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宋齊梁的更替與南朝世族制度的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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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取政權時，也出了很大的氣力。
明帝死時，指派侄子蕭遙光、表弟江祐等六位大臣輔佐蕭寶卷處理國家大政，時稱“六貴”。
六貴後欲廢殺寶卷，寶卷誅六貴。
既而江州刺史陳顯達自尋陽、豫州刺史裴叔業自壽陽先後舉兵，陳顯達旋即兵敗被殺，裴叔業獻地投降北魏。
蕭寶卷遣平西将軍崔慧景率衆北讨裴叔業。
崔慧景至廣陵，擁立南徐、南兖二州刺史江夏王蕭寶玄（明帝第三子）為主，倒戈進圍建康。
蕭寶卷命蕭懿率兵抵禦，蕭懿殺寶玄、慧景，懿亦以功進位尚書令。
後蕭懿又欲廢殺寶卷，寶卷殺懿，并收其家屬。
時蕭懿弟蕭衍為雍州刺史，鎮襄陽，寶卷派将軍劉山陽率兵三千，會合荊州軍，襲取蕭衍。
那時荊州刺史蕭寶融（明帝第八子）年才十四歲，實權掌握在長史蕭穎胄（南齊宗室）手中。
蕭衍派人聯絡蕭穎胄，攻殺劉山陽，同時舉兵聲讨蕭寶卷。
永元三年（公元501年）三月，蕭寶融在江陵即帝位，任命蕭穎胄為尚書令、行荊州刺史，蕭衍為尚書左仆射、都督征讨諸軍事。
蕭衍自襄陽出兵，直取漢口，加湖（在今湖北黃陂東南）一役，擊敗了蕭寶卷的讨伐軍，進逼江州，江州刺史陳伯之迎降，衍遂乘勝東下。
不久，蕭穎胄在江陵病死，蕭衍弟蕭憺自襄陽率兵赴江陵，寶融任命蕭憺為荊州刺史，從此荊州&mdash&mdash長江中遊事權，全落于蕭衍手中。
蕭衍進兵攻圍台城，城中禁衛軍叛變，殺蕭寶卷，迎蕭衍進入台城。
蕭衍使人迎蕭寶融于江陵，中途殺寶融。
公元502年四月，蕭衍在建康自為皇帝，改國号為梁，蕭衍就是梁武帝。
南朝的世族 在南朝統治階級内部，地位最優越的，要算世家大族了。
南朝的世家大族，承兩晉以來的趨勢，還是憑借世資，坐取公卿，他們在統治政權内還是繼續盤踞着高官重位，宋、齊、梁政府在法令上而且作出“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寒門）以過立（三十歲以上）試吏”（《梁書·高祖紀》）的明文規定，這對于他們都是非常有利的。
世家大族子弟一開始做官，多先為秘書郎和著作佐郎。
秘書郎員額四人，俸秩六百石，官品第四，分掌中外三閣的四部書籍；著作佐郎員額八人，俸秩四百石，官品第七，掌修國史和皇帝起居注的工作，這兩種官，職閑廪重，地望清美，是世家大族高門子弟開始做官的最好階梯。
由于秘書郎員額不多，而許多世家大族子弟須挨次序遞補空額，所以不能久任，做秘書郎的照例不到幾十天或一百天，便可升遷[1]。
吏部郎可以參掌大選，而選铨大權是和世家大族的切身利害有關系的，因此除了吏部尚書必須由世家大族擔任外，就是吏部郎也多由世家大族來擔任。
至于其他尚書台的台郎，在兩晉時代，人選還比較重視，一到南朝，第一流的世家大族子弟嫌憎台郎工作忙，誰都不願幹它了[2]。
此外，在中央的有些官位，品級雖不極高，卻是清選，隻有世家大族才能充任，寒人是不能染指的。
如黃門侍郎員額四人，俸秩六百石（梁時秩至二千石），官品第六，以其地居“清切”（《宋書·殷淳傳》），與散騎侍郎二官，有所謂“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陳書·蔡凝傳》）之說。
秘書丞，員額一人，俸秩四百石，官品第六，官既清貴，曆來對它的人選十分看重，劉宋時張緒為吏部郎，以琅邪王儉“人地兼美”（《南史·張裕傳孫緒附傳》），請政府任儉為秘書丞。
梁武帝蕭衍以吳郡張率為秘書丞，“引見于玉衡殿，謂曰：&lsquo&hellip&hellip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胄（江東世家大族）未有為之者，今以相處，為卿定名譽&rsquo”（《南史·張裕傳曾孫率附傳》）。
梁武帝又用劉孝綽為秘書丞，對人說：“第一官當用第一人”（《梁書·劉孝綽傳》）。
他的所謂第一等人，當然還是從世家大族的門第流品來說的。
南朝的世家大族做官，大都經曆上述的這些過程，所謂“平流進取，坐至公卿”，故宋孝武帝劉駿以琅邪王僧達（王導五世孫）為尚書右仆射，而僧達“自負才地，三年間便望宰相”（《南史·王弘傳子僧達附傳》）。
其後僧達孫王融，在齊武帝蕭赜時期，“自恃人地，三十〔歲〕内望為公輔”（《南史·王弘傳曾孫融附傳》）。
這些都可以說明他們政治地位還是相當的優越。
當然，他們這種政治地位的優越，未嘗不是以他們莊園經濟基礎的優越為前提的。
陳郡謝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仆千人”。
混死後十餘年，至宋元嘉中，混妻東鄉君死時，猶有“資财巨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南〕琅邪諸處，太傅（謝安）、司空〔謝〕琰時事業，奴僮猶有數百人”（《宋書·謝弘微傳》）。
謝靈運在會稽始甯縣的别墅，包含南北二山，有水田旱田，果園五所，竹林菜圃。
琅邪王骞（王導六世孫）“有良田八十餘頃”，在鐘山大愛敬寺寺側，“即晉丞相王導賜田”（《梁書·太宗王皇後傳》）。
會稽孔靈符“家本豐，産業甚廣，又于永興（今浙江蕭山）立墅，周回三十三裡，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宋書·孔季恭傳》）。
他們有了這種優越的莊園經濟基礎，自然不能不形成他們優越的政治地位。
南朝世家大族的社會地位，比起他們的政治和經濟地位來，更顯得優越。
世族、寒門兩者身份高下不同，“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視寒素之子，輕若仆隸，易如草芥，曾不以之為伍”（《文苑英華》卷760引《寒素論》）。
因此，這兩個階層之間是不相往來的。
寒人雖緻位通顯，上升為貴戚近臣，倘不自量而往見世族，亦不為世族之所禮接，甚至會受到侮辱。
如宋孝武帝母路太後兄路慶之孫路瓊之，和王僧達做鄰居，瓊之“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将獵，已改服。
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lsquo身昔門下驺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
&rsquo”（《南史·王弘傳子僧達附傳》）于是叫左右把路瓊之坐着的床燒掉，搞得路瓊之下不了台。
宋吳郡張敷為正員中書郎，中書舍人秋當、周赳以為與張敷是同僚，商量是否應該去拜訪他。
周赳說：“他倘若不招待我們，我們會很難堪，我們還不如不去。
”秋當說：“我們也已經有相當地位了，既是同事，随便坐坐總可以。
”這樣，他們兩人就決定去看張敷。
張敷“先設二床，去壁三四尺。
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lsquo移我遠客。
&rsquo”（《南史·張邵傳子敷附傳》）表示不願意和寒人共坐。
秋當、周赳二人感到很窘，隻得退出。
齊中書舍人紀僧真，典掌機要，曾請求齊武帝蕭赜：“臣出身本縣武吏，榮任高官，又替兒子娶得舊門荀昭光家的女兒作媳婦，現在我沒有其他要求了，隻請求陛下允許臣列入士族！”齊武帝說：“&lsquo由江、謝，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
&rsquo僧真承旨詣，登榻坐定，便命左右曰：&lsquo移吾床讓客。
&rsquo僧真喪氣而退。
告武帝曰：&lsquo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rsquo”（《南史·江夷傳曾孫附傳》）世家大族社會地位的優越與對當時官位身份的嚴格區别及世家大族之排斥寒流，即此數端，已可概見了。
世家大族為了要表示自己門第族望的特别優越，為了不使混淆所謂“士庶天隔”的界限，他們就必須不與寒門庶族通婚。
所以世家大族對婚姻的選擇，特别重視門第，高門望族一定和高門望族結親，吳郡顧、陸、朱、張四姓也一定自擇素對，或者和會稽孔、魏、虞、謝四姓結親[3]。
一方面他們不以聯姻素門出身的南朝帝室為殊榮[4]；另一方面，他們也以“營事婚宦”，“不得及其門流”為恥。
因為“婚宦失類”，就會受到本階層人士的排斥和非難，他們金字招牌的門第就會變得不光彩，他們以後的政治前途就會黯然失色[5]。
然而南朝寒門出身的将帥，也有很多位至三公，任總方面。
他們在政治上的勢力既是那麼大，所以有少數世家大族與這一批暴發戶結起親來，如琅邪王錫（王導七世孫）以女妻沈慶之子沈文季[6]，陳郡謝超宗（謝玄玄孫）“為子娶張敬兒女為婦”（《南史·謝靈運傳孫超宗附傳》），謝朓妻王“敬則女”（《南史·謝裕傳從孫朓附傳》）。
不過這種情形極不普遍罷了。
至于世家大族更下而與寒賤雜門結婚，像“東海王源（王朗七世孫）嫁女與富陽滿氏”滿璋之子滿鸾，滿氏“下錢五萬，以為聘禮”；南齊禦史中丞沈約上表彈劾，以為王源曾祖位至尚書右仆射，王源本人及其父祖也都位列清顯，而滿璋之雖任王國侍郎，璋之子滿鸾任吳郡主簿，可是滿氏的“姓族，士庶莫辨”，“王、滿連姻，實駭物聽”，玷辱世族，莫此為甚，故請政府革去王源官職，剔出士族，“禁锢終身”（《昭明文選》卷40沈約《奏彈王源》）。
可見寒門、世族的界限，還是極嚴格的。
社會上士庶的區分愈嚴，世家大族愈互相标榜門閥，“競以姓望所出，邑裡相矜”（《史通·邑裡篇》），郡望習慣上已經變成了他們的商标。
自西晉末年中原世家大族開始播遷渡江，一個世家大族，在其原籍是人人知其為世家大族，用不着自行表，遷徙到其他地方以後，就不然了。
琅邪王氏、太原王氏是世族，其他地方的王氏就不是；陳郡謝氏、濟陽江氏是世族，其他地方的謝氏或江氏就不是，一處地方，新遷來一家姓王或姓謝的，誰知道他是哪裡的王氏或哪裡的謝氏呢?如此，就不得不鄭重聲明，我是琅邪王氏或太原王氏而非别的王氏，是陳郡謝氏、濟陽江氏而非别的謝氏、江氏了。
可見所以重視郡望，是講究門閥制度的必然結果。
極端注重門閥的結果，因而造成重視家諱這一積習。
凡是世族大地主的祖先名諱，在他的子孫面前，必須避免說出，并用其他語言來代替。
如王子王絢，“年五六歲，讀《論語》至&lsquo周監于二代&rsquo，外祖何尚之戲之曰：&lsquo可改“爺爺（“郁”音同“”）乎文哉！”&rsquo絢應聲答曰：&lsquo尊者之名安可戲！甯可道“草翁之風必舅”&rsquo（《論語》“草上之風必偃”，“上”音同“尚”，故改為翁；“偃”，尚之子何偃名，故改為舅）”（《南史·王傳子絢附傳》）。
如果不避忌别人的家諱，便會鬧出笑話來。
如謝超宗的父親是謝鳳（謝靈運子），超宗有文才，為宋孝武帝所稱美。
有一天，孝武帝“謂謝莊曰：&lsquo超宗殊有鳳毛，靈運複出。
&rsquo時右衛将軍劉道隆在禦坐，出候超宗，曰：&lsquo聞君有異物，可見乎?&rsquo超宗曰：&lsquo懸罄之室，複有異物邪?&rsquo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lsquo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
&rsquo超宗徒跣還内。
道隆謂檢覓〔鳳〕毛，至暗，待不得，乃去”（《南史·謝靈運傳孫超宗附傳》）。
由于重視門閥，于是譜牒百氏之學，遂成為專門的學問。
平陽賈淵，祖弼之，父匪之，祖孫三代以譜學名家。
弼之，晉太元中撰十八州士族譜。
宋劉湛、齊王儉、梁王僧孺均撰定《百家譜》，俾便吏部铨叙之用[7]。
“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僞”（唐人柳芳語），故宋、齊以下，不熟悉譜學的，即認為不能居吏部之職[8]。
但是也由于世家大族在政治、經濟諸方面都有其固定的優越地位，因此都隻孳孳于保持他們家門富貴。
君統的變易，朝代的更疊，反而一似與己無關。
在禅代廢立之際，世家大族不是不預聞，便是幫助篡位，均以自己門第利益為轉移。
《南齊書·王延之傳》：“宋德既衰，太祖（蕭道成）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
延之（時為尚書左仆射）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
”《南史·謝弘微傳》：孫，“曆都官尚書、中書令、侍中、領新安王師。
求出，為吳興太守。
明帝（蕭鸾）謀入嗣位，引朝廷舊臣。
内圖止足，且實避事。
弟時為吏部尚書”，“于征虜渚送别，指口曰：&lsquo此中唯宜飲酒。
&rsquo”“至郡，緻數斛酒，遺書曰：&lsquo可力飲此，勿豫人事！&rsquo”“，建武之朝，專以長酣為事”，“明帝廢郁林（蕭昭業），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
與客圍棋，每下子，辄雲&lsquo其當有意&rsquo，竟局，乃還齋卧，竟不問外事”。
這都是不預聞的事例。
《南史·王昙首傳》：孫儉“素知帝（蕭道成）雄異，後請間，言于帝曰：&lsquo功高不賞，古來非一，
明帝死時，指派侄子蕭遙光、表弟江祐等六位大臣輔佐蕭寶卷處理國家大政，時稱“六貴”。
六貴後欲廢殺寶卷，寶卷誅六貴。
既而江州刺史陳顯達自尋陽、豫州刺史裴叔業自壽陽先後舉兵，陳顯達旋即兵敗被殺，裴叔業獻地投降北魏。
蕭寶卷遣平西将軍崔慧景率衆北讨裴叔業。
崔慧景至廣陵，擁立南徐、南兖二州刺史江夏王蕭寶玄（明帝第三子）為主，倒戈進圍建康。
蕭寶卷命蕭懿率兵抵禦，蕭懿殺寶玄、慧景，懿亦以功進位尚書令。
後蕭懿又欲廢殺寶卷，寶卷殺懿，并收其家屬。
時蕭懿弟蕭衍為雍州刺史，鎮襄陽，寶卷派将軍劉山陽率兵三千，會合荊州軍，襲取蕭衍。
那時荊州刺史蕭寶融（明帝第八子）年才十四歲，實權掌握在長史蕭穎胄（南齊宗室）手中。
蕭衍派人聯絡蕭穎胄，攻殺劉山陽，同時舉兵聲讨蕭寶卷。
永元三年（公元501年）三月，蕭寶融在江陵即帝位，任命蕭穎胄為尚書令、行荊州刺史，蕭衍為尚書左仆射、都督征讨諸軍事。
蕭衍自襄陽出兵，直取漢口，加湖（在今湖北黃陂東南）一役，擊敗了蕭寶卷的讨伐軍，進逼江州，江州刺史陳伯之迎降，衍遂乘勝東下。
不久，蕭穎胄在江陵病死，蕭衍弟蕭憺自襄陽率兵赴江陵，寶融任命蕭憺為荊州刺史，從此荊州&mdash&mdash長江中遊事權，全落于蕭衍手中。
蕭衍進兵攻圍台城，城中禁衛軍叛變，殺蕭寶卷，迎蕭衍進入台城。
蕭衍使人迎蕭寶融于江陵，中途殺寶融。
公元502年四月，蕭衍在建康自為皇帝，改國号為梁，蕭衍就是梁武帝。
南朝的世族 在南朝統治階級内部，地位最優越的，要算世家大族了。
南朝的世家大族，承兩晉以來的趨勢，還是憑借世資，坐取公卿，他們在統治政權内還是繼續盤踞着高官重位，宋、齊、梁政府在法令上而且作出“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寒門）以過立（三十歲以上）試吏”（《梁書·高祖紀》）的明文規定，這對于他們都是非常有利的。
世家大族子弟一開始做官，多先為秘書郎和著作佐郎。
秘書郎員額四人，俸秩六百石，官品第四，分掌中外三閣的四部書籍；著作佐郎員額八人，俸秩四百石，官品第七，掌修國史和皇帝起居注的工作，這兩種官，職閑廪重，地望清美，是世家大族高門子弟開始做官的最好階梯。
由于秘書郎員額不多，而許多世家大族子弟須挨次序遞補空額，所以不能久任，做秘書郎的照例不到幾十天或一百天，便可升遷[1]。
吏部郎可以參掌大選，而選铨大權是和世家大族的切身利害有關系的，因此除了吏部尚書必須由世家大族擔任外，就是吏部郎也多由世家大族來擔任。
至于其他尚書台的台郎，在兩晉時代，人選還比較重視，一到南朝，第一流的世家大族子弟嫌憎台郎工作忙，誰都不願幹它了[2]。
此外，在中央的有些官位，品級雖不極高，卻是清選，隻有世家大族才能充任，寒人是不能染指的。
如黃門侍郎員額四人，俸秩六百石（梁時秩至二千石），官品第六，以其地居“清切”（《宋書·殷淳傳》），與散騎侍郎二官，有所謂“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陳書·蔡凝傳》）之說。
秘書丞，員額一人，俸秩四百石，官品第六，官既清貴，曆來對它的人選十分看重，劉宋時張緒為吏部郎，以琅邪王儉“人地兼美”（《南史·張裕傳孫緒附傳》），請政府任儉為秘書丞。
梁武帝蕭衍以吳郡張率為秘書丞，“引見于玉衡殿，謂曰：&lsquo&hellip&hellip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胄（江東世家大族）未有為之者，今以相處，為卿定名譽&rsquo”（《南史·張裕傳曾孫率附傳》）。
梁武帝又用劉孝綽為秘書丞，對人說：“第一官當用第一人”（《梁書·劉孝綽傳》）。
他的所謂第一等人，當然還是從世家大族的門第流品來說的。
南朝的世家大族做官，大都經曆上述的這些過程，所謂“平流進取，坐至公卿”，故宋孝武帝劉駿以琅邪王僧達（王導五世孫）為尚書右仆射，而僧達“自負才地，三年間便望宰相”（《南史·王弘傳子僧達附傳》）。
其後僧達孫王融，在齊武帝蕭赜時期，“自恃人地，三十〔歲〕内望為公輔”（《南史·王弘傳曾孫融附傳》）。
這些都可以說明他們政治地位還是相當的優越。
當然，他們這種政治地位的優越，未嘗不是以他們莊園經濟基礎的優越為前提的。
陳郡謝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仆千人”。
混死後十餘年，至宋元嘉中，混妻東鄉君死時，猶有“資财巨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南〕琅邪諸處，太傅（謝安）、司空〔謝〕琰時事業，奴僮猶有數百人”（《宋書·謝弘微傳》）。
謝靈運在會稽始甯縣的别墅，包含南北二山，有水田旱田，果園五所，竹林菜圃。
琅邪王骞（王導六世孫）“有良田八十餘頃”，在鐘山大愛敬寺寺側，“即晉丞相王導賜田”（《梁書·太宗王皇後傳》）。
會稽孔靈符“家本豐，産業甚廣，又于永興（今浙江蕭山）立墅，周回三十三裡，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宋書·孔季恭傳》）。
他們有了這種優越的莊園經濟基礎，自然不能不形成他們優越的政治地位。
南朝世家大族的社會地位，比起他們的政治和經濟地位來，更顯得優越。
世族、寒門兩者身份高下不同，“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視寒素之子，輕若仆隸，易如草芥，曾不以之為伍”（《文苑英華》卷760引《寒素論》）。
因此，這兩個階層之間是不相往來的。
寒人雖緻位通顯，上升為貴戚近臣，倘不自量而往見世族，亦不為世族之所禮接，甚至會受到侮辱。
如宋孝武帝母路太後兄路慶之孫路瓊之，和王僧達做鄰居，瓊之“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将獵，已改服。
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lsquo身昔門下驺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
&rsquo”（《南史·王弘傳子僧達附傳》）于是叫左右把路瓊之坐着的床燒掉，搞得路瓊之下不了台。
宋吳郡張敷為正員中書郎，中書舍人秋當、周赳以為與張敷是同僚，商量是否應該去拜訪他。
周赳說：“他倘若不招待我們，我們會很難堪，我們還不如不去。
”秋當說：“我們也已經有相當地位了，既是同事，随便坐坐總可以。
”這樣，他們兩人就決定去看張敷。
張敷“先設二床，去壁三四尺。
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lsquo移我遠客。
&rsquo”（《南史·張邵傳子敷附傳》）表示不願意和寒人共坐。
秋當、周赳二人感到很窘，隻得退出。
齊中書舍人紀僧真，典掌機要，曾請求齊武帝蕭赜：“臣出身本縣武吏，榮任高官，又替兒子娶得舊門荀昭光家的女兒作媳婦，現在我沒有其他要求了，隻請求陛下允許臣列入士族！”齊武帝說：“&lsquo由江、謝，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
&rsquo僧真承旨詣，登榻坐定，便命左右曰：&lsquo移吾床讓客。
&rsquo僧真喪氣而退。
告武帝曰：&lsquo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rsquo”（《南史·江夷傳曾孫附傳》）世家大族社會地位的優越與對當時官位身份的嚴格區别及世家大族之排斥寒流，即此數端，已可概見了。
世家大族為了要表示自己門第族望的特别優越，為了不使混淆所謂“士庶天隔”的界限，他們就必須不與寒門庶族通婚。
所以世家大族對婚姻的選擇，特别重視門第，高門望族一定和高門望族結親，吳郡顧、陸、朱、張四姓也一定自擇素對，或者和會稽孔、魏、虞、謝四姓結親[3]。
一方面他們不以聯姻素門出身的南朝帝室為殊榮[4]；另一方面，他們也以“營事婚宦”，“不得及其門流”為恥。
因為“婚宦失類”，就會受到本階層人士的排斥和非難，他們金字招牌的門第就會變得不光彩，他們以後的政治前途就會黯然失色[5]。
然而南朝寒門出身的将帥，也有很多位至三公，任總方面。
他們在政治上的勢力既是那麼大，所以有少數世家大族與這一批暴發戶結起親來，如琅邪王錫（王導七世孫）以女妻沈慶之子沈文季[6]，陳郡謝超宗（謝玄玄孫）“為子娶張敬兒女為婦”（《南史·謝靈運傳孫超宗附傳》），謝朓妻王“敬則女”（《南史·謝裕傳從孫朓附傳》）。
不過這種情形極不普遍罷了。
至于世家大族更下而與寒賤雜門結婚，像“東海王源（王朗七世孫）嫁女與富陽滿氏”滿璋之子滿鸾，滿氏“下錢五萬，以為聘禮”；南齊禦史中丞沈約上表彈劾，以為王源曾祖位至尚書右仆射，王源本人及其父祖也都位列清顯，而滿璋之雖任王國侍郎，璋之子滿鸾任吳郡主簿，可是滿氏的“姓族，士庶莫辨”，“王、滿連姻，實駭物聽”，玷辱世族，莫此為甚，故請政府革去王源官職，剔出士族，“禁锢終身”（《昭明文選》卷40沈約《奏彈王源》）。
可見寒門、世族的界限，還是極嚴格的。
社會上士庶的區分愈嚴，世家大族愈互相标榜門閥，“競以姓望所出，邑裡相矜”（《史通·邑裡篇》），郡望習慣上已經變成了他們的商标。
自西晉末年中原世家大族開始播遷渡江，一個世家大族，在其原籍是人人知其為世家大族，用不着自行表，遷徙到其他地方以後，就不然了。
琅邪王氏、太原王氏是世族，其他地方的王氏就不是；陳郡謝氏、濟陽江氏是世族，其他地方的謝氏或江氏就不是，一處地方，新遷來一家姓王或姓謝的，誰知道他是哪裡的王氏或哪裡的謝氏呢?如此，就不得不鄭重聲明，我是琅邪王氏或太原王氏而非别的王氏，是陳郡謝氏、濟陽江氏而非别的謝氏、江氏了。
可見所以重視郡望，是講究門閥制度的必然結果。
極端注重門閥的結果，因而造成重視家諱這一積習。
凡是世族大地主的祖先名諱，在他的子孫面前，必須避免說出，并用其他語言來代替。
如王子王絢，“年五六歲，讀《論語》至&lsquo周監于二代&rsquo，外祖何尚之戲之曰：&lsquo可改“爺爺（“郁”音同“”）乎文哉！”&rsquo絢應聲答曰：&lsquo尊者之名安可戲！甯可道“草翁之風必舅”&rsquo（《論語》“草上之風必偃”，“上”音同“尚”，故改為翁；“偃”，尚之子何偃名，故改為舅）”（《南史·王傳子絢附傳》）。
如果不避忌别人的家諱，便會鬧出笑話來。
如謝超宗的父親是謝鳳（謝靈運子），超宗有文才，為宋孝武帝所稱美。
有一天，孝武帝“謂謝莊曰：&lsquo超宗殊有鳳毛，靈運複出。
&rsquo時右衛将軍劉道隆在禦坐，出候超宗，曰：&lsquo聞君有異物，可見乎?&rsquo超宗曰：&lsquo懸罄之室，複有異物邪?&rsquo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lsquo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
&rsquo超宗徒跣還内。
道隆謂檢覓〔鳳〕毛，至暗，待不得，乃去”（《南史·謝靈運傳孫超宗附傳》）。
由于重視門閥，于是譜牒百氏之學，遂成為專門的學問。
平陽賈淵，祖弼之，父匪之，祖孫三代以譜學名家。
弼之，晉太元中撰十八州士族譜。
宋劉湛、齊王儉、梁王僧孺均撰定《百家譜》，俾便吏部铨叙之用[7]。
“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僞”（唐人柳芳語），故宋、齊以下，不熟悉譜學的，即認為不能居吏部之職[8]。
但是也由于世家大族在政治、經濟諸方面都有其固定的優越地位，因此都隻孳孳于保持他們家門富貴。
君統的變易，朝代的更疊，反而一似與己無關。
在禅代廢立之際，世家大族不是不預聞，便是幫助篡位，均以自己門第利益為轉移。
《南齊書·王延之傳》：“宋德既衰，太祖（蕭道成）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
延之（時為尚書左仆射）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
”《南史·謝弘微傳》：孫，“曆都官尚書、中書令、侍中、領新安王師。
求出，為吳興太守。
明帝（蕭鸾）謀入嗣位，引朝廷舊臣。
内圖止足，且實避事。
弟時為吏部尚書”，“于征虜渚送别，指口曰：&lsquo此中唯宜飲酒。
&rsquo”“至郡，緻數斛酒，遺書曰：&lsquo可力飲此，勿豫人事！&rsquo”“，建武之朝，專以長酣為事”，“明帝廢郁林（蕭昭業），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
與客圍棋，每下子，辄雲&lsquo其當有意&rsquo，竟局，乃還齋卧，竟不問外事”。
這都是不預聞的事例。
《南史·王昙首傳》：孫儉“素知帝（蕭道成）雄異，後請間，言于帝曰：&lsquo功高不賞，古來非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