程度還算深刻，兵士的身份比起魏、晉、南朝來，有相當的提高，因而早期的府兵制度蒙上了薄薄一層古代的“民兵”色彩；但是從府兵的實質來看，它既不是過去拓跋氏拱衛平城的六鎮駐防軍，更不是鮮卑更早期的部落軍，而一開始就和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時“以代遷之士皆為羽林虎贲”（《魏書·高祖紀》）一樣，是以禁旅的姿态出現的中央禁衛軍。
史載：“柱國大将軍&hellip&hellip六人，各督二大将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
”（《周書》趙貴等傳後叙）又稱：“十二大将軍，十五日上，則門欄陛戟，警晝巡夜；十五日下，則教旗習戰，無他賦役。
每兵唯辦弓刀一具，月簡閱之，甲槊戈弩，并資官給。
”（《北史》李弼等傳後叙）可見府兵一開始就是“禁旅”&mdash&mdash中央禁衛軍的性質，所以“十二大将軍外，念賢、王思政亦拜大将軍。
然賢作牧隴右，思政出鎮河南，并不在領兵之限”（《北史》李弼等傳後叙），可見州鎮的督帥，就不能算作府兵統帥，也就是說，隻有“禁旅”的統領，才算是府兵統帥。
不過，府兵一開始，固然以“禁旅”的性質出現，但是由于當時實際的執政者是宇文泰，西魏文帝元寶炬隻是宇文泰所操縱的傀儡，府兵的指揮權，實際屬于相府（宇文泰任大丞相、大冢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所以名為“宿衛”、“禁旅”的早期府兵，皇帝是無法調度的。
直到北周前期，宇文護專政十餘年，府兵的指揮權也是屬于相府（宇文護任大冢宰、都督中外諸軍事）。
《周書·晉蕩公護傳》稱：“自太祖（宇文泰）為丞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
太祖崩後，皆受護處分。
凡所征發，非護書不行。
”北周武帝殺宇文護（公元572年），命其弟齊王宇文憲往宇文護相府“收兵符及諸簿書等”（《周書·齊炀王憲傳》），這支府兵才真正直轄于君主。
建德三年（公元574年），武帝下令“改諸軍軍士為侍官”（《周書·武帝紀》），從此府兵便成為名副其實的直轄于皇帝的禁衛軍了。
第二，既如前述，西魏建立府兵制度時，府兵的身份地位，比較北魏末年的“府戶”，大有提高。
宇文泰為了發展府兵，在六鎮鮮卑以外，又以關隴豪右為發展對象，廣為征募。
可是東、西魏對峙，周、齊分立，戰争的長久持續，府兵的人數兵源，有減無增。
北周武帝宇文邕把府兵指揮權從中外都督諸軍事府收回由自己掌握之後，為了要擴大兵源，充實軍事力量，于是不得不使均田上的“六戶中等以上，家有三丁，選材力一人”（《玉海》卷138引《邺侯家傳》）來充當府兵。
西魏、北周的統治地區，在當時說來（和東魏、北齊相對而言），是地主經濟發展比較緩慢的地區，因此，均田制也就比較能夠鞏固。
西魏、北周政府為了擴大府兵基礎，以“除其縣籍”（《隋書·食貨志》）、“無他賦役”（《北史》李弼等傳後叙）等廉價方法來号召農民充當府兵。
均田上的農民，正苦于經濟上的超額剝削，自然紛紛入伍，故史稱“是後夏人（漢人）半為兵矣”（《隋書·食貨志》）。
府兵制到這時，開始和均田制結合起來，兵源大大地擴大，府兵制至此向前跨了大大的一步。
第三，府兵在成立初期，由二十四軍統率，另有軍籍[9]，不編戶籍，也不負擔其他的賦役[10]，所以到了周武帝天和元年（公元566年），還繼續在關中渭水上遊僑置恒、雲、燕、朔、蔚、顯六州并“築武功、斜谷、武都、留谷、津坑諸城，以置軍人”（《周書·武帝紀》）。
而且早期的府兵，不是六州鮮卑，便是關隴豪右，并非一般平民；加之那時府兵人數很少，而戰争接觸頻繁，事實上又“十五日上，則門欄陛戟，警晝巡夜；十五日下，則教旗習戰”，也不可能兼事農耕，所以兵農是分離的。
在兵農分離的時期，“兵士、軍人”，雖是“權置坊府”，但“南征北伐，居處無定”，“家無完堵，地罕苞桑，恒為流寓之人，竟無鄉裡之号”（《隋書·高祖紀》），是不可能有土著的軍府的[11]。
到周武帝擴大府兵基礎，開始招募均田制中的農民來充當府兵以後[12]，情況有了變化。
固然那時的均田戶一當府兵，還可不編入民籍；但既以均田戶來充當府兵，又不能令均田戶放棄農業生産，自然要設置土著軍府，郡守也可以在“農隙教試閱”（《玉海》卷138引《邺侯家傳》）。
“初置府不滿百”，恐怕就是指開始成立土著軍府（唐折沖府之前身）這一階段而說的。
在初置土著軍府之始，還是兵民異籍，到了隋文帝開皇十年（公元590年），又下令：“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且依舊式。
”（《隋書·高祖紀》）到這時候，凡是府兵，也就是均田制下的農民&mdash&mdash均田戶固然未必人人是府兵，而府兵必然是均田戶。
府兵制至此，已從初期的兵農分離制走向和均田制結合起來的兵農合一制了[13]。
由于府兵在開始時帶有“民兵”的色彩，其身份從西魏以來，已大大提高；到了北周時，且稱為“侍官”（《隋書·食貨志》）。
府兵制和均田制結合以後，均田戶中六等戶以上，他們的身份、地位也顯然有所提高，這一部分上升的均田戶，必然帶有豪強的氣息。
自府兵基礎擴大以後，到北周滅齊時，府兵已發展到近二十萬人；到了隋文帝滅陳時，府兵已發展到五十萬人。
這支軍隊以後終于成為隋唐王朝的主要軍事力量，隋唐王朝的強盛，是和均田、府兵分不開的。
關隴統治集團的組成 宇文泰在創置府兵同時，組織了代表鮮卑、漢族地主階級利益的關隴統治集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