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大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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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政治的衰亂 自公元494年北魏遷都洛陽，至公元524年六鎮起義，前後三十年間，洛陽又一度成為中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
洛陽除了城内的宮殿、寺署、邸宅以外，出西城外還有特設的市區。
據《洛陽伽藍記》所載，“出西陽門四裡，禦道南有洛陽大市，周回八裡”。
“市東有通商、達貨二裡。
裡内之人，盡皆工巧，屠販為生，資财巨萬。
有劉寶者，最為富室，州郡、都會之處，皆立一宅，各養馬一匹，至于鹽粟貴賤，市價高下，所在一例。
舟車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販焉。
是以海内之貨，鹹萃其庭。
産匹銅山，家藏金穴。
宅宇逾制，樓觀出雲，車馬服飾，拟于王者。
市南有調音、樂律二裡，裡内之人，絲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
”“市西有退酤、治觞二裡，裡内之人，多釀酒為業。
”“市北慈孝、奉終二裡，裡内之人，以賣棺椁為業，賃車為事。
”“别有準财、金肆二裡，富人在焉。
凡此十裡，多諸工商貨殖之民，千金比屋，層樓對出。
”城内還有“西域商胡”萬餘家，《洛陽伽藍記》載：“自蔥嶺以西，至于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
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
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
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
門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蔭陌，綠柳垂庭，天下難得之貨，鹹悉在焉。
”洛陽總戶數一度激增到十萬九千餘戶。
從魏晉以來，商業停滞，貨币幾近廢棄，《魏書·食貨志》稱：“魏初至于太和，錢貨無所流通。
”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開始鑄造“太和五铢”的青銅币，流通在洛陽附近地區；河西諸郡，因與西域通商，也都廣泛地行用一種西域金銀錢。
但是太和五铢青銅币的流通地區是不廣的，所謂“專貿于京邑，不行于天下”，貨币使用額不多，貨币使用範圍縮得很小，當時河北諸州，“專以單絲之缣，疏縷之布&hellip&hellip裂匹為尺，以濟有無”，完全用布帛來代替貨币，“錢略不入市”（《魏書·食貨志》）。
因此，從當時經濟現象的一切總和來看，可以說自然經濟在中原地區還占統治地位。
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這也說明當時生産率低下，生産技術落後，剩餘産品稀少。
稀少的剩餘産品，也照例以封建地租形式被封建地主剝削去了，不可能有很多剩餘産品作為商品來交換，從而也可以知道當時農民的生活是極端困苦的。
可是進入中原的鮮卑貴族，随着他們經濟生活的變化，他們的奢侈腐化也越來越驚人了。
在北魏初期，官吏并不是不貪污。
如太武帝拓跋焘時，大将公孫軌在上黨，貪縱狼藉。
“其初來，單馬執鞭；返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
”（《魏書·公孫表傳子軌附傳》）又《魏書·良吏傳》稱：魏初“擁節分符，多出豐、沛。
政術治風，未能鹹允，雖動贻大戮，而貪虐未悛，亦由網漏吞舟，時挂一目”。
可見貪污情況是嚴重存在着的。
不過當時北魏政權對貪污行為的制裁，執行得很嚴峻。
如明元帝拓跋嗣曾遣“使者巡幸諸州，校閱守宰資财，非自家所赍，悉簿為贓”（《魏書·太宗紀》）。
獻文帝拓跋弘“诏諸監臨之官，所監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論”（《魏書·張衮傳玄孫白澤附傳》）。
直到孝文帝太和五年（公元481年）定律，還規定“枉法十匹，義贓二百匹，大辟”（《魏書·刑罰志》）。
太和八年普給百官俸祿之後，“更定義贓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就在這一年，孝文帝還派“遣使者，巡行天下，糾守宰之不法，坐贓死者四十餘人”，一時造成“食祿者，赇谒之路殆絕”（《魏書·刑罰志》）的情況。
這也反映了在王權強大的時代，官吏多少還有所顧忌。
孝文帝死（公元499年），子恪（宣武帝）即位。
史稱當時的洛陽政權“寬以攝下”，政治趨于腐敗。
宣武帝死，子诩（孝明帝）即位（公元515年），年僅七歲，母胡太後臨朝。
公元520年，太後妹夫宗室（道武帝玄孫）元叉與宦官劉騰，共幽禁胡太後于北宮，叉、騰遂共執朝政，政治至此大壞。
《洛陽伽藍記》稱：“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争修園宅，互相競誇。
崇門豐室，洞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台芳榭，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
莫不桃李夏綠，竹柏冬青。
”如鹹陽王元禧“姬妾數十”，“奴婢千數”；高陽王元雍“僮仆六千，妓女五百”；河間王元琛“妓女三百人”。
為了滿足他們享樂腐化的生活要求起見，他們除了“田業鹽鐵，遍于遠近，臣吏僮仆，相繼經營”（《魏書·鹹陽王熙傳》），“舟車之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魏書·閹官·劉騰傳》）之外，在政治上還賣官鬻爵，賄賂公行。
如元晖為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北史·魏常山王遵傳曾孫晖附傳》），其餘官職，各按差等定價。
當時稱吏部為賣官市場&mdash&mdash市曹，稱吏部賣官為白晝行劫[1]。
朝中權貴賣官鬻爵，賄賂公行，州郡的刺史、太守更是“聚斂無極”（《北史·魏河間公齊傳孫志附傳》）。
當時戶調絹每匹規定長四丈，可是相州刺史奚康生向人民征收戶絹時，卻每匹要“皆長七八十尺”（《北史·盧同傳》），方肯收納。
租米也是如此，據唐代人的考證，“魏、齊鬥稱，于古二而為一（加倍）”，而當時又有大鬥、重稱，所謂“三鬥為大鬥，三兩為大兩”，度量衡的變化，驟然給黃河流域均田上的均田農民增加封建負擔一倍或二倍以上，人民生活的困苦是可以想見的。
自耕小農在這種繁重的租調之下，不得不落進高利貸者的羅網裡去，當時的高利貸利息高到百分之二百二十五[2]。
當時放高利貸的，世家大族如清河崔光伯以放高利貸緻富，家内“绫絹錢布，匮箧充積”（《魏書·崔亮傳從弟光韶附傳》），皆光伯所營；趙郡李元忠家素富厚，其家人多有舉貸求利。
僧侶地主也利用他們所控制的僧祇粟，“儉年出貸，豐則收入”，來進行高利貸盤剝[3]。
在孝文帝頒布均田法時，曾規定：“諸宰民之官，各随近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别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相代付”（《魏書·食貨志》），私賣處罰。
此外北魏政府又下令規定：“職分公田，不問貴賤，一人一頃，以供刍秣（馬料）。
”（《通典·食貨典》引宋孝王《關東風俗傳》）從宣武帝時開始，“始以永賜，得聽賣買”，公田開始可以買賣。
均田中的露田，雖然依法不聽買賣，但是“貧戶因王課不濟，率多貨賣田業”（《通典·食貨典》引宋孝王《關東風俗傳》）。
自公元485年孝文帝頒布均田法，到此不滿三十年，在地主經濟比較發展的地區，均田制已經開始破壞了。
兵役和徭役也成為當時自耕小農破産的主要因素。
北魏在遷都洛陽之後，由于洛陽在黃河之南，要鞏固河南的防務，必須奪取南朝長江北部的土地，因此不斷南侵。
交戰地點，西在宛、鄧，中在義陽，東在淮上。
宣武帝即位，戰争規模益趨擴大，“荊、揚二州，屯戍不息，鐘離、義陽，師旅相繼”。
因之人民的徭役和兵役也随之增重，“汝颍之地，率戶從戎；河冀之境，連丁轉運”（《魏書·盧玄傳孫昶附傳》）。
被征發去服兵役的人民，在軍隊中受盡将帥剝削，史稱“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
若值強敵，即為奴虜；如有執獲（戰利品），奪為己富。
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
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
&hellip&hellip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冬曆夏，加之疾苦，死于溝渎者，常十七八焉”（《魏書·袁翻傳》）。
由于“兵士役苦”，均田農民甚至自己抛棄了土地，所謂“競棄本生，飄藏他土。
或詭名托養，散沒人間；或亡命山薮，漁獵為命；或投仗強豪，寄命衣食”（《北史·孫紹傳》）。
到此農民不是亡命山澤，便是庇蔭到世家豪族大地主那裡去作佃客部曲；此外便是“絕戶而為沙門”，《魏書·釋老志》所謂：“正光已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
于是所在編戶，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
&hellip&hellip略而計之，僧尼大衆，二百萬矣。
”農民離開自己土地，必然會造成“通原遙畛，田蕪罕芸，連村接，蠶饑莫食”（《魏書·盧玄傳孫昶附傳》）的現象。
社會矛盾發展到了極其尖銳複雜的程度，人民大起義的條件是完全成熟了。
北魏末年的僧侶起義 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後，農民的反抗鬥争并沒有停息。
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就發生定州民王金鈎為首的起義（見《魏書·高祖紀》）。
在宣武帝元恪統治的十五年中，見之于記載的人民起義有十次：太和二十三年，幽州有王惠定為首的農民起義（見《魏書·世宗紀》）；景明元年（公元500年）九月，齊州有柳世明為首的農民起義（見《魏書·世宗紀》）；正始三年（公元506年）正月，秦州有屠各胡人王法智為首的人民起義，法智尋推呂苟兒為主，年号建明，衆至十萬，同年，泾州人陳瞻起兵響應（見《魏書·世宗紀》、《北史·魏濟陰王小新成傳》）；永平二年（公元5
洛陽除了城内的宮殿、寺署、邸宅以外，出西城外還有特設的市區。
據《洛陽伽藍記》所載，“出西陽門四裡，禦道南有洛陽大市，周回八裡”。
“市東有通商、達貨二裡。
裡内之人，盡皆工巧，屠販為生，資财巨萬。
有劉寶者，最為富室，州郡、都會之處，皆立一宅，各養馬一匹，至于鹽粟貴賤，市價高下，所在一例。
舟車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販焉。
是以海内之貨，鹹萃其庭。
産匹銅山，家藏金穴。
宅宇逾制，樓觀出雲，車馬服飾，拟于王者。
市南有調音、樂律二裡，裡内之人，絲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
”“市西有退酤、治觞二裡，裡内之人，多釀酒為業。
”“市北慈孝、奉終二裡，裡内之人，以賣棺椁為業，賃車為事。
”“别有準财、金肆二裡，富人在焉。
凡此十裡，多諸工商貨殖之民，千金比屋，層樓對出。
”城内還有“西域商胡”萬餘家，《洛陽伽藍記》載：“自蔥嶺以西，至于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
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
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
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
門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蔭陌，綠柳垂庭，天下難得之貨，鹹悉在焉。
”洛陽總戶數一度激增到十萬九千餘戶。
從魏晉以來，商業停滞，貨币幾近廢棄，《魏書·食貨志》稱：“魏初至于太和，錢貨無所流通。
”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開始鑄造“太和五铢”的青銅币，流通在洛陽附近地區；河西諸郡，因與西域通商，也都廣泛地行用一種西域金銀錢。
但是太和五铢青銅币的流通地區是不廣的，所謂“專貿于京邑，不行于天下”，貨币使用額不多，貨币使用範圍縮得很小，當時河北諸州，“專以單絲之缣，疏縷之布&hellip&hellip裂匹為尺，以濟有無”，完全用布帛來代替貨币，“錢略不入市”（《魏書·食貨志》）。
因此，從當時經濟現象的一切總和來看，可以說自然經濟在中原地區還占統治地位。
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這也說明當時生産率低下，生産技術落後，剩餘産品稀少。
稀少的剩餘産品，也照例以封建地租形式被封建地主剝削去了，不可能有很多剩餘産品作為商品來交換，從而也可以知道當時農民的生活是極端困苦的。
可是進入中原的鮮卑貴族，随着他們經濟生活的變化，他們的奢侈腐化也越來越驚人了。
在北魏初期，官吏并不是不貪污。
如太武帝拓跋焘時，大将公孫軌在上黨，貪縱狼藉。
“其初來，單馬執鞭；返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
”（《魏書·公孫表傳子軌附傳》）又《魏書·良吏傳》稱：魏初“擁節分符，多出豐、沛。
政術治風，未能鹹允，雖動贻大戮，而貪虐未悛，亦由網漏吞舟，時挂一目”。
可見貪污情況是嚴重存在着的。
不過當時北魏政權對貪污行為的制裁，執行得很嚴峻。
如明元帝拓跋嗣曾遣“使者巡幸諸州，校閱守宰資财，非自家所赍，悉簿為贓”（《魏書·太宗紀》）。
獻文帝拓跋弘“诏諸監臨之官，所監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論”（《魏書·張衮傳玄孫白澤附傳》）。
直到孝文帝太和五年（公元481年）定律，還規定“枉法十匹，義贓二百匹，大辟”（《魏書·刑罰志》）。
太和八年普給百官俸祿之後，“更定義贓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就在這一年，孝文帝還派“遣使者，巡行天下，糾守宰之不法，坐贓死者四十餘人”，一時造成“食祿者，赇谒之路殆絕”（《魏書·刑罰志》）的情況。
這也反映了在王權強大的時代，官吏多少還有所顧忌。
孝文帝死（公元499年），子恪（宣武帝）即位。
史稱當時的洛陽政權“寬以攝下”，政治趨于腐敗。
宣武帝死，子诩（孝明帝）即位（公元515年），年僅七歲，母胡太後臨朝。
公元520年，太後妹夫宗室（道武帝玄孫）元叉與宦官劉騰，共幽禁胡太後于北宮，叉、騰遂共執朝政，政治至此大壞。
《洛陽伽藍記》稱：“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争修園宅，互相競誇。
崇門豐室，洞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台芳榭，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
莫不桃李夏綠，竹柏冬青。
”如鹹陽王元禧“姬妾數十”，“奴婢千數”；高陽王元雍“僮仆六千，妓女五百”；河間王元琛“妓女三百人”。
為了滿足他們享樂腐化的生活要求起見，他們除了“田業鹽鐵，遍于遠近，臣吏僮仆，相繼經營”（《魏書·鹹陽王熙傳》），“舟車之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魏書·閹官·劉騰傳》）之外，在政治上還賣官鬻爵，賄賂公行。
如元晖為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北史·魏常山王遵傳曾孫晖附傳》），其餘官職，各按差等定價。
當時稱吏部為賣官市場&mdash&mdash市曹，稱吏部賣官為白晝行劫[1]。
朝中權貴賣官鬻爵，賄賂公行，州郡的刺史、太守更是“聚斂無極”（《北史·魏河間公齊傳孫志附傳》）。
當時戶調絹每匹規定長四丈，可是相州刺史奚康生向人民征收戶絹時，卻每匹要“皆長七八十尺”（《北史·盧同傳》），方肯收納。
租米也是如此，據唐代人的考證，“魏、齊鬥稱，于古二而為一（加倍）”，而當時又有大鬥、重稱，所謂“三鬥為大鬥，三兩為大兩”，度量衡的變化，驟然給黃河流域均田上的均田農民增加封建負擔一倍或二倍以上，人民生活的困苦是可以想見的。
自耕小農在這種繁重的租調之下，不得不落進高利貸者的羅網裡去，當時的高利貸利息高到百分之二百二十五[2]。
當時放高利貸的，世家大族如清河崔光伯以放高利貸緻富，家内“绫絹錢布，匮箧充積”（《魏書·崔亮傳從弟光韶附傳》），皆光伯所營；趙郡李元忠家素富厚，其家人多有舉貸求利。
僧侶地主也利用他們所控制的僧祇粟，“儉年出貸，豐則收入”，來進行高利貸盤剝[3]。
在孝文帝頒布均田法時，曾規定：“諸宰民之官，各随近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别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相代付”（《魏書·食貨志》），私賣處罰。
此外北魏政府又下令規定：“職分公田，不問貴賤，一人一頃，以供刍秣（馬料）。
”（《通典·食貨典》引宋孝王《關東風俗傳》）從宣武帝時開始，“始以永賜，得聽賣買”，公田開始可以買賣。
均田中的露田，雖然依法不聽買賣，但是“貧戶因王課不濟，率多貨賣田業”（《通典·食貨典》引宋孝王《關東風俗傳》）。
自公元485年孝文帝頒布均田法，到此不滿三十年，在地主經濟比較發展的地區，均田制已經開始破壞了。
兵役和徭役也成為當時自耕小農破産的主要因素。
北魏在遷都洛陽之後，由于洛陽在黃河之南，要鞏固河南的防務，必須奪取南朝長江北部的土地，因此不斷南侵。
交戰地點，西在宛、鄧，中在義陽，東在淮上。
宣武帝即位，戰争規模益趨擴大，“荊、揚二州，屯戍不息，鐘離、義陽，師旅相繼”。
因之人民的徭役和兵役也随之增重，“汝颍之地，率戶從戎；河冀之境，連丁轉運”（《魏書·盧玄傳孫昶附傳》）。
被征發去服兵役的人民，在軍隊中受盡将帥剝削，史稱“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
若值強敵，即為奴虜；如有執獲（戰利品），奪為己富。
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
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
&hellip&hellip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冬曆夏，加之疾苦，死于溝渎者，常十七八焉”（《魏書·袁翻傳》）。
由于“兵士役苦”，均田農民甚至自己抛棄了土地，所謂“競棄本生，飄藏他土。
或詭名托養，散沒人間；或亡命山薮，漁獵為命；或投仗強豪，寄命衣食”（《北史·孫紹傳》）。
到此農民不是亡命山澤，便是庇蔭到世家豪族大地主那裡去作佃客部曲；此外便是“絕戶而為沙門”，《魏書·釋老志》所謂：“正光已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
于是所在編戶，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
&hellip&hellip略而計之，僧尼大衆，二百萬矣。
”農民離開自己土地，必然會造成“通原遙畛，田蕪罕芸，連村接，蠶饑莫食”（《魏書·盧玄傳孫昶附傳》）的現象。
社會矛盾發展到了極其尖銳複雜的程度，人民大起義的條件是完全成熟了。
北魏末年的僧侶起義 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後，農民的反抗鬥争并沒有停息。
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就發生定州民王金鈎為首的起義（見《魏書·高祖紀》）。
在宣武帝元恪統治的十五年中，見之于記載的人民起義有十次：太和二十三年，幽州有王惠定為首的農民起義（見《魏書·世宗紀》）；景明元年（公元500年）九月，齊州有柳世明為首的農民起義（見《魏書·世宗紀》）；正始三年（公元506年）正月，秦州有屠各胡人王法智為首的人民起義，法智尋推呂苟兒為主，年号建明，衆至十萬，同年，泾州人陳瞻起兵響應（見《魏書·世宗紀》、《北史·魏濟陰王小新成傳》）；永平二年（公元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