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南朝自耕小農經濟的繼續衰頹與軍事力量的繼續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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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年，因為軍事用度緊張，開始征收塘丁稅，“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有質賣妻、兒，以充此限”。
齊武帝永明二年（公元484年），王敬則為會稽太守，請求政府把塘丁稅列為正式稅收，收到的稅錢，都送往台庫，這樣就變成“租賦之外，更生一調”。
塘丁稅本來是用來修理海塘湖陂的，現在“悉評斂為錢”，送往台庫，海塘湖陂卻沒有撥下款項來經常加以修理，“緻令塘路崩蕪，湖源洩散”（《南齊書·王敬則傳》），造成了破壞生産的嚴重惡果。
到了南齊東昏侯蕭寶卷在位時期（公元499至500年），進一步擴大塘丁稅的征收範圍，下令“揚、南徐二州橋桁（浮橋）塘埭丁，計功為直，斂取見錢，供太樂主衣雜費”（《南齊書·東昏侯紀》）。
因此也造成了“所在塘渎，多有隳廢”的同樣惡果。
酒租和鹽賦：南齊東昏侯永元二年，曾下令“京邑酒租，皆折使輸金”（《南齊書·東昏侯紀》）。
陳文帝天嘉二年（公元561年），“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賦及榷酤之科”（《陳書·世祖紀》）。
雜調：這是一種臨時性的征發，如東晉建元元年（公元343年），庾翼為都督江荊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出兵北伐，“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晉書·庾亮傳弟翼附傳》）。
這是帶有軍事性質的征發，隻有在非常時期才能這樣做。
另外如《宋書·武帝紀》所載劉裕在義熙八年（公元412年）下敕：“台調癸卯（東晉安帝元興元年癸卯，即公元403年）梓材、庚子（安帝隆安四年庚子，即公元400年）皮毛，可悉停省，别量所出。
”這兩項臨時性征發，一項實施了九年，一項實施了十二年，才被劉裕下令撤銷。
所謂雜調，就是指這些臨時性的征發而言的。
這些都是正規的田租戶調以外的額外剝削。
雜調的種類尚多，雉頭、鶴氅、白鹭缞，有時都成為臨時性征發的對象[9]。
名目繁多，我們在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10]。
農民所苦，力役尤甚于租調。
兩晉之制，十三歲為半丁，十六歲為全丁，往往不論半丁、全丁，都被征去服勞役，十三歲的孩子尚未發育，也要他承擔成人的勞役，是非常不人道的，因此連當時的統治階級學者也要說這是有“傷天理”（《晉書·範汪傳子甯附傳》）的了。
宋元嘉之初，把十五歲至十六歲的改為半丁，十七歲的為全丁（見《宋書·王弘傳》），但是從元嘉十七年的诏文中，還有“役召之品，遂及稚弱”（《宋書·文帝紀》）的話看來，可見命令是命令，事實上連婦女童幼，那時還都要去服役[11]。
在東晉、南朝，法令上雖明文規定“男丁歲役不得過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運丁”（《隋書·食貨志》），但是實際上遠過于此。
東晉時範甯已有“古者使人，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晉書·範汪傳子甯附傳》）的說法。
南齊時代，由于徭役的頻繁，荊州一帶，甚至造成“四野百縣，路無男人；耕田載租，皆驅女弱”（《宋書·沈攸之傳》）的凄慘景況。
海陵王延興元年的诏書也承認“公獲二旬，私累數朔”（《南齊書·海陵王紀》），這就是說，公家盡管規定每年力役二十天，而州郡縣地方官吏額外攤派給農民的力役，甚至增加到幾個月。
一年中“殆無三日休停”的徭役和超額的租調負擔，使國家課戶的對象&mdash&mdash自耕小農不得不漸趨于赤貧化。
南齊時代，浙東的大縣山陰，有“人戶三萬”（《宋書·良吏·江秉之傳》），内有“課戶二萬”。
大資産的人家，大都是世家大族，他們都享有免稅免役的特權。
二萬戶中，資産不滿三千文的，就占有二分之一；此外還有頂窮的“露戶役民”，他們更談不上有什麼财産，可是“三五屬官”（《資治通鑒》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胡三省注謂“三五者，三丁發其一，五丁發其二”，替政府服兵役），“百端輸調”（各式各樣的剝削），什麼都壓在他們的頭上（見《南齊書·陸慧曉傳顧憲之附傳》）。
他們為了不淪落到部曲、佃客的隊伍裡去，就不得不掙紮而告貸于高利貸者。
那時經營高利貸者，有世家大族，如琅邪王（王導孫）“好聚積，财物布在民間”（《宋書·王弘傳》），皆有券書。
清河崔慶緒“家财千萬”，死時“假貸文疏”（《南齊書·崔慰祖傳》）甚多。
又吳郡顧綽，“私财甚豐”，“鄉裡士庶，多負其責”（《宋書·顧觊之傳》），放出高利貸而收到的借據，有一廚之多。
又有王公妃主，如宋孝武帝諸子劉子尚等，在江南各處設立經營高利貸的鋪子&mdash&mdash邸舍，“為患遍天下”（《宋書·沈懷文傳》）；即就會稽一地而言，“王公妃主，邸舍相望”，其貸放高利貸後，“子息滋長，督責無窮”（《宋書·蔡廓傳子興宗附傳》）。
梁武帝第六弟臨川王蕭宏，“都下有數十邸，出懸錢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券，期訖，便驅券主，奪其宅，都下東土百姓，失業非一”（《南史·梁臨川王宏傳》）。
又如典掌機要的寒人中書通事舍人山陰呂文度，亦“于餘姚立邸，頗縱橫”（《梁書·止足·顧憲之傳》）。
當時僧侶地主寺院的常住财産，也很富有，因此他們都兼營高利貸。
南齊時，有甄彬“嘗以一束苎，就州（荊州江陵）長沙寺庫質錢。
後贖苎還，于苎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
彬得，送還寺庫。
道人驚曰：&lsquo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檀越（施主）乃能見還。
&rsquo”（《南史·循吏·甄法崇傳》）可見小自一束苎麻，大至黃金貴金屬，都可質錢，抵押品的範圍是很廣泛的。
農民的窮困，是高利貸者寄生的溫床，如果不窮困，自耕小農是不會向高利貸者借債的；但是如果自耕小農窮到一無所有，缺乏物品抵押，那麼他也就失去向高利貸者借貸的資格了，所以借債者以自耕小農居多。
王公、妃、主以及世族、僧侶大地主們，過去對于自耕小農，是沒法用封建地租的方法去剝削他們的，現在這些自耕小農在一年中“殆無三日休停”的徭役和超額租調之下，更加貧困起來，他們不得不陷入從自己身上榨取脂膏的高利貸者的羅網裡去了。
這一切結合起來，進攻自耕小農，自耕小農“貧者但供吏，死者弗望埋，鳏居有不願娶，生子每不敢舉，又戍淹徭久，妻老嗣絕”，無怪有人要絕望地喊出“殺人之〔道〕日有數途，生人之〔法〕歲無一理，不知複百年間，将盡以草木為世邪”（《宋書·周朗傳》）的呼籲了。
侯景亂梁前夕，南朝境内的“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貴價僦稅，以與貧民”（《梁書·武帝紀》載大同七年诏）。
有很多農民，“或依于大姓，或聚于屯封”（《梁書·賀琛傳》）；更有不少農民，“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紛紛出家當和尚。
據蕭梁時人郭祖深所“上封事&hellip&hellip以為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産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
道人又有白徒，尼則皆畜養女，皆不貫人（民）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
“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民），非複國有”（《南史·循吏·郭祖深傳》）。
僧尼人數的激增，固然是梁武帝佞佛提倡佛教的結果；另一方面，卻也說明出家做僧尼，這已成為南朝農民逃避超額租調的一種途徑。
不過，僧侶人數激增，寺院中的常住财産，名義上固然屬于全體僧衆所有，而事實上卻掌握在少數僧侶地主的手中，這樣的僧侶地主，在蕭梁十餘萬僧侶中，究屬少數；絕大多數的僧侶，卻在寺院中做牛馬，受着少數僧侶地主的剝削，其身份和“白徒”、“養女”并無有所不同，差異的隻在于出家不出家，而他們是出家的隸屬農民而已。
由此可見，南朝的自耕小農，大部分已由債務人而淪為依附農民了，其結果，自然使南朝的軍事威力，更加衰落。
毋怪當時人要說：“議者必以為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于胡矣。
&hellip&hellip設使胡滅，則中州必有興者，決不能有奉土地率人民以歸國家矣”（《宋書·周朗傳》）。
是啊！南朝農民的生活既是如此困難，北方漢族人民聞之也必然會傷心失望，他們隻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斷舉行起義，來推翻北魏拓跋氏的統治，他們對南朝政權&mdash&mdash過去曾認為是漢族的政權的，到這時候不再寄以多大希望了。
南朝的農民逃亡與農民起義 北朝的人民，對南朝政權，既是如此傷心絕望，而南朝的人民，身受過度剝削和殘酷統治，亦唯有用行動來表示反抗。
當時農民所采取反抗的最普遍形式，是逃亡。
東晉成帝時（公元326至342年），江為太末（今浙江龍遊縣）令，“縣界深山中，有亡命數百家，恃險為阻，前後守宰莫能平”（《晉書·江傳》）。
穆帝永和（公元345至356年）中，郗為臨海太守，王羲之（郗的姊夫）《雜帖》與人書雲：“方回（郗字）遂舉為侍中，不知卒行不?&hellip&hellip比得其（指郗）書雲：&lsquo山海間（指臨海郡）民逃亡殊異，永嘉乃以五百戶去。
&rsquo”可見臨海郡有人逃亡，永嘉郡民逃亡的比臨海郡更多。
孝武帝太元（公元376至396年）中，“海陵縣（今江蘇泰州市）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澤，皆是菰葑，逃亡所聚”。
淮南太守毛璩率兵千人進讨，“時大旱，璩因放火，菰葑盡然，亡戶窘迫，悉出詣璩自首，近有萬戶，皆以補兵”（《晉書·毛寶傳孫璩附傳》）。
安帝義熙元年至八年間（公元405至412年），江州境内，也都“男不被養，女無匹對，逃亡去就，不避幽深”（《晉書·劉毅傳》）。
南朝宋孝武帝時（公元454至464年）
齊武帝永明二年（公元484年），王敬則為會稽太守，請求政府把塘丁稅列為正式稅收，收到的稅錢，都送往台庫，這樣就變成“租賦之外，更生一調”。
塘丁稅本來是用來修理海塘湖陂的，現在“悉評斂為錢”，送往台庫，海塘湖陂卻沒有撥下款項來經常加以修理，“緻令塘路崩蕪，湖源洩散”（《南齊書·王敬則傳》），造成了破壞生産的嚴重惡果。
到了南齊東昏侯蕭寶卷在位時期（公元499至500年），進一步擴大塘丁稅的征收範圍，下令“揚、南徐二州橋桁（浮橋）塘埭丁，計功為直，斂取見錢，供太樂主衣雜費”（《南齊書·東昏侯紀》）。
因此也造成了“所在塘渎，多有隳廢”的同樣惡果。
酒租和鹽賦：南齊東昏侯永元二年，曾下令“京邑酒租，皆折使輸金”（《南齊書·東昏侯紀》）。
陳文帝天嘉二年（公元561年），“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賦及榷酤之科”（《陳書·世祖紀》）。
雜調：這是一種臨時性的征發，如東晉建元元年（公元343年），庾翼為都督江荊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出兵北伐，“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晉書·庾亮傳弟翼附傳》）。
這是帶有軍事性質的征發，隻有在非常時期才能這樣做。
另外如《宋書·武帝紀》所載劉裕在義熙八年（公元412年）下敕：“台調癸卯（東晉安帝元興元年癸卯，即公元403年）梓材、庚子（安帝隆安四年庚子，即公元400年）皮毛，可悉停省，别量所出。
”這兩項臨時性征發，一項實施了九年，一項實施了十二年，才被劉裕下令撤銷。
所謂雜調，就是指這些臨時性的征發而言的。
這些都是正規的田租戶調以外的額外剝削。
雜調的種類尚多，雉頭、鶴氅、白鹭缞，有時都成為臨時性征發的對象[9]。
名目繁多，我們在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10]。
農民所苦，力役尤甚于租調。
兩晉之制，十三歲為半丁，十六歲為全丁，往往不論半丁、全丁，都被征去服勞役，十三歲的孩子尚未發育，也要他承擔成人的勞役，是非常不人道的，因此連當時的統治階級學者也要說這是有“傷天理”（《晉書·範汪傳子甯附傳》）的了。
宋元嘉之初，把十五歲至十六歲的改為半丁，十七歲的為全丁（見《宋書·王弘傳》），但是從元嘉十七年的诏文中，還有“役召之品，遂及稚弱”（《宋書·文帝紀》）的話看來，可見命令是命令，事實上連婦女童幼，那時還都要去服役[11]。
在東晉、南朝，法令上雖明文規定“男丁歲役不得過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運丁”（《隋書·食貨志》），但是實際上遠過于此。
東晉時範甯已有“古者使人，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晉書·範汪傳子甯附傳》）的說法。
南齊時代，由于徭役的頻繁，荊州一帶，甚至造成“四野百縣，路無男人；耕田載租，皆驅女弱”（《宋書·沈攸之傳》）的凄慘景況。
海陵王延興元年的诏書也承認“公獲二旬，私累數朔”（《南齊書·海陵王紀》），這就是說，公家盡管規定每年力役二十天，而州郡縣地方官吏額外攤派給農民的力役，甚至增加到幾個月。
一年中“殆無三日休停”的徭役和超額的租調負擔，使國家課戶的對象&mdash&mdash自耕小農不得不漸趨于赤貧化。
南齊時代，浙東的大縣山陰，有“人戶三萬”（《宋書·良吏·江秉之傳》），内有“課戶二萬”。
大資産的人家，大都是世家大族，他們都享有免稅免役的特權。
二萬戶中，資産不滿三千文的，就占有二分之一；此外還有頂窮的“露戶役民”，他們更談不上有什麼财産，可是“三五屬官”（《資治通鑒》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胡三省注謂“三五者，三丁發其一，五丁發其二”，替政府服兵役），“百端輸調”（各式各樣的剝削），什麼都壓在他們的頭上（見《南齊書·陸慧曉傳顧憲之附傳》）。
他們為了不淪落到部曲、佃客的隊伍裡去，就不得不掙紮而告貸于高利貸者。
那時經營高利貸者，有世家大族，如琅邪王（王導孫）“好聚積，财物布在民間”（《宋書·王弘傳》），皆有券書。
清河崔慶緒“家财千萬”，死時“假貸文疏”（《南齊書·崔慰祖傳》）甚多。
又吳郡顧綽，“私财甚豐”，“鄉裡士庶，多負其責”（《宋書·顧觊之傳》），放出高利貸而收到的借據，有一廚之多。
又有王公妃主，如宋孝武帝諸子劉子尚等，在江南各處設立經營高利貸的鋪子&mdash&mdash邸舍，“為患遍天下”（《宋書·沈懷文傳》）；即就會稽一地而言，“王公妃主，邸舍相望”，其貸放高利貸後，“子息滋長，督責無窮”（《宋書·蔡廓傳子興宗附傳》）。
梁武帝第六弟臨川王蕭宏，“都下有數十邸，出懸錢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券，期訖，便驅券主，奪其宅，都下東土百姓，失業非一”（《南史·梁臨川王宏傳》）。
又如典掌機要的寒人中書通事舍人山陰呂文度，亦“于餘姚立邸，頗縱橫”（《梁書·止足·顧憲之傳》）。
當時僧侶地主寺院的常住财産，也很富有，因此他們都兼營高利貸。
南齊時，有甄彬“嘗以一束苎，就州（荊州江陵）長沙寺庫質錢。
後贖苎還，于苎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
彬得，送還寺庫。
道人驚曰：&lsquo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檀越（施主）乃能見還。
&rsquo”（《南史·循吏·甄法崇傳》）可見小自一束苎麻，大至黃金貴金屬，都可質錢，抵押品的範圍是很廣泛的。
農民的窮困，是高利貸者寄生的溫床，如果不窮困，自耕小農是不會向高利貸者借債的；但是如果自耕小農窮到一無所有，缺乏物品抵押，那麼他也就失去向高利貸者借貸的資格了，所以借債者以自耕小農居多。
王公、妃、主以及世族、僧侶大地主們，過去對于自耕小農，是沒法用封建地租的方法去剝削他們的，現在這些自耕小農在一年中“殆無三日休停”的徭役和超額租調之下，更加貧困起來，他們不得不陷入從自己身上榨取脂膏的高利貸者的羅網裡去了。
這一切結合起來，進攻自耕小農，自耕小農“貧者但供吏，死者弗望埋，鳏居有不願娶，生子每不敢舉，又戍淹徭久，妻老嗣絕”，無怪有人要絕望地喊出“殺人之〔道〕日有數途，生人之〔法〕歲無一理，不知複百年間，将盡以草木為世邪”（《宋書·周朗傳》）的呼籲了。
侯景亂梁前夕，南朝境内的“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貴價僦稅，以與貧民”（《梁書·武帝紀》載大同七年诏）。
有很多農民，“或依于大姓，或聚于屯封”（《梁書·賀琛傳》）；更有不少農民，“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紛紛出家當和尚。
據蕭梁時人郭祖深所“上封事&hellip&hellip以為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産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
道人又有白徒，尼則皆畜養女，皆不貫人（民）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
“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民），非複國有”（《南史·循吏·郭祖深傳》）。
僧尼人數的激增，固然是梁武帝佞佛提倡佛教的結果；另一方面，卻也說明出家做僧尼，這已成為南朝農民逃避超額租調的一種途徑。
不過，僧侶人數激增，寺院中的常住财産，名義上固然屬于全體僧衆所有，而事實上卻掌握在少數僧侶地主的手中，這樣的僧侶地主，在蕭梁十餘萬僧侶中，究屬少數；絕大多數的僧侶，卻在寺院中做牛馬，受着少數僧侶地主的剝削，其身份和“白徒”、“養女”并無有所不同，差異的隻在于出家不出家，而他們是出家的隸屬農民而已。
由此可見，南朝的自耕小農，大部分已由債務人而淪為依附農民了，其結果，自然使南朝的軍事威力，更加衰落。
毋怪當時人要說：“議者必以為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于胡矣。
&hellip&hellip設使胡滅，則中州必有興者，決不能有奉土地率人民以歸國家矣”（《宋書·周朗傳》）。
是啊！南朝農民的生活既是如此困難，北方漢族人民聞之也必然會傷心失望，他們隻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斷舉行起義，來推翻北魏拓跋氏的統治，他們對南朝政權&mdash&mdash過去曾認為是漢族的政權的，到這時候不再寄以多大希望了。
南朝的農民逃亡與農民起義 北朝的人民，對南朝政權，既是如此傷心絕望，而南朝的人民，身受過度剝削和殘酷統治，亦唯有用行動來表示反抗。
當時農民所采取反抗的最普遍形式，是逃亡。
東晉成帝時（公元326至342年），江為太末（今浙江龍遊縣）令，“縣界深山中，有亡命數百家，恃險為阻，前後守宰莫能平”（《晉書·江傳》）。
穆帝永和（公元345至356年）中，郗為臨海太守，王羲之（郗的姊夫）《雜帖》與人書雲：“方回（郗字）遂舉為侍中，不知卒行不?&hellip&hellip比得其（指郗）書雲：&lsquo山海間（指臨海郡）民逃亡殊異，永嘉乃以五百戶去。
&rsquo”可見臨海郡有人逃亡，永嘉郡民逃亡的比臨海郡更多。
孝武帝太元（公元376至396年）中，“海陵縣（今江蘇泰州市）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澤，皆是菰葑，逃亡所聚”。
淮南太守毛璩率兵千人進讨，“時大旱，璩因放火，菰葑盡然，亡戶窘迫，悉出詣璩自首，近有萬戶，皆以補兵”（《晉書·毛寶傳孫璩附傳》）。
安帝義熙元年至八年間（公元405至412年），江州境内，也都“男不被養，女無匹對，逃亡去就，不避幽深”（《晉書·劉毅傳》）。
南朝宋孝武帝時（公元454至46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