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江南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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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鐵）作刀鐮者。
”（《重修政和證類本草》卷4《鐵精》條引）所謂雜煉生，是指在熔鐵爐中，把生鐵和熟鐵混雜起來冶煉。
“洪爐鼓鞲，火力到時，生鋼（“鐵”之訛字）先化，滲淋熟鐵之中，兩情投合，取出加捶，再煉再捶，不一而足”（《天工開物·五金篇》），就成質量較純的鋼鐵。
這種煉法，費工較少，成本較低，因此不獨可以制刀劍，也可以制鐮刀，對發展生産是有積極意義的。
官營冶坊中的冶鑄工人，大都是次于死罪一等的囚犯，政府把他們罰充苦工&mdash&mdash“補冶”以後，他們的身份是官奴隸。
他們中間很多人被剪去頭發，帶着鐐鎖來從事無償勞動，往往沒有多久便被折磨死去，他們可以說是受迫害最深重的一個階層。
《隋書·食貨志》稱“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為貨”，因此，銀的開采，也極為普遍。
晉末，盧循曾在廣州開采銀礦[18]；宋元嘉初，始興郡（治曲江，今廣東韶關市）領下有銀民三百多戶，專事開采銀礦，史稱其“鑿坑采砂，皆二三丈”（《宋書·良吏·徐豁傳》），可是由于當時技術條件低劣，每年因礦坑崩坍而壓死的人也很多。
又梁末，周文育行至大庾嶺，在旅店中與商人賭博，赢“得銀二千兩”（《南史·周文育傳》）。
銀的流通額，既是這樣大，銀的總生産量，在全國來說，當然也是一個可觀的數目。
煤礦已開始發現和開采。
宋雷次宗著《豫章記》，稱：“豐城縣（今江西豐城西南）葛鄉，有石炭二百頃，可燃以炊爨”（《太平禦覽》卷871引）。
既然用煤來煮食物，也可能漸漸用來冶煉銅鐵了。
造紙術是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四大發明之一。
我國古代在發明紙以前，一般用簡牍和缣帛作為書寫材料。
簡牍每簡隻能寫幾個字或十幾個字，木牍雖然可以多寫一些字，可是所占空間很大，使用不便。
缣帛雖便于書寫，但價格昂貴，更是無法普及使用。
造紙術的發明，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對世界科學文化發展作出的卓越貢獻。
公元1957年，西安灞橋磚瓦廠工地上發掘出漢武帝時的古墓一座，内有米黃色長寬差不多10厘米大小的古紙，雖已裂成碎片，經過化驗，證實是大麻纖維（兼亦摻雜有少量苎麻）所造。
灞橋紙可說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植物纖維紙。
公元1933年，我國新疆羅布淖爾漢代烽燧亭障遺址中，也曾出土一片古紙，其原料為“麻質，白色，作方塊薄片。
四周不完整”。
紙長10厘米，寬4厘米，“質甚粗糙，不勻淨，紙面尚存麻箸。
蓋為初造紙時所作，故不精細也。
按此紙出羅布淖爾古烽燧亭中，同時出土者有黃龍元年（公元前49年）之木簡，黃龍為漢宣帝年号，則此紙亦當為西漢故物也”（黃文弼教授《羅布淖爾考古記》）。
灞橋紙和羅布淖爾紙的考古發現，說明我國造紙手工業的發生和發展，應該推早到西漢武帝（公元前140至前87年）時期。
但是早期的麻紙，紙質比較粗糙，表面有較多的纖維束，纖維組織不夠緊密，分布不夠勻淨，麻紙上透眼較多，眼也較大[19]。
東漢和帝時，中常侍蔡倫擔任主管制造禦用器物的尚方令。
他總結了西漢以來勞動人民用麻質纖維造紙的經驗，改進造紙術，采用樹皮、麻頭、破布、舊漁網為造紙原料，于元興元年（公元105年）監制了一批良紙，風行全國，通稱“蔡侯紙”[20]，從此造紙術就在我國各地推廣開來。
直到東晉、南朝時期，經過勞動人民不斷的改進和提高，在原料方面，除原有的麻、楮皮外，還利用桑皮、藤皮來造紙。
紙的原料更容易獲得，紙的成本更為降低，紙的生産量也更為增多。
王羲之曾一次把會稽郡庫存紙九萬張送給謝安[21]，可見紙的消費量也已随着生産量的增多而增加。
當時範甯認為“土紙不可以作文書，皆令用藤角紙”（《初學記》卷21引），可見用藤皮來制成的紙，已普遍使用于公私之間了。
藤紙的産地，集中在剡溪（曹娥江上遊）一帶，而餘杭由拳村（今浙江杭州市西舊餘杭城南二十八裡有由拳山，村在山下）所出的藤紙，也很出名[22]。
桓玄曾“命平準作青紅缥綠桃花紙，使極精”，又下令政府機關“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太平禦覽》卷605引《桓玄僞事》），可見紙的功用，到了這時已完全代替了簡帛。
南朝的建康城中有“銀紙官署，齊高帝造紙之所也，嘗造銀光紙贈王僧虔，一雲凝光”（《丹陽記》）。
梁簡文帝為太子時，與人箋，有“特送四色紙三萬枚”之語；梁元帝為湘東王時，出為荊州刺史，曾“上武帝紙萬幅，又奉簡文紅箋五千番”，又雲“特送五色三萬枚”（見元鮮于樞《箋紙譜》引）。
所謂四色、五色系指不同的紙色而言，而不是一紙之中含有四種或五種顔色，但是紙張的花色增多，說明紙的加工制造技術不斷地在提高。
梁阮孝緒父彥為湘州從事，孝緒随父之任，“不書南紙，以成父之清”（《廣弘明集》卷3）；陸有答謝安成王（梁武帝弟蕭秀）賜西蜀箋紙一萬幅啟，由此證之，到了南朝中葉，荊、湘和蜀中的造紙業，也開始發展起來了。
漆器制造方面，從當時人所寫的《東宮舊事》一書中所留下來的記載來看，有“漆二升魁三”，“長槃五，漆尺槃三十，漆柏炙拌二”，“漆四升杯四十，漆杯子三百”，“漆碗子一百枚”（《太平禦覽》卷758、759、760引）等等用具，可見漆器的用途非常廣泛，可以和唐、宋以後的瓷器的用途等量齊觀。
因此，《晉令》中特别規定，凡是制造漆器，必須得到政府的批準，在漆器按照一定的規格制成後，還得用朱砂調漆寫上制成的年月和制造者的姓名[23]。
南齊時，梁州刺史崔慶緒，家财千萬，自用的漆器上都題有“日”字。
慶緒死後，慶緒的兒子崔慰祖，散家财與宗族，由是“&lsquo日&rsquo字之器，流乎遠近”（《南齊書·文學·崔慰祖傳》），可見當時民間也還普遍使用漆器。
制瓷業在江南也發展起來。
制瓷技術是在制陶技術不斷發展的基礎上發明的。
地下出土的商、周時期的釉陶或青釉器皿，它的外觀和成分已經兼有陶和瓷的某些特點，所以人們叫它做“釉陶”、“原始青瓷”或“原始瓷器”。
我國勞動人民在漢代就發明了瓷器。
到了三國、兩晉和南朝時期，青瓷的制造技術漸臻成熟。
近年在安徽亳縣（今亳州）元寶坑發掘了曹操家屬的墓葬，出土了許多青瓷碎片，釉色光澤，質地純潔，火候較高，說明當時青瓷的燒造技術，已達到相當水平[24]。
南京市出土的東吳甘露元年（公元265年）墓中的青瓷羊，不論造型或釉色，都已相當精美。
浙江紹興東吳永安三年（公元260年）墓中出土帶有銘文的明器谷倉，通體青釉，器身周圍貼有許多人物鳥獸樓閣，全身青釉的釉色，已顯現較深的綠色，施釉亦厚，這說明了這一時期的青瓷比起早期釉薄而作淡綠帶黃色的青瓷器來，又大大跨前了一步。
江蘇宜興西晉周處墓中的青瓷器皿（如青瓷熏爐等），經過化學分析，它的胎和釉同杭州出土的南宋官窯瓷器的化學成分接近，可見當時青瓷器選土提煉的技術相當進步。
南京市西晉永甯二年（公元302年）墓中的青釉鷹形壺，壺腹下部貼附雙爪及尾，兩側劃刻雙翅，造型生動。
浙江餘姚東晉墓中出土的青釉雞頭壺，雞頭都有頸，曲柄代替了雞尾，明顯地看出造型在不斷改進[25]。
西晉人潘嶽《笙賦》有“傾缥瓷以酌酃”之語，缥瓷（青白色瓷）是青瓷的一種。
青瓷窯的分布地區，在今浙江紹興一帶；而缥瓷窯則分布在今浙江溫州一帶。
缥瓷的瓷質不透明，但一般淘煉得都很純，雜質成分很少，硬度很高。
制瓷業經過東晉以來二三百年的發展，不僅産量大增，而使瓷器成為人們的日常生活用品；而且瓷器的胎質、釉料和燒制技術都有進一步的提高，為隋、唐時期青釉器物制造的突飛猛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江南是水鄉澤國，長江及其支流贛江、湘江、沔江（漢水）是當時主要的交通路線；三吳平野的運河網，到南齊時代也已經大體完成。
随着水上交通的發展，造船業也更加發展起來。
劉宋時的荊州作部，已能“裝戰艦數百千艘”（《南史·沈慶之傳從子攸之附傳》）。
侯景亂梁時，也有戰艦千艘，稱作“”，“兩邊悉八十棹”，鼓棹進退，“捷過風電”（《梁書·王僧辯傳》）。
當時民間的造船業也相當發達。
顔之推說：“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
”（《顔氏家訓·歸心篇》）《太平禦覽》卷769引《南州異物志》稱東吳時，“外域人&hellip&hellip船，大者二十餘丈（四十六至五十米），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閣道，載六七百人，物出萬斛（約千噸）”。
到了南朝，船隻載重二萬斛（約二千噸），比之以前，又要超過一倍了。
隋文帝滅陳後，下命令說：“吳、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處，私造大船，因相聚結，緻有侵害。
其江南諸州，人間有船長三丈以上，悉括入官。
”（《隋書·高祖紀下》）足見南朝時民間私造的大船很多，才會引起隋文帝的注意而予以沒收。
農業技術的提高與收獲量的增多，以及手工業的發展，使這一時期内，在江南新建立起來的具有單純的政治和軍事性質的城市的基礎上，商業有了萌芽的機會。
不過我們在研究商品生産時，不可脫離占統治地位的生産方式，不可和經濟現象的一切總和失掉聯系。
在當時的江南由于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手工業始終和農業結合在一起，沒有分離出來，由于這緣故，商品生産在這時并沒有多麼大的意義，它不過指出交換發展的初步過程而已，我們絕對不能把那時的商業和近代的商業等量齊觀。
那時國内市場上出現的重要商品，大都隻是“綿、絹、紙、席之屬”（《宋書·孔觊傳》），坐市肆販賣的雖都是平民身份的商人與其家族成員[26]，而從事貨物囤積或操縱市場販運土産的則多為王公貴戚、世家大族[27]，因為他們想把莊園裡堆積如山的農産品和手工業制成品推銷出去，他們還借政治勢力去經營商業，可以免去一些官吏的留難，尤其是販賣違禁品，可以免去重稅的勒索及關津的盤查[28]。
因此，這一時期，不是沒有商業，而是在封建制度範圍内以及在中古莊園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商業，它是莊園制度下剩餘産品的一種銷售形式，它仍是為封建制度服務的。
建康、京口、山陰、壽春、襄陽、江陵、成都、番禺，都是當時商業比較繁榮的城市。
建康是六朝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又是傍長江下遊的大埠。
平時“貢使商旅，方舟萬計”（《宋書·五行志》）；“梁都之時，城中二十八萬戶（以五口一戶計，約一百四十萬口），東西南北各四十裡”（《太平寰宇記》卷90引《金陵記》）；“小人率多商販，君子資于官祿，市廛列肆，埒（等）于二京（長安、洛陽）。
”（《隋書·地理志》）都城内有四市，秦淮河兩岸，有不少市鎮，北岸有大市、自餘小市十餘所[29]，可算是江南最大的都市。
京口（今江蘇鎮江市）“東通吳〔郡〕、會〔稽〕，南接江湖，西連都邑（建康），亦一都會”（《隋書·地理志》）。
山陰是兩浙的絹米交易中心，“征貨貿粒”，“商旅往來”，錢塘、浦陽兩江的牛埭稅（過堰稅），一年之中就可征收到四百餘萬之多（見《南齊書·陸慧曉傳顧憲之附傳》）。
壽春在淮、泗、汝、颍交錯的區域，是南北交通的咽喉，軍事攻守的重鎮[30]，北魏也曾在“南垂立互市，以緻南貨，羽毛齒（象牙）革之屬，無遠不至”（《魏書·食貨志》）。
襄陽是漢水中遊的重鎮，也是“四方湊會”之處，所以壽春和襄陽兩個城鎮，在當時都是南北進行物資交換的通商據點[31]。
江陵不但是長江上遊的政治、軍事中心，而且也是長江上遊的經濟中心，所謂“荊州物産，雍（雍州治襄陽）、益（益州治成都）、交（交州治龍編）、梁（梁州治南鄭）之會”（《南齊書·張敬兒傳》），又是“良皮美罽”的集散地。
成都“水陸所湊，貨殖所萃”（《隋書·地理志》），既是全國織錦業的中心，又是西南的貿易中心。
廣州南海郡的番禺（今廣東廣州市），是當時海外貿易的中心。
從西漢起，中國人就已經帶了黃金和絲貨，從徐聞（今廣東海康）、合浦（今廣東合浦東北）一帶，開始航行于南海與印度洋上，與南海、印度洋諸國進行貿易[32]。
天竺（今印度）的商人在東漢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四年，大秦（羅馬帝國）的商人在延熹九年，也開始用“貢使”的名義，從海道到達中國。
從這一次通航起，大秦商人往往遠涉重洋，到中國來交易[33]。
孫權黃武五年（公元226年），有大秦商人秦論到達建業，其後秦論将返大秦，孫權特地派人伴送他回去[34]。
劉宋以後，海上交通更有了發展，通商的國家遠至波斯（今伊朗）、天竺（今印度）、師子（今斯裡蘭卡）等國，和南海各國的往來，尤為頻繁。
即以廣州一地而論，梁時海舶往往“每歲數至”，有時甚至一“歲十餘至”[35]。
繁盛的商業，使南朝政府在國際貿易方面獲得了巨大的利益。
《宋書·夷蠻傳》論稱：“若夫大秦、天竺，迥出西溟。
&hellip&hellip而商貨所資，或出交部，泛海陵波，因風遠至。
&hellip&hellip山琛水寶，&hellip&hellip千名萬品，并世主之所虛心。
故舟舶繼路，商使交屬。
”《南齊書·東南夷傳》論亦稱扶南等國“分嶼建國，四方珍怪，莫此為先，藏山隐水，瑰寶溢目。
商舶遠屆，委輸南州，故交、廣富實，積王府”。
同書《州郡志》稱：交、廣一帶“外接南夷，寶貨所出，山海珍怪，莫與為比”。
因為廣州是對外貿易的中心，所以有“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南齊書·王琨傳》）的說法。
據阿拉伯人古行記的記載，中國的商舶，從公元3世紀中葉，開始西向，從廣州到達槟榔嶼，4世紀到錫蘭，5世紀到亞丁（Aden），終至在波斯及美索不達米亞獨占商權；到了7世紀之末，阿拉伯人才代之而興。
3世紀中葉正當三國之末，7世紀之末當唐武則天大帝之世，這四百五十年的中間，中國人的航行東西洋之間是比較活躍的[36]。
東晉末（公元399年），沙門法顯赴印度取經，回國時循海道東歸，自印度多摩梨帝（Tamluk
”（《重修政和證類本草》卷4《鐵精》條引）所謂雜煉生，是指在熔鐵爐中，把生鐵和熟鐵混雜起來冶煉。
“洪爐鼓鞲，火力到時，生鋼（“鐵”之訛字）先化，滲淋熟鐵之中，兩情投合，取出加捶，再煉再捶，不一而足”（《天工開物·五金篇》），就成質量較純的鋼鐵。
這種煉法，費工較少，成本較低，因此不獨可以制刀劍，也可以制鐮刀，對發展生産是有積極意義的。
官營冶坊中的冶鑄工人，大都是次于死罪一等的囚犯，政府把他們罰充苦工&mdash&mdash“補冶”以後，他們的身份是官奴隸。
他們中間很多人被剪去頭發，帶着鐐鎖來從事無償勞動，往往沒有多久便被折磨死去，他們可以說是受迫害最深重的一個階層。
《隋書·食貨志》稱“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為貨”，因此，銀的開采，也極為普遍。
晉末，盧循曾在廣州開采銀礦[18]；宋元嘉初，始興郡（治曲江，今廣東韶關市）領下有銀民三百多戶，專事開采銀礦，史稱其“鑿坑采砂，皆二三丈”（《宋書·良吏·徐豁傳》），可是由于當時技術條件低劣，每年因礦坑崩坍而壓死的人也很多。
又梁末，周文育行至大庾嶺，在旅店中與商人賭博，赢“得銀二千兩”（《南史·周文育傳》）。
銀的流通額，既是這樣大，銀的總生産量，在全國來說，當然也是一個可觀的數目。
煤礦已開始發現和開采。
宋雷次宗著《豫章記》，稱：“豐城縣（今江西豐城西南）葛鄉，有石炭二百頃，可燃以炊爨”（《太平禦覽》卷871引）。
既然用煤來煮食物，也可能漸漸用來冶煉銅鐵了。
造紙術是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四大發明之一。
我國古代在發明紙以前，一般用簡牍和缣帛作為書寫材料。
簡牍每簡隻能寫幾個字或十幾個字，木牍雖然可以多寫一些字，可是所占空間很大，使用不便。
缣帛雖便于書寫，但價格昂貴，更是無法普及使用。
造紙術的發明，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對世界科學文化發展作出的卓越貢獻。
公元1957年，西安灞橋磚瓦廠工地上發掘出漢武帝時的古墓一座，内有米黃色長寬差不多10厘米大小的古紙，雖已裂成碎片，經過化驗，證實是大麻纖維（兼亦摻雜有少量苎麻）所造。
灞橋紙可說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植物纖維紙。
公元1933年，我國新疆羅布淖爾漢代烽燧亭障遺址中，也曾出土一片古紙，其原料為“麻質，白色，作方塊薄片。
四周不完整”。
紙長10厘米，寬4厘米，“質甚粗糙，不勻淨，紙面尚存麻箸。
蓋為初造紙時所作，故不精細也。
按此紙出羅布淖爾古烽燧亭中，同時出土者有黃龍元年（公元前49年）之木簡，黃龍為漢宣帝年号，則此紙亦當為西漢故物也”（黃文弼教授《羅布淖爾考古記》）。
灞橋紙和羅布淖爾紙的考古發現，說明我國造紙手工業的發生和發展，應該推早到西漢武帝（公元前140至前87年）時期。
但是早期的麻紙，紙質比較粗糙，表面有較多的纖維束，纖維組織不夠緊密，分布不夠勻淨，麻紙上透眼較多，眼也較大[19]。
東漢和帝時，中常侍蔡倫擔任主管制造禦用器物的尚方令。
他總結了西漢以來勞動人民用麻質纖維造紙的經驗，改進造紙術，采用樹皮、麻頭、破布、舊漁網為造紙原料，于元興元年（公元105年）監制了一批良紙，風行全國，通稱“蔡侯紙”[20]，從此造紙術就在我國各地推廣開來。
直到東晉、南朝時期，經過勞動人民不斷的改進和提高，在原料方面，除原有的麻、楮皮外，還利用桑皮、藤皮來造紙。
紙的原料更容易獲得，紙的成本更為降低，紙的生産量也更為增多。
王羲之曾一次把會稽郡庫存紙九萬張送給謝安[21]，可見紙的消費量也已随着生産量的增多而增加。
當時範甯認為“土紙不可以作文書，皆令用藤角紙”（《初學記》卷21引），可見用藤皮來制成的紙，已普遍使用于公私之間了。
藤紙的産地，集中在剡溪（曹娥江上遊）一帶，而餘杭由拳村（今浙江杭州市西舊餘杭城南二十八裡有由拳山，村在山下）所出的藤紙，也很出名[22]。
桓玄曾“命平準作青紅缥綠桃花紙，使極精”，又下令政府機關“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太平禦覽》卷605引《桓玄僞事》），可見紙的功用，到了這時已完全代替了簡帛。
南朝的建康城中有“銀紙官署，齊高帝造紙之所也，嘗造銀光紙贈王僧虔，一雲凝光”（《丹陽記》）。
梁簡文帝為太子時，與人箋，有“特送四色紙三萬枚”之語；梁元帝為湘東王時，出為荊州刺史，曾“上武帝紙萬幅，又奉簡文紅箋五千番”，又雲“特送五色三萬枚”（見元鮮于樞《箋紙譜》引）。
所謂四色、五色系指不同的紙色而言，而不是一紙之中含有四種或五種顔色，但是紙張的花色增多，說明紙的加工制造技術不斷地在提高。
梁阮孝緒父彥為湘州從事，孝緒随父之任，“不書南紙，以成父之清”（《廣弘明集》卷3）；陸有答謝安成王（梁武帝弟蕭秀）賜西蜀箋紙一萬幅啟，由此證之，到了南朝中葉，荊、湘和蜀中的造紙業，也開始發展起來了。
漆器制造方面，從當時人所寫的《東宮舊事》一書中所留下來的記載來看，有“漆二升魁三”，“長槃五，漆尺槃三十，漆柏炙拌二”，“漆四升杯四十，漆杯子三百”，“漆碗子一百枚”（《太平禦覽》卷758、759、760引）等等用具，可見漆器的用途非常廣泛，可以和唐、宋以後的瓷器的用途等量齊觀。
因此，《晉令》中特别規定，凡是制造漆器，必須得到政府的批準，在漆器按照一定的規格制成後，還得用朱砂調漆寫上制成的年月和制造者的姓名[23]。
南齊時，梁州刺史崔慶緒，家财千萬，自用的漆器上都題有“日”字。
慶緒死後，慶緒的兒子崔慰祖，散家财與宗族，由是“&lsquo日&rsquo字之器，流乎遠近”（《南齊書·文學·崔慰祖傳》），可見當時民間也還普遍使用漆器。
制瓷業在江南也發展起來。
制瓷技術是在制陶技術不斷發展的基礎上發明的。
地下出土的商、周時期的釉陶或青釉器皿，它的外觀和成分已經兼有陶和瓷的某些特點，所以人們叫它做“釉陶”、“原始青瓷”或“原始瓷器”。
我國勞動人民在漢代就發明了瓷器。
到了三國、兩晉和南朝時期，青瓷的制造技術漸臻成熟。
近年在安徽亳縣（今亳州）元寶坑發掘了曹操家屬的墓葬，出土了許多青瓷碎片，釉色光澤，質地純潔，火候較高，說明當時青瓷的燒造技術，已達到相當水平[24]。
南京市出土的東吳甘露元年（公元265年）墓中的青瓷羊，不論造型或釉色，都已相當精美。
浙江紹興東吳永安三年（公元260年）墓中出土帶有銘文的明器谷倉，通體青釉，器身周圍貼有許多人物鳥獸樓閣，全身青釉的釉色，已顯現較深的綠色，施釉亦厚，這說明了這一時期的青瓷比起早期釉薄而作淡綠帶黃色的青瓷器來，又大大跨前了一步。
江蘇宜興西晉周處墓中的青瓷器皿（如青瓷熏爐等），經過化學分析，它的胎和釉同杭州出土的南宋官窯瓷器的化學成分接近，可見當時青瓷器選土提煉的技術相當進步。
南京市西晉永甯二年（公元302年）墓中的青釉鷹形壺，壺腹下部貼附雙爪及尾，兩側劃刻雙翅，造型生動。
浙江餘姚東晉墓中出土的青釉雞頭壺，雞頭都有頸，曲柄代替了雞尾，明顯地看出造型在不斷改進[25]。
西晉人潘嶽《笙賦》有“傾缥瓷以酌酃”之語，缥瓷（青白色瓷）是青瓷的一種。
青瓷窯的分布地區，在今浙江紹興一帶；而缥瓷窯則分布在今浙江溫州一帶。
缥瓷的瓷質不透明，但一般淘煉得都很純，雜質成分很少，硬度很高。
制瓷業經過東晉以來二三百年的發展，不僅産量大增，而使瓷器成為人們的日常生活用品；而且瓷器的胎質、釉料和燒制技術都有進一步的提高，為隋、唐時期青釉器物制造的突飛猛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江南是水鄉澤國，長江及其支流贛江、湘江、沔江（漢水）是當時主要的交通路線；三吳平野的運河網，到南齊時代也已經大體完成。
随着水上交通的發展，造船業也更加發展起來。
劉宋時的荊州作部，已能“裝戰艦數百千艘”（《南史·沈慶之傳從子攸之附傳》）。
侯景亂梁時，也有戰艦千艘，稱作“”，“兩邊悉八十棹”，鼓棹進退，“捷過風電”（《梁書·王僧辯傳》）。
當時民間的造船業也相當發達。
顔之推說：“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
”（《顔氏家訓·歸心篇》）《太平禦覽》卷769引《南州異物志》稱東吳時，“外域人&hellip&hellip船，大者二十餘丈（四十六至五十米），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閣道，載六七百人，物出萬斛（約千噸）”。
到了南朝，船隻載重二萬斛（約二千噸），比之以前，又要超過一倍了。
隋文帝滅陳後，下命令說：“吳、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處，私造大船，因相聚結，緻有侵害。
其江南諸州，人間有船長三丈以上，悉括入官。
”（《隋書·高祖紀下》）足見南朝時民間私造的大船很多，才會引起隋文帝的注意而予以沒收。
農業技術的提高與收獲量的增多，以及手工業的發展，使這一時期内，在江南新建立起來的具有單純的政治和軍事性質的城市的基礎上，商業有了萌芽的機會。
不過我們在研究商品生産時，不可脫離占統治地位的生産方式，不可和經濟現象的一切總和失掉聯系。
在當時的江南由于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手工業始終和農業結合在一起，沒有分離出來，由于這緣故，商品生産在這時并沒有多麼大的意義，它不過指出交換發展的初步過程而已，我們絕對不能把那時的商業和近代的商業等量齊觀。
那時國内市場上出現的重要商品，大都隻是“綿、絹、紙、席之屬”（《宋書·孔觊傳》），坐市肆販賣的雖都是平民身份的商人與其家族成員[26]，而從事貨物囤積或操縱市場販運土産的則多為王公貴戚、世家大族[27]，因為他們想把莊園裡堆積如山的農産品和手工業制成品推銷出去，他們還借政治勢力去經營商業，可以免去一些官吏的留難，尤其是販賣違禁品，可以免去重稅的勒索及關津的盤查[28]。
因此，這一時期，不是沒有商業，而是在封建制度範圍内以及在中古莊園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商業，它是莊園制度下剩餘産品的一種銷售形式，它仍是為封建制度服務的。
建康、京口、山陰、壽春、襄陽、江陵、成都、番禺，都是當時商業比較繁榮的城市。
建康是六朝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又是傍長江下遊的大埠。
平時“貢使商旅，方舟萬計”（《宋書·五行志》）；“梁都之時，城中二十八萬戶（以五口一戶計，約一百四十萬口），東西南北各四十裡”（《太平寰宇記》卷90引《金陵記》）；“小人率多商販，君子資于官祿，市廛列肆，埒（等）于二京（長安、洛陽）。
”（《隋書·地理志》）都城内有四市，秦淮河兩岸，有不少市鎮，北岸有大市、自餘小市十餘所[29]，可算是江南最大的都市。
京口（今江蘇鎮江市）“東通吳〔郡〕、會〔稽〕，南接江湖，西連都邑（建康），亦一都會”（《隋書·地理志》）。
山陰是兩浙的絹米交易中心，“征貨貿粒”，“商旅往來”，錢塘、浦陽兩江的牛埭稅（過堰稅），一年之中就可征收到四百餘萬之多（見《南齊書·陸慧曉傳顧憲之附傳》）。
壽春在淮、泗、汝、颍交錯的區域，是南北交通的咽喉，軍事攻守的重鎮[30]，北魏也曾在“南垂立互市，以緻南貨，羽毛齒（象牙）革之屬，無遠不至”（《魏書·食貨志》）。
襄陽是漢水中遊的重鎮，也是“四方湊會”之處，所以壽春和襄陽兩個城鎮，在當時都是南北進行物資交換的通商據點[31]。
江陵不但是長江上遊的政治、軍事中心，而且也是長江上遊的經濟中心，所謂“荊州物産，雍（雍州治襄陽）、益（益州治成都）、交（交州治龍編）、梁（梁州治南鄭）之會”（《南齊書·張敬兒傳》），又是“良皮美罽”的集散地。
成都“水陸所湊，貨殖所萃”（《隋書·地理志》），既是全國織錦業的中心，又是西南的貿易中心。
廣州南海郡的番禺（今廣東廣州市），是當時海外貿易的中心。
從西漢起，中國人就已經帶了黃金和絲貨，從徐聞（今廣東海康）、合浦（今廣東合浦東北）一帶，開始航行于南海與印度洋上，與南海、印度洋諸國進行貿易[32]。
天竺（今印度）的商人在東漢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四年，大秦（羅馬帝國）的商人在延熹九年，也開始用“貢使”的名義，從海道到達中國。
從這一次通航起，大秦商人往往遠涉重洋，到中國來交易[33]。
孫權黃武五年（公元226年），有大秦商人秦論到達建業，其後秦論将返大秦，孫權特地派人伴送他回去[34]。
劉宋以後，海上交通更有了發展，通商的國家遠至波斯（今伊朗）、天竺（今印度）、師子（今斯裡蘭卡）等國，和南海各國的往來，尤為頻繁。
即以廣州一地而論，梁時海舶往往“每歲數至”，有時甚至一“歲十餘至”[35]。
繁盛的商業，使南朝政府在國際貿易方面獲得了巨大的利益。
《宋書·夷蠻傳》論稱：“若夫大秦、天竺，迥出西溟。
&hellip&hellip而商貨所資，或出交部，泛海陵波，因風遠至。
&hellip&hellip山琛水寶，&hellip&hellip千名萬品，并世主之所虛心。
故舟舶繼路，商使交屬。
”《南齊書·東南夷傳》論亦稱扶南等國“分嶼建國，四方珍怪，莫此為先，藏山隐水，瑰寶溢目。
商舶遠屆，委輸南州，故交、廣富實，積王府”。
同書《州郡志》稱：交、廣一帶“外接南夷，寶貨所出，山海珍怪，莫與為比”。
因為廣州是對外貿易的中心，所以有“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南齊書·王琨傳》）的說法。
據阿拉伯人古行記的記載，中國的商舶，從公元3世紀中葉，開始西向，從廣州到達槟榔嶼，4世紀到錫蘭，5世紀到亞丁（Aden），終至在波斯及美索不達米亞獨占商權；到了7世紀之末，阿拉伯人才代之而興。
3世紀中葉正當三國之末，7世紀之末當唐武則天大帝之世，這四百五十年的中間，中國人的航行東西洋之間是比較活躍的[36]。
東晉末（公元399年），沙門法顯赴印度取經，回國時循海道東歸，自印度多摩梨帝（Taml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