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西魏與北周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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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泰領導了以武川鎮軍官為骨幹的賀拔嶽軍團,據有關隴,而關隴一帶的人力、物力,遠不及高歡所轄境域之富庶。

    那時的江南,則自晉室南遷之後,又是漢族文化荟萃之地,高歡也曾說過:“江東複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

    ”(《北齊書·杜弼傳》)梁武帝在位時候,又是正如庾信說的“江表五十年無事”(《哀江南賦》)的時代,因此宇文泰除了在軍事方面創置府兵,來提高自己軍隊的戰鬥力和貫徹執行漢化政策以外,在統治階級内部,還須加強團結關隴地區及河東地區世族大地主的工作,結成關隴統治階級的聯合陣線,俾與雄踞山東的高歡及偏安江南的蕭衍争一日之長。

     在組織府兵統帥部與關隴統治集團的過程中,還有兩項措施。

    第一,必須泯沒鮮卑、漢族統治階級的民族界限。

    在當時,西魏的軍隊中,不僅有六州鮮卑與久已鮮卑化的漢人,也有關隴豪右,這樣就會有兩支部族不同、語言不同的士兵,集結在同一部隊裡。

    宇文泰為了要團結這一支鮮卑、漢族混合的軍團,泯沒他們的民族成見,以完成其建軍工作起見,于是如前所述,表面上采取了過了時的鮮卑舊日部落組織形式,作為編制新軍的一種藍本(實質上還是強化中央的力量)。

    凡是關隴将領,率領他們的鄉兵加入這一府兵統帥部時,大都賜以鮮卑複姓,如蘇綽弟蘇椿賜姓賀蘭氏,李遠弟李穆賜姓拓跋氏,令狐整賜姓宇文氏之類。

    士卒也以統将的鮮卑賜姓作為姓氏,使這一支鮮卑化的軍隊,雖有關隴豪右新的成分參加,但是無法從他們的姓氏上辨别出他們的民族差異來。

    第二,宇文泰還想使關隴世家大族、六州鮮卑、山東鄉帥泯沒他們的地域成見,因此改易代人(即鮮卑人)之河南郡望為京兆郡望,對西遷關隴之漢族将帥中之山東郡望也不予歧視。

    這樣,關隴統治集團内部就會結合得更緊,而關隴政權也自然會更鞏固起來了。

     這裡所指的關隴統治集團,是指代表西魏北周關隴政權利益的一種政治性地主集團而言,它不僅包括了鮮卑貴族上層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窦、獨孤諸族,以及關、隴、河東一帶的漢世家大族京兆韋氏、弘農楊氏、武功蘇氏、上谷侯氏、隴西李氏、河東裴氏、柳氏、薛氏諸姓。

    而且也并不完全排斥山東地區的世族大地主。

    當時山東地區世家大族個别房分出仕關西的,如博陵崔氏有崔士謙、崔說、崔猷,清河崔氏有崔彥穆,範陽盧氏有盧柔、盧辯、盧光,荥陽鄭氏有鄭孝穆、鄭譯,趙郡李氏有李子雄,頓丘李氏有李昶,他們雖然都是山東世族,但因仕于西魏、北周之故,亦應列入關隴統治集團之内。

     在關隴統治集團組成之後,府兵統帥部中的八柱國、十二大将軍&mdash&mdash也就是宇文泰軍團中的高級将領&mdash&mdash與他們的繼承人,便成為這一統治集團中的寶塔尖。

    八柱國中,除了宇文泰之外,如:柱國大将軍李虎,是唐高祖李淵的祖父;柱國大将軍獨孤信,長女為周明帝宇文毓皇後,第四女為李虎的兒子李昺的妻子(李淵的母親),第七女為隋文帝楊堅皇後。

    十二大将軍中,如楊忠就是後來隋文帝楊堅的父親。

    可見周、隋、唐三朝的創業皇帝,沒有一個不和關隴統治集團有着血緣上的關系。

    自周、隋迄唐初的将相大臣,也有很多是關隴統治集團中重要組成分子的後裔。

     宇文泰為了鞏固他的關隴政權,首先必須給關隴統治集團打下雄厚的經濟基礎,因此拼命對外掠奪勞動人手。

    如在取得梁朝的四川之後,每年命将攻略居住在四川一帶的僚族人民,俘虜到數十萬人之多,把他們作為“生口”,分賜給他的部下,當作奴隸,大将陸騰一人,先後就受賜到僚族奴隸八百口之多。

    宇文泰又在取得江陵之後,把江陵城内和江陵附近城邑的人民十餘萬人,全部俘虜入關,分賜給當時關隴集團中的統治貴族,作為奴婢。

    如:賜于謹(唐宰相于志甯的曾祖)奴婢一千口,賜長孫儉奴婢三百口,賜楊紹(唐宰相楊思道、楊恭仁的祖父)奴婢一百口,賜侯植(唐大将侯君集的祖父)奴婢一百口。

    其餘如伐稽胡,賜韓果奴婢一百口;伐羌,賜于寔(于謹子)奴婢一百口,賜李賢奴婢四十口;伐吐谷渾,賜李雅奴婢百口;滅齊,賜有功将領元景山奴婢二百五十口,賜宇文奴婢一百五十口,賜崔弘度奴婢百口,賜陰壽奴婢百口。

    這些奴婢,雖然以後北周武帝宇文邕曾下令把他們解放為部曲;隋文帝楊堅即位後,又再度下令放免,可是還是準許舊主留為部曲、佃客,他們一直被束縛在土地之上,受着關隴統治集團的剝削和壓迫。

    這數十萬勞動人手,給關隴統治集團中的大地主的莊園經濟,打下了穩固的基礎。

    我們可以從《舊唐書·于志甯傳》的記載裡來窺知他們莊園經濟勢力的雄厚:“志甯嘗與右仆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蒙賜地。

    志甯奏曰:&lsquo臣居關右,代襲箕裘,周、魏以來,基趾不墜。

    行成等新營莊宅,尚少田園,于臣有餘,乞申私讓。

    &rsquo”關隴統治集團的核心分子于氏,從于謹到于志甯,經曆過一百多年,“田園”照舊“有餘”,莊園下的勞動人手,當然也不會缺乏。

    所以關隴統治集團無論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他們的潛勢力都是非常雄厚的。

    從而我們對于關隴統治集團能夠左右周、隋和李唐前期三朝的政權,就也不難了解了。

     北周武帝統一北方 在北魏末年,全國有寺院三萬餘所,“假慕沙門,實避調役”(《魏書·釋老志》)的僧侶,人數發展到二百萬,占政府編戶人數十五分之一。

    到北齊時,寺院有四萬餘所,僧侶人數二百萬,占政府編戶人數十分之一。

    北周寺院約萬餘,僧侶人數約一百萬,占政府編戶人口的比例數,大概也在十分之一左右。

    僧侶人數愈多,政府的租調收入愈少,編戶齊民的賦役負擔勢必加重。

    這樣發展下去,階級矛盾一定要激化,統治政權一定要動搖。

    當時北周有個衛元嵩,就提出消滅佛教的建議。

    他認為有德的貧人,隻要向政府繳納租調,而不必服力役;無行的富僧,除了輸課以外,還必須服力役。

    他聲稱這樣做法,不是滅佛,而正是符合佛教“平等”的宗旨的,所以他又說:“勸行平等,非滅法;勸不平等,是滅佛法。

    ”(《廣弘明集》卷7《叙列代王臣滞惑解》)統治階級中的世俗地主,既有這種論調,而周武帝呢?在他親政之後的第二年,關中發生大饑荒,政府命令“公私道俗積貯粟麥者,準口聽留,以下盡粜”(《周書·武帝紀》)。

    而僧侶地主能夠根據政府的命令,拿寺院積谷赈濟貧民的,恐怕為數極少;相反,僧侶地主必定會利用人民饑馑的機會,舉放高利貸,牟取大利,加深統治政權的危機。

    而那時的北周地狹民貧,遠不及北齊地廣國富。

    周武帝要統一中原,必須消滅北齊;要消滅北齊,必須富國強兵,于是“求兵于僧衆之間,取地于塔廟之下”(《廣弘明集》卷27周釋昙積《谏周高祖沙汰僧表》),便成為他的政策了。

    他在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五月,下诏廢佛,把關、隴、梁、益、荊、襄地區幾百年來僧侶地主的寺宇、土地、銅像、資産全部沒收,充作以後伐齊的軍事費用;把近百萬僧侶和僧祇戶、佛圖戶,編為均田戶,作為北周境内生産戰線上的重要力量;把合齡的壯丁,編為軍隊,擴大了府兵的隊伍。

    這種做法,在客觀上由于僧侶、僧祇戶、佛圖戶的編入戶籍,調整了人民的賦役負擔,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國内的階級矛盾。

    “所謂自廢〔佛〕以來,民役稍稀,租調年增,兵師日盛。

    ”(《廣弘明集·叙任道林辯周武帝除佛法诏》)不到五年,周武帝便出兵滅掉北齊,廢佛教成為北周能夠統一中原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武帝在滅齊之後,繼續執行廢佛政策,把北齊僧侶地主的“三寶福财,其資無數”(《續高僧傳·周終南山避世蓬釋靜藹傳》),也同樣全部沒收。

    這樣,整個中原地區“八州寺廟,出四十千(四萬),盡賜王公,充為第宅。

    三方(周、北齊、後梁)釋子,減三百萬,皆複軍民,還歸編戶”(《曆代三寶記》),北周也成為當時富強昌盛的國家了。

     北周武帝一方面吸收均田上廣大的漢族農民充當府兵,擴大了府兵的隊伍;另一方面他又消滅僧侶地主在經濟上的勢力,沒收許多寺院财産和土地,增加了國家的财富,同時也或多或少地緩和了境内的階級矛盾。

    他還善于運用外交策略,北與突厥和親,娶突厥可汗的女兒為皇後,和突厥連兵伐齊;南與陳朝通好,約中分中國,使陳進兵淮南,牽制北齊,因此他在公元577年能夠出兵滅齊,統一黃河流域。

     從公元568年起,北齊、北周兩個王朝開始通好,互相遣使聘問。

    北周武帝親政後,見“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

    阖境嗷然,不勝其弊”(《周書·韋孝寬傳》),便準備趁機消滅北齊。

    他整軍練武,“蓄銳養威”;表面上還是同北齊和好,“使彼懈而無備”(《資治通鑒》陳宣帝太建七年),然後“觀釁而動”,大舉出擊。

     公元575年(北周建德四年、北齊武平六年),北周武帝調集了十八萬大軍進攻北齊。

    武帝親率六軍攻拔了河陰(今河南孟津東)大城;齊王宇文憲率領的前鋒也攻拔了洛口東西二城(今河南鞏義東北)。

    武帝麾軍進圍洛陽城,不克。

    北周的主力在攻下河陽(今河南孟州西南)南城之後,進攻中城(在河南孟縣西南黃河中,北岸為河陽北城,南岸為南城),攻了二十天,未能攻下。

    北齊派右丞相高阿那肱從晉陽統率大軍救援河陽,北周武帝也得了疾病,隻得退兵。

     第二年即公元576年,北周武帝再度出兵伐齊。

    北周的謀臣宇文認為:“河陽沖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

    ”不如“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隋書·宇文傳》)。

    趙也認為:“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

    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以定。

    ”(《隋書·趙傳》)鮑宏也主張:“進兵汾、潞,直掩晉陽。

    ”(《隋書·鮑宏傳》)武帝采納了他們的意見,統率步騎兵十四萬五千人,直指平陽(今山西臨汾市西南)。

    這年十月初三日出兵,到了十月下旬,周軍主力進抵平陽城下。

    十月二十七日,北齊晉州刺史崔景開北門出降,周軍當夜進入平陽,俘獲了北齊平陽城主行台仆射海昌王尉相貴及其甲士八千人。

    北周攻占平陽為進軍晉陽打開了大門,在軍事上有重大的意義。

    武帝遂命齊王宇文憲率精兵二萬沿汾水河谷向北挺進,攻拔了洪洞(今山西洪洞北六裡)、永安(今山西霍州)二城,前鋒挺進到雞栖原(在霍州北);柱國宇文盛也率步騎一萬,到達了汾水關(今山西霍州北、靈石南的南關)。

     北齊後主高緯在周軍進攻晉州平陽城的時候,正在晉陽。

    十月十一日,他帶了妃子馮淑妃在天池(在今山西甯武西南管涔山上)打獵,晉州告急的文書,“自旦至午,驿馬三至”。

    右丞相高阿那肱說:“大家(對皇帝的稱呼)正作樂,何急奏聞”(《北齊書·恩幸·高阿那肱傳》)。

    後主準備提早回到晉陽,馮淑妃“請更殺一圍(圍獵)”(《北史·後妃·北齊馮淑妃傳》)。

    所以唐詩人李商隐有詩(《北齊二首》之二)雲: 巧笑知堪敵萬機,傾城最在著戎衣。

     晉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王獵一回。

     十月十八日,北齊後主回到晉陽。

    十九日,在晉陽的晉祠(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晉祠)集合了齊軍主力十萬以上。

    二十五日,出發救援平陽。

    齊軍來不及趕到平陽城下,平陽先已落入周軍手中了。

    北齊後主所率領去救援晉州的十萬大軍,是北齊六州鮮卑的主力,如果指揮得當,戰鬥力是很強的。

    北齊大軍向雞栖原推進,分兵出汾水關。

    宇文憲看到齊軍來勢猛,接受了北周武帝的命令,全軍向南撤退到玉壁(在今山西稷山南二十裡)附近。

    北周武帝聽說北齊大軍南下,任命梁士彥為晉州刺史,留精兵一萬守平陽城,自率六軍退到玉壁。

    十月十八日,北周武帝還從玉壁返回長安,住了三天,發布诏書重申伐齊的決心。

    十二月初三日,武帝又到達汾水之曲的高顯(今山西曲沃東北)前線。

     北齊後主在十一月初三日率齊軍主力到達平陽,開始包圍平陽城,晝夜猛攻。

    北周平陽守将梁士彥苦守待援。

    北齊十萬大軍囤兵于平陽城下,有一個多月之久,士氣逐漸衰頹。

    根據“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孫子·軍争篇》)這個著名軍事原則,北周武帝決定選擇平陽城南與北齊主力進行決戰。

    十二月初六日,北周集結了八萬主力,靠近平陽城布置陣勢,東西二十餘裡。

    北齊在決戰之前,在平陽城南挖掘壕溝,東起喬山(在今山西襄汾北),西抵汾水,北齊的軍隊列陣于壕溝北面。

    周軍在壕溝南面。

    從早晨到申時(下午三點鐘到五點鐘),兩軍“相持不決”。

    北齊後主左右的一批幸臣對後主說:“彼亦天子,我亦天子。

    彼尚能遠來,我何為守塹示弱”(《北齊書·恩幸·高阿那肱傳》)。

    北齊後主聽從了,下令齊軍填平壕溝南進,兩軍一接戰,齊軍東翼稍微退卻,在陣上觀戰的馮淑妃和錄尚書事、城陽王穆提婆便認為已經打了敗仗,慫恿北齊後主退保高梁橋(今山西臨汾東北)。

    北齊後主的腳跟一動,軍心渙散,結果全軍大潰,損折了一萬多人。

    “軍資甲仗,數百裡間,委棄山積。

    ”(《周書·武帝紀》)平陽之圍,也自然解除。

    十二月十日,北周大軍攻取了高壁(山西靈石東南二十五裡)。

    十二月十二日又攻取了介休(今山西介休)。

    十四日就包圍了并州。

    平陽城下一戰,北齊主力實際已被打垮,北周軍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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