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北方世家大族的南渡與東晉王朝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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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東世族地主的“三定江南” 江東的世家大族自東吳滅亡（公元280年）後，并不因東吳政權的消滅而随着消滅；他們的莊園，仍舊是“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裡”；他們的莊園之内，仍舊是“僮仆成軍，閉門為市”。
他們的經濟基礎，一點也沒有動搖。
固然，北方的人士從某一角度看來，認為西晉政權籠絡江東世家大族的工作做得還不夠好[1]，江東世家大族出仕中朝&mdash&mdash在洛陽任大官的人還不夠多[2]。
可是江東世家大族在江南的潛在勢力與社會地位，依然有舉足輕重之勢，江東世家大族的武裝組織，仍然是鎮壓農民起義和地方割據的主要力量。
所以以周為代表的江東世族大地主，能夠“三定江南”。
什麼是周的“三定江南”呢? 在西晉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的五月，長江、沔水之間，曾爆發了張昌為首的農民起義，農民軍的一支在石冰的統率下，攻下揚州，進破江州（治豫章，今江西南昌市）；臨淮（郡治盱眙，今江蘇盱眙東北）民封雲起兵響應，也襲破了徐州，起義軍一時聲勢浩大。
雖然是年八月，張昌在江夏戰敗，而石冰、封雲所統率的起義軍卻仍繼續在揚、徐一帶進行着頑強的鬥争。
江東世族大地主義興（今江蘇宜興）周（祖父鲂，東吳鄱陽太守；父處，西晉禦史中丞）聯絡“江東人士”，推“東吳四姓”之首的吳郡顧祕為都督揚州九郡諸軍事[3]，動員江東世家大族的地主武裝，配合政府軍，攻擊農民起義軍。
公元304年四月，石冰戰敗，奔江北，投封雲，雲部下殺冰，雲降。
在石冰領導下的揚、徐二州農民起義，就這樣地在江東世族大地主鎮壓之下結束。
這就是“一定江南”。
自西晉滅吳以後，“南方米谷，皆積數十年”（《晉書·陳敏傳》），西晉政府任命倉部令史廬江陳敏為合肥度支（後遷廣陵度支），令其督運江淮漕米。
敏後以功遷廣陵相，轉右将軍。
時中原戰亂，公元305年，敏收兵據曆陽（今安徽和縣），自稱揚州刺史。
乃南略江州，“東略諸郡，遂據有吳越之地”（《晉書·陳敏傳》），自稱都督江東軍事、大司馬、楚公。
他想拉攏江東世家大族來建立割據江東的新政權，任命“江東首望”顧榮等四十餘人為将軍、郡守[4]。
但是這些江東的世家大族地主們，卻以為陳敏出身寒微，“七第頑冗，六品下才”（《晉書·陳敏傳》），不甘心擁戴他做江東之主。
當西晉政府派兵讨伐陳敏之際，江東世家大族以周、顧榮、甘卓為首，起兵響應政府，攻殺陳敏。
這就是“再定江南”。
當陳敏想割據江東之時，吳興人錢起兵讨敏，敏破，西晉東海王司馬越任命錢為建武将軍，令率其部衆救援洛陽。
至廣陵，聞劉聰攻逼洛陽，懼不敢進，遂自廣陵舉兵，殺西晉度支校尉陳豐，焚燒邸閣（糧倉），公元310年，自稱西平大将軍、八州都督，率兵渡江而南，進攻義興。
周又聯合了鄉裡地主武裝，擊滅錢。
這就是“三定江南”。
有了周“三定江南”，換句話說，有了江東世家大族鎮壓農民起義、消滅割據勢力，從而穩定了江東的政局，而後東晉政權，才有在江東紮根的餘地。
北方世家大族的南渡與東晉王朝的建立 西晉在八王混戰後，接着王彌、石勒起兵，匈奴攻逼，搞得“中原蕭條，白骨塗地”。
東漢末年以來已經發展起來的塢壘堡壁，至此普遍出現于西晉王朝的廢墟上。
如陽翟（今河南禹州）庾衮“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
“于是峻險，杜蹊徑，修壁塢，樹藩障”（《晉書·孝友·庾衮傳》），繕治兵器，部勒部曲，敵人圍逼三次，都不敢進攻而退。
這種塢壘堡壁的初起，固然是一種共同保護生命财産的自衛組織，但是由于平民和自耕農向它依附，以求得到庇護，依附的農民又大都是在塢壘堡壁武裝勢力所能防禦的附近土地上進行生産，以其剩餘生産品貢獻于塢主鄉豪，于是塢主鄉豪遂成為大的封建主，而依附的農民亦淪落為塢主鄉豪的部曲、佃客，這樣也就是更強化了封建的隸屬關系。
由于少數民族貴族武裝勢力日益發展，北方的局勢日益惡化，掌握塢壘堡壁領導權的世家大族與地方豪強，就在軍事上作出有計劃的移動。
除了一小部分世家大族，北投幽州刺史王浚、平州刺史崔毖或西走河西走廊投奔涼州刺史張軌外，大部分世家大族率其宗族、鄉裡、賓客、部曲，南渡江南。
如高平金鄉（今山東金鄉東北）人郗鑒，初率鄉裡“千餘家，避難于魯之峄山（今山東鄒城東南），三年間，衆至數萬”（《晉書·郗鑒傳》）；後又退屯廣陵（今江蘇揚州市）。
鑒後仕東晉，官至太尉。
東莞姑幕（今山東諸城西北）人徐澄之“與鄉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裡士庶千餘家，南渡江，家于京口（今江蘇鎮江市）”（《晉書·儒林·徐邈傳》）。
那時北方“亡官失守”的世族大地主很多求官吳越，如颍川（治許昌，今河南許昌東）庾琛（衮弟）出任會稽太守，琅邪（治開陽，今山東臨沂北）王澄、王敦分任荊、揚二州刺史[5]，真是紛紛渡江，切實掌握了長江中下遊的重要據點，作好洛陽喪失後撤退江南的準備。
王澄是王衍之弟，王敦是王衍之族弟。
琅邪王氏，從太保王祥以來，一直是冠冕盛門，祥族孫王衍又累官至司空、司徒、太尉，是中朝數一數二的頭面人物。
他看清了北方局勢，所以有這一些布置。
這時掌握西晉政府大權的東海王司馬越，自然也早有籌劃，預先在江南培植好自己的勢力，作為自己以後的退步，琅邪王司馬睿移鎮建邺（今江蘇南京市），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發生的。
司馬睿是司馬懿的曾孫，琅邪王司馬的孫子，嗣琅邪王司馬觐的兒子。
觐早死，睿襲封琅邪王。
司馬睿的封地鄰接司馬越的封地。
在八王混戰時期，司馬睿一直在司馬越卵翼之下，成為司馬越的忠實黨羽。
司馬越率軍北上，參與宗室混戰，就把自己後方軍事根據地下邳（今江蘇睢甯西北古邳）交給司馬睿去鎮守。
其後，北方的局勢日見惡化，而下邳又是一個“四戰之地”，不易守禦，于是司馬睿請求司馬越，把根據地從下邳移到長江之南的建邺，司馬越正有從北方失守退守江南的打算，自然同意司馬睿的請求。
于是由西晉政府下令任命司馬睿為安東将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令其移鎮建邺；不多時，又以司馬睿為鎮東大将軍，都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他便成為江南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
司馬睿的移鎮建邺，是在晉懷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七月；王澄出任荊州都督，是在同年十一月；王敦被任命為揚州刺史，是在永嘉三年三月，由此可見，在洛陽實際上掌握西晉政府大權的東海王司馬越和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太尉王衍，他們在那時已經開始布置好南渡的準備工作了。
其後洛陽饑困危急，司馬越率領西晉的主力軍十餘萬人與王衍等退守許昌。
永嘉五年三月，越在行軍途中病死；衆推王衍為元帥，想護送司馬越柩還葬東海（治郯，今山東郯城北）。
四月，王衍等行至苦縣（今河南鹿邑東）甯平城（在今河南鄲城東北三十五裡），遭石勒軍圍攻，全軍覆沒。
同年六月，洛陽亦失守，懷帝被劉聰所俘。
建興四年（公元316年），長安又陷落，愍帝被俘，北方的司馬氏政權，至此覆滅。
公元317年，司馬睿也就和過江的世家大族，建立起僑寓的東晉政權來了。
司馬睿為琅邪王時，就和王衍的族弟、王敦的從弟王導（太保王祥弟王覽之孫）“素相親善”，王導對司馬睿也是“傾心推奉”（《晉書·王導傳》）。
東晉政權的建立，琅邪王氏翼戴之功居多。
王導任至宰輔，王敦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軍事，居上遊重鎮，所謂“王與馬，共天下”（《太平禦覽》卷495引《晉中興書》），并不是憑空産生的一句話，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
有了世家大族的相率渡江，而後司馬睿能在長江以南重建政權。
這個政權的主要支柱既是世家大族，于是北來的世家大族到達江南以後，東晉政府除了“收其賢人君子”（《晉書·王導傳》）與之共圖國事以外，還對其家族照顧備至。
如太原王佑子王峤，攜二弟渡江避難，既到建邺，司馬睿就下诏曰：“王佑三息（子）始至，名德之胄&hellip&hellip宜蒙飾叙。
且可給錢三十萬，帛三百匹，米五十斛，親兵二十人。
”（《晉書·王湛傳族孫峤附傳》）可見東晉政府對于流離南下的世家大族，照顧得是無微不至的。
司馬睿移鎮建邺之初，江東世家大族的态度非常冷淡，他們本來就瞧不起外來的一群“伧父”，對坐鎮建邺的琅邪王、安東将軍司馬睿同樣不夠重視，經過一個多月，司馬睿竟沒有能夠和江東的世族地主取得聯系。
王導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乃在三月三日上巳那天，司馬睿乘肩輿出遊，王敦、王導以及北方流亡南下的世族大地主皆騎馬随從，隆重的儀仗，威嚴的行列，使江東世家大族體會到司馬睿可能就是北方世家大族日後要擁戴的江東之主，于是如“江南之望”的紀瞻、顧榮，見到這種形勢，就相率拜睿于道左。
王導也就想籠絡具有代表性的江東世家大族顧榮、賀循，再通過他們的關系，使整個江東世族地主集團逐漸向司馬睿靠攏，乃進策于司馬睿說：“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接人心。
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
”（《晉書·王導傳》）司馬睿便請王導代表他去拜訪顧榮、賀循。
恰好這時江南一帶經過三次“變亂”，江東世家大族也感覺到如果要維護住本階層的利益，有必要建立一個和自己利害基本上一緻，并且真正能夠代表門閥專政的政權，而司馬睿所要組織的江東新政權，正是這樣的政權。
因此，顧榮、賀循一經王導拉攏，就應命而至，史稱“由是吳、會風靡&hellip&hellip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晉書·王導傳》），也就是說到這時候，司馬睿除了已取得北來世家大族的翼戴之外，再通過王導的拉攏，在利害一緻的基礎上，又獲得江東世家大族的擁護，東晉王朝成立的條件，完全成熟了。
公元317年，司馬睿得到愍帝被俘的消息，先稱晉王；翌年，改稱皇帝（史稱元帝），東晉王朝于是創建起來了。
由于東晉政權是在南北門閥支持下出現的，東晉政權是西晉政權之再版，因此就決定了東晉政權的性質。
“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這是東晉内政的基本方針。
東晉初年，“偷石頭（在今江蘇南京市清涼山）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将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晉書·庾
他們的經濟基礎，一點也沒有動搖。
固然，北方的人士從某一角度看來，認為西晉政權籠絡江東世家大族的工作做得還不夠好[1]，江東世家大族出仕中朝&mdash&mdash在洛陽任大官的人還不夠多[2]。
可是江東世家大族在江南的潛在勢力與社會地位，依然有舉足輕重之勢，江東世家大族的武裝組織，仍然是鎮壓農民起義和地方割據的主要力量。
所以以周為代表的江東世族大地主，能夠“三定江南”。
什麼是周的“三定江南”呢? 在西晉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的五月，長江、沔水之間，曾爆發了張昌為首的農民起義，農民軍的一支在石冰的統率下，攻下揚州，進破江州（治豫章，今江西南昌市）；臨淮（郡治盱眙，今江蘇盱眙東北）民封雲起兵響應，也襲破了徐州，起義軍一時聲勢浩大。
雖然是年八月，張昌在江夏戰敗，而石冰、封雲所統率的起義軍卻仍繼續在揚、徐一帶進行着頑強的鬥争。
江東世族大地主義興（今江蘇宜興）周（祖父鲂，東吳鄱陽太守；父處，西晉禦史中丞）聯絡“江東人士”，推“東吳四姓”之首的吳郡顧祕為都督揚州九郡諸軍事[3]，動員江東世家大族的地主武裝，配合政府軍，攻擊農民起義軍。
公元304年四月，石冰戰敗，奔江北，投封雲，雲部下殺冰，雲降。
在石冰領導下的揚、徐二州農民起義，就這樣地在江東世族大地主鎮壓之下結束。
這就是“一定江南”。
自西晉滅吳以後，“南方米谷，皆積數十年”（《晉書·陳敏傳》），西晉政府任命倉部令史廬江陳敏為合肥度支（後遷廣陵度支），令其督運江淮漕米。
敏後以功遷廣陵相，轉右将軍。
時中原戰亂，公元305年，敏收兵據曆陽（今安徽和縣），自稱揚州刺史。
乃南略江州，“東略諸郡，遂據有吳越之地”（《晉書·陳敏傳》），自稱都督江東軍事、大司馬、楚公。
他想拉攏江東世家大族來建立割據江東的新政權，任命“江東首望”顧榮等四十餘人為将軍、郡守[4]。
但是這些江東的世家大族地主們，卻以為陳敏出身寒微，“七第頑冗，六品下才”（《晉書·陳敏傳》），不甘心擁戴他做江東之主。
當西晉政府派兵讨伐陳敏之際，江東世家大族以周、顧榮、甘卓為首，起兵響應政府，攻殺陳敏。
這就是“再定江南”。
當陳敏想割據江東之時，吳興人錢起兵讨敏，敏破，西晉東海王司馬越任命錢為建武将軍，令率其部衆救援洛陽。
至廣陵，聞劉聰攻逼洛陽，懼不敢進，遂自廣陵舉兵，殺西晉度支校尉陳豐，焚燒邸閣（糧倉），公元310年，自稱西平大将軍、八州都督，率兵渡江而南，進攻義興。
周又聯合了鄉裡地主武裝，擊滅錢。
這就是“三定江南”。
有了周“三定江南”，換句話說，有了江東世家大族鎮壓農民起義、消滅割據勢力，從而穩定了江東的政局，而後東晉政權，才有在江東紮根的餘地。
北方世家大族的南渡與東晉王朝的建立 西晉在八王混戰後，接着王彌、石勒起兵，匈奴攻逼，搞得“中原蕭條，白骨塗地”。
東漢末年以來已經發展起來的塢壘堡壁，至此普遍出現于西晉王朝的廢墟上。
如陽翟（今河南禹州）庾衮“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
“于是峻險，杜蹊徑，修壁塢，樹藩障”（《晉書·孝友·庾衮傳》），繕治兵器，部勒部曲，敵人圍逼三次，都不敢進攻而退。
這種塢壘堡壁的初起，固然是一種共同保護生命财産的自衛組織，但是由于平民和自耕農向它依附，以求得到庇護，依附的農民又大都是在塢壘堡壁武裝勢力所能防禦的附近土地上進行生産，以其剩餘生産品貢獻于塢主鄉豪，于是塢主鄉豪遂成為大的封建主，而依附的農民亦淪落為塢主鄉豪的部曲、佃客，這樣也就是更強化了封建的隸屬關系。
由于少數民族貴族武裝勢力日益發展，北方的局勢日益惡化，掌握塢壘堡壁領導權的世家大族與地方豪強，就在軍事上作出有計劃的移動。
除了一小部分世家大族，北投幽州刺史王浚、平州刺史崔毖或西走河西走廊投奔涼州刺史張軌外，大部分世家大族率其宗族、鄉裡、賓客、部曲，南渡江南。
如高平金鄉（今山東金鄉東北）人郗鑒，初率鄉裡“千餘家，避難于魯之峄山（今山東鄒城東南），三年間，衆至數萬”（《晉書·郗鑒傳》）；後又退屯廣陵（今江蘇揚州市）。
鑒後仕東晉，官至太尉。
東莞姑幕（今山東諸城西北）人徐澄之“與鄉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裡士庶千餘家，南渡江，家于京口（今江蘇鎮江市）”（《晉書·儒林·徐邈傳》）。
那時北方“亡官失守”的世族大地主很多求官吳越，如颍川（治許昌，今河南許昌東）庾琛（衮弟）出任會稽太守，琅邪（治開陽，今山東臨沂北）王澄、王敦分任荊、揚二州刺史[5]，真是紛紛渡江，切實掌握了長江中下遊的重要據點，作好洛陽喪失後撤退江南的準備。
王澄是王衍之弟，王敦是王衍之族弟。
琅邪王氏，從太保王祥以來，一直是冠冕盛門，祥族孫王衍又累官至司空、司徒、太尉，是中朝數一數二的頭面人物。
他看清了北方局勢，所以有這一些布置。
這時掌握西晉政府大權的東海王司馬越，自然也早有籌劃，預先在江南培植好自己的勢力，作為自己以後的退步，琅邪王司馬睿移鎮建邺（今江蘇南京市），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發生的。
司馬睿是司馬懿的曾孫，琅邪王司馬的孫子，嗣琅邪王司馬觐的兒子。
觐早死，睿襲封琅邪王。
司馬睿的封地鄰接司馬越的封地。
在八王混戰時期，司馬睿一直在司馬越卵翼之下，成為司馬越的忠實黨羽。
司馬越率軍北上，參與宗室混戰，就把自己後方軍事根據地下邳（今江蘇睢甯西北古邳）交給司馬睿去鎮守。
其後，北方的局勢日見惡化，而下邳又是一個“四戰之地”，不易守禦，于是司馬睿請求司馬越，把根據地從下邳移到長江之南的建邺，司馬越正有從北方失守退守江南的打算，自然同意司馬睿的請求。
于是由西晉政府下令任命司馬睿為安東将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令其移鎮建邺；不多時，又以司馬睿為鎮東大将軍，都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他便成為江南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
司馬睿的移鎮建邺，是在晉懷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七月；王澄出任荊州都督，是在同年十一月；王敦被任命為揚州刺史，是在永嘉三年三月，由此可見，在洛陽實際上掌握西晉政府大權的東海王司馬越和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太尉王衍，他們在那時已經開始布置好南渡的準備工作了。
其後洛陽饑困危急，司馬越率領西晉的主力軍十餘萬人與王衍等退守許昌。
永嘉五年三月，越在行軍途中病死；衆推王衍為元帥，想護送司馬越柩還葬東海（治郯，今山東郯城北）。
四月，王衍等行至苦縣（今河南鹿邑東）甯平城（在今河南鄲城東北三十五裡），遭石勒軍圍攻，全軍覆沒。
同年六月，洛陽亦失守，懷帝被劉聰所俘。
建興四年（公元316年），長安又陷落，愍帝被俘，北方的司馬氏政權，至此覆滅。
公元317年，司馬睿也就和過江的世家大族，建立起僑寓的東晉政權來了。
司馬睿為琅邪王時，就和王衍的族弟、王敦的從弟王導（太保王祥弟王覽之孫）“素相親善”，王導對司馬睿也是“傾心推奉”（《晉書·王導傳》）。
東晉政權的建立，琅邪王氏翼戴之功居多。
王導任至宰輔，王敦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軍事，居上遊重鎮，所謂“王與馬，共天下”（《太平禦覽》卷495引《晉中興書》），并不是憑空産生的一句話，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
有了世家大族的相率渡江，而後司馬睿能在長江以南重建政權。
這個政權的主要支柱既是世家大族，于是北來的世家大族到達江南以後，東晉政府除了“收其賢人君子”（《晉書·王導傳》）與之共圖國事以外，還對其家族照顧備至。
如太原王佑子王峤，攜二弟渡江避難，既到建邺，司馬睿就下诏曰：“王佑三息（子）始至，名德之胄&hellip&hellip宜蒙飾叙。
且可給錢三十萬，帛三百匹，米五十斛，親兵二十人。
”（《晉書·王湛傳族孫峤附傳》）可見東晉政府對于流離南下的世家大族，照顧得是無微不至的。
司馬睿移鎮建邺之初，江東世家大族的态度非常冷淡，他們本來就瞧不起外來的一群“伧父”，對坐鎮建邺的琅邪王、安東将軍司馬睿同樣不夠重視，經過一個多月，司馬睿竟沒有能夠和江東的世族地主取得聯系。
王導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乃在三月三日上巳那天，司馬睿乘肩輿出遊，王敦、王導以及北方流亡南下的世族大地主皆騎馬随從，隆重的儀仗，威嚴的行列，使江東世家大族體會到司馬睿可能就是北方世家大族日後要擁戴的江東之主，于是如“江南之望”的紀瞻、顧榮，見到這種形勢，就相率拜睿于道左。
王導也就想籠絡具有代表性的江東世家大族顧榮、賀循，再通過他們的關系，使整個江東世族地主集團逐漸向司馬睿靠攏，乃進策于司馬睿說：“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接人心。
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
”（《晉書·王導傳》）司馬睿便請王導代表他去拜訪顧榮、賀循。
恰好這時江南一帶經過三次“變亂”，江東世家大族也感覺到如果要維護住本階層的利益，有必要建立一個和自己利害基本上一緻，并且真正能夠代表門閥專政的政權，而司馬睿所要組織的江東新政權，正是這樣的政權。
因此，顧榮、賀循一經王導拉攏，就應命而至，史稱“由是吳、會風靡&hellip&hellip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晉書·王導傳》），也就是說到這時候，司馬睿除了已取得北來世家大族的翼戴之外，再通過王導的拉攏，在利害一緻的基礎上，又獲得江東世家大族的擁護，東晉王朝成立的條件，完全成熟了。
公元317年，司馬睿得到愍帝被俘的消息，先稱晉王；翌年，改稱皇帝（史稱元帝），東晉王朝于是創建起來了。
由于東晉政權是在南北門閥支持下出現的，東晉政權是西晉政權之再版，因此就決定了東晉政權的性質。
“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這是東晉内政的基本方針。
東晉初年，“偷石頭（在今江蘇南京市清涼山）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将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晉書·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