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宋齊梁的更替與南朝世族制度的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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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今日地位，欲北面居人臣可乎?&rsquo&hellip&hellip又曰：&lsquo&hellip&hellip公若小複推遷，則人望去矣，豈惟大業永淪，七尺〔之軀〕豈可得保?&rsquo”《南史·王鎮之傳侄孫晏附傳》：“齊高帝（蕭道成）時威權雖重，而衆情猶有疑惑，晏便專心奉事”；“及明帝（蕭鸾）謀廢立，晏便響應推奉”。
這是幫助篡位的事例。
這時主謀勸進、受禅奉玺者，莫不由世家大族來扮演這一角色，如宋受晉禅，謝澹（謝安孫）授玺，王弘（王導曾孫）、王昙首（弘弟）、王華（王導曾孫）均為佐命元勳；南齊代宋，褚淵（褚裒五世孫）授玺，王儉、王晏均為謀首；蕭梁代齊，王亮（王導六世孫）、王志（王導五世孫）授玺；陳氏代梁，王通（王導九世孫）、王（王弘六世孫）授玺。
他們認為禅代受玺，不過是把一家物給予另一家而已。
史稱褚淵子褚“贲，往問訊〔從叔褚〕。
問曰：&lsquo司空（淵時為司空）今日何在?&rsquo贲曰：&lsquo奉玺绂在齊大司馬（蕭道成）門。
&rsquo正色曰：&lsquo不知汝家司空，将一家物與一家，亦複何謂?&rsquo”（《南史·褚裕之傳從孫附傳》）從以上的例子看來，無怪封建的史學家們也要說他們“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
市朝亟革，寵貴方來，陵阙雖殊，顧眄如一”（《南齊書·褚淵王儉傳》論）了。
寒門将帥勢力的逐漸擡頭與寒人的典掌機要 從東晉以來，有兩種社會勢力在互相激蕩。
一種是世家大族的勢力，他們依一定的門第和仕途，在政治上享有特殊地位。
另一種是寒門将帥的勢力，他們由軍勳起家，或由寒吏入仕。
這兩種勢力，在統治階級内部互為消長。
由于世家大族經濟上有田園别墅供其剝削和享受，政治上有父祖的資蔭作憑借，可以“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南齊書·褚淵王儉傳》論），他們大都鄙薄武事，不肯“屈志戎旅”（《宋書·王昙首傳》），“不樂武位”（《南齊書·文學·丘靈鞠傳》）。
結果，寒門庶族出身的将士軍人，便以軍功為其進身之階。
自此荊州、北府，成為他們勢力的淵薮。
宋武帝劉裕微時嘗伐荻新洲（在今江蘇鎮江市西長江中），又曾負刁逵社錢，被縛執甚急，其出身寒素可知。
齊高帝蕭道成在宋時與褚淵及袁粲書，稱“下官常人，志不及遠”（《南齊書·褚淵傳》），及臨死遺诏，複稱“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南齊書·高帝紀》）。
既雲“常人”，又雲“素族”，其非高門亦可知。
梁武帝蕭衍與齊高帝蕭道成同族，則亦非高門。
他們無不由于立了軍功而掌握了軍事力量，勢力強大到足以取得帝王的地位與政權。
此外南朝的将帥功臣，亦多出自寒人，宋世将帥如蒯恩，在劉裕鎮壓孫恩農民起義軍時，“縣差蒯恩為征民，充乙士，使伐馬刍”（《宋書·蒯恩傳》），其後累功至輔國将軍、淮陵太守；到彥之“初以擔糞自給”（《南史·到彥之傳》），後因軍功累官至護軍将軍；沈慶之“躬耕壟畝，勤苦自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宋書·沈慶之傳》），後以軍功，官至太尉；張興世“少時家貧，南郡宗珍之為竟陵郡，興世依之為客”（《宋書·張興世傳》），後以軍功至左衛将軍；沈攸之“少孤貧”，“元嘉二十七年，發三吳民丁，攸之亦被發。
既至京都，詣領軍将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謂之曰：&lsquo君形陋，不堪隊主。
&rsquo”（《宋書·沈攸之傳》）後官至征西大将軍、荊州刺史；宗越“本為南陽次門”，其後“條次氏族”，又被黜為“役門”（《宋書·宗越傳》），越出身補郡吏，後總禁旅，受将帥之任；佼長生“出身為縣将”（附見《宋書·宗越傳》），後以戰功為甯蠻校尉；武念，“本三五門（三丁發一、五丁發二的役民），出身郡将”（《宋書·宗越傳武念附傳》），後為右軍将軍、南陽太守；吳喜“出身為領軍府白衣吏”（《宋書·吳喜傳》），後亦任至将帥；黃回，“竟陵郡軍人也，出身充郡府雜役，稍至傳教”（《宋書·黃回傳》），其後位至将帥。
齊世将帥如張敬兒“本名苟兒”，其弟恭兒“本名豬兒”，及貴始改，“始不識書，晚既為方伯，乃習學《孝經》、《論語》”（《南齊書·張敬兒傳》）；王敬則“母為女巫”，敬則微時“屠狗商販，遍于三吳”（《南史·王敬則傳》），其後官至大司馬，封尋陽郡公；陳顯達以寒賤，後官至征南大将軍、江州刺史，封鄱陽郡公，“自以人微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南齊書·陳顯達傳》）；陳伯之“年十三四&hellip&hellip候伺鄰裡麥熟，辄偷刈之”，“及年長，在鐘離數為劫盜，嘗授面觇人船，船人斫之，獲其左耳”（《梁書·陳伯之傳》），齊末官至安東将軍、江州刺史。
梁世将帥如呂僧珍“起自微賤”（《梁書·呂僧珍傳》），事蕭衍父蕭順之為門下書佐，後至領軍将軍；馮道根“家貧傭賃”（《梁書·馮道根傳》），既貴始讀書，後以軍功累官至左軍将軍、豫州刺史；昌義之“不知書，所識不過十字”（《南史·昌義之傳》），後以武幹，屢居藩任，積戰功，官至護軍将軍；陳慶之“本非将種，又非豪家”，幼為蕭衍随從，衍“好棋，每從夜達旦不辍，等輩皆倦寐，惟慶之不寝，聞呼即至，甚見親賞”（《梁書·陳慶之傳》），及蕭衍稱帝，任慶之為将帥，後佐元颢北伐至洛陽，累官至都督南北司西豫豫四州諸軍事、南北司二州刺史；王琳“本兵家”（《南史·王琳傳》），以梁元帝蕭繹寵姬之兄仕梁，積軍功至廣州刺史。
由此可見，南朝自劉宋以降，出身庶姓寒門的将士軍人，已能因緣時會，緻位通顯了。
固然當時的世家大族，尚恃其門第輕侮軍人，如齊世王敬則與王儉同拜開府，徐孝嗣戲儉以為“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南史·王敬則傳》）。
然而軍人的勢力實際已淩駕世家大族而不容輕視了。
此外，南朝自劉宋以降的君主為着要行使君權，也常引用寒人，典掌機要。
本來自魏、晉以來，世家大族的勢力愈益發展，結果自然是君權的衰落。
君權既縮至極小，一切高官清要，全由世家大族來充任，于是君主的用人之權，隻及于卑官寒吏[9]。
可是魏、晉以降的世家大族，已如前述，憑借其身份特權，可以“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并且擁有大量莊園，過着悠閑生活，不必以外物撄心，不必以吏治著績，這樣一來，遂使世家大族，崇尚玄虛，菲薄吏治，結果實際的吏治，均讓台閣令史、主書、監帥、典簽等曉習文法的下吏去辦理[10]，也就是說，世家大族固然把持了政權高位，同時卻又脫離了實際吏治。
世家大族一方面盤踞高官重位，一方面又不屑留心吏治，并且進而壓抑君權。
南朝自劉宋以降的君主為着要行使君權，自然有所委信，當時剝奪世家大族的官品以位置人才的措置，在世家大族力量尚存在的時期既不可能[11]，隻好一方面優容世家大族，任其霸占高官重位，一方面便是引用寒人，以委寄中樞的實權。
于是實際政權和軍權的行使，反而落到中書通事舍人與制局小監的手裡，這些都是當時的卑官，不限門資，可用庶姓寒門來充任，君主為了集權，自然就用寒人以典掌機要[12]。
寒人的典掌機要，這裡還牽涉到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政治制度問題。
自東漢以來，尚書台就已開始取代了丞相、禦史二府的職權；到了魏、晉、南北朝，尚書台已正式成為法定的行政執行機關[13]，但是也由于尚書職權發展為行政執行機關的緣故，反而使它和皇帝之間有了一定的距離，于是比起它來更接近皇帝的中書監令，便代替了它過去的地位，專管機密，地位日益重要，成為實際的宰相，從此大政的決定，多在中書，尚書遂又變為純粹受成的執行機關了。
中書省的發展，也有兩個階段，第一是中書監令權重，使尚書的實權陵替；第二是中書省職掌的文書诏命出納，又轉歸中書通事舍人，而監、令、侍郎隻是清華貴重，反無事任，又成虛位。
前者正當魏、晉時期，後者則在南朝時期更為顯著。
至是不但尚書之權陵替，即中書監令與中書侍郎之權，亦暫時旁落了[14]。
宋文帝元嘉中，中書通事舍人秋當、周赳，出自寒人，并管要務。
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會稽戴法興“少賣葛于山陰市”，法興父“販為業”。
孝武帝在位時，尚之、法興并為中書通事舍人，孝武帝凡有“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都和尚之、法興商量決定。
孝武帝死後，當前廢帝劉子業尚未親政之際，“凡诏敕施為，悉決法興之手，尚書中事無大小，專斷之”，當時的錄尚書事、江夏王劉義恭與尚書左仆射顔師伯，都拱手受成，并無實權。
故民間稱戴法興做“真天子”，而把當時新即位的小皇帝稱作“赝天子”（《宋書·恩幸·戴法興傳》）。
明帝劉時代，會稽阮佃夫，“出身為台小史”（《宋史·恩幸·阮佃夫傳》）；吳興王道隆，出身主書書吏；宣城楊運長，出身宣城郡吏：并為中書通事舍人，權柄次于君主。
拿孝武帝時的中書通事舍人巢尚之、戴法興和阮佃夫等來比較，權勢還遠不如他們。
佃夫的“捉車人〔官至〕虎贲中郎将，傍馬者〔官至〕員外郎”（《南史·恩幸·呂文顯傳》），就可見他們權勢的赫了。
南齊時代，君主對中書通事舍人，尤為委任。
其時居此職而擅權勢者，如紀僧真、劉宗，均門戶低賤，出自寒人；呂文顯、呂文度、茹法亮、綦母珍之，亦多起自小吏，曆齋幹、扶持等賤職，“既總權重”，并“勢傾天下”（《南史·恩幸·呂文顯傳》）。
齊武帝蕭赜嘗說：“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
經國，一劉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于事何用”（《南齊書·幸臣·劉宗傳》）。
齊武帝又稱譽呂文度，說：“公卿中有憂國如文度者，複何憂天下不甯。
”（《南史·恩幸·茹法亮傳》）可見君主對他們委寄之深之重。
齊“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任一省，世謂之四戶”（《南史·恩幸·呂文顯傳》）。
由于中書通事舍人位居樞要，和皇帝關系密切，所以人地雖寒，官品雖卑，而權任卻極重。
茹法亮任中書通事舍人時，太尉王儉常常說：“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
”（《南史·恩幸·茹法亮傳》）綦母珍之任中書通事舍人時，凡所論薦，齊廢帝蕭昭業事無不允，當時官吏甚至說：“甯拒至尊（皇帝）敕（令），不可違舍人命。
”（《南史·恩幸·茹法亮傳》）又可見他們勢焰之逼人。
蕭梁時代，中書通事舍人的權任，還是非常重要，梁武帝蕭衍初任世族大地主汝南周捨為中書通事舍人，捨參與機密二十餘年。
周捨卒後，梁武帝改用寒人朱異替代周典掌機要。
朱異後累官至中領軍将軍，但是始終兼任中書舍人。
他對世家大族王公貴戚，都非常驕倨，有人勸他不要采取這種态度，他說：“我是寒士。
今天的一班貴人，都依靠他們的門第和祖宗的官資來輕視我，也就是說靠冢中枯骨來輕視我；倘我對他們謙恭，他們反會更看不起我的。
所以我先做出看不起他們的樣子來。
”異居權要有三十餘年之久，威震内外，無怪當時的世家大族要“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顔氏家訓·涉務篇》）了。
入陳之後，毛喜以素族，施文慶以吏門，沈客卿以寒流，先後任中書通事舍人。
史稱宣帝陳顼因委政毛喜，“由是十餘年間，江東狹小，遂稱全盛”（《陳書·毛喜傳》）；及後主陳叔寶用施文慶、沈客卿等典掌機要，文慶等聚斂無厭，“唯以刻削百姓為事”（《南史·恩幸·施文慶傳》），而陳遂以亡。
在封建的史學家看來，陳王朝的興亡，其關鍵就在于君主所委任的中書通事舍人是否賢佞，這看法固然隻是就表象而論，并不深入到事物本質，但也可以見到由寒人出身而出任中書通事舍人的人物，在政治舞台上是扮演着如何重要的角色了。
南朝的君主，既然鑒于東晉政權由于門閥勢盛，威權下移，因此
這是幫助篡位的事例。
這時主謀勸進、受禅奉玺者，莫不由世家大族來扮演這一角色，如宋受晉禅，謝澹（謝安孫）授玺，王弘（王導曾孫）、王昙首（弘弟）、王華（王導曾孫）均為佐命元勳；南齊代宋，褚淵（褚裒五世孫）授玺，王儉、王晏均為謀首；蕭梁代齊，王亮（王導六世孫）、王志（王導五世孫）授玺；陳氏代梁，王通（王導九世孫）、王（王弘六世孫）授玺。
他們認為禅代受玺，不過是把一家物給予另一家而已。
史稱褚淵子褚“贲，往問訊〔從叔褚〕。
問曰：&lsquo司空（淵時為司空）今日何在?&rsquo贲曰：&lsquo奉玺绂在齊大司馬（蕭道成）門。
&rsquo正色曰：&lsquo不知汝家司空，将一家物與一家，亦複何謂?&rsquo”（《南史·褚裕之傳從孫附傳》）從以上的例子看來，無怪封建的史學家們也要說他們“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
市朝亟革，寵貴方來，陵阙雖殊，顧眄如一”（《南齊書·褚淵王儉傳》論）了。
寒門将帥勢力的逐漸擡頭與寒人的典掌機要 從東晉以來，有兩種社會勢力在互相激蕩。
一種是世家大族的勢力，他們依一定的門第和仕途，在政治上享有特殊地位。
另一種是寒門将帥的勢力，他們由軍勳起家，或由寒吏入仕。
這兩種勢力，在統治階級内部互為消長。
由于世家大族經濟上有田園别墅供其剝削和享受，政治上有父祖的資蔭作憑借，可以“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南齊書·褚淵王儉傳》論），他們大都鄙薄武事，不肯“屈志戎旅”（《宋書·王昙首傳》），“不樂武位”（《南齊書·文學·丘靈鞠傳》）。
結果，寒門庶族出身的将士軍人，便以軍功為其進身之階。
自此荊州、北府，成為他們勢力的淵薮。
宋武帝劉裕微時嘗伐荻新洲（在今江蘇鎮江市西長江中），又曾負刁逵社錢，被縛執甚急，其出身寒素可知。
齊高帝蕭道成在宋時與褚淵及袁粲書，稱“下官常人，志不及遠”（《南齊書·褚淵傳》），及臨死遺诏，複稱“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南齊書·高帝紀》）。
既雲“常人”，又雲“素族”，其非高門亦可知。
梁武帝蕭衍與齊高帝蕭道成同族，則亦非高門。
他們無不由于立了軍功而掌握了軍事力量，勢力強大到足以取得帝王的地位與政權。
此外南朝的将帥功臣，亦多出自寒人，宋世将帥如蒯恩，在劉裕鎮壓孫恩農民起義軍時，“縣差蒯恩為征民，充乙士，使伐馬刍”（《宋書·蒯恩傳》），其後累功至輔國将軍、淮陵太守；到彥之“初以擔糞自給”（《南史·到彥之傳》），後因軍功累官至護軍将軍；沈慶之“躬耕壟畝，勤苦自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宋書·沈慶之傳》），後以軍功，官至太尉；張興世“少時家貧，南郡宗珍之為竟陵郡，興世依之為客”（《宋書·張興世傳》），後以軍功至左衛将軍；沈攸之“少孤貧”，“元嘉二十七年，發三吳民丁，攸之亦被發。
既至京都，詣領軍将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謂之曰：&lsquo君形陋，不堪隊主。
&rsquo”（《宋書·沈攸之傳》）後官至征西大将軍、荊州刺史；宗越“本為南陽次門”，其後“條次氏族”，又被黜為“役門”（《宋書·宗越傳》），越出身補郡吏，後總禁旅，受将帥之任；佼長生“出身為縣将”（附見《宋書·宗越傳》），後以戰功為甯蠻校尉；武念，“本三五門（三丁發一、五丁發二的役民），出身郡将”（《宋書·宗越傳武念附傳》），後為右軍将軍、南陽太守；吳喜“出身為領軍府白衣吏”（《宋書·吳喜傳》），後亦任至将帥；黃回，“竟陵郡軍人也，出身充郡府雜役，稍至傳教”（《宋書·黃回傳》），其後位至将帥。
齊世将帥如張敬兒“本名苟兒”，其弟恭兒“本名豬兒”，及貴始改，“始不識書，晚既為方伯，乃習學《孝經》、《論語》”（《南齊書·張敬兒傳》）；王敬則“母為女巫”，敬則微時“屠狗商販，遍于三吳”（《南史·王敬則傳》），其後官至大司馬，封尋陽郡公；陳顯達以寒賤，後官至征南大将軍、江州刺史，封鄱陽郡公，“自以人微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南齊書·陳顯達傳》）；陳伯之“年十三四&hellip&hellip候伺鄰裡麥熟，辄偷刈之”，“及年長，在鐘離數為劫盜，嘗授面觇人船，船人斫之，獲其左耳”（《梁書·陳伯之傳》），齊末官至安東将軍、江州刺史。
梁世将帥如呂僧珍“起自微賤”（《梁書·呂僧珍傳》），事蕭衍父蕭順之為門下書佐，後至領軍将軍；馮道根“家貧傭賃”（《梁書·馮道根傳》），既貴始讀書，後以軍功累官至左軍将軍、豫州刺史；昌義之“不知書，所識不過十字”（《南史·昌義之傳》），後以武幹，屢居藩任，積戰功，官至護軍将軍；陳慶之“本非将種，又非豪家”，幼為蕭衍随從，衍“好棋，每從夜達旦不辍，等輩皆倦寐，惟慶之不寝，聞呼即至，甚見親賞”（《梁書·陳慶之傳》），及蕭衍稱帝，任慶之為将帥，後佐元颢北伐至洛陽，累官至都督南北司西豫豫四州諸軍事、南北司二州刺史；王琳“本兵家”（《南史·王琳傳》），以梁元帝蕭繹寵姬之兄仕梁，積軍功至廣州刺史。
由此可見，南朝自劉宋以降，出身庶姓寒門的将士軍人，已能因緣時會，緻位通顯了。
固然當時的世家大族，尚恃其門第輕侮軍人，如齊世王敬則與王儉同拜開府，徐孝嗣戲儉以為“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南史·王敬則傳》）。
然而軍人的勢力實際已淩駕世家大族而不容輕視了。
此外，南朝自劉宋以降的君主為着要行使君權，也常引用寒人，典掌機要。
本來自魏、晉以來，世家大族的勢力愈益發展，結果自然是君權的衰落。
君權既縮至極小，一切高官清要，全由世家大族來充任，于是君主的用人之權，隻及于卑官寒吏[9]。
可是魏、晉以降的世家大族，已如前述，憑借其身份特權，可以“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并且擁有大量莊園，過着悠閑生活，不必以外物撄心，不必以吏治著績，這樣一來，遂使世家大族，崇尚玄虛，菲薄吏治，結果實際的吏治，均讓台閣令史、主書、監帥、典簽等曉習文法的下吏去辦理[10]，也就是說，世家大族固然把持了政權高位，同時卻又脫離了實際吏治。
世家大族一方面盤踞高官重位，一方面又不屑留心吏治，并且進而壓抑君權。
南朝自劉宋以降的君主為着要行使君權，自然有所委信，當時剝奪世家大族的官品以位置人才的措置，在世家大族力量尚存在的時期既不可能[11]，隻好一方面優容世家大族，任其霸占高官重位，一方面便是引用寒人，以委寄中樞的實權。
于是實際政權和軍權的行使，反而落到中書通事舍人與制局小監的手裡，這些都是當時的卑官，不限門資，可用庶姓寒門來充任，君主為了集權，自然就用寒人以典掌機要[12]。
寒人的典掌機要，這裡還牽涉到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政治制度問題。
自東漢以來，尚書台就已開始取代了丞相、禦史二府的職權；到了魏、晉、南北朝，尚書台已正式成為法定的行政執行機關[13]，但是也由于尚書職權發展為行政執行機關的緣故，反而使它和皇帝之間有了一定的距離，于是比起它來更接近皇帝的中書監令，便代替了它過去的地位，專管機密，地位日益重要，成為實際的宰相，從此大政的決定，多在中書，尚書遂又變為純粹受成的執行機關了。
中書省的發展，也有兩個階段，第一是中書監令權重，使尚書的實權陵替；第二是中書省職掌的文書诏命出納，又轉歸中書通事舍人，而監、令、侍郎隻是清華貴重，反無事任，又成虛位。
前者正當魏、晉時期，後者則在南朝時期更為顯著。
至是不但尚書之權陵替，即中書監令與中書侍郎之權，亦暫時旁落了[14]。
宋文帝元嘉中，中書通事舍人秋當、周赳，出自寒人，并管要務。
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會稽戴法興“少賣葛于山陰市”，法興父“販為業”。
孝武帝在位時，尚之、法興并為中書通事舍人，孝武帝凡有“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都和尚之、法興商量決定。
孝武帝死後，當前廢帝劉子業尚未親政之際，“凡诏敕施為，悉決法興之手，尚書中事無大小，專斷之”，當時的錄尚書事、江夏王劉義恭與尚書左仆射顔師伯，都拱手受成，并無實權。
故民間稱戴法興做“真天子”，而把當時新即位的小皇帝稱作“赝天子”（《宋書·恩幸·戴法興傳》）。
明帝劉時代，會稽阮佃夫，“出身為台小史”（《宋史·恩幸·阮佃夫傳》）；吳興王道隆，出身主書書吏；宣城楊運長，出身宣城郡吏：并為中書通事舍人，權柄次于君主。
拿孝武帝時的中書通事舍人巢尚之、戴法興和阮佃夫等來比較，權勢還遠不如他們。
佃夫的“捉車人〔官至〕虎贲中郎将，傍馬者〔官至〕員外郎”（《南史·恩幸·呂文顯傳》），就可見他們權勢的赫了。
南齊時代，君主對中書通事舍人，尤為委任。
其時居此職而擅權勢者，如紀僧真、劉宗，均門戶低賤，出自寒人；呂文顯、呂文度、茹法亮、綦母珍之，亦多起自小吏，曆齋幹、扶持等賤職，“既總權重”，并“勢傾天下”（《南史·恩幸·呂文顯傳》）。
齊武帝蕭赜嘗說：“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
經國，一劉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于事何用”（《南齊書·幸臣·劉宗傳》）。
齊武帝又稱譽呂文度，說：“公卿中有憂國如文度者，複何憂天下不甯。
”（《南史·恩幸·茹法亮傳》）可見君主對他們委寄之深之重。
齊“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任一省，世謂之四戶”（《南史·恩幸·呂文顯傳》）。
由于中書通事舍人位居樞要，和皇帝關系密切，所以人地雖寒，官品雖卑，而權任卻極重。
茹法亮任中書通事舍人時，太尉王儉常常說：“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
”（《南史·恩幸·茹法亮傳》）綦母珍之任中書通事舍人時，凡所論薦，齊廢帝蕭昭業事無不允，當時官吏甚至說：“甯拒至尊（皇帝）敕（令），不可違舍人命。
”（《南史·恩幸·茹法亮傳》）又可見他們勢焰之逼人。
蕭梁時代，中書通事舍人的權任，還是非常重要，梁武帝蕭衍初任世族大地主汝南周捨為中書通事舍人，捨參與機密二十餘年。
周捨卒後，梁武帝改用寒人朱異替代周典掌機要。
朱異後累官至中領軍将軍，但是始終兼任中書舍人。
他對世家大族王公貴戚，都非常驕倨，有人勸他不要采取這種态度，他說：“我是寒士。
今天的一班貴人，都依靠他們的門第和祖宗的官資來輕視我，也就是說靠冢中枯骨來輕視我；倘我對他們謙恭，他們反會更看不起我的。
所以我先做出看不起他們的樣子來。
”異居權要有三十餘年之久，威震内外，無怪當時的世家大族要“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顔氏家訓·涉務篇》）了。
入陳之後，毛喜以素族，施文慶以吏門，沈客卿以寒流，先後任中書通事舍人。
史稱宣帝陳顼因委政毛喜，“由是十餘年間，江東狹小，遂稱全盛”（《陳書·毛喜傳》）；及後主陳叔寶用施文慶、沈客卿等典掌機要，文慶等聚斂無厭，“唯以刻削百姓為事”（《南史·恩幸·施文慶傳》），而陳遂以亡。
在封建的史學家看來，陳王朝的興亡，其關鍵就在于君主所委任的中書通事舍人是否賢佞，這看法固然隻是就表象而論，并不深入到事物本質，但也可以見到由寒人出身而出任中書通事舍人的人物，在政治舞台上是扮演着如何重要的角色了。
南朝的君主，既然鑒于東晉政權由于門閥勢盛，威權下移，因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