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宋齊梁的更替與南朝世族制度的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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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省則重用寒人，參掌機要；外藩則托付宗室，由諸王出任刺史。
可是自宋中葉以後，出任方鎮的諸王，年齡都比較幼少，而州府上佐，那時大多由世家大族子弟來充任，他們往往不屑留心吏事，而寄情物外，因此，君主不得不指派寒人出身的親近左右來充任諸王典簽&mdash&mdash也稱簽帥，代替諸王批閱公事，甚至照管到諸王的飲食起居，這樣，典簽的職位雖低，實權卻很重。
同時，由于宋、齊諸王出任方鎮的結果，諸王的勢力逐漸強大，往往威脅中央，骨肉相殘的事，史不絕書，于是加強典簽控制刺史的權力，成為當時君主控制諸王&mdash&mdash中央控制方鎮的唯一可以施行的辦法。
所以君主為了集權中央，不但年幼皇子出任刺史，要派典簽來代他處理政務，就是“長王臨藩，素族出鎮”，也得由君主指定典簽以“出納教命”（《南史·恩幸·呂文顯傳》），這樣可以對方鎮事事掣肘，使他們不至于和中央相對抗。
刺史向中央呈奏公事，也必須取得典簽的副署；有些典簽，一年之内，回首都幾次，當他到達首都朝見皇帝時，就秘密彙報刺史、郡守和州内僚佐的好壞，以供君主進退黜陟的參考，這樣一來，毋怪上自刺史、下至僚佐，都要巴結典簽，希望他不在皇帝面前說他們的壞話了[15]。
齊武帝的兒子竟陵王蕭子良曾經問範雲：“士大夫何意詣簽帥?”範雲答道：“去巴結長史以下的僚佐，對他們毫無好處，巴結簽帥便有十倍的好處，為什麼不去巴結”（見《南史·齊巴陵王子倫傳》）。
典簽的“威行州郡，權重藩君”（《南史·恩幸·呂文興傳》），就是在這樣情況下，逐漸形成。
如齊武陵昭王蕭晔（蕭道成第五子），出為江州刺史，到任百餘天，典簽趙渥之向齊武帝彙報蕭晔過失，齊武帝即将晔免職，召還建康（見《南齊書·武陵昭王晔傳》）。
南海王蕭子罕“戍琅邪，欲暫遊東堂，典簽姜秀不許而止”；子罕回京後，哭着對他母親說：“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西陽王蕭子明（武帝第十子），去探望他侍讀鮑的病，想帶幾部書去送給他，典簽吳修之不同意，隻好不送。
吳修之後為荊州刺史、巴東王蕭子響的典簽，與長史劉寅等聯名密告子響隐秘，子響殺劉寅、吳修之等，于江陵舉兵。
齊武帝聽到子響反，對群臣說：“子響遂反！”大臣戴僧靜大聲說：“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谘簽帥；〔簽帥〕不在則竟日忍渴。
諸州唯聞有簽帥，不聞有刺史！”以後明帝蕭鸾殺高、武子孫時，都叫典簽去下手，諸王束手就戮，竟沒一人敢抵抗。
蕭鸾開始輔政時，衛尉蕭谌密召諸王典簽，責成他們約束諸王，不許諸王交通外人。
這時巴陵王蕭子倫，出鎮琅邪，擁有軍隊，蕭鸾想殺他，先和子倫的典簽華伯茂商量，華伯茂說：“你倘要派兵，恐怕一時反不能解決；不如把這任務交給我，我絕對有把握處理。
”蕭鸾就命華伯茂回琅邪相機行事，伯茂終于強迫子倫服毒而死（事見《南史·齊巴陵王子倫傳》）。
蕭鸾又命裴叔業帶兵去害湘州刺史南平王蕭銳，蕭銳的防閣周伯玉主張起兵抵抗，可是蕭銳的典簽已傾向蕭鸾一方，下令把周伯玉下獄處死，同時把蕭銳殺害（見《南史·齊南平王銳傳》）。
蕭鸾又令典簽柯令孫殺郢州刺史建安王蕭子真，“子真走入床下，令孫手牽出之”（《南史·齊建安王子真傳》），加以殺害。
從以上一系列事例來看，典簽出身雖微賤，官品雖小，然而，權任極重，“權重藩君”四字，并不是憑空一句話，而是實在的事情。
無論世族寒門，無論他們之間存在着什麼樣的矛盾，他們利用政治地位共同對人民進行剝削與劫奪，卻是一模一樣的。
南齊時寒人典掌機要的中書通事舍人有四員，各住一省，當時謂之“四戶”，四方守宰，饋送财物，一年中可收至數百萬，茹法亮曾在中書省對人說：“何須覓外〔郡〕祿，此一戶内，年辦百萬。
”（《南史·恩幸·呂文顯傳》）事實上，一戶内年入百萬，還是最低的估計，故戴法興、戴明寶之于宋，茹法亮、呂文顯之于齊，均各家累千金；齊廢帝郁林王蕭昭業時，有舍人綦母珍之，“凡所論薦，事無不允，内外要職及郡丞尉，皆論價而後施行，貨賄交至，旬月之間，累至千金”（《南史·恩幸·茹法亮傳》）。
東晉以來，地方官吏的任用制度，誠如範甯所雲：“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
”（《晉書·範汪傳子甯附傳》）因而更代頻繁，輪流搜括。
宋、齊以下，以“六年過久，又以三周（年）為期，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依三周之制”（《南史·恩幸·呂文顯傳》）。
《南齊書·王秀之傳》謂秀之“出為晉平太守，至郡期年，謂人曰：&lsquo此邦豐壤，祿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
&rsquo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
這是輪流搜括的最好例子。
由于地方官大都以貪賄搜括為事，因此世家大族的經濟情況稍或不充，便請求政府派他去充任地方官，如羅企生以家貧親老，求補臨汝令（見《晉書·忠義·羅企生傳》）；王僧達訴家貧，求郡，宋文帝欲以為秦郡太守（見《宋書·王僧達傳》）。
均因地方官可以受饷遺搜括緻富的緣故。
南齊時陳郡謝出為吳興太守，唯務聚斂，嘗以雞蛋交予農民，每一雞蛋至期交雞一隻，共收雞數千隻[16]；濟陽江祿（江子），梁時出為武甯太守，大事搜括，“積錢于壁，壁為之倒，迮銅物皆鳴”（《南史·江夷傳玄孫祿附傳》）；琅邪王筠（王僧虔孫），梁大通中出為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兩舫（船），他物稱是”（《南史·王昙首傳曾孫筠附傳》）。
荊、雍是南朝的上遊軍事重鎮，齊豫章王蕭嶷嘗為荊州刺史，後返建康，“齋庫失火，燒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南齊書·豫章王嶷傳》）；宋張興世（寒門）自雍州還，括到錢三千萬（見《南史·張興世傳》）；齊曹虎（寒門）任雍州刺史，括到錢五千萬（見《南齊書·曹虎傳》）。
但是南朝的肥缺，究竟要數廣州，史稱“南土沃實，在任者常緻巨富，世雲&lsquo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rsquo”（《南齊書·王琨傳》）；廣州“西南二江，川源深遠，别置督護，專征讨之〔任〕。
卷握之資（搜括緻富），富兼十世”（《南齊書·州郡志》）；河南褚叔度（晉太傅褚裒曾孫）除廣州刺史，在任四年，“廣營賄貨，家财豐積”（《宋書·褚叔度傳》）。
廣州之外，就數梁、益，史稱“梁、益二州，土境豐富，前後刺史莫不營聚蓄，多者至萬金。
所攜賓客，并京邑貧士，出為郡縣，皆以苟得（貪污）自資”（《宋書·劉秀之傳》）。
蘭陵蕭惠開，宋末任益、甯二州刺史，出鎮成都，後自蜀還，資财至二千餘萬（見《宋書·蕭惠開傳》）；齊劉悛為益州刺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南齊書·劉悛傳》）；梁初鄧元起（寒門）任益州刺史，大事聚斂，“财富山積，金玉珍帛為一室，名曰内藏；绮錦罽為一室，号曰外府”（《南史·梁長沙王懿傳子藻附傳》）；清河崔慶緒，齊永明中為梁州刺史，“資财千萬”（《南齊書·文學·崔慰祖傳》）；清河崔慧景，齊時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在州蓄聚，多獲珍貨”（《南齊書·崔慧景傳》）。
以上都是南朝方鎮盛事聚斂的例子。
至如刺史所攜的賓客以及用寒人來充任的典簽，也無不大通饷遺。
梁蕭恪（梁武帝侄）為雍州刺史，恪時年少，委政群下，“百姓每通一辭，數處輸錢，方得聞徹。
賓客有江仲舉、蔡、王台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并有蓄積，故人間歌曰&lsquo江千萬，蔡五百〔萬〕，王新車，庾大宅&rsquo”（《南史·梁南平王偉傳子恪附傳》）。
至于典簽“威行州郡，權重藩君”，貪污緻富的機會更多。
齊南兖州刺史、西陽王蕭子明的典簽何益孫、劉道濟，先後受贓均在百萬以上（見《南齊書·蕭惠基傳弟惠朗附傳》）。
由此可知，南朝無論世族寒門，都是聚斂成性。
其時州郡縣皆盡量向民間搜括；而朝廷則于刺史、太守還京時，迫令獻納，甚至有君主采取樗之戲（古代的一種賭博），以罄盡臣僚之還資者。
史稱宋“孝武末年貪欲，刺史二千石罷任還都，必限使貢獻，又以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
〔垣〕闳還至南州，而孝武晏駕，擁南資為富人。
明帝初&hellip&hellip出為益州刺史，蜀還之貨亦數千金，先送獻物，傾西資之半。
明帝猶嫌其少，及闳至都，詣廷尉自簿（對庭），先诏獄官留闳，于是〔闳〕悉送資财，然後被遣”（《南史·垣護之傳從弟闳附傳》）。
又如齊時崔慧景，曆居方鎮，“每罷州，辄傾資獻奉，動數百萬”（《南齊書·崔慧景傳》），由此獲得齊武帝蕭赜對他的嘉獎；齊永明中蕭惠休出為廣州刺史，罷任，傾資獻奉武帝；劉悛“罷廣、司二州，傾資貢獻，家無留儲”（《南齊書·劉悛傳》），後罷益州刺史還都，适武帝病死，廢帝郁林王蕭昭業新即位，悛奉獻減少，蕭昭業示意官吏把他監禁起來，幾乎砍去腦袋。
又據《魏書·島夷蕭衍傳》稱：梁武帝蕭衍時，“衍所部刺史牧守，初至官者，皆責其上獻，獻物多者，便雲稱職；所貢微少，言為弱惰。
故其牧守在官，皆競事聚斂，劫剝細民，以自封殖，多伎妾粱肉金绮。
百姓怨苦，鹹不聊生”。
可見到了梁代，上下求索的風氣，更形普遍。
當時的官吏一方面要盡情搜括來傾資獻奉于君主，一方面又要滿足自己的侈靡腐化生活，因此，他們罷官之日，雖是“緻資巨億”，可是“不支數年，便已消散”，“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梁書·賀琛傳》）。
倘若他們再去擔任地方長官（這種機會對于他們來說是非常多的），以後官做得越大、越長久，那麼他們搜括的本領也就越到家。
然而南朝的人民在“百端聚斂”之下，“唯以應赴征斂為事”，被統治他們的君主與守令、世族與寒門地主，剝削得“肌肉略盡”、“骨髓俱罄”（《魏書·島夷蕭衍傳》）了。
*** [1] 《梁書·張緬傳弟缵附傳》：起家秘書郎，時年十七。
&hellip&hellip秘書郎有四員，宋、齊以來，為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數十百日便遷任。
《唐六典》：秘書郎中四人，宋氏除“中”字。
&hellip&hellip梁秩六百石。
江左多任貴遊年少，而梁代尤甚。
當時諺言：“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
”陳著令：“令，仆射子起家為之。
” 《通典·職官典》：魏氏又置佐著作郎。
&hellip&hellip晉佐著作郎八人。
&hellip&hellip秘書監自調補之。
（《閻纂集》雲：鄒湛謂秘書監和峤曰：“閻纂可佐著作。
”峤曰：“此職閑重。
勢貴多争，不暇求才。
”）&hellip&hellip宋、齊以來，遂遷佐于下，謂之著作佐郎，亦掌國史，集注起居。
&hellip&hellip陳氏為令、仆子起家之選。
[2] 《通典·職官典》：晉尚書郎，選極清美，号為大臣之副。
&hellip&hellip自過江之後，官資小減。
《晉書·王湛傳曾孫坦之附傳》：仆射江虨領選，将拟為尚書郎。
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拟?”虨遂止。
《晉書·王湛傳玄孫國寶附傳》：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除尚書郎。
國寶以中興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為餘曹郎，甚怨望，固辭不拜。
《宋書·江智淵傳》：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
時高流官序，不為台郎，智淵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拜。
[3] 東晉世族，琅邪王羲之妻高平郗鑒女，見《世說新語·雅量篇》注引《王氏譜》。
羲之子凝之妻陳郡謝奕女，見《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引《王氏譜》。
王導孫王娶陳郡謝萬女，弟王珉娶謝安女，見《晉書·謝安傳子琰附傳》。
陳郡謝安妻沛國劉耽女，見《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引《謝氏譜》
可是自宋中葉以後，出任方鎮的諸王，年齡都比較幼少，而州府上佐，那時大多由世家大族子弟來充任，他們往往不屑留心吏事，而寄情物外，因此，君主不得不指派寒人出身的親近左右來充任諸王典簽&mdash&mdash也稱簽帥，代替諸王批閱公事，甚至照管到諸王的飲食起居，這樣，典簽的職位雖低，實權卻很重。
同時，由于宋、齊諸王出任方鎮的結果，諸王的勢力逐漸強大，往往威脅中央，骨肉相殘的事，史不絕書，于是加強典簽控制刺史的權力，成為當時君主控制諸王&mdash&mdash中央控制方鎮的唯一可以施行的辦法。
所以君主為了集權中央，不但年幼皇子出任刺史，要派典簽來代他處理政務，就是“長王臨藩，素族出鎮”，也得由君主指定典簽以“出納教命”（《南史·恩幸·呂文顯傳》），這樣可以對方鎮事事掣肘，使他們不至于和中央相對抗。
刺史向中央呈奏公事，也必須取得典簽的副署；有些典簽，一年之内，回首都幾次，當他到達首都朝見皇帝時，就秘密彙報刺史、郡守和州内僚佐的好壞，以供君主進退黜陟的參考，這樣一來，毋怪上自刺史、下至僚佐，都要巴結典簽，希望他不在皇帝面前說他們的壞話了[15]。
齊武帝的兒子竟陵王蕭子良曾經問範雲：“士大夫何意詣簽帥?”範雲答道：“去巴結長史以下的僚佐，對他們毫無好處，巴結簽帥便有十倍的好處，為什麼不去巴結”（見《南史·齊巴陵王子倫傳》）。
典簽的“威行州郡，權重藩君”（《南史·恩幸·呂文興傳》），就是在這樣情況下，逐漸形成。
如齊武陵昭王蕭晔（蕭道成第五子），出為江州刺史，到任百餘天，典簽趙渥之向齊武帝彙報蕭晔過失，齊武帝即将晔免職，召還建康（見《南齊書·武陵昭王晔傳》）。
南海王蕭子罕“戍琅邪，欲暫遊東堂，典簽姜秀不許而止”；子罕回京後，哭着對他母親說：“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西陽王蕭子明（武帝第十子），去探望他侍讀鮑的病，想帶幾部書去送給他，典簽吳修之不同意，隻好不送。
吳修之後為荊州刺史、巴東王蕭子響的典簽，與長史劉寅等聯名密告子響隐秘，子響殺劉寅、吳修之等，于江陵舉兵。
齊武帝聽到子響反，對群臣說：“子響遂反！”大臣戴僧靜大聲說：“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谘簽帥；〔簽帥〕不在則竟日忍渴。
諸州唯聞有簽帥，不聞有刺史！”以後明帝蕭鸾殺高、武子孫時，都叫典簽去下手，諸王束手就戮，竟沒一人敢抵抗。
蕭鸾開始輔政時，衛尉蕭谌密召諸王典簽，責成他們約束諸王，不許諸王交通外人。
這時巴陵王蕭子倫，出鎮琅邪，擁有軍隊，蕭鸾想殺他，先和子倫的典簽華伯茂商量，華伯茂說：“你倘要派兵，恐怕一時反不能解決；不如把這任務交給我，我絕對有把握處理。
”蕭鸾就命華伯茂回琅邪相機行事，伯茂終于強迫子倫服毒而死（事見《南史·齊巴陵王子倫傳》）。
蕭鸾又命裴叔業帶兵去害湘州刺史南平王蕭銳，蕭銳的防閣周伯玉主張起兵抵抗，可是蕭銳的典簽已傾向蕭鸾一方，下令把周伯玉下獄處死，同時把蕭銳殺害（見《南史·齊南平王銳傳》）。
蕭鸾又令典簽柯令孫殺郢州刺史建安王蕭子真，“子真走入床下，令孫手牽出之”（《南史·齊建安王子真傳》），加以殺害。
從以上一系列事例來看，典簽出身雖微賤，官品雖小，然而，權任極重，“權重藩君”四字，并不是憑空一句話，而是實在的事情。
無論世族寒門，無論他們之間存在着什麼樣的矛盾，他們利用政治地位共同對人民進行剝削與劫奪，卻是一模一樣的。
南齊時寒人典掌機要的中書通事舍人有四員，各住一省，當時謂之“四戶”，四方守宰，饋送财物，一年中可收至數百萬，茹法亮曾在中書省對人說：“何須覓外〔郡〕祿，此一戶内，年辦百萬。
”（《南史·恩幸·呂文顯傳》）事實上，一戶内年入百萬，還是最低的估計，故戴法興、戴明寶之于宋，茹法亮、呂文顯之于齊，均各家累千金；齊廢帝郁林王蕭昭業時，有舍人綦母珍之，“凡所論薦，事無不允，内外要職及郡丞尉，皆論價而後施行，貨賄交至，旬月之間，累至千金”（《南史·恩幸·茹法亮傳》）。
東晉以來，地方官吏的任用制度，誠如範甯所雲：“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
”（《晉書·範汪傳子甯附傳》）因而更代頻繁，輪流搜括。
宋、齊以下，以“六年過久，又以三周（年）為期，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依三周之制”（《南史·恩幸·呂文顯傳》）。
《南齊書·王秀之傳》謂秀之“出為晉平太守，至郡期年，謂人曰：&lsquo此邦豐壤，祿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
&rsquo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
這是輪流搜括的最好例子。
由于地方官大都以貪賄搜括為事，因此世家大族的經濟情況稍或不充，便請求政府派他去充任地方官，如羅企生以家貧親老，求補臨汝令（見《晉書·忠義·羅企生傳》）；王僧達訴家貧，求郡，宋文帝欲以為秦郡太守（見《宋書·王僧達傳》）。
均因地方官可以受饷遺搜括緻富的緣故。
南齊時陳郡謝出為吳興太守，唯務聚斂，嘗以雞蛋交予農民，每一雞蛋至期交雞一隻，共收雞數千隻[16]；濟陽江祿（江子），梁時出為武甯太守，大事搜括，“積錢于壁，壁為之倒，迮銅物皆鳴”（《南史·江夷傳玄孫祿附傳》）；琅邪王筠（王僧虔孫），梁大通中出為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兩舫（船），他物稱是”（《南史·王昙首傳曾孫筠附傳》）。
荊、雍是南朝的上遊軍事重鎮，齊豫章王蕭嶷嘗為荊州刺史，後返建康，“齋庫失火，燒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南齊書·豫章王嶷傳》）；宋張興世（寒門）自雍州還，括到錢三千萬（見《南史·張興世傳》）；齊曹虎（寒門）任雍州刺史，括到錢五千萬（見《南齊書·曹虎傳》）。
但是南朝的肥缺，究竟要數廣州，史稱“南土沃實，在任者常緻巨富，世雲&lsquo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rsquo”（《南齊書·王琨傳》）；廣州“西南二江，川源深遠，别置督護，專征讨之〔任〕。
卷握之資（搜括緻富），富兼十世”（《南齊書·州郡志》）；河南褚叔度（晉太傅褚裒曾孫）除廣州刺史，在任四年，“廣營賄貨，家财豐積”（《宋書·褚叔度傳》）。
廣州之外，就數梁、益，史稱“梁、益二州，土境豐富，前後刺史莫不營聚蓄，多者至萬金。
所攜賓客，并京邑貧士，出為郡縣，皆以苟得（貪污）自資”（《宋書·劉秀之傳》）。
蘭陵蕭惠開，宋末任益、甯二州刺史，出鎮成都，後自蜀還，資财至二千餘萬（見《宋書·蕭惠開傳》）；齊劉悛為益州刺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南齊書·劉悛傳》）；梁初鄧元起（寒門）任益州刺史，大事聚斂，“财富山積，金玉珍帛為一室，名曰内藏；绮錦罽為一室，号曰外府”（《南史·梁長沙王懿傳子藻附傳》）；清河崔慶緒，齊永明中為梁州刺史，“資财千萬”（《南齊書·文學·崔慰祖傳》）；清河崔慧景，齊時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在州蓄聚，多獲珍貨”（《南齊書·崔慧景傳》）。
以上都是南朝方鎮盛事聚斂的例子。
至如刺史所攜的賓客以及用寒人來充任的典簽，也無不大通饷遺。
梁蕭恪（梁武帝侄）為雍州刺史，恪時年少，委政群下，“百姓每通一辭，數處輸錢，方得聞徹。
賓客有江仲舉、蔡、王台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并有蓄積，故人間歌曰&lsquo江千萬，蔡五百〔萬〕，王新車，庾大宅&rsquo”（《南史·梁南平王偉傳子恪附傳》）。
至于典簽“威行州郡，權重藩君”，貪污緻富的機會更多。
齊南兖州刺史、西陽王蕭子明的典簽何益孫、劉道濟，先後受贓均在百萬以上（見《南齊書·蕭惠基傳弟惠朗附傳》）。
由此可知，南朝無論世族寒門，都是聚斂成性。
其時州郡縣皆盡量向民間搜括；而朝廷則于刺史、太守還京時，迫令獻納，甚至有君主采取樗之戲（古代的一種賭博），以罄盡臣僚之還資者。
史稱宋“孝武末年貪欲，刺史二千石罷任還都，必限使貢獻，又以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
〔垣〕闳還至南州，而孝武晏駕，擁南資為富人。
明帝初&hellip&hellip出為益州刺史，蜀還之貨亦數千金，先送獻物，傾西資之半。
明帝猶嫌其少，及闳至都，詣廷尉自簿（對庭），先诏獄官留闳，于是〔闳〕悉送資财，然後被遣”（《南史·垣護之傳從弟闳附傳》）。
又如齊時崔慧景，曆居方鎮，“每罷州，辄傾資獻奉，動數百萬”（《南齊書·崔慧景傳》），由此獲得齊武帝蕭赜對他的嘉獎；齊永明中蕭惠休出為廣州刺史，罷任，傾資獻奉武帝；劉悛“罷廣、司二州，傾資貢獻，家無留儲”（《南齊書·劉悛傳》），後罷益州刺史還都，适武帝病死，廢帝郁林王蕭昭業新即位，悛奉獻減少，蕭昭業示意官吏把他監禁起來，幾乎砍去腦袋。
又據《魏書·島夷蕭衍傳》稱：梁武帝蕭衍時，“衍所部刺史牧守，初至官者，皆責其上獻，獻物多者，便雲稱職；所貢微少，言為弱惰。
故其牧守在官，皆競事聚斂，劫剝細民，以自封殖，多伎妾粱肉金绮。
百姓怨苦，鹹不聊生”。
可見到了梁代，上下求索的風氣，更形普遍。
當時的官吏一方面要盡情搜括來傾資獻奉于君主，一方面又要滿足自己的侈靡腐化生活，因此，他們罷官之日，雖是“緻資巨億”，可是“不支數年，便已消散”，“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梁書·賀琛傳》）。
倘若他們再去擔任地方長官（這種機會對于他們來說是非常多的），以後官做得越大、越長久，那麼他們搜括的本領也就越到家。
然而南朝的人民在“百端聚斂”之下，“唯以應赴征斂為事”，被統治他們的君主與守令、世族與寒門地主，剝削得“肌肉略盡”、“骨髓俱罄”（《魏書·島夷蕭衍傳》）了。
*** [1] 《梁書·張緬傳弟缵附傳》：起家秘書郎，時年十七。
&hellip&hellip秘書郎有四員，宋、齊以來，為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數十百日便遷任。
《唐六典》：秘書郎中四人，宋氏除“中”字。
&hellip&hellip梁秩六百石。
江左多任貴遊年少，而梁代尤甚。
當時諺言：“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
”陳著令：“令，仆射子起家為之。
” 《通典·職官典》：魏氏又置佐著作郎。
&hellip&hellip晉佐著作郎八人。
&hellip&hellip秘書監自調補之。
（《閻纂集》雲：鄒湛謂秘書監和峤曰：“閻纂可佐著作。
”峤曰：“此職閑重。
勢貴多争，不暇求才。
”）&hellip&hellip宋、齊以來，遂遷佐于下，謂之著作佐郎，亦掌國史，集注起居。
&hellip&hellip陳氏為令、仆子起家之選。
[2] 《通典·職官典》：晉尚書郎，選極清美，号為大臣之副。
&hellip&hellip自過江之後，官資小減。
《晉書·王湛傳曾孫坦之附傳》：仆射江虨領選，将拟為尚書郎。
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拟?”虨遂止。
《晉書·王湛傳玄孫國寶附傳》：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除尚書郎。
國寶以中興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為餘曹郎，甚怨望，固辭不拜。
《宋書·江智淵傳》：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
時高流官序，不為台郎，智淵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拜。
[3] 東晉世族，琅邪王羲之妻高平郗鑒女，見《世說新語·雅量篇》注引《王氏譜》。
羲之子凝之妻陳郡謝奕女，見《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引《王氏譜》。
王導孫王娶陳郡謝萬女，弟王珉娶謝安女，見《晉書·謝安傳子琰附傳》。
陳郡謝安妻沛國劉耽女，見《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引《謝氏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