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南朝自耕小農經濟的繼續衰頹與軍事力量的繼續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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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的農民集結在任城（今山東濟甯市）一帶，史稱“任榛大抵在任城界，積世&lsquo逋叛&rsquo所聚，所在皆棘榛深密，難為用師，故能久自保藏”（《宋書·薛安都傳》）。
南齊武帝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的诏文中也提到：“江淮之間，倉廪既虛，遂&lsquo草竊&rsquo充斥，互相侵奪，依阻山湖，成此逋逃。
”（《南齊書·武帝紀》）甚至“三吳内地”，也“饑寒尤甚”，“民庶凋流”（《南齊書·王敬則傳》）。
南齊明帝（公元494至498年）初，永嘉郡（治永甯，今浙江溫州市）“所部橫陽縣（今浙江平陽北），山谷崄峻，為逋逃所聚”（《梁書·良吏·範述曾傳》）。
梁武帝時，晉安“郡（治侯官，今福建福州市）居山海，常結聚逋逃”（《梁書·臧盾傳弟厥附傳》）。
到了武帝晚年，由于剝削苛重，“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農民逃亡的現象，更是嚴重，“天下戶口減落”，“東境戶口空虛”，“細民棄業，流冗者多”。
這個事實說明了，即使侯景不亂梁，梁王朝也是非土崩瓦解不可的。
南朝在劉宋時代，規模較大的農民起義，如大明中（公元457至464年），黟、歙二縣有亡命千餘人，攻破城邑（見《宋書·吳喜傳》）。
泰始五年（公元469年），有臨海（今浙江臨海）民田流為首的攻海鹽殺鄞令的農民起義；接着又有豫章民張鳳聚衆康樂山的起義（見《南齊書·周山圖傳》）。
元徽（公元473至476年）初年，有巴西民李承明為首的起義（見《南齊書·蘇侃傳》）。
到了劉宋末年，又有義陽（郡治作唐，今湖南安鄉）張群為首的攻破義陽、武陵（郡治臨沅，今湖南常德市）、天門（郡治澧陽，今湖南石門）、南平（郡治孱陵，今湖北公安西南南平鎮）等四郡的起義（見《南齊書·豫章王嶷傳》）。
其他小規模的起義，更是遍及全國。
劉宋政權為了鎮壓農民的反抗運動，明帝曾在泰始四年下令：“自今凡劫竊執官仗，拒戰邏司，攻剽亭寺及傷害吏人（民）&hellip&hellip皆不限人數，悉&hellip&hellip斬刑。
&hellip&hellip五人以下，止相逼奪者，亦依黥作&lsquo劫&rsquo字，斷去兩腳筋，徙付遠州。
&hellip&hellip家口應及坐，悉依舊結谪（補兵）。
”（《南史·宋本紀》）想通過嚴刑峻法，來挽救垂死的統治政權，然而劉宋王朝統治階級的内部矛盾，在階級矛盾日漸激化的基礎上也尖銳化起來，結果，宋王朝終于改換成為齊王朝。
可是，改朝換代并沒有使階級矛盾暫時緩和下來。
南齊初年，就爆發了以唐之為首的農民起義。
這次起義的直接導火線，是南齊政權的清理戶籍。
自從宋元嘉以來，在戰争的重擔和巨額的租調下，自耕小農除了淪為部曲、佃客以外，就隻有不報戶口，成為“浮浪人”（《隋書·食貨志》）；或是虛報戶口，以圖逃避剝削之一途。
這樣，自宋、齊以來，在戶籍方面，就出現了“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記死叛，停私（住家）而雲隸役，身強而稱六疾”，“生不長發，便謂為道人（僧侶）”，“或抱子并居，竟不編戶”等等情況，其中最普遍的，則是“改注籍狀，詐入仕流”（《南齊書·虞玩之傳》）。
南齊政權為了擴大剝削面，整理戶籍，自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蕭道成在即位初年，就下令擴大清理戶籍，在中央成立清查戶籍的專門機構，“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指取巧僞冒戶籍），以防懈怠”（《南齊書·虞玩之傳》）。
在清查戶籍時，凡是僞冒戶籍即所謂“巧者”，被從戶籍中剔除出來，稱為“卻籍”，卻籍的民戶，全家得補兵充遠戍。
在沒有成立清理戶籍的專門機構以前，戶籍上的弊端，固然已經很多，但還可以根據晉、宋的舊戶籍來查對；專門機構成立之後，無形之中反替把持這一機構的貪污令史，制造發财機會。
凡是“粗有衣食”之家，想逃免調役，隻需送一萬文錢與這一機構中負責校對戶籍的令史們，請他們在晉、宋舊戶籍上，把自己的“籍狀”，改注為“百役不及”（《通典·食貨典》）的世族，這樣，不但可以永久免除調役，就是以後再清理戶籍時，即使查對晉、宋舊籍，也無法查出的了。
貪污的令史，并且還采用“應卻而不卻，不須卻而卻”（《通典·食貨典》）的手段來詐取錢财；地方官吏也以清查僞冒戶籍為借口，利用村社殘餘的鄉裡什伍連坐的酷法，更是“橫相質累”，“一人被攝，十人相追”（一人捉去，十人同時捉去審問），弄得“親屬裡伍，流離道路”（《南齊書·陸慧曉傳顧憲之附傳》），以緻“百姓嗟怨”，民不聊生，終至逼得他們“奔竄湖山”（《宋書·沈懷文傳》），舉行起義了。
卻籍的民戶，大都是北來僑民，北來僑民的戶籍，本來是白色的，因此在他們奔竄湖山舉行起義之後，統治階級就稱他們做“白賊”[12]了。
齊武帝永明三年（公元485年）冬，富陽人唐之集衆四百人。
四年春，襲破桐廬（今浙江桐廬西），進占錢塘（今浙江杭州市）、鹽官（今浙江海甯西南）、諸暨、餘杭，又分遣高道度襲擊東陽郡（郡治長山，今浙江金華），殺武帝族叔東陽太守蕭崇之。
之在錢塘稱帝，國号吳，年号興平。
江南一帶的卻籍民戶，紛紛加入，衆至三萬餘人。
齊武帝急派台軍（禁衛軍）數千人，馬數百匹，前往鎮壓，才把南朝較大的一次“白賊”起義鎮壓下去（見《南齊書·武帝紀》、《沈文季傳》、《南史·虞玩之傳》、《茹法亮傳》）[13]。
台軍乘機大肆抄掠。
那時正需改建都城的外郭&mdash&mdash都牆，齊武帝于是強迫參加唐之起義的江南卻籍民戶，“谪役”修築首都城牆[14]。
以後齊武帝為了穩定動搖的政權起見，終于不得不被迫在永明八年下令對“卻籍”而被發配戍邊的人民，準許他們返歸故鄉，想反複地通過壓榨、迫害、欺騙種種手段，以達到他擴大剝削面的目的。
到了永明十一年，南齊首都建康又爆發了沙門法智與州民周盤龍為首的起義（見《南齊書·王玄載傳弟玄邈附傳》）。
南齊末（永元二年，公元500年），益州的晉原（郡治江原，今四川崇州東十裡）、東遂甯（郡治巴興，今四川遂甯）、巴西（郡治阆中，今四川阆中西）、江陽（郡治江陽，今四川泸州）、廣漢（郡治雒，今四川廣漢）諸郡，都先後爆發了規模較大的農民起義（見《梁書·劉季連傳》）。
梁王朝代替齊王朝統治了江南之後，境内的階級矛盾，自始至終，就沒有緩和下來過。
梁武帝天監四年（公元505年），益州地區爆發了以焦僧護為首衆至數萬人的起義（見《梁書·長沙王業傳弟藻附傳》）。
天監九年，宣城郡又爆發了以郡吏吳承伯為首的攻殺太守朱僧勇的起義（見《梁書·蔡撙傳》、《謝傳弟子覽附傳》）。
天監十年，益州又爆發了以巴西郡民姚景和為首的起義（見《梁書·張齊傳》）。
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年），北兖州有沙門僧強與蔡伯龍為首的衆至三萬餘人的起義（見《梁書·陳慶之傳》）。
中大通二年，會稽又爆發了農民起義（見《南史·梁長沙王懿傳子猷附傳》）。
中大通五年，益州有江陽人齊苟兒為首的衆至十萬人進圍成都的起義（見《梁書·武帝紀》）。
大同元年（公元535年），鄱陽郡（郡治鄱陽，今江西鄱陽東）也爆發了鮮于琮殺廣晉（今江西鄱陽北）令，衆至萬餘人的起義（見《梁書·陸襄傳》）。
大同八年，安城郡（郡治平都，今江西安福）又爆發了以郡民劉敬躬為首攻廬陵、取豫章，衆至數萬人的起義（見《梁書·武帝紀》、《張緬傳弟绾附傳》）。
大同十年，又有巴山郡（郡治巴山，今江西樂安）民王勤宗為首的起義（見《梁書·陳慶之傳子昕附傳》）和廣州人盧子略為首的起義（見《南史·梁本紀》）。
總之，梁王朝境内農民的反抗鬥争此起彼伏，前仆後繼，尤其是梁、益地區，起義的事件更是不斷發生。
這種農民自發的反抗運動，是在什麼樣情況下産生的呢?《南史·鄧元起傳羅研附傳》裡有一段很好的說明。
它說：“齊苟兒之役，臨汝侯（蕭猷）嘲之曰：&lsquo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于此。
&rsquo研對曰：&lsquo蜀中積弊，實非一朝。
百家為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
貪“亂”樂“禍”，無足多怪。
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床上有百錢布被，甑中有數升麥飯，雖蘇〔秦〕、張〔儀〕巧說于前，韓〔信〕、白〔起〕按劍于後，将不能使一夫為“盜”，況貪“亂”乎?&rsquo”這真說出農民起義的基本原因來了。
“人人厭苦，家家思亂”（《資治通鑒》梁武帝太清元年），侯景亂梁前夕的蕭梁境内，總括起來，就是這樣八個字。
*** [1] 參考何茲全教授所著《魏晉南朝的兵制》一文，載《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本。
[2] 參考唐長孺教授所著《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一書，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3]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遺尚書仆射謝安書曰：“&hellip&hellip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
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
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複亡叛。
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
&hellip&hellip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hellip&hellip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helli
南齊武帝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的诏文中也提到：“江淮之間，倉廪既虛，遂&lsquo草竊&rsquo充斥，互相侵奪，依阻山湖，成此逋逃。
”（《南齊書·武帝紀》）甚至“三吳内地”，也“饑寒尤甚”，“民庶凋流”（《南齊書·王敬則傳》）。
南齊明帝（公元494至498年）初，永嘉郡（治永甯，今浙江溫州市）“所部橫陽縣（今浙江平陽北），山谷崄峻，為逋逃所聚”（《梁書·良吏·範述曾傳》）。
梁武帝時，晉安“郡（治侯官，今福建福州市）居山海，常結聚逋逃”（《梁書·臧盾傳弟厥附傳》）。
到了武帝晚年，由于剝削苛重，“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農民逃亡的現象，更是嚴重，“天下戶口減落”，“東境戶口空虛”，“細民棄業，流冗者多”。
這個事實說明了，即使侯景不亂梁，梁王朝也是非土崩瓦解不可的。
南朝在劉宋時代，規模較大的農民起義，如大明中（公元457至464年），黟、歙二縣有亡命千餘人，攻破城邑（見《宋書·吳喜傳》）。
泰始五年（公元469年），有臨海（今浙江臨海）民田流為首的攻海鹽殺鄞令的農民起義；接着又有豫章民張鳳聚衆康樂山的起義（見《南齊書·周山圖傳》）。
元徽（公元473至476年）初年，有巴西民李承明為首的起義（見《南齊書·蘇侃傳》）。
到了劉宋末年，又有義陽（郡治作唐，今湖南安鄉）張群為首的攻破義陽、武陵（郡治臨沅，今湖南常德市）、天門（郡治澧陽，今湖南石門）、南平（郡治孱陵，今湖北公安西南南平鎮）等四郡的起義（見《南齊書·豫章王嶷傳》）。
其他小規模的起義，更是遍及全國。
劉宋政權為了鎮壓農民的反抗運動，明帝曾在泰始四年下令：“自今凡劫竊執官仗，拒戰邏司，攻剽亭寺及傷害吏人（民）&hellip&hellip皆不限人數，悉&hellip&hellip斬刑。
&hellip&hellip五人以下，止相逼奪者，亦依黥作&lsquo劫&rsquo字，斷去兩腳筋，徙付遠州。
&hellip&hellip家口應及坐，悉依舊結谪（補兵）。
”（《南史·宋本紀》）想通過嚴刑峻法，來挽救垂死的統治政權，然而劉宋王朝統治階級的内部矛盾，在階級矛盾日漸激化的基礎上也尖銳化起來，結果，宋王朝終于改換成為齊王朝。
可是，改朝換代并沒有使階級矛盾暫時緩和下來。
南齊初年，就爆發了以唐之為首的農民起義。
這次起義的直接導火線，是南齊政權的清理戶籍。
自從宋元嘉以來，在戰争的重擔和巨額的租調下，自耕小農除了淪為部曲、佃客以外，就隻有不報戶口，成為“浮浪人”（《隋書·食貨志》）；或是虛報戶口，以圖逃避剝削之一途。
這樣，自宋、齊以來，在戶籍方面，就出現了“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記死叛，停私（住家）而雲隸役，身強而稱六疾”，“生不長發，便謂為道人（僧侶）”，“或抱子并居，竟不編戶”等等情況，其中最普遍的，則是“改注籍狀，詐入仕流”（《南齊書·虞玩之傳》）。
南齊政權為了擴大剝削面，整理戶籍，自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蕭道成在即位初年，就下令擴大清理戶籍，在中央成立清查戶籍的專門機構，“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指取巧僞冒戶籍），以防懈怠”（《南齊書·虞玩之傳》）。
在清查戶籍時，凡是僞冒戶籍即所謂“巧者”，被從戶籍中剔除出來，稱為“卻籍”，卻籍的民戶，全家得補兵充遠戍。
在沒有成立清理戶籍的專門機構以前，戶籍上的弊端，固然已經很多，但還可以根據晉、宋的舊戶籍來查對；專門機構成立之後，無形之中反替把持這一機構的貪污令史，制造發财機會。
凡是“粗有衣食”之家，想逃免調役，隻需送一萬文錢與這一機構中負責校對戶籍的令史們，請他們在晉、宋舊戶籍上，把自己的“籍狀”，改注為“百役不及”（《通典·食貨典》）的世族，這樣，不但可以永久免除調役，就是以後再清理戶籍時，即使查對晉、宋舊籍，也無法查出的了。
貪污的令史，并且還采用“應卻而不卻，不須卻而卻”（《通典·食貨典》）的手段來詐取錢财；地方官吏也以清查僞冒戶籍為借口，利用村社殘餘的鄉裡什伍連坐的酷法，更是“橫相質累”，“一人被攝，十人相追”（一人捉去，十人同時捉去審問），弄得“親屬裡伍，流離道路”（《南齊書·陸慧曉傳顧憲之附傳》），以緻“百姓嗟怨”，民不聊生，終至逼得他們“奔竄湖山”（《宋書·沈懷文傳》），舉行起義了。
卻籍的民戶，大都是北來僑民，北來僑民的戶籍，本來是白色的，因此在他們奔竄湖山舉行起義之後，統治階級就稱他們做“白賊”[12]了。
齊武帝永明三年（公元485年）冬，富陽人唐之集衆四百人。
四年春，襲破桐廬（今浙江桐廬西），進占錢塘（今浙江杭州市）、鹽官（今浙江海甯西南）、諸暨、餘杭，又分遣高道度襲擊東陽郡（郡治長山，今浙江金華），殺武帝族叔東陽太守蕭崇之。
之在錢塘稱帝，國号吳，年号興平。
江南一帶的卻籍民戶，紛紛加入，衆至三萬餘人。
齊武帝急派台軍（禁衛軍）數千人，馬數百匹，前往鎮壓，才把南朝較大的一次“白賊”起義鎮壓下去（見《南齊書·武帝紀》、《沈文季傳》、《南史·虞玩之傳》、《茹法亮傳》）[13]。
台軍乘機大肆抄掠。
那時正需改建都城的外郭&mdash&mdash都牆，齊武帝于是強迫參加唐之起義的江南卻籍民戶，“谪役”修築首都城牆[14]。
以後齊武帝為了穩定動搖的政權起見，終于不得不被迫在永明八年下令對“卻籍”而被發配戍邊的人民，準許他們返歸故鄉，想反複地通過壓榨、迫害、欺騙種種手段，以達到他擴大剝削面的目的。
到了永明十一年，南齊首都建康又爆發了沙門法智與州民周盤龍為首的起義（見《南齊書·王玄載傳弟玄邈附傳》）。
南齊末（永元二年，公元500年），益州的晉原（郡治江原，今四川崇州東十裡）、東遂甯（郡治巴興，今四川遂甯）、巴西（郡治阆中，今四川阆中西）、江陽（郡治江陽，今四川泸州）、廣漢（郡治雒，今四川廣漢）諸郡，都先後爆發了規模較大的農民起義（見《梁書·劉季連傳》）。
梁王朝代替齊王朝統治了江南之後，境内的階級矛盾，自始至終，就沒有緩和下來過。
梁武帝天監四年（公元505年），益州地區爆發了以焦僧護為首衆至數萬人的起義（見《梁書·長沙王業傳弟藻附傳》）。
天監九年，宣城郡又爆發了以郡吏吳承伯為首的攻殺太守朱僧勇的起義（見《梁書·蔡撙傳》、《謝傳弟子覽附傳》）。
天監十年，益州又爆發了以巴西郡民姚景和為首的起義（見《梁書·張齊傳》）。
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年），北兖州有沙門僧強與蔡伯龍為首的衆至三萬餘人的起義（見《梁書·陳慶之傳》）。
中大通二年，會稽又爆發了農民起義（見《南史·梁長沙王懿傳子猷附傳》）。
中大通五年，益州有江陽人齊苟兒為首的衆至十萬人進圍成都的起義（見《梁書·武帝紀》）。
大同元年（公元535年），鄱陽郡（郡治鄱陽，今江西鄱陽東）也爆發了鮮于琮殺廣晉（今江西鄱陽北）令，衆至萬餘人的起義（見《梁書·陸襄傳》）。
大同八年，安城郡（郡治平都，今江西安福）又爆發了以郡民劉敬躬為首攻廬陵、取豫章，衆至數萬人的起義（見《梁書·武帝紀》、《張緬傳弟绾附傳》）。
大同十年，又有巴山郡（郡治巴山，今江西樂安）民王勤宗為首的起義（見《梁書·陳慶之傳子昕附傳》）和廣州人盧子略為首的起義（見《南史·梁本紀》）。
總之，梁王朝境内農民的反抗鬥争此起彼伏，前仆後繼，尤其是梁、益地區，起義的事件更是不斷發生。
這種農民自發的反抗運動，是在什麼樣情況下産生的呢?《南史·鄧元起傳羅研附傳》裡有一段很好的說明。
它說：“齊苟兒之役，臨汝侯（蕭猷）嘲之曰：&lsquo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于此。
&rsquo研對曰：&lsquo蜀中積弊，實非一朝。
百家為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
貪“亂”樂“禍”，無足多怪。
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床上有百錢布被，甑中有數升麥飯，雖蘇〔秦〕、張〔儀〕巧說于前，韓〔信〕、白〔起〕按劍于後，将不能使一夫為“盜”，況貪“亂”乎?&rsquo”這真說出農民起義的基本原因來了。
“人人厭苦，家家思亂”（《資治通鑒》梁武帝太清元年），侯景亂梁前夕的蕭梁境内，總括起來，就是這樣八個字。
*** [1] 參考何茲全教授所著《魏晉南朝的兵制》一文，載《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本。
[2] 參考唐長孺教授所著《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一書，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3]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遺尚書仆射謝安書曰：“&hellip&hellip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
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
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複亡叛。
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
&hellip&hellip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hellip&hellip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hell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