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北方流民的南下與東晉政府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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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流民的南下 西晉永嘉以後二三百年間，進入中原地區的各少數民族統治者，對于漢族人民的壓迫和剝削，異常殘酷，他們對漢族農民，不是呼為“漢狗”、“賊漢”，便是呼為“頭錢價漢”[1]，“禁令苛刻，動加誅”（《南齊書·王融傳》）。
在階級的和民族的雙重壓迫下，漢族人民聯合被壓迫的各少數兄弟族人民，自始就沒有停止過反抗，到處舉行武裝起義，而且如梁犢的起義，終于摧毀了最殘暴的石趙統治政權。
此外，在每逢少數民族貴族統治權動搖之際，北方通向江南國境的封鎖線上，偶然綻裂出一個缺口，那些本來“南向而泣，日夜以觊”的中原人民，就“北顧而辭”（《南齊書·王融傳》），像潮水似地越淮渡江，奔向江南了。
當然，江南廣闊而肥沃的耕地的墾辟，也是北方人口南移的一種吸引力。
中原人民流亡南下，除了巴、蜀流民在永嘉之前已布滿荊、湘一帶外，此外可以分作七個時期。
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司馬睿移鎮江東，北方流民相率過江，這是第一個時期[2]。
太興四年（公元321年），祖逖病死，郗鑒自鄒山（今山東鄒城東南）退屯合肥，祖約自谯城（今安徽亳州）退屯壽春，其後遂盡失黃河以南、淮水以北地區，流民渡江者轉多，這是第二個時期[3]。
永和五年（公元349年），梁犢起義雍城，石虎愁怖病死，石趙政權崩潰，桓溫出兵關中，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或至漢中，這是第三個時期[4]。
太元八年（公元383年），淝水大捷，苻堅敗亡，黃河流域再度分裂，中原流民相率渡江，這是第四個時期[5]。
義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劉裕北伐，河南、關中次第收複，既而複失關中；劉裕死，又失河南，流民南渡者轉多，這是第五個時期[6]。
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北魏南侵至瓜步，流民南渡江淮，這是第六個時期[7]。
宋泰始二年（公元466年），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流民南渡江淮，這是第七個時期[8]。
中原人民流徙南下，集中在荊、揚、梁、益諸州，據譚其骧教授的統計（見《晉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載《燕京學報》第15期），今江蘇長江南部的南京、鎮江、常州一帶，長江北部的揚州市及淮陰一帶，當時所接受的移民，以今之山東地區及蘇北移民為主體，河北、皖北副之。
今皖南的蕪湖與江西九江附近及皖北，河南的淮水以南、湖北的東部，當時所接受之移民，以今之河南及皖北移民為主體，河北、蘇北副之。
今山東省黃河以南，當時所接受的移民，以今之河北及山東之黃河以北移民為主體。
今湖北江陵、松滋及湖南北部安鄉一帶，當時所接受的移民，以今之山西移民為主體，河南副之。
今河南、湖北二省的漢水流域，上自鄖西、竹溪，下至宜城、鐘祥，以襄陽為中心，當時所接受的移民，以今之陝西及河南的西北部移民為主體。
今四川自成都東北沿川、陝通途及陝西之漢中，當時所接受的移民，以今之甘肅及陝西北部移民為主體。
綜觀遷徙的大勢，是我國北方的東部人民，遷移到我國南方的東部；我國北方的西部人民，遷移到我國南方的西部。
譚其骧教授把《宋書·州郡志》中所記載的僑州郡縣之戶口數作為南渡人口（政府的編戶齊民）之約數，自永嘉截至劉宋之季，南渡人口（編戶齊民）約有九十萬，占當時政府編戶齊民五百四十萬的六分之一。
當西晉太康之初，北方諸州及徐州之淮北共有戶約百四十萬（見《晉書·地理志》），以一戶五口計，共有口七百餘萬，而南渡人口九十萬，占北方人口總數的八分之一強。
換言之，亦即晉永嘉以來，北方平均八人之中，有一人遷徙至南方。
結果使東晉、南朝所轄境域内，其政府編戶齊民中六分之五為本土舊民，六分之一為北來僑民。
南渡民戶，以僑寓今江蘇者為最多，約二十六萬，僑寓今山東者約二十一萬，僑寓今安徽者約十七萬，僑寓今四川及陝南之漢中者約十五萬，僑寓今湖北者約六萬，僑寓今河南者約三萬，僑寓今江西、湖南者約各一萬餘。
全國僑寓人口中，僑寓今江蘇者即有二十六萬人。
而南徐州（州治丹徒，今江蘇鎮江市）一州領有僑寓人口二十二萬餘，幾占有全省僑寓人口總數的十分之九。
南徐州内僑舊人口合計為四十二萬餘，若僑寓人口二十二萬餘，則比舊有人口多二萬餘人。
不過在這裡我們應該特别指出，上面的僑寓人口統計數字，隻是指政府的編戶齊民而言。
北來的世家大族在過江之後，為了統治人民，建立起僑寓的東晉政權，同時也在江南火耕水耨的地域中，發展他們自己的莊園别墅。
在流離混亂之中，世家大族竭力吸收部曲、佃客以增加自己的剝削對象，而流徙民庶又不得不依附世家大族以圖獲得耕種的土地，于是在江南各地，由依附蔭庇而形成的一種中古莊園形态，也更加發展起來。
《世說新語·政事篇》注引檀道鸾《續晉陽秋》雲：“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并兼，或客寓流離，民籍不立。
”蕭子顯《南齊書·州郡志》南兖州序雲：“時百姓遭難，流離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為客。
”《南史·齊本紀》稱：“諸郡役人，多依人士為附隸，謂之屬名。
”當時“南北權豪，競招遊食”[9]，如山遐為餘姚令，“豪族多挾藏戶口，以為私附，遐到縣八旬，出口萬餘”（《晉書·山濤傳孫遐附傳》），可見當時世家大族蔭庇戶口數目之多。
蔭附的人戶，不再向政府呈報戶口，從此成為世家大族莊園下的佃客、部曲，他們的人數不會比在政府編戶齊民之内的北來僑民為少。
因此，上面僑民的數目，也不過是一個約數，其移民的實在數字，可能還要超過可以算出的僑寓人口的總數。
由于中原人民的大量南移，因此唐詩人張籍的《永嘉行》中，有“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晉語”的說法。
僑州郡與土斷制 永嘉以後，中原地區人民大量南徙，倘若東晉政府不能及時很好處理這一問題，不但會失去作為僑寓政權的剝削對象，而且西晉末年的流民起義，又會重演。
因此，東晉政權以及後來繼承東晉的劉宋政權處理北來僑民的對策，除了拉攏流民領袖如祖逖、蘇峻、郗鑒、康穆等，讓他們參加中央或地方的行政機構之外，還在長江南北，梁、益通路，陸續成立北來僑民原籍地區的地方機構&mdash&mdash僑州郡。
《隋書·食貨志》所謂：“元帝寓江左，百姓自拔南奔者，并謂之僑人。
皆取舊壤之名，僑置郡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
”隻要注籍僑州郡戶口簿上，就可以獲得優複（免調
在階級的和民族的雙重壓迫下，漢族人民聯合被壓迫的各少數兄弟族人民，自始就沒有停止過反抗，到處舉行武裝起義，而且如梁犢的起義，終于摧毀了最殘暴的石趙統治政權。
此外，在每逢少數民族貴族統治權動搖之際，北方通向江南國境的封鎖線上，偶然綻裂出一個缺口，那些本來“南向而泣，日夜以觊”的中原人民，就“北顧而辭”（《南齊書·王融傳》），像潮水似地越淮渡江，奔向江南了。
當然，江南廣闊而肥沃的耕地的墾辟，也是北方人口南移的一種吸引力。
中原人民流亡南下，除了巴、蜀流民在永嘉之前已布滿荊、湘一帶外，此外可以分作七個時期。
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司馬睿移鎮江東，北方流民相率過江，這是第一個時期[2]。
太興四年（公元321年），祖逖病死，郗鑒自鄒山（今山東鄒城東南）退屯合肥，祖約自谯城（今安徽亳州）退屯壽春，其後遂盡失黃河以南、淮水以北地區，流民渡江者轉多，這是第二個時期[3]。
永和五年（公元349年），梁犢起義雍城，石虎愁怖病死，石趙政權崩潰，桓溫出兵關中，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或至漢中，這是第三個時期[4]。
太元八年（公元383年），淝水大捷，苻堅敗亡，黃河流域再度分裂，中原流民相率渡江，這是第四個時期[5]。
義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劉裕北伐，河南、關中次第收複，既而複失關中；劉裕死，又失河南，流民南渡者轉多，這是第五個時期[6]。
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北魏南侵至瓜步，流民南渡江淮，這是第六個時期[7]。
宋泰始二年（公元466年），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流民南渡江淮，這是第七個時期[8]。
中原人民流徙南下，集中在荊、揚、梁、益諸州，據譚其骧教授的統計（見《晉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載《燕京學報》第15期），今江蘇長江南部的南京、鎮江、常州一帶，長江北部的揚州市及淮陰一帶，當時所接受的移民，以今之山東地區及蘇北移民為主體，河北、皖北副之。
今皖南的蕪湖與江西九江附近及皖北，河南的淮水以南、湖北的東部，當時所接受之移民，以今之河南及皖北移民為主體，河北、蘇北副之。
今山東省黃河以南，當時所接受的移民，以今之河北及山東之黃河以北移民為主體。
今湖北江陵、松滋及湖南北部安鄉一帶，當時所接受的移民，以今之山西移民為主體，河南副之。
今河南、湖北二省的漢水流域，上自鄖西、竹溪，下至宜城、鐘祥，以襄陽為中心，當時所接受的移民，以今之陝西及河南的西北部移民為主體。
今四川自成都東北沿川、陝通途及陝西之漢中，當時所接受的移民，以今之甘肅及陝西北部移民為主體。
綜觀遷徙的大勢，是我國北方的東部人民，遷移到我國南方的東部；我國北方的西部人民，遷移到我國南方的西部。
譚其骧教授把《宋書·州郡志》中所記載的僑州郡縣之戶口數作為南渡人口（政府的編戶齊民）之約數，自永嘉截至劉宋之季，南渡人口（編戶齊民）約有九十萬，占當時政府編戶齊民五百四十萬的六分之一。
當西晉太康之初，北方諸州及徐州之淮北共有戶約百四十萬（見《晉書·地理志》），以一戶五口計，共有口七百餘萬，而南渡人口九十萬，占北方人口總數的八分之一強。
換言之，亦即晉永嘉以來，北方平均八人之中，有一人遷徙至南方。
結果使東晉、南朝所轄境域内，其政府編戶齊民中六分之五為本土舊民，六分之一為北來僑民。
南渡民戶，以僑寓今江蘇者為最多，約二十六萬，僑寓今山東者約二十一萬，僑寓今安徽者約十七萬，僑寓今四川及陝南之漢中者約十五萬，僑寓今湖北者約六萬，僑寓今河南者約三萬，僑寓今江西、湖南者約各一萬餘。
全國僑寓人口中，僑寓今江蘇者即有二十六萬人。
而南徐州（州治丹徒，今江蘇鎮江市）一州領有僑寓人口二十二萬餘，幾占有全省僑寓人口總數的十分之九。
南徐州内僑舊人口合計為四十二萬餘，若僑寓人口二十二萬餘，則比舊有人口多二萬餘人。
不過在這裡我們應該特别指出，上面的僑寓人口統計數字，隻是指政府的編戶齊民而言。
北來的世家大族在過江之後，為了統治人民，建立起僑寓的東晉政權，同時也在江南火耕水耨的地域中，發展他們自己的莊園别墅。
在流離混亂之中，世家大族竭力吸收部曲、佃客以增加自己的剝削對象，而流徙民庶又不得不依附世家大族以圖獲得耕種的土地，于是在江南各地，由依附蔭庇而形成的一種中古莊園形态，也更加發展起來。
《世說新語·政事篇》注引檀道鸾《續晉陽秋》雲：“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并兼，或客寓流離，民籍不立。
”蕭子顯《南齊書·州郡志》南兖州序雲：“時百姓遭難，流離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為客。
”《南史·齊本紀》稱：“諸郡役人，多依人士為附隸，謂之屬名。
”當時“南北權豪，競招遊食”[9]，如山遐為餘姚令，“豪族多挾藏戶口，以為私附，遐到縣八旬，出口萬餘”（《晉書·山濤傳孫遐附傳》），可見當時世家大族蔭庇戶口數目之多。
蔭附的人戶，不再向政府呈報戶口，從此成為世家大族莊園下的佃客、部曲，他們的人數不會比在政府編戶齊民之内的北來僑民為少。
因此，上面僑民的數目，也不過是一個約數，其移民的實在數字，可能還要超過可以算出的僑寓人口的總數。
由于中原人民的大量南移，因此唐詩人張籍的《永嘉行》中，有“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晉語”的說法。
僑州郡與土斷制 永嘉以後，中原地區人民大量南徙，倘若東晉政府不能及時很好處理這一問題，不但會失去作為僑寓政權的剝削對象，而且西晉末年的流民起義，又會重演。
因此，東晉政權以及後來繼承東晉的劉宋政權處理北來僑民的對策，除了拉攏流民領袖如祖逖、蘇峻、郗鑒、康穆等，讓他們參加中央或地方的行政機構之外，還在長江南北，梁、益通路，陸續成立北來僑民原籍地區的地方機構&mdash&mdash僑州郡。
《隋書·食貨志》所謂：“元帝寓江左，百姓自拔南奔者，并謂之僑人。
皆取舊壤之名，僑置郡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
”隻要注籍僑州郡戶口簿上，就可以獲得優複（免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