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北魏孝文帝的均田、遷都與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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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的另一诏書說：“百工伎巧，驺卒子息，當習其父兄所業，不聽私立學校。
違者，師身死，主人門誅。
”（《魏書·世祖紀》）當然，在這樣階段裡，工匠的身份都遠比編戶齊民要低。
政府對王公士庶之家和百工伎巧卑姓的通婚，限制也極嚴，如文成帝拓跋濬在和平四年（公元463年）十二月壬寅，诏曰：“&hellip&hellip今制：皇族肺腑，王公侯伯，及士庶之家，不得與百工伎巧卑姓為婚。
犯者加罪。
”（《北史·魏文成帝紀》）工匠和商人，即使到了孝文帝時代，他們的仕宦，還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太和元年（公元477年）诏：“工商皂隸，各有厥分；而有司縱濫，或染清流。
自今戶内有工役者，唯止本部丞已下，準次而授。
”（《魏書·高祖紀》）可見工商幾乎是處于和皂隸相等的一種地位。
不過随着北魏封建化程度的加深，一方面鮮卑族内自由民的身份大大低落；另一方面，工商的地位，卻又大大提高。
如當時視“農業是适合于自由民的唯一的事業”，而在孝文帝延興二年（公元472年），開始下诏允許“工商雜伎，盡聽赴農”（《魏書·高祖紀》）了。
政府的“尚方錦繡绫羅之工”，一部分也開始解放出來，并允許“四民欲造，任之無禁”（《魏書·高祖紀》太和十一年），對工匠也不再那麼嚴格管理了。
他們的地位已有顯著的改善，他們已逐漸預于編戶齊民之列，不像過去一樣和“皂隸”、“驺卒”并列，稱為賤民了。
商人的地位，變化更大，由于他們積蓄了大量财富，“貴族之門”，“貪利财賂”（《北史·魏文成帝紀》載和平四年诏），首先自動地和他們聯姻。
當時的官吏也和富商大賈勾結在一起，共同對人民進行掠奪。
如《魏書·高宗紀》載和平二年诏：“刺史牧民，為萬裡之表。
自頃每因發調，逼民假貸；大商富賈，要射時利，旬日之間，增赢十倍。
上下通同，分以潤屋。
故編戶之民，困于凍餒；富豪之門，日有兼積。
為政之弊，莫過于此。
”到了西魏之時，這種情況，還是存在。
當時官吏征收租調，“臨時迫切&hellip&hellip捶撲交至，取辦目前。
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賣，無者與之舉息。
輸稅之民，于是弊矣”（《周書·蘇綽傳》）。
可見富商大賈不管政府怎樣壓制，他們的經濟勢力還是在發展，他們的社會地位也由于和官吏“上下通同”的緣故，是在不斷提高。
至少由于政府允許他們“盡聽赴農”的緣故，他們最起碼也預于編戶齊民之列了。
遷都洛陽 北魏自道武帝拓跋定都平城，僻處塞上，雖不斷地移民塞上，給耕牛，計口授田，也隻能供應六鎮的軍糧。
至于平城自作為京都以後，人口集中，遊食者多，糧食供給難免發生困難。
《魏書·食貨志》稱：“永興（公元409&mdash413年）中，頻有水旱。
&hellip&hellip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又不熟，京畿之内，路有行。
帝（明元帝拓跋嗣）以饑，将遷都于邺（今河北臨漳西南），用博士崔浩計乃止。
于是分簡國人尤貧者，就食山東三州（冀、定、相），敕有司勸課留農者。
”《魏書·崔浩傳》載此事雲：“神瑞二年，秋谷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坦因華陰公主等言谶書國家當治邺&hellip&hellip勸太宗遷都。
浩與特進周澹言于太宗曰：&lsquo今國家遷都于邺，可救今年之饑，非長久之策也。
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算，号稱牛毛之衆。
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
&hellip&hellip屈丐（赫連勃勃）、蠕蠕（即柔然）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慮，阻隔恒、代千裡之險，雖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
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hellip&hellip誰知多少！&hellip&hellip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中原）之長策也。
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
&rsquo太宗&hellip&hellip曰：&lsquo今既糊口無以至來秋，來秋或複不熟，将如之何？&rsquo浩等對曰：&lsquo可簡窮下之戶，詣諸州就谷；若來秋無年，願更圖也。
但不可遷都。
&rsquo太宗從之。
于是分民詣山東三州就食&hellip&hellip來年遂大熟。
”可見在明元帝時代，平城一帶一遇荒年，就有打算遷都就豐收地區的計劃。
即使不是荒年，平城的糧食也還是不夠。
北魏政權通常令關内諸州郡用牛車運粟塞上，勞費也是很多。
如《魏書·世祖紀》載：“始光二年（公元425年）五月，诏天下十家發大牛一頭，運粟塞上。
”像這類事情，是經常發生的。
到了太和十一年，平城一帶又是大旱荒，旱到春天“野無青草”（《魏書·高祖紀》），“郊甸間甚多餒死”（《魏書·食貨志》），“餓死衢路，無人收識”（《魏書·高祖紀》），可見饑荒之嚴重。
接着又流行“牛疫”，牲畜也死了很多。
孝文帝允許人民到豐收地區就食，“行者十五六”（《魏書·食貨志》），可見平城的旱荒，已達到嚴重程度，北魏王朝至此實已不得不遷都。
據《魏書·成淹傳》載，孝文帝在遷都洛陽之後對成淹說：“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從山東、河北運糧至平城，不能利用水運），故京邑（平城）民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
”可見遷都洛陽是解決塞上一帶嚴重糧荒的唯一辦法。
何況自從孝文帝于太和九年擴大推行均田制以後，中原地區的農業經濟已經成為北魏王朝的主要基礎，從關外的平城移都到中原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洛陽，從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定階段來說，就也有其特殊的意義了。
孝文帝遷都的原因，此其一。
過去，拓跋部氏族成員及被征服各族的“豪傑”、“名家”，往往戍防六鎮，構成北魏王朝軍隊的基本核心。
随着封建化程度的加深，拓跋氏内部階級分化更為急劇，他們的經濟逐漸衰頹起來了，這也使得北魏王朝的軍事威力逐漸衰落。
可是當時居拓跋氏北方的柔然人的勢力，卻大大擴張起來。
據《南齊書·芮芮（“柔然”之異譯）虜傳》稱，太和三年，“芮芮主發三十萬騎南侵，去平城七百裡，魏拒守不敢戰，芮芮主于燕然山縱獵而歸”；其後高車南攻柔然，取柔然故地，柔然南徙，逼近平城，孝文帝遣數十萬騎北拒柔然，“大寒雪，人馬死者衆”。
如果北魏仍都平城，稍一疏忽，便有被柔然包圍的危險，甚至平城有失守的可能；倘南遷洛陽，此時南齊國力，日趨衰頹，不但不能威脅洛陽，而且孝文帝認為如大舉南侵，南北混一可期。
是平城有累卵之危，洛陽有磐石之安，故定都洛陽。
孝文帝遷都的原因，此其二。
根據上述原因，孝文帝不得不遷都。
新都的地點有兩處，不是洛陽便是邺城。
洛陽是漢、魏、西晉的故都，邺城是後趙、前燕的舊都。
洛陽在黃河之南，邺城在黃河之北。
孝文帝南伐，一方面經始洛陽，一方面又營建宮殿于邺西，太和十八年，又曾朝群臣于邺宮，可見定都邺城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中原最富庶的地區&mdash&mdash糧食倉庫和絲絹産地是河北，北魏王朝的财政支出，主要是由河北人民來負擔的，所謂“國之資儲，唯藉河北”（《北史·魏常山王遵傳》），冀、定二州的戶調絹，一年便在三十萬匹以上。
邺城在河北，從經濟方面來講比洛陽要優越；但洛陽究竟是中原政治與文化的中心地區，孝文帝既已遷都塞内，必須以華夏文化的繼承者自期，自以定都洛陽為宜。
都洛陽，更能迷惑中原的一批醉心于“中夏正音”的士大夫，故孝文帝遂舍邺而都洛陽。
孝文帝與鮮卑保守貴族的鬥争 孝文帝既遷都洛陽，就是說，鮮卑族拓跋氏的政權，到此已躍進典型的封建社會，清除了還遺存着的氏族制殘餘與奴隸制殘餘；反言之，必須放棄過去以農業、畜牧業并重的一種塞上的生産方法，而使經濟生活全部農業化，同時還須放棄“馬背中、領上生活”（《宋書·索虜傳》），而使生活方式全部漢化，才能适應這種新的環境。
但是當時拓跋氏統治集團内部，對此卻有三種不同的主張。
一、保守派。
這一派主張保持鮮卑固有風俗，不主張漢化，更不主張遷都。
這一派以北魏政權中鮮卑族的元老穆泰、元丕、陸叡等為代表，以後太子元恂也屬于這一派。
他們認為鮮卑貴族之所以能夠統治中原，就是因為鮮卑人勇悍善戰，馬背上的生活方式和戰鬥方式的一緻。
倘若南遷洛陽，由于生活方式的轉變，鮮卑人的氣質，也會一天天變成脆弱，失去過去強悍善戰的性格和習慣，反而不能統治漢族。
同時黃河中下遊的氣候比塞上要熱，鮮卑人不服水土，死亡率一定會很高。
所以他們不主張遷都，更反對漢化。
二、中間派。
這一派主張不放棄鮮卑原有的習俗，但也可以相應地漢化。
這一派以鮮卑貴族中的開明分子為代表。
他們已看到了那時北魏政權财富的主要來源，是中原的農業和手工業生産品；塞上的屯田，隻足供六鎮軍糧，塞北的畜牧業固然發達，但從農業與畜牧業兩者的比重看來，已經不能相提并論。
塞上荒涼，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時人有《悲平城》之作，雲：“悲平城，驅馬入雲中。
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
”（《魏書·祖瑩傳》）那時的歌謠有雲：“纥幹山（在今山西大同市東，登纥幹，可見桑幹河，望平城）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從上面兩首詩看來，當時除掉一批頑固保守的鮮卑貴族以外，較為開明的鮮卑貴族對生産落後的塞上和比較寒苦的平城，并不十分留戀，所以他們并不反對遷都。
但是他們卻用保留的态度對待徹底漢化的問題，他們認為鮮卑族和漢族過去的風俗習慣，因襲不同，遷都洛陽之後，朝廷典章制度雖也可以斟酌魏晉故事，以裝飾門面；鮮卑族的語言服裝風俗習慣，卻可保留下來，不必硬性幹涉，強迫漢化。
三、改革派。
這一派主張徹底漢化，孝文帝就是屬于這派的。
他們認為既然遷都洛陽，就應該與代都（平城）時代有所不同，也就是應該用一種适合于那時封建經濟的生活方式來代替過去“佛狸（拓跋焘）已來，稍僭華典，胡風（匈奴留下來和西域傳來的風俗）、國俗（鮮卑固有的風俗）雜相揉亂”的塞上生活方式。
他們認識到鮮卑族既已發展到這一特定階段，還要保持固有的生活方式，已不可能。
所以他們主張徹底漢化，換句話說，他們是想用漢族固有的傳統方法來統治漢族人民；何況通過鮮卑族的徹底漢化，正可以消滅鮮卑、漢族兩大部族間的矛盾，他們的政權，因此會更鞏固，他們的子孫，可以更好地統治漢族人民。
同時那時的世家大族如由南朝逃奔至北朝的世族大地主琅邪王肅，以及中原的世族大地主隴西李沖、清河崔光、廣平程靈、太原郭祚諸人，也都撺掇孝文帝進行改革[11]。
這一派的主張，由于适應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形勢，因此終于戰勝了以上兩派，這才有孝文帝遷都後，在政治上、在社會風俗上的一系列的改革。
但是頑固保守的鮮卑貴族，仍繼續地想采取行動來破壞這一改革，如太子元恂，在遷都洛陽以後，“忌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方”。
适值孝文帝在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出遊嵩山，命恂鎮守洛陽，恂謀陰“召牧馬，輕騎奔代（平城）”。
此事被發覺，孝文帝引見群臣，議廢太子，曰：“今恂欲違父背尊，跨據恒、朔。
天下未有無父國，何其包藏，心與身俱！此小兒今日不滅，乃是國家之大禍。
”（《魏書·廢太子恂傳》）乃下诏廢太子為庶人，不久又用椒酒把恂毒死。
同年的冬天，鮮卑貴族中的元老穆泰、陸叡秘密聯絡鎮北大将軍樂陵王元思譽、代郡太守元珍、陽平侯賀賴頭等，共同策劃推擁朔州刺史陽平王元頤為帝，陰謀據代都（平城）起兵[12]，“代鄉舊族，同惡者多”（《魏書·于栗傳》）。
孝文帝獲悉這項政變陰謀以後，派他所信任的任城王元澄前往鎮壓叛亂，接着自己也出巡北都，捕殺了很多人，才把這次政變鎮壓下去。
通過這幾次對頑固分子的嚴厲打擊，孝文帝的漢化改革，更是放手進行，不受一點牽掣。
他于是以華夏文化正統繼承者的姿态，出現在中國曆史舞台上了。
孝文帝改革的内容 孝文帝為了适應社會經濟的發展，為了鞏固封建的政治體制來緩和國内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不得不徹底推行漢化，也就是進一步封建化的政策。
在遷都洛陽以前，孝文帝已經開始清除鮮卑人的氏族制殘餘與奴隸制殘餘，已經開始執行漢化政策。
太和七年（公元483年），下诏禁止鮮卑人同姓相婚[13]；太和八年，采用漢制，規定百官俸給等差；太和九年下令：“自太和六年已來，買定（州治盧奴，今河北定州）、冀（州治信都，今河北冀州）、幽（州治薊，今北京市西南）、相（州治邺）四州饑民良口者，盡還所親。
”（《魏書·高祖紀》）同年，推行上面提到的均田法；太和十六年，又下令禁革鮮卑人的袒裸之俗。
到公元494年遷都洛陽之後，更加速了漢化的過程，三數年間，先後實行以下的重要改革： 一、禁鮮卑語。
北魏初定中原，鮮卑人自然使用本族的語言；軍中号令，也都用鮮卑語；漢人仕宦拓跋魏王朝，也都學習鮮卑語，或置“傳譯”。
但是拓跋部的經濟文化遠較漢族為落後，鮮卑族人口又不多，政治上他們固然是征服者而暫居優勢；但是在經濟文化特别是語言的勢力上，鮮卑族卻是居于劣勢。
到了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索性下令禁用鮮卑語及其他各族語言，以漢語為北魏唯一通行的語言。
孝文帝對群臣說：“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漢語）。
年三十以上，容或不可卒革。
三十以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降爵黜官。
所宜深戒。
”（《北史·魏鹹陽王禧傳》）乃在太和十九年六月下诏：“不得以北俗之語，言于朝廷，若有違者，免所居官。
”（《魏書·高祖紀》）孝文帝是想通過消除鮮卑族和漢族在言語方面的隔閡，來逐漸泯滅民族間的隔閡，以達到其漢化的最終目的。
二、改鮮卑複姓。
鮮卑族是多綴語的部族，他們的姓氏也是多綴語。
孝文帝既禁止使用鮮卑語，自然也要把鮮卑複姓改成漢字單姓。
乃在太和二十年下诏，以為：“北人謂土為拓，後為跋。
魏之先出于黃帝，以土德王，故為拓跋氏。
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
”（《資治通鑒》齊明帝建武三年）此外，北魏皇族九氏，以及北魏初期所統的部落一百十八氏，姓皆重複，皆改為單姓。
于是改拔拔氏為長孫氏，達奚氏為奚氏，乙旃氏為叔孫氏，丘穆陵氏為穆氏，步六孤氏為陸氏，賀賴氏為賀氏，獨孤氏為劉氏，賀樓氏為樓氏，勿忸于氏為于氏，烏丸氏為桓氏，素和氏為和氏，步大汗氏為韓氏，纥豆陵氏為窦氏，烏洛蘭氏為蘭氏。
鮮卑姓改了，鮮卑名當然也改用漢名。
孝文帝又命令鮮卑貴族死于洛陽者，即葬于洛陽，不得還葬平城；同時改他們的籍貫為河南郡洛陽縣人。
三、禁胡服。
拓跋部起自塞外，其俗編發左衽。
孝文帝于遷都洛陽之前，即銳意改作，命李沖與馮誕、高闾（二人均拓跋氏外戚）、遊明根、蔣少華等，議定衣冠于“禁中”，時亦問于劉昶（南朝宋文帝劉義隆第九子，從南朝逃至北魏，北魏妻以公主，封為宋王）。
鮮卑族把袴褶（胡服）作為朝賀大會的禮服，不合魏晉以來中原傳統的禮儀。
因服制未定，孝文帝曾下诏暫時停止太
違者，師身死，主人門誅。
”（《魏書·世祖紀》）當然，在這樣階段裡，工匠的身份都遠比編戶齊民要低。
政府對王公士庶之家和百工伎巧卑姓的通婚，限制也極嚴，如文成帝拓跋濬在和平四年（公元463年）十二月壬寅，诏曰：“&hellip&hellip今制：皇族肺腑，王公侯伯，及士庶之家，不得與百工伎巧卑姓為婚。
犯者加罪。
”（《北史·魏文成帝紀》）工匠和商人，即使到了孝文帝時代，他們的仕宦，還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太和元年（公元477年）诏：“工商皂隸，各有厥分；而有司縱濫，或染清流。
自今戶内有工役者，唯止本部丞已下，準次而授。
”（《魏書·高祖紀》）可見工商幾乎是處于和皂隸相等的一種地位。
不過随着北魏封建化程度的加深，一方面鮮卑族内自由民的身份大大低落；另一方面，工商的地位，卻又大大提高。
如當時視“農業是适合于自由民的唯一的事業”，而在孝文帝延興二年（公元472年），開始下诏允許“工商雜伎，盡聽赴農”（《魏書·高祖紀》）了。
政府的“尚方錦繡绫羅之工”，一部分也開始解放出來，并允許“四民欲造，任之無禁”（《魏書·高祖紀》太和十一年），對工匠也不再那麼嚴格管理了。
他們的地位已有顯著的改善，他們已逐漸預于編戶齊民之列，不像過去一樣和“皂隸”、“驺卒”并列，稱為賤民了。
商人的地位，變化更大，由于他們積蓄了大量财富，“貴族之門”，“貪利财賂”（《北史·魏文成帝紀》載和平四年诏），首先自動地和他們聯姻。
當時的官吏也和富商大賈勾結在一起，共同對人民進行掠奪。
如《魏書·高宗紀》載和平二年诏：“刺史牧民，為萬裡之表。
自頃每因發調，逼民假貸；大商富賈，要射時利，旬日之間，增赢十倍。
上下通同，分以潤屋。
故編戶之民，困于凍餒；富豪之門，日有兼積。
為政之弊，莫過于此。
”到了西魏之時，這種情況，還是存在。
當時官吏征收租調，“臨時迫切&hellip&hellip捶撲交至，取辦目前。
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賣，無者與之舉息。
輸稅之民，于是弊矣”（《周書·蘇綽傳》）。
可見富商大賈不管政府怎樣壓制，他們的經濟勢力還是在發展，他們的社會地位也由于和官吏“上下通同”的緣故，是在不斷提高。
至少由于政府允許他們“盡聽赴農”的緣故，他們最起碼也預于編戶齊民之列了。
遷都洛陽 北魏自道武帝拓跋定都平城，僻處塞上，雖不斷地移民塞上，給耕牛，計口授田，也隻能供應六鎮的軍糧。
至于平城自作為京都以後，人口集中，遊食者多，糧食供給難免發生困難。
《魏書·食貨志》稱：“永興（公元409&mdash413年）中，頻有水旱。
&hellip&hellip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又不熟，京畿之内，路有行。
帝（明元帝拓跋嗣）以饑，将遷都于邺（今河北臨漳西南），用博士崔浩計乃止。
于是分簡國人尤貧者，就食山東三州（冀、定、相），敕有司勸課留農者。
”《魏書·崔浩傳》載此事雲：“神瑞二年，秋谷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坦因華陰公主等言谶書國家當治邺&hellip&hellip勸太宗遷都。
浩與特進周澹言于太宗曰：&lsquo今國家遷都于邺，可救今年之饑，非長久之策也。
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算，号稱牛毛之衆。
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
&hellip&hellip屈丐（赫連勃勃）、蠕蠕（即柔然）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慮，阻隔恒、代千裡之險，雖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
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hellip&hellip誰知多少！&hellip&hellip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中原）之長策也。
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
&rsquo太宗&hellip&hellip曰：&lsquo今既糊口無以至來秋，來秋或複不熟，将如之何？&rsquo浩等對曰：&lsquo可簡窮下之戶，詣諸州就谷；若來秋無年，願更圖也。
但不可遷都。
&rsquo太宗從之。
于是分民詣山東三州就食&hellip&hellip來年遂大熟。
”可見在明元帝時代，平城一帶一遇荒年，就有打算遷都就豐收地區的計劃。
即使不是荒年，平城的糧食也還是不夠。
北魏政權通常令關内諸州郡用牛車運粟塞上，勞費也是很多。
如《魏書·世祖紀》載：“始光二年（公元425年）五月，诏天下十家發大牛一頭，運粟塞上。
”像這類事情，是經常發生的。
到了太和十一年，平城一帶又是大旱荒，旱到春天“野無青草”（《魏書·高祖紀》），“郊甸間甚多餒死”（《魏書·食貨志》），“餓死衢路，無人收識”（《魏書·高祖紀》），可見饑荒之嚴重。
接着又流行“牛疫”，牲畜也死了很多。
孝文帝允許人民到豐收地區就食，“行者十五六”（《魏書·食貨志》），可見平城的旱荒，已達到嚴重程度，北魏王朝至此實已不得不遷都。
據《魏書·成淹傳》載，孝文帝在遷都洛陽之後對成淹說：“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從山東、河北運糧至平城，不能利用水運），故京邑（平城）民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
”可見遷都洛陽是解決塞上一帶嚴重糧荒的唯一辦法。
何況自從孝文帝于太和九年擴大推行均田制以後，中原地區的農業經濟已經成為北魏王朝的主要基礎，從關外的平城移都到中原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洛陽，從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定階段來說，就也有其特殊的意義了。
孝文帝遷都的原因，此其一。
過去，拓跋部氏族成員及被征服各族的“豪傑”、“名家”，往往戍防六鎮，構成北魏王朝軍隊的基本核心。
随着封建化程度的加深，拓跋氏内部階級分化更為急劇，他們的經濟逐漸衰頹起來了，這也使得北魏王朝的軍事威力逐漸衰落。
可是當時居拓跋氏北方的柔然人的勢力，卻大大擴張起來。
據《南齊書·芮芮（“柔然”之異譯）虜傳》稱，太和三年，“芮芮主發三十萬騎南侵，去平城七百裡，魏拒守不敢戰，芮芮主于燕然山縱獵而歸”；其後高車南攻柔然，取柔然故地，柔然南徙，逼近平城，孝文帝遣數十萬騎北拒柔然，“大寒雪，人馬死者衆”。
如果北魏仍都平城，稍一疏忽，便有被柔然包圍的危險，甚至平城有失守的可能；倘南遷洛陽，此時南齊國力，日趨衰頹，不但不能威脅洛陽，而且孝文帝認為如大舉南侵，南北混一可期。
是平城有累卵之危，洛陽有磐石之安，故定都洛陽。
孝文帝遷都的原因，此其二。
根據上述原因，孝文帝不得不遷都。
新都的地點有兩處，不是洛陽便是邺城。
洛陽是漢、魏、西晉的故都，邺城是後趙、前燕的舊都。
洛陽在黃河之南，邺城在黃河之北。
孝文帝南伐，一方面經始洛陽，一方面又營建宮殿于邺西，太和十八年，又曾朝群臣于邺宮，可見定都邺城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中原最富庶的地區&mdash&mdash糧食倉庫和絲絹産地是河北，北魏王朝的财政支出，主要是由河北人民來負擔的，所謂“國之資儲，唯藉河北”（《北史·魏常山王遵傳》），冀、定二州的戶調絹，一年便在三十萬匹以上。
邺城在河北，從經濟方面來講比洛陽要優越；但洛陽究竟是中原政治與文化的中心地區，孝文帝既已遷都塞内，必須以華夏文化的繼承者自期，自以定都洛陽為宜。
都洛陽，更能迷惑中原的一批醉心于“中夏正音”的士大夫，故孝文帝遂舍邺而都洛陽。
孝文帝與鮮卑保守貴族的鬥争 孝文帝既遷都洛陽，就是說，鮮卑族拓跋氏的政權，到此已躍進典型的封建社會，清除了還遺存着的氏族制殘餘與奴隸制殘餘；反言之，必須放棄過去以農業、畜牧業并重的一種塞上的生産方法，而使經濟生活全部農業化，同時還須放棄“馬背中、領上生活”（《宋書·索虜傳》），而使生活方式全部漢化，才能适應這種新的環境。
但是當時拓跋氏統治集團内部，對此卻有三種不同的主張。
一、保守派。
這一派主張保持鮮卑固有風俗，不主張漢化，更不主張遷都。
這一派以北魏政權中鮮卑族的元老穆泰、元丕、陸叡等為代表，以後太子元恂也屬于這一派。
他們認為鮮卑貴族之所以能夠統治中原，就是因為鮮卑人勇悍善戰，馬背上的生活方式和戰鬥方式的一緻。
倘若南遷洛陽，由于生活方式的轉變，鮮卑人的氣質，也會一天天變成脆弱，失去過去強悍善戰的性格和習慣，反而不能統治漢族。
同時黃河中下遊的氣候比塞上要熱，鮮卑人不服水土，死亡率一定會很高。
所以他們不主張遷都，更反對漢化。
二、中間派。
這一派主張不放棄鮮卑原有的習俗，但也可以相應地漢化。
這一派以鮮卑貴族中的開明分子為代表。
他們已看到了那時北魏政權财富的主要來源，是中原的農業和手工業生産品；塞上的屯田，隻足供六鎮軍糧，塞北的畜牧業固然發達，但從農業與畜牧業兩者的比重看來，已經不能相提并論。
塞上荒涼，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時人有《悲平城》之作，雲：“悲平城，驅馬入雲中。
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
”（《魏書·祖瑩傳》）那時的歌謠有雲：“纥幹山（在今山西大同市東，登纥幹，可見桑幹河，望平城）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從上面兩首詩看來，當時除掉一批頑固保守的鮮卑貴族以外，較為開明的鮮卑貴族對生産落後的塞上和比較寒苦的平城，并不十分留戀，所以他們并不反對遷都。
但是他們卻用保留的态度對待徹底漢化的問題，他們認為鮮卑族和漢族過去的風俗習慣，因襲不同，遷都洛陽之後，朝廷典章制度雖也可以斟酌魏晉故事，以裝飾門面；鮮卑族的語言服裝風俗習慣，卻可保留下來，不必硬性幹涉，強迫漢化。
三、改革派。
這一派主張徹底漢化，孝文帝就是屬于這派的。
他們認為既然遷都洛陽，就應該與代都（平城）時代有所不同，也就是應該用一種适合于那時封建經濟的生活方式來代替過去“佛狸（拓跋焘）已來，稍僭華典，胡風（匈奴留下來和西域傳來的風俗）、國俗（鮮卑固有的風俗）雜相揉亂”的塞上生活方式。
他們認識到鮮卑族既已發展到這一特定階段，還要保持固有的生活方式，已不可能。
所以他們主張徹底漢化，換句話說，他們是想用漢族固有的傳統方法來統治漢族人民；何況通過鮮卑族的徹底漢化，正可以消滅鮮卑、漢族兩大部族間的矛盾，他們的政權，因此會更鞏固，他們的子孫，可以更好地統治漢族人民。
同時那時的世家大族如由南朝逃奔至北朝的世族大地主琅邪王肅，以及中原的世族大地主隴西李沖、清河崔光、廣平程靈、太原郭祚諸人，也都撺掇孝文帝進行改革[11]。
這一派的主張，由于适應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形勢，因此終于戰勝了以上兩派，這才有孝文帝遷都後，在政治上、在社會風俗上的一系列的改革。
但是頑固保守的鮮卑貴族，仍繼續地想采取行動來破壞這一改革，如太子元恂，在遷都洛陽以後，“忌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方”。
适值孝文帝在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出遊嵩山，命恂鎮守洛陽，恂謀陰“召牧馬，輕騎奔代（平城）”。
此事被發覺，孝文帝引見群臣，議廢太子，曰：“今恂欲違父背尊，跨據恒、朔。
天下未有無父國，何其包藏，心與身俱！此小兒今日不滅，乃是國家之大禍。
”（《魏書·廢太子恂傳》）乃下诏廢太子為庶人，不久又用椒酒把恂毒死。
同年的冬天，鮮卑貴族中的元老穆泰、陸叡秘密聯絡鎮北大将軍樂陵王元思譽、代郡太守元珍、陽平侯賀賴頭等，共同策劃推擁朔州刺史陽平王元頤為帝，陰謀據代都（平城）起兵[12]，“代鄉舊族，同惡者多”（《魏書·于栗傳》）。
孝文帝獲悉這項政變陰謀以後，派他所信任的任城王元澄前往鎮壓叛亂，接着自己也出巡北都，捕殺了很多人，才把這次政變鎮壓下去。
通過這幾次對頑固分子的嚴厲打擊，孝文帝的漢化改革，更是放手進行，不受一點牽掣。
他于是以華夏文化正統繼承者的姿态，出現在中國曆史舞台上了。
孝文帝改革的内容 孝文帝為了适應社會經濟的發展，為了鞏固封建的政治體制來緩和國内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不得不徹底推行漢化，也就是進一步封建化的政策。
在遷都洛陽以前，孝文帝已經開始清除鮮卑人的氏族制殘餘與奴隸制殘餘，已經開始執行漢化政策。
太和七年（公元483年），下诏禁止鮮卑人同姓相婚[13]；太和八年，采用漢制，規定百官俸給等差；太和九年下令：“自太和六年已來，買定（州治盧奴，今河北定州）、冀（州治信都，今河北冀州）、幽（州治薊，今北京市西南）、相（州治邺）四州饑民良口者，盡還所親。
”（《魏書·高祖紀》）同年，推行上面提到的均田法；太和十六年，又下令禁革鮮卑人的袒裸之俗。
到公元494年遷都洛陽之後，更加速了漢化的過程，三數年間，先後實行以下的重要改革： 一、禁鮮卑語。
北魏初定中原，鮮卑人自然使用本族的語言；軍中号令，也都用鮮卑語；漢人仕宦拓跋魏王朝，也都學習鮮卑語，或置“傳譯”。
但是拓跋部的經濟文化遠較漢族為落後，鮮卑族人口又不多，政治上他們固然是征服者而暫居優勢；但是在經濟文化特别是語言的勢力上，鮮卑族卻是居于劣勢。
到了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索性下令禁用鮮卑語及其他各族語言，以漢語為北魏唯一通行的語言。
孝文帝對群臣說：“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漢語）。
年三十以上，容或不可卒革。
三十以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降爵黜官。
所宜深戒。
”（《北史·魏鹹陽王禧傳》）乃在太和十九年六月下诏：“不得以北俗之語，言于朝廷，若有違者，免所居官。
”（《魏書·高祖紀》）孝文帝是想通過消除鮮卑族和漢族在言語方面的隔閡，來逐漸泯滅民族間的隔閡，以達到其漢化的最終目的。
二、改鮮卑複姓。
鮮卑族是多綴語的部族，他們的姓氏也是多綴語。
孝文帝既禁止使用鮮卑語，自然也要把鮮卑複姓改成漢字單姓。
乃在太和二十年下诏，以為：“北人謂土為拓，後為跋。
魏之先出于黃帝，以土德王，故為拓跋氏。
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
”（《資治通鑒》齊明帝建武三年）此外，北魏皇族九氏，以及北魏初期所統的部落一百十八氏，姓皆重複，皆改為單姓。
于是改拔拔氏為長孫氏，達奚氏為奚氏，乙旃氏為叔孫氏，丘穆陵氏為穆氏，步六孤氏為陸氏，賀賴氏為賀氏，獨孤氏為劉氏，賀樓氏為樓氏，勿忸于氏為于氏，烏丸氏為桓氏，素和氏為和氏，步大汗氏為韓氏，纥豆陵氏為窦氏，烏洛蘭氏為蘭氏。
鮮卑姓改了，鮮卑名當然也改用漢名。
孝文帝又命令鮮卑貴族死于洛陽者，即葬于洛陽，不得還葬平城；同時改他們的籍貫為河南郡洛陽縣人。
三、禁胡服。
拓跋部起自塞外，其俗編發左衽。
孝文帝于遷都洛陽之前，即銳意改作，命李沖與馮誕、高闾（二人均拓跋氏外戚）、遊明根、蔣少華等，議定衣冠于“禁中”，時亦問于劉昶（南朝宋文帝劉義隆第九子，從南朝逃至北魏，北魏妻以公主，封為宋王）。
鮮卑族把袴褶（胡服）作為朝賀大會的禮服，不合魏晉以來中原傳統的禮儀。
因服制未定，孝文帝曾下诏暫時停止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