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南朝自耕小農經濟的繼續衰頹與軍事力量的繼續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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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士身份的繼續低落 南朝國勢的日益削弱，北強南弱局勢的逐漸形成，是和魏、晉以來封建隸屬關系的加強，“吏”、“士”身份的日益低落分不開的。
魏、晉以來，“士家”制度開始形成。
士家亦稱“兵戶”，由于他們大都父子相承佃耕政府土地，因此兵戶的身份也就世代相襲。
兵戶子弟稱為“兵家子”（見《晉書·王尼傳》、《張華傳劉卞附傳》）；兵戶的戶籍，也和民戶的戶籍分開，不屬于郡縣，而屬于營部。
兵戶的戶籍，稱作“士籍”、“兵籍”（見《宋書·謝晦傳》、《竟陵王誕傳》）、“軍籍”（見《宋書·元兇劭傳》）。
由于兵戶世世代代都要擔負沉重的兵役，因此他們的生活非常困苦，他們的身份自然也日益低落，故在梁武帝诏書中，至以“兵驺”與“奴婢”并列（見《梁書·武帝紀》天監十七年）[1]。
“吏”比“兵”的身份雖較高，但是隸屬性也強。
一般“吏籍”和“民籍”也已分開，蜀滅時，全國有吏四萬人（見《三國志·蜀志·後主傳》注引王隐《蜀記》）；吳滅時，全國有吏三萬二千人（見《三國志·吳志·孫晧傳》注引《晉陽秋》）。
西晉統一中國後（公元280年），晉武帝司馬炎為了要表示“息役弭兵，示天下大安，于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世說新語·識鑒篇》“晉武帝講武”條注引《竹林七賢論》）。
這種“州郡悉去兵”以後代兵執行職務的“武吏”，他們的身份雖僅高于“兵”，但是由于一經為吏，便受所在機關之役屬，除非解除吏名，不能自由，一切徭役都集中在他們的身上，他們的身份也漸漸淪落到與“兵戶”同列了。
東晉、南朝，州郡擁有巨額的“吏”員。
劉裕在永初二年（公元421年）三月下诏，規定“荊州府置将不得過二千人，吏不得過一萬人；州置将不得過五百人，吏不得過五千人。
兵士不在此限”（《宋書·武帝紀》）。
裁汰之後，吏的員額還是那樣多；裁汰之前，當更可觀。
既然州郡擁有那麼大數額的吏，自然非迫使他們參加農業生産以增加政府的收入不可。
在東晉初年，應詹就有這種建議，詹在王敦平後（公元324年）上表雲：“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
皆取文武吏、醫、蔔，不得擾亂百姓。
”（《晉書·應詹傳》）可見在東晉之初，即已計劃用文武吏來佃耕官吏的職田。
宋元嘉三年（公元426年），始興“郡（治曲江，今廣東韶關市西南）大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米三十斛，一戶内，随丁多少，悉皆輸米”（《宋書·良吏·徐豁傳》）。
從這一條材料來看，當時“吏”已經成為世襲的身份，由于世襲，必然會導緻全家要為政府服役，而且隸屬性之強，租課之重，更已達到駭人聽聞的程度[2]。
兵戶和吏戶要世代負擔沉重的兵役，而且要世代佃耕政府的土地，承擔巨額的租課，因此他們的生活極端困苦，他們不是在疆埸上“裸身求衣”（《宋書·後廢帝紀》），便是在家庭内“棄子不養”（《宋書·良吏·徐豁傳》），這一階層的人口，就無法繁殖起來。
戰争的持續，使兵、吏的補充感到困難，而私家的分割又增加了這一困難的嚴重程度。
如東晉末年，“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為送故&hellip&hellip送兵多者，至于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晉書·範汪傳子甯附傳》），精壯的兵士，漸漸都變成了私家的部曲。
宋孝建三年（公元456年），孝武帝又令“内外官有田在近道，聽遣所給吏僮附業”（《宋書·孝武帝紀》），這樣不但追認政府的精壯部隊過去割屬于私家為合法，而且還分配給世家大族以土地，使被分割去的兵、吏在賜予的土地上進行佃種，剩下來的政府部隊，如荊州“西府兵士，或見年八十，而猶伏隸；或年始七歲，而已從役”（《宋書·自序》），自然盡是些老兵弱卒了。
“兵”、“吏”既然日益減少，自然不得不征發“露戶”、“役門”（《宋書·宗越傳》）來補充。
沉重的兵役和徭役，使已征發去的露戶役民，也不得不出諸逃亡之一途。
而東晉南朝政府對于兵士的亡叛，立法處刑，又非常嚴峻，一人亡叛，一家補兵；一家亡叛，親戚旁支補兵；甚至利用鄉裡什伍組織&mdash&mdash連環保的繼續遺留，擴大到一人逃亡，鄰伍補兵[3]。
梁時郭祖深稱：“自梁興以來，發民征役，号為三五。
”往往因主将克扣軍糧，死亡慘重，可是偏不說他是病死，而說他逃亡；甚至“有身殒戰場，而名在叛目（叛亡名單），監符下讨，稱為逋叛，錄質家丁。
合家又叛，則取同籍；同籍又叛，則取比伍；比伍又叛，則望村而取”；弄得“一人有犯，則合村皆空”（《南史·循吏·郭祖深傳》）。
兵役真已成為南朝自耕小農破産的重要原因了。
兵士的逃亡至“一人有犯，則合村皆空”，兵源自然會更感到缺乏，因此，政府除了搜捕亡戶，“以充軍實”（《晉書·庾亮傳弟冰附傳》）和“皆以補兵”（《晉書·毛寶傳孫璩附傳》）之外，為了擴充兵源起見，還不得不在法律條文上作出重囚死犯的“家口令補兵”（《宋書·劉秀之傳》）等規定，而家口的含義，有時擴及到“同籍期親”（《宋書·何承天傳》）、同堂兄弟，甚至“親戚旁支，罹其禍害”（《晉書·範汪傳子甯附傳》）。
這一措施，其實不但無益于兵源之擴大，而且由于把罪犯家屬補充兵役的緣故，更加使兵士的身份繼續地低落下去。
兵士身份的繼續低落，一方面固然可以說是封建制度加強後的必然結果；但另一方面也必然招緻另一結果：由于兵士身份的低落，帶來了士氣和戰鬥力的低落。
南朝的軍事威力，因此一落千丈。
到了梁武帝末年，出現了“發召兵士，皆須鎖械；不爾，便即逃散”（《魏書·島夷蕭衍傳》）的嚴重景況。
終至無法抵禦侯景之侵入，而蕭梁以亡，繼蕭梁而起的陳朝，也于焉不振。
自耕小農經濟的繼續衰頹 東晉王朝以後，宋王朝首尾六十年，齊王朝首尾二十四年，梁王朝首尾五十五年，陳王朝首尾三十二年，王朝的不斷變更，統治年代的短促，以及各代王朝的對外怯弱，統治階級内部矛盾的不斷發生，這都和中央集權化的國家作為牢固剝削對象的自耕小農的繼續破産、自耕小農經濟的繼續衰頹有分不開的關系。
劉宋從武帝、文帝以來，朝廷為了要集權中央，就必須鞏固正在日趨沒落的自耕小農階層，使他們的經濟，不緻急遽衰頹，還能成為中央集權化的王朝所依靠的剝削對象。
但是事實上，自南朝宋、齊以下，大土地所有者已經霸占了任何一個農民有權租入的公地，固然當時的平原良疇，都已開發，可是未開發的山地湖田，究竟還多。
但是這些可以開發的土地，往往為豪強所占奪，所謂“名山大川，往往占固”（《宋書·孝武帝紀》），“山封水，保為家利”，“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托，至漁采之地，亦又如茲”（《宋書·羊玄保傳兄子希附傳》）。
封锢山湖，本來是和政府的禁令相抵觸的，至此，政府為了要順應這種豪強“占山锢澤”的既成事實，就不得不修改法令，使追認這種事實為合法。
宋孝武帝大明中，下令：“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宋書·羊玄保傳兄子希附傳》）。
這一次令文的規定，首先是承認自秦、漢以來一直所認為公共地的山澤，得由私人所占有；然後又規定出已開辟的果園漁場，其畝數雖是超過定額，得追認為其“先業”，“聽不追奪”。
同時還訂出“先占阙少，依限占足”（《宋書·羊玄保傳兄子希附傳》）的補充條文來，對未占、少占的世家大族，也使他們重新參加分配，享受這種利益。
從此在山林川澤的公有地上，更發展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齊竟陵王蕭子良在宣城（今安徽南陵東四十裡）、臨城（今安徽青陽南五裡）、定陵（今安徽青陽東北）三縣界，封锢山澤至數百裡，其餘王公妃主，世家大族，爰至典掌機要的宮省近臣，以及僧侶地主，也都成為這些土地的實際所有者[4]。
此外，大土地所有者在“無田何由得食”（《宋書·王惠傳》），“非田無以立耳”（《宋書·謝靈運傳》載《山居賦》自注）的指導思想之下，又不擇手段地奪取農民的土地，其結果，大土地所有制的莊園更加發展。
世族如陳郡謝琰一房之後，宋元嘉中猶有資财巨萬，田業十餘處，奴僮數百人；琅邪王骞一房，梁天監中，在鐘山的舊墅一處，就有良田八十餘頃；會稽孔靈符于永興（今浙江蕭山）立墅，周回三十三裡，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均見前述。
此外如會稽虞琮，“治家富殖，奴婢無遊手”（《南齊書·虞琮傳》）；南陽張孝秀，“居于東林寺（在廬山），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梁書·處士張孝秀傳》）。
而将帥如沈慶之，初“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
又有園舍在婁湖（在今江蘇南京市東南），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于婁湖，列門同焉。
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示人曰：&lsquo錢盡在此。
&rsquo&hellip&hellip家素富厚，産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宋書·沈慶之傳》）；周山圖亦“于新林立墅舍，晨夜往返”（《南齊書·周山圖傳》）；裴之橫“與僮屬數百人，于芍陂（今安徽壽縣南）大營田墅，遂緻殷積”（《梁書·裴邃傳》）。
這種大土地所有制莊園的繼續形成和發展的過程，自然也就
魏、晉以來，“士家”制度開始形成。
士家亦稱“兵戶”，由于他們大都父子相承佃耕政府土地，因此兵戶的身份也就世代相襲。
兵戶子弟稱為“兵家子”（見《晉書·王尼傳》、《張華傳劉卞附傳》）；兵戶的戶籍，也和民戶的戶籍分開，不屬于郡縣，而屬于營部。
兵戶的戶籍，稱作“士籍”、“兵籍”（見《宋書·謝晦傳》、《竟陵王誕傳》）、“軍籍”（見《宋書·元兇劭傳》）。
由于兵戶世世代代都要擔負沉重的兵役，因此他們的生活非常困苦，他們的身份自然也日益低落，故在梁武帝诏書中，至以“兵驺”與“奴婢”并列（見《梁書·武帝紀》天監十七年）[1]。
“吏”比“兵”的身份雖較高，但是隸屬性也強。
一般“吏籍”和“民籍”也已分開，蜀滅時，全國有吏四萬人（見《三國志·蜀志·後主傳》注引王隐《蜀記》）；吳滅時，全國有吏三萬二千人（見《三國志·吳志·孫晧傳》注引《晉陽秋》）。
西晉統一中國後（公元280年），晉武帝司馬炎為了要表示“息役弭兵，示天下大安，于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世說新語·識鑒篇》“晉武帝講武”條注引《竹林七賢論》）。
這種“州郡悉去兵”以後代兵執行職務的“武吏”，他們的身份雖僅高于“兵”，但是由于一經為吏，便受所在機關之役屬，除非解除吏名，不能自由，一切徭役都集中在他們的身上，他們的身份也漸漸淪落到與“兵戶”同列了。
東晉、南朝，州郡擁有巨額的“吏”員。
劉裕在永初二年（公元421年）三月下诏，規定“荊州府置将不得過二千人，吏不得過一萬人；州置将不得過五百人，吏不得過五千人。
兵士不在此限”（《宋書·武帝紀》）。
裁汰之後，吏的員額還是那樣多；裁汰之前，當更可觀。
既然州郡擁有那麼大數額的吏，自然非迫使他們參加農業生産以增加政府的收入不可。
在東晉初年，應詹就有這種建議，詹在王敦平後（公元324年）上表雲：“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
皆取文武吏、醫、蔔，不得擾亂百姓。
”（《晉書·應詹傳》）可見在東晉之初，即已計劃用文武吏來佃耕官吏的職田。
宋元嘉三年（公元426年），始興“郡（治曲江，今廣東韶關市西南）大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米三十斛，一戶内，随丁多少，悉皆輸米”（《宋書·良吏·徐豁傳》）。
從這一條材料來看，當時“吏”已經成為世襲的身份，由于世襲，必然會導緻全家要為政府服役，而且隸屬性之強，租課之重，更已達到駭人聽聞的程度[2]。
兵戶和吏戶要世代負擔沉重的兵役，而且要世代佃耕政府的土地，承擔巨額的租課，因此他們的生活極端困苦，他們不是在疆埸上“裸身求衣”（《宋書·後廢帝紀》），便是在家庭内“棄子不養”（《宋書·良吏·徐豁傳》），這一階層的人口，就無法繁殖起來。
戰争的持續，使兵、吏的補充感到困難，而私家的分割又增加了這一困難的嚴重程度。
如東晉末年，“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為送故&hellip&hellip送兵多者，至于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晉書·範汪傳子甯附傳》），精壯的兵士，漸漸都變成了私家的部曲。
宋孝建三年（公元456年），孝武帝又令“内外官有田在近道，聽遣所給吏僮附業”（《宋書·孝武帝紀》），這樣不但追認政府的精壯部隊過去割屬于私家為合法，而且還分配給世家大族以土地，使被分割去的兵、吏在賜予的土地上進行佃種，剩下來的政府部隊，如荊州“西府兵士，或見年八十，而猶伏隸；或年始七歲，而已從役”（《宋書·自序》），自然盡是些老兵弱卒了。
“兵”、“吏”既然日益減少，自然不得不征發“露戶”、“役門”（《宋書·宗越傳》）來補充。
沉重的兵役和徭役，使已征發去的露戶役民，也不得不出諸逃亡之一途。
而東晉南朝政府對于兵士的亡叛，立法處刑，又非常嚴峻，一人亡叛，一家補兵；一家亡叛，親戚旁支補兵；甚至利用鄉裡什伍組織&mdash&mdash連環保的繼續遺留，擴大到一人逃亡，鄰伍補兵[3]。
梁時郭祖深稱：“自梁興以來，發民征役，号為三五。
”往往因主将克扣軍糧，死亡慘重，可是偏不說他是病死，而說他逃亡；甚至“有身殒戰場，而名在叛目（叛亡名單），監符下讨，稱為逋叛，錄質家丁。
合家又叛，則取同籍；同籍又叛，則取比伍；比伍又叛，則望村而取”；弄得“一人有犯，則合村皆空”（《南史·循吏·郭祖深傳》）。
兵役真已成為南朝自耕小農破産的重要原因了。
兵士的逃亡至“一人有犯，則合村皆空”，兵源自然會更感到缺乏，因此，政府除了搜捕亡戶，“以充軍實”（《晉書·庾亮傳弟冰附傳》）和“皆以補兵”（《晉書·毛寶傳孫璩附傳》）之外，為了擴充兵源起見，還不得不在法律條文上作出重囚死犯的“家口令補兵”（《宋書·劉秀之傳》）等規定，而家口的含義，有時擴及到“同籍期親”（《宋書·何承天傳》）、同堂兄弟，甚至“親戚旁支，罹其禍害”（《晉書·範汪傳子甯附傳》）。
這一措施，其實不但無益于兵源之擴大，而且由于把罪犯家屬補充兵役的緣故，更加使兵士的身份繼續地低落下去。
兵士身份的繼續低落，一方面固然可以說是封建制度加強後的必然結果；但另一方面也必然招緻另一結果：由于兵士身份的低落，帶來了士氣和戰鬥力的低落。
南朝的軍事威力，因此一落千丈。
到了梁武帝末年，出現了“發召兵士，皆須鎖械；不爾，便即逃散”（《魏書·島夷蕭衍傳》）的嚴重景況。
終至無法抵禦侯景之侵入，而蕭梁以亡，繼蕭梁而起的陳朝，也于焉不振。
自耕小農經濟的繼續衰頹 東晉王朝以後，宋王朝首尾六十年，齊王朝首尾二十四年，梁王朝首尾五十五年，陳王朝首尾三十二年，王朝的不斷變更，統治年代的短促，以及各代王朝的對外怯弱，統治階級内部矛盾的不斷發生，這都和中央集權化的國家作為牢固剝削對象的自耕小農的繼續破産、自耕小農經濟的繼續衰頹有分不開的關系。
劉宋從武帝、文帝以來，朝廷為了要集權中央，就必須鞏固正在日趨沒落的自耕小農階層，使他們的經濟，不緻急遽衰頹，還能成為中央集權化的王朝所依靠的剝削對象。
但是事實上，自南朝宋、齊以下，大土地所有者已經霸占了任何一個農民有權租入的公地，固然當時的平原良疇，都已開發，可是未開發的山地湖田，究竟還多。
但是這些可以開發的土地，往往為豪強所占奪，所謂“名山大川，往往占固”（《宋書·孝武帝紀》），“山封水，保為家利”，“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托，至漁采之地，亦又如茲”（《宋書·羊玄保傳兄子希附傳》）。
封锢山湖，本來是和政府的禁令相抵觸的，至此，政府為了要順應這種豪強“占山锢澤”的既成事實，就不得不修改法令，使追認這種事實為合法。
宋孝武帝大明中，下令：“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宋書·羊玄保傳兄子希附傳》）。
這一次令文的規定，首先是承認自秦、漢以來一直所認為公共地的山澤，得由私人所占有；然後又規定出已開辟的果園漁場，其畝數雖是超過定額，得追認為其“先業”，“聽不追奪”。
同時還訂出“先占阙少，依限占足”（《宋書·羊玄保傳兄子希附傳》）的補充條文來，對未占、少占的世家大族，也使他們重新參加分配，享受這種利益。
從此在山林川澤的公有地上，更發展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齊竟陵王蕭子良在宣城（今安徽南陵東四十裡）、臨城（今安徽青陽南五裡）、定陵（今安徽青陽東北）三縣界，封锢山澤至數百裡，其餘王公妃主，世家大族，爰至典掌機要的宮省近臣，以及僧侶地主，也都成為這些土地的實際所有者[4]。
此外，大土地所有者在“無田何由得食”（《宋書·王惠傳》），“非田無以立耳”（《宋書·謝靈運傳》載《山居賦》自注）的指導思想之下，又不擇手段地奪取農民的土地，其結果，大土地所有制的莊園更加發展。
世族如陳郡謝琰一房之後，宋元嘉中猶有資财巨萬，田業十餘處，奴僮數百人；琅邪王骞一房，梁天監中，在鐘山的舊墅一處，就有良田八十餘頃；會稽孔靈符于永興（今浙江蕭山）立墅，周回三十三裡，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均見前述。
此外如會稽虞琮，“治家富殖，奴婢無遊手”（《南齊書·虞琮傳》）；南陽張孝秀，“居于東林寺（在廬山），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梁書·處士張孝秀傳》）。
而将帥如沈慶之，初“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
又有園舍在婁湖（在今江蘇南京市東南），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于婁湖，列門同焉。
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示人曰：&lsquo錢盡在此。
&rsquo&hellip&hellip家素富厚，産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宋書·沈慶之傳》）；周山圖亦“于新林立墅舍，晨夜往返”（《南齊書·周山圖傳》）；裴之橫“與僮屬數百人，于芍陂（今安徽壽縣南）大營田墅，遂緻殷積”（《梁書·裴邃傳》）。
這種大土地所有制莊園的繼續形成和發展的過程，自然也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