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江南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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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載商人大船，泛水西南行，得冬初信風，晝夜十四日到師子國。
&hellip&hellip法顯住此國二年&hellip&hellip即載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餘人，後系一小船，以備大船破壞&hellip&hellip東下二日&hellip&hellip大風晝夜十三日&hellip&hellip如是九十日許，乃到一國，名邪婆提（今爪哇）。
&hellip&hellip複随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許人，赍五十日糧。
&hellip&hellip商人議言，常行時正可五十日便到廣州”（《法顯傳》），後遭風被飄到青州長廣郡（治膠東城，今山東平度，這裡指崂山灣）才登陸。
在他所著的行記裡，我們可以知道兩點：第一是在當時航海設備非常簡陋的情況之下，作遠海航行，是非常艱巨而冒危險的事；第二是航行于印度洋、馬六甲海峽、爪哇海、南海之間的每一條海船，船上往往運載到二百餘人，這二百餘人中間，又大都是商人。
從這裡也可以見到當時的海上貿易是相當繁盛的。
當時輸入的商品，有象牙、犀角、珠玑、玳瑁、琉璃器、螺杯、吉貝（棉布）、郁金、蘇合（香料）、沉檀、兜鍪等等[37]，輸出的商品，仍以绫、絹、絲、錦為大宗[38]。
此外也互相進行奴隸買賣，中國的官吏，往往把高涼郡（治安甯，今廣東陽江西三十裡）的“生口”賣給外國商人，海舶上的外國商人也把南海上的“昆侖奴”運到中國來出賣[39]。
因為南朝商業有了初步發展，政府在商稅方面的收入也比較多[40]。
在當時，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木材等等，有抽百分之四的契稅，賣的人出百分之三，買的人出百分之一[41]；貨物經過關卡，抽十分之一的關津稅[42]；此外又有繁重的市稅[43]，和甚為擾民的過路稅[44]。
貨币問題的對策 自從東漢王朝崩潰以後，生産力遭到嚴重的破壞，手工業由于産品缺乏銷路而萎縮，商業停滞，農業變成為居民的唯一職業。
在這樣的情況下，貨币必然會近于廢棄。
所謂近于廢棄，不是說完全摒棄貨币于市場之外而不用，以《晉書·惠帝紀》所載“帝單車走洛陽，倉卒上下無赍，侍中黃門被囊中赍私錢三千，诏貸用，所在買飯以供宮人”，《魏書·蕭寶傳》所載“寶脫本衣服，著烏布襦，腰系千許錢，潛赴江畔”二事為例，可見在這一時期，并不是不再使用鑄币，而是說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下，糧食是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生産的，衣料也是家庭成員自己來紡織的，這樣，市場當然無法擴大，商品交換當然顯現出一定程度上的靜止形态來了。
所以自魏、晉以後，交易往往以谷、帛為主，而銅錢隻是以輔助的姿态出現罷了，所謂“自淮以北，萬匹為市；從江以南，千斛為貨”，就是這種情況的最好說明。
從東晉在江南建國以來，江南沒有興鑄過錢，一開始就沿用東吳孫權所鑄的大錢；其時“吳興沈充又鑄小錢”，當時稱之為“沈郎錢”（《晉書·食貨志》），不過沈充不久被殺，所以這種沈郎錢的流通額一定不會多的。
經過了七八十年，江南農業生産力逐漸向上昂揚，商品經濟随着有了發展，貨币的需要量也逐漸在增加。
然而因為自東晉以來長久不興鑄錢币的緣故，當時錢币的流通數量極感缺少，必然會形成錢貴物賤等現象。
在當時，生産谷、帛的是農民，而有“藏镪百萬”的是王公妃主，世族豪強，如果錢貴物賤的這一現象持續下去，隻是加速了自耕小農的破産。
政府為了要消滅這種現象，以鞏固其剝削對象自耕小農這一階層起見，曾想出各種對策來。
有些對策如東晉安帝時（公元402&mdash403年），桓玄輔政，曾主張廢止錢币，使用谷、帛（見《宋書·孔琳之傳》）；其後劉宋時周朗，蕭梁時沈約，也曾有此主張[45]，他們都想憑政治的強制力量來禁止或限制錢币的行用。
然而錢币的逐漸行用，隻是商品交換初步發展的結果，而商品交換的初步發展，又是直接受着當時生産力影響的結果，所以桓玄、周朗等這種開倒車的主張，事實上是行不通的。
商品經濟的初步發展，既不可能使錢币完全歸于廢棄而全用谷、帛，于是就不得不開始鑄造錢币，以适應當時的需要。
在南朝宋元嘉時代，江南的農業、手工業生産一度呈現出東晉以來未曾有過的繁榮氣象，商品經濟也繼續在發展，在“王略開廣，聲教遐暨，金镪所布，爰逮荒服”的情勢下，貨币的流通額遠遠不能适應市場上的實際需要，因此，造成了“用彌廣而貨愈狹”（《宋書·何尚之傳》引沈演之議）的情況，宋王朝乃在元嘉七年（公元430年），開始設立錢署，鑄造四铢錢。
四铢錢的鑄造數額并不多，因此，不可能盡廢古币（漢五铢錢、魏五铢錢、吳大錢、東晉沈郎錢等）而不用；而且顧名思義，四铢錢必然會較以往的五铢錢為輕，“民間頗盜鑄，多剪鑿古錢以取銅”（《宋書·何尚之傳》），便成為自然的趨勢。
為消除這種弊端起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六月，又下诏提高大錢（指古錢）的價值[46]，規定大錢一枚抵四铢二枚，以作補救。
這一辦法的實行，徒然使有錢的人錢更多，窮人生活更加困難，所謂“富人資貨自倍，貧者彌增其困”，而且和古錢的輕重比價也不勻稱，所以“行之經時，公私非便”（《宋書·何尚之傳》）。
到第二年五月，就廢止了這種辦法。
商品經濟的繼續發展，錢币的需要量越來越大，政府自不得不大量興鑄，以适應市場的需要。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公元454年），又鑄造四铢錢。
由于銅的缺乏，這次鑄成的錢，“形式薄小，輪廓不成就。
于是民間盜鑄者雲起&hellip&hellip百物踴貴”（《宋書·顔竣傳》）。
武康（今浙江德清西武康舊城）一縣，因盜鑄錢而被判處死刑的，就有一千多人（見《宋書·劉懷慎傳》）。
永光元年（公元465年）二月，又鑄二铢錢。
二铢的重量，顧名思義又要比四铢少二分之一，可是政府卻仍舊強制新鑄的小錢和從前的大錢等價使用，這樣，官錢一出，民間就模仿盜鑄，錢币更為濫惡。
在這種情勢下，到了這一年的九月，政府隻得允準民間也可鑄錢，但是，這樣一來，币制搞得更是混亂異常，“一千錢長不滿三寸”，稱為“鵝眼錢”；更劣的錢稱為“環錢”，“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宋書·顔竣傳》），商賈不敢行用。
宋明帝泰始二年（公元466年），下令禁用鵝眼、環等劣錢，“專用古錢”（《宋書·明帝紀》）。
這兩次鑄造新錢，不但不能使南朝的商業由于鑄币增多之故而獲得發展，相反，貨币的濫惡引起市場物價的波動，從而使商業的發展發生波折。
自從禁止行用新錢，專用古币之後，貨币缺乏的嚴重情況，又回複到原來的出發點上。
錢币的缺乏，使南齊初年，又出現了錢貴物賤的現象。
以絹、布為例，從東晉初年到劉宋永初初年，這一百年間，布價無大變動；從永初初年到元嘉二十七年，這二三十年間，布價跌落一倍，原來一千文一匹的布，跌到五六百文一匹；又過了三四十年，到了南齊永明年間（公元483&mdash493年），布價竟跌落到十倍之多，一匹布隻值一百文了。
布價的繼續下降，一方面固然标志着江南地區絹、布産量的激增；但另一方面，尤其是在南齊的永明時代，主要原因是受了錢荒的影響。
物價的跌落，受害最大的自然是生産谷、帛的農民，然而南齊政權不但不注意其剝削對象自耕小農這一階層的利益，相反，竭澤而漁，自永明四年起，在征收租調時，訂出了二分取錢、一分取布的折納辦法來；永明五年，又改訂為錢、帛兼半的折納辦法，意圖利用錢币的缺乏，而要農民繳納錢币。
上繳的錢币，個個必須圓大，在當時古币多被民間剪鑿破損的情況之下，農民要找這種符合規格的錢，不是“買本一千，加子七百”（以一千七百錢換好錢一千），便是“以兩代一”（納兩錢代一錢），這更加重了農民的負擔。
可見錢币的缺乏，不但使在江南初步發展過程中的商品經濟停滞不前，同時也加速了自耕小農的破産。
“梁初，唯京師（建康）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谷、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為貨”（《隋書·食貨志》），可見貨币并不廣泛地在各地區普遍使用，使用的範圍還是狹小的，大半也由于錢币缺乏的緣故（當然，主要還是由于那些不使用貨币地區在商品交換方面的滞澀）。
由于錢币缺少，梁武帝又鑄新錢曰五铢與女錢兩種。
這次鑄錢，又因為與古錢的輕重比價不能相等，再一度引起了币制的紊亂。
百姓不用新币，專用古币來做交易[47]；梁武帝雖然下令禁用古錢，而民間私用，仍是很盛。
普通四年（公元523年），梁武帝乃下令盡罷銅錢，改用鐵錢，“人以鐵錢易得，并皆私鑄，及大同（公元535&mdash546年）以後，所在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不複計數，而唯論貫”（《隋書·食貨志》）。
梁武帝這種方策，不僅沒有解決當時的貨币問題，反而使貨币問題，更趨嚴重。
侯景亂梁，江南生産遭受嚴重的破壞，商品交換更形滞澀，陳朝境内，鐵錢已廢而不行，谷、帛的使用更取代了鑄币的職能[48]。
陳文帝天嘉五年（公元564年）鑄五铢錢，宣帝太建十一年（公元579年）鑄六铢錢，後又廢六铢專行五铢（見《隋書·食貨志》）。
然而陳的疆域本極狹小，西失梁、益、甯諸州，北以大江為界，“嶺南諸州，多以鹽、米、布交易，俱不用錢”（《隋書·食貨志》），因此，鑄币的使用區域，可說是很狹小的。
總的說來，南朝經濟是自然經濟，當時固然也有商品交換和貨币流通，但在廣大農村裡，交換隻是具有偶然的性質，社會上主要的支付工具還是實物，鑄币隻是以輔助的姿态出現于市場之上，因此，縱然币制紊亂到極點，也隻是使谷、帛等的使用範圍更加擴大而已。
經濟重心的逐漸南移 中國古代的經濟重心在北方（較偏于西），據《尚書·禹貢》的記載，古代北方的農業生産，遠勝于南方，各州土地依據其肥瘠的程度，分為九等： 雍州&hellip&hellip厥田惟上上 徐州&hellip&hellip厥田惟上中 青州&hellip&hellip厥田惟上下 豫州&hellip&hellip厥田惟中上 冀州&hellip&hellip厥田惟中中 兖州&hellip&hellip厥田惟中下 梁州&hellip&hellip厥田惟下上 荊州&hellip&hellip厥田惟下中 揚州&hellip&hellip厥田惟下下 可見南方在當時來看，還是生産極落後的地區。
戰國時，魏決漳水灌邺，秦築鄭國渠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北方的水利灌溉事業，在那時已經相當發展。
《史記·貨殖列傳》也說：“關中自、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裡，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
&hellip&hellip故關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而當日的南方呢?《史記·貨殖列傳》稱：“江南卑濕，丈夫早夭。
多竹木。
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僅僅）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償）費。
”“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馑之患，以故窳（苟且惰懶之謂）偷生，無積聚而多貧。
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
”可見那時的江南，還談不到開發，處處都表現出勞動人手不足、生産技術的低下、财富的貧乏來。
總之，古代中國的經濟重心在北方，而不在南方。
自從東漢政權崩潰以後，接着是西、北少數民族貴族進入内地建立王朝，中原地區曾經長期地蒙受劇烈的破壞，尤其在農業生産方面，土地荒蕪，水利失修，生産的發展，受到阻滞。
當北方經濟進展稍為緩慢有時甚至受到阻滞的時候，南方（較偏于東）卻突飛猛進，已經脫離了《史記·貨殖列傳》裡所描寫的地廣人稀及無積聚而多貧的狀态，到了隋唐以後，便成為全國經濟最發達、财富最豐盈的地方了。
自東晉建國至陳亡（公元317&mdash589年），這将近三百年間，中原人民大量南下，與江南土著人民在生産戰線上會師之後，兩支生産大軍，辛勤地開發江南，把江南建設得“良疇美柘，畦畎相望，連宇高甍，阡陌如繡”（《陳書·宣帝紀》）。
南貧北富的情形，已開始在這三百年内逐漸轉變。
到了唐朝，數全國财富，就以揚州為第一，所謂“揚一益二”（《資治通鑒》唐昭宗景福元年），韓愈也稱“當今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韓愈《送陸歙州詩》序），它簡直成為全國的谷倉和衣料的取給地，中國的經濟重心，從此由北方移到南方了。
所以在隋朝滅陳統一南北之後，首要的事情，就是把南北經濟聯系起來，這就是以後要提到的開鑿運河大工程。
*** [1] 《水經·溫水注》：九真太守任延始教耕犁，俗化交土，風行象林。
知耕以來六百餘年。
火耨耕藝，法與華同。
名白田種白谷，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種赤谷，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謂兩熟之稻也。
至于草甲萌芽，谷月代種，早晚，無月不秀，耕耘功重，收獲利輕，熟速故也。
米不外散，恒為豐國。
[2] 《南史·到彥之傳曾孫溉附傳》：曆禦史中丞、都官、左戶二尚書，掌吏部尚書。
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溉辄相執。
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
”&hellip&hellip溉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為譏雲。
[3] 《晉書·隐逸·郭文傳》：河内轵人也。
&hellip&hellip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滌山中&hellip&hellip區種菽麥。
《宋書·文帝紀》：元嘉二十一年秋七月乙巳，诏曰：“比年谷稼傷損，淫亢成災，亦由播殖之宜，尚有未盡。
南徐、兖、豫及揚州浙江西屬郡，自今悉督種麥，以補阙乏。
” [4] 《宋書·長沙景王道憐
&hellip&hellip法顯住此國二年&hellip&hellip即載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餘人，後系一小船，以備大船破壞&hellip&hellip東下二日&hellip&hellip大風晝夜十三日&hellip&hellip如是九十日許，乃到一國，名邪婆提（今爪哇）。
&hellip&hellip複随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許人，赍五十日糧。
&hellip&hellip商人議言，常行時正可五十日便到廣州”（《法顯傳》），後遭風被飄到青州長廣郡（治膠東城，今山東平度，這裡指崂山灣）才登陸。
在他所著的行記裡，我們可以知道兩點：第一是在當時航海設備非常簡陋的情況之下，作遠海航行，是非常艱巨而冒危險的事；第二是航行于印度洋、馬六甲海峽、爪哇海、南海之間的每一條海船，船上往往運載到二百餘人，這二百餘人中間，又大都是商人。
從這裡也可以見到當時的海上貿易是相當繁盛的。
當時輸入的商品，有象牙、犀角、珠玑、玳瑁、琉璃器、螺杯、吉貝（棉布）、郁金、蘇合（香料）、沉檀、兜鍪等等[37]，輸出的商品，仍以绫、絹、絲、錦為大宗[38]。
此外也互相進行奴隸買賣，中國的官吏，往往把高涼郡（治安甯，今廣東陽江西三十裡）的“生口”賣給外國商人，海舶上的外國商人也把南海上的“昆侖奴”運到中國來出賣[39]。
因為南朝商業有了初步發展，政府在商稅方面的收入也比較多[40]。
在當時，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木材等等，有抽百分之四的契稅，賣的人出百分之三，買的人出百分之一[41]；貨物經過關卡，抽十分之一的關津稅[42]；此外又有繁重的市稅[43]，和甚為擾民的過路稅[44]。
貨币問題的對策 自從東漢王朝崩潰以後，生産力遭到嚴重的破壞，手工業由于産品缺乏銷路而萎縮，商業停滞，農業變成為居民的唯一職業。
在這樣的情況下，貨币必然會近于廢棄。
所謂近于廢棄，不是說完全摒棄貨币于市場之外而不用，以《晉書·惠帝紀》所載“帝單車走洛陽，倉卒上下無赍，侍中黃門被囊中赍私錢三千，诏貸用，所在買飯以供宮人”，《魏書·蕭寶傳》所載“寶脫本衣服，著烏布襦，腰系千許錢，潛赴江畔”二事為例，可見在這一時期，并不是不再使用鑄币，而是說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下，糧食是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生産的，衣料也是家庭成員自己來紡織的，這樣，市場當然無法擴大，商品交換當然顯現出一定程度上的靜止形态來了。
所以自魏、晉以後，交易往往以谷、帛為主，而銅錢隻是以輔助的姿态出現罷了，所謂“自淮以北，萬匹為市；從江以南，千斛為貨”，就是這種情況的最好說明。
從東晉在江南建國以來，江南沒有興鑄過錢，一開始就沿用東吳孫權所鑄的大錢；其時“吳興沈充又鑄小錢”，當時稱之為“沈郎錢”（《晉書·食貨志》），不過沈充不久被殺，所以這種沈郎錢的流通額一定不會多的。
經過了七八十年，江南農業生産力逐漸向上昂揚，商品經濟随着有了發展，貨币的需要量也逐漸在增加。
然而因為自東晉以來長久不興鑄錢币的緣故，當時錢币的流通數量極感缺少，必然會形成錢貴物賤等現象。
在當時，生産谷、帛的是農民，而有“藏镪百萬”的是王公妃主，世族豪強，如果錢貴物賤的這一現象持續下去，隻是加速了自耕小農的破産。
政府為了要消滅這種現象，以鞏固其剝削對象自耕小農這一階層起見，曾想出各種對策來。
有些對策如東晉安帝時（公元402&mdash403年），桓玄輔政，曾主張廢止錢币，使用谷、帛（見《宋書·孔琳之傳》）；其後劉宋時周朗，蕭梁時沈約，也曾有此主張[45]，他們都想憑政治的強制力量來禁止或限制錢币的行用。
然而錢币的逐漸行用，隻是商品交換初步發展的結果，而商品交換的初步發展，又是直接受着當時生産力影響的結果，所以桓玄、周朗等這種開倒車的主張，事實上是行不通的。
商品經濟的初步發展，既不可能使錢币完全歸于廢棄而全用谷、帛，于是就不得不開始鑄造錢币，以适應當時的需要。
在南朝宋元嘉時代，江南的農業、手工業生産一度呈現出東晉以來未曾有過的繁榮氣象，商品經濟也繼續在發展，在“王略開廣，聲教遐暨，金镪所布，爰逮荒服”的情勢下，貨币的流通額遠遠不能适應市場上的實際需要，因此，造成了“用彌廣而貨愈狹”（《宋書·何尚之傳》引沈演之議）的情況，宋王朝乃在元嘉七年（公元430年），開始設立錢署，鑄造四铢錢。
四铢錢的鑄造數額并不多，因此，不可能盡廢古币（漢五铢錢、魏五铢錢、吳大錢、東晉沈郎錢等）而不用；而且顧名思義，四铢錢必然會較以往的五铢錢為輕，“民間頗盜鑄，多剪鑿古錢以取銅”（《宋書·何尚之傳》），便成為自然的趨勢。
為消除這種弊端起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六月，又下诏提高大錢（指古錢）的價值[46]，規定大錢一枚抵四铢二枚，以作補救。
這一辦法的實行，徒然使有錢的人錢更多，窮人生活更加困難，所謂“富人資貨自倍，貧者彌增其困”，而且和古錢的輕重比價也不勻稱，所以“行之經時，公私非便”（《宋書·何尚之傳》）。
到第二年五月，就廢止了這種辦法。
商品經濟的繼續發展，錢币的需要量越來越大，政府自不得不大量興鑄，以适應市場的需要。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公元454年），又鑄造四铢錢。
由于銅的缺乏，這次鑄成的錢，“形式薄小，輪廓不成就。
于是民間盜鑄者雲起&hellip&hellip百物踴貴”（《宋書·顔竣傳》）。
武康（今浙江德清西武康舊城）一縣，因盜鑄錢而被判處死刑的，就有一千多人（見《宋書·劉懷慎傳》）。
永光元年（公元465年）二月，又鑄二铢錢。
二铢的重量，顧名思義又要比四铢少二分之一，可是政府卻仍舊強制新鑄的小錢和從前的大錢等價使用，這樣，官錢一出，民間就模仿盜鑄，錢币更為濫惡。
在這種情勢下，到了這一年的九月，政府隻得允準民間也可鑄錢，但是，這樣一來，币制搞得更是混亂異常，“一千錢長不滿三寸”，稱為“鵝眼錢”；更劣的錢稱為“環錢”，“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宋書·顔竣傳》），商賈不敢行用。
宋明帝泰始二年（公元466年），下令禁用鵝眼、環等劣錢，“專用古錢”（《宋書·明帝紀》）。
這兩次鑄造新錢，不但不能使南朝的商業由于鑄币增多之故而獲得發展，相反，貨币的濫惡引起市場物價的波動，從而使商業的發展發生波折。
自從禁止行用新錢，專用古币之後，貨币缺乏的嚴重情況，又回複到原來的出發點上。
錢币的缺乏，使南齊初年，又出現了錢貴物賤的現象。
以絹、布為例，從東晉初年到劉宋永初初年，這一百年間，布價無大變動；從永初初年到元嘉二十七年，這二三十年間，布價跌落一倍，原來一千文一匹的布，跌到五六百文一匹；又過了三四十年，到了南齊永明年間（公元483&mdash493年），布價竟跌落到十倍之多，一匹布隻值一百文了。
布價的繼續下降，一方面固然标志着江南地區絹、布産量的激增；但另一方面，尤其是在南齊的永明時代，主要原因是受了錢荒的影響。
物價的跌落，受害最大的自然是生産谷、帛的農民，然而南齊政權不但不注意其剝削對象自耕小農這一階層的利益，相反，竭澤而漁，自永明四年起，在征收租調時，訂出了二分取錢、一分取布的折納辦法來；永明五年，又改訂為錢、帛兼半的折納辦法，意圖利用錢币的缺乏，而要農民繳納錢币。
上繳的錢币，個個必須圓大，在當時古币多被民間剪鑿破損的情況之下，農民要找這種符合規格的錢，不是“買本一千，加子七百”（以一千七百錢換好錢一千），便是“以兩代一”（納兩錢代一錢），這更加重了農民的負擔。
可見錢币的缺乏，不但使在江南初步發展過程中的商品經濟停滞不前，同時也加速了自耕小農的破産。
“梁初，唯京師（建康）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谷、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為貨”（《隋書·食貨志》），可見貨币并不廣泛地在各地區普遍使用，使用的範圍還是狹小的，大半也由于錢币缺乏的緣故（當然，主要還是由于那些不使用貨币地區在商品交換方面的滞澀）。
由于錢币缺少，梁武帝又鑄新錢曰五铢與女錢兩種。
這次鑄錢，又因為與古錢的輕重比價不能相等，再一度引起了币制的紊亂。
百姓不用新币，專用古币來做交易[47]；梁武帝雖然下令禁用古錢，而民間私用，仍是很盛。
普通四年（公元523年），梁武帝乃下令盡罷銅錢，改用鐵錢，“人以鐵錢易得，并皆私鑄，及大同（公元535&mdash546年）以後，所在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不複計數，而唯論貫”（《隋書·食貨志》）。
梁武帝這種方策，不僅沒有解決當時的貨币問題，反而使貨币問題，更趨嚴重。
侯景亂梁，江南生産遭受嚴重的破壞，商品交換更形滞澀，陳朝境内，鐵錢已廢而不行，谷、帛的使用更取代了鑄币的職能[48]。
陳文帝天嘉五年（公元564年）鑄五铢錢，宣帝太建十一年（公元579年）鑄六铢錢，後又廢六铢專行五铢（見《隋書·食貨志》）。
然而陳的疆域本極狹小，西失梁、益、甯諸州，北以大江為界，“嶺南諸州，多以鹽、米、布交易，俱不用錢”（《隋書·食貨志》），因此，鑄币的使用區域，可說是很狹小的。
總的說來，南朝經濟是自然經濟，當時固然也有商品交換和貨币流通，但在廣大農村裡，交換隻是具有偶然的性質，社會上主要的支付工具還是實物，鑄币隻是以輔助的姿态出現于市場之上，因此，縱然币制紊亂到極點，也隻是使谷、帛等的使用範圍更加擴大而已。
經濟重心的逐漸南移 中國古代的經濟重心在北方（較偏于西），據《尚書·禹貢》的記載，古代北方的農業生産，遠勝于南方，各州土地依據其肥瘠的程度，分為九等： 雍州&hellip&hellip厥田惟上上 徐州&hellip&hellip厥田惟上中 青州&hellip&hellip厥田惟上下 豫州&hellip&hellip厥田惟中上 冀州&hellip&hellip厥田惟中中 兖州&hellip&hellip厥田惟中下 梁州&hellip&hellip厥田惟下上 荊州&hellip&hellip厥田惟下中 揚州&hellip&hellip厥田惟下下 可見南方在當時來看，還是生産極落後的地區。
戰國時，魏決漳水灌邺，秦築鄭國渠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北方的水利灌溉事業，在那時已經相當發展。
《史記·貨殖列傳》也說：“關中自、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裡，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
&hellip&hellip故關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而當日的南方呢?《史記·貨殖列傳》稱：“江南卑濕，丈夫早夭。
多竹木。
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僅僅）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償）費。
”“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馑之患，以故窳（苟且惰懶之謂）偷生，無積聚而多貧。
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
”可見那時的江南，還談不到開發，處處都表現出勞動人手不足、生産技術的低下、财富的貧乏來。
總之，古代中國的經濟重心在北方，而不在南方。
自從東漢政權崩潰以後，接着是西、北少數民族貴族進入内地建立王朝，中原地區曾經長期地蒙受劇烈的破壞，尤其在農業生産方面，土地荒蕪，水利失修，生産的發展，受到阻滞。
當北方經濟進展稍為緩慢有時甚至受到阻滞的時候，南方（較偏于東）卻突飛猛進，已經脫離了《史記·貨殖列傳》裡所描寫的地廣人稀及無積聚而多貧的狀态，到了隋唐以後，便成為全國經濟最發達、财富最豐盈的地方了。
自東晉建國至陳亡（公元317&mdash589年），這将近三百年間，中原人民大量南下，與江南土著人民在生産戰線上會師之後，兩支生産大軍，辛勤地開發江南，把江南建設得“良疇美柘，畦畎相望，連宇高甍，阡陌如繡”（《陳書·宣帝紀》）。
南貧北富的情形，已開始在這三百年内逐漸轉變。
到了唐朝，數全國财富，就以揚州為第一，所謂“揚一益二”（《資治通鑒》唐昭宗景福元年），韓愈也稱“當今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韓愈《送陸歙州詩》序），它簡直成為全國的谷倉和衣料的取給地，中國的經濟重心，從此由北方移到南方了。
所以在隋朝滅陳統一南北之後，首要的事情，就是把南北經濟聯系起來，這就是以後要提到的開鑿運河大工程。
*** [1] 《水經·溫水注》：九真太守任延始教耕犁，俗化交土，風行象林。
知耕以來六百餘年。
火耨耕藝，法與華同。
名白田種白谷，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種赤谷，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謂兩熟之稻也。
至于草甲萌芽，谷月代種，早晚，無月不秀，耕耘功重，收獲利輕，熟速故也。
米不外散，恒為豐國。
[2] 《南史·到彥之傳曾孫溉附傳》：曆禦史中丞、都官、左戶二尚書，掌吏部尚書。
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溉辄相執。
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
”&hellip&hellip溉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為譏雲。
[3] 《晉書·隐逸·郭文傳》：河内轵人也。
&hellip&hellip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滌山中&hellip&hellip區種菽麥。
《宋書·文帝紀》：元嘉二十一年秋七月乙巳，诏曰：“比年谷稼傷損，淫亢成災，亦由播殖之宜，尚有未盡。
南徐、兖、豫及揚州浙江西屬郡，自今悉督種麥，以補阙乏。
” [4] 《宋書·長沙景王道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