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北方世家大族的南渡與東晉王朝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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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傳弟翼附傳》）。
當時歌謠有“廷尉獄，平如砥；有錢生，無錢死”（《初學記》卷20引晉元帝時廷尉衛展陳諺言表）的說法。
江南“萬頃江湖”，盡被世家豪族霸占，“百姓投一綸，下一筌者，皆奪其魚器，不輸十匹，則不得放”（《太平禦覽》卷834引王胡之與庾安西箋），東晉政府也并沒有加以幹涉。
明白了東晉政權的性質，我們對于這些情況，也就會認為是門閥專政的必然的結果，而不以為怪了。
祖逖北伐 東晉政權初建立時，匈奴劉聰的勢力，才擴張到晉南、豫北和關中一帶；羯人石勒南進江漢失敗，退而北據襄國，開始經營河北；巴氐李雄時已占有巴蜀，北取漢中，西收甯州（治味縣，今雲南曲靖）。
但除了成漢以外，由于劉、石仇視漢族人民，肆行殘殺，激起北方漢族人民的紛起抗敵。
中山劉琨以并州都督名義屯晉陽，屢敗劉聰[6]；平陽李矩為鄉人推為塢主，以荥陽太守名義，屯新鄭（今河南新鄭）；東郡魏浚與流民數百家，屯于洛北石梁塢（今河南洛陽市東洛水北），浚死，浚族子該領其衆，以河東太守名義，屯宜陽一泉塢（今河南洛甯東，洛水北岸），與劉曜相拒；河南郭默率遺民，自為塢，以河内太守的名義與李矩、魏該相犄角；乞活帥陳午，以五千餘人據浚儀（今河南開封市），與石勒對峙；魏郡邵續，以冀州刺史名義，屯厭次（今山東陽信東南），與石勒相拒；續女婿廣平劉遐，以塢主為平原（今山東平原南二十裡）内史，壁于河、濟之間。
他們不顧力量薄弱，往往以少擊衆，堅持鬥争，如李矩的軍隊，收複了洛陽，擊敗了劉聰的大軍，使劉聰“憤恚發病而死”。
塞外部族如遼西鮮卑段匹、遼東鮮卑慕容、代郡鮮卑拓跋犄盧等，也遙奉晉王朝，配合劉琨等和劉、石作戰。
以上的形勢，對于東晉北伐來說，是非常有利的。
同時，那時“荊、揚晏安，戶口殷實”，也還有北伐的可能。
可是以司馬睿為首的東晉政權卻是無意收複北方，惟範陽祖逖，以一軍北上。
祖逖，範陽遒縣（今河北涞水北）人，“世吏二千石，為北州舊姓”。
洛陽淪沒，“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
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因此獲得流民的愛戴，被推為“行主”（堡壁的首領為塢主，流徙的首領為行主）。
到達泗口以後，司馬睿任命祖逖為徐州刺史，尋征入為軍谘祭酒，徙居江南之京口（今江蘇鎮江市）。
逖以“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請求司馬睿交給他北伐的任務。
司馬睿乃用逖為豫州刺史，隻“給千人廪，布三千匹”（那時政府倉庫内有布二十萬匹，絹數萬匹），不給兵器，也不給兵士，讓祖逖自己招募。
愍帝建興元年（公元313年），逖率其原來随他流徙南下的部曲數百家渡長江，先在淮陰（今江蘇淮陰西南）起鐵冶，鑄造兵器，陸續招募到二千餘人，進屯雍丘（今河南杞縣）。
數出兵邀擊石勒，“勒鎮戍歸附者甚多”，北方的抗戰将領如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以前互相攻擊，很不團結，到這時皆願受逖指揮。
“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
”石勒來信請求互市，逖不答勒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于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
黃河北岸塢壁間的人民，對祖逖也都十分支持，隻要石勒方面一有軍事性的行動，他們立刻把情況報告祖逖，使祖逖有所警備，結果“石勒不敢窺兵河南”。
祖逖好容易把北方的局面打開，正在積蓄力量，準備向河北推進，東晉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卻大大尖銳起來。
當時王敦同司馬睿對抗，内亂勢将爆發。
東晉政府派大臣戴淵為征西将軍、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坐鎮合肥，來防備王敦，祖逖也要受戴淵的節制。
逖“慮有内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hellip&hellip卒于雍丘”（《晉書·祖逖傳》）。
逖死（公元321年），東晉内亂旋起，不久，祖逖收複的失地自淮水、漢水以北，又悉為石勒所攻占。
南北世家大族的矛盾 據顔之推《觀我生賦》自注中說：“中原冠帶，随晉渡江者百家，故江東有百〔家〕譜。
”這一百個世家大族，他們帶着自己的宗族、鄉裡、賓客、部曲到達江東以後，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就是土地問題。
江南的膏壤沃野，自東吳以來，久為江東世家大族所據有，北來的世家大族，若再向同一地帶發展，必然會損害到江東世家大族的經濟利益，那就毫無疑問地要遭受到江東世家大族的強烈反對，這樣，南北世家大族間的矛盾，就逐漸發展，東晉新政權也面臨着嚴重的危機。
東晉新政權是以北來的世家大族為主要支柱的，在東晉政權中，北來的世家大族，特别占優勢。
這也使兩大地主集團間除了在經濟上的矛盾無法避免之外，在政治上又表現為南北地域上嚴重的宗派鬥争。
洛陽喪失，北方的世家大族，紛紛渡江，司馬睿盡量争取他們來“佐佑王業”，于是北來的“亡官失守之士”，“多居顯位”（《晉書·周處傳孫勰附傳》）；而江東的世家大族，如以後賀循任太常，紀瞻、陸晔為侍中，隻是虛名具位，并無實權。
司馬睿這種虛與委蛇的态度，自然更要引起江東世家大族之不滿，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一批“亡官失守之士”，包括司馬睿在内，不過是流播南下的高級難民，這一點，司馬睿在初渡江時，也曾說過“寄人國土，心常懷慚”（《世說新語·言語篇》）。
而今居然“駕禦吳人”，喧賓奪主，又怎能不使“吳人頗怨”（《晉書·周處傳孫勰附傳》）呢? “三定江南”的義興周，首先想發動武裝政變。
事洩，周憂憤而死；臨死對他兒子周勰說：“殺我者，諸伧（吳人謂中州人曰&lsquo伧&rsquo）子，能複之，乃我子也。
”（《晉書·周處傳子附傳》）。
周勰秉承父志，糾集江東地主武裝，準備起兵。
吳興徐馥，殺吳興太守袁，聚衆數千；孫族人孫弼起兵廣德（今安徽廣德東）；勰族兄周續舉兵義興，均以讨王導、刁協為名，将奉周勰叔父周劄為主。
事為周劄聞知，劄以徐馥等冒昧起兵，成功的可能性絕少，就把勰等陰謀告知政府，周勰想發動的武裝變亂，至此完全失敗。
事實上這次叛變是周勰發動的，可是司馬睿考慮到義興周氏在江南的潛勢力，暫時還不敢“窮治”其事，表面上對待周勰還是和過去一樣。
然而江東世家大族的武裝勢力對于東晉政權的威脅，發展到像周勰這樣舉行武裝叛變的地步，這使司馬睿和北來的世家大族深深感到恐慌了。
他們感到舊的籠絡政策已不能适應新的形勢，于是對有武裝力量如義興周氏、吳興沈氏等江東世族大地主的态度，便不得不由一味籠絡而變為多方分化，用離間的手段，以達到使江東世家大族自相削弱的目的。
當時江東世族地主武裝力量較為強大的，要數義興周氏和吳興沈氏，所謂“江東之豪，莫強周、沈”，而周氏“一門五侯，并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為比”（《晉書·周處傳子劄附傳》），尤為北來世家大族所忌憚。
王敦乃通過錢鳳的拉攏，與吳興沈充深相勾結，如沈充答應與王敦共滅周氏，王敦也想培植沈氏，“使充得專威揚土”（《晉書·周處傳子劄附傳》）。
于是由王敦制造借口，誣周劄叔侄圖謀叛亂，派沈充統兵襲擊，盡滅周氏。
義興周氏既滅，沈充遂成為王敦死黨。
其後王敦失敗，充亦為其部下吳儒所殺。
江東之豪的周、沈二族，就這樣在東晉政權的分化政策下，于内讧中同歸于盡。
東晉政權的建立，由于獲得江東世家大族之擁護而更加鞏固，但是當江東世族地主如周、沈二族的武裝力量無限發展，威脅到東晉政權的存在時，那麼，它就會回過頭來打擊江東世家大族如周劄、沈充者流；但是假使其他江東世家大族對東晉政權還能起一定的支持作用，那麼也必然會迫使北來的世家大族作出适當的讓步。
同樣的道理，當北方的世家大族不嚴重損害江東世家大族的經濟利益時，江東世家大族也還能與北來世家大族和平共處，共同維護東晉政權；假如江東世家大族的經濟利益遭到嚴重損害，他們不但不肯發揮支持東晉新政權的作用，甚至會不惜一切來拆新政權的台。
東晉政權認識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必須迅速解決。
于是北來的世家大族就轉而去開發東土&mdash&mdash浙、閩，這就是說為了避免南北兩大地主集團間的經濟沖突，北方流播南下的世家大族着重向東土發展經濟勢力，不要盡在太湖流域一帶求田問舍，江東世家大族在太湖流域的經濟利益，是應該尊重而照顧的，這樣，南北兩大地主集團的關系才會好轉。
而這時在會稽一帶的世家大族如孔、魏、虞、謝四姓[7]，他們的勢力，遠不及太湖地區吳郡的顧、陸、朱、張以及吳興的丘、沈諸族。
于是以王、謝為首的北來世家大族率其宗族、鄉裡、賓客、部曲，紛紛流寓到浙東會稽一帶，進而又發展到溫、台一帶，林、黃、陳、鄭四姓則移居福建[8]。
從此，南北兩大地主集團之間，便從地域上劃分開各自的經濟勢力範圍，從而兩者間激化着的統治階級内部矛盾也取得一定程度上的緩和。
這樣，兩大地主集團此後在利益一緻的基礎上，共同維持了江左偏安之局，有二百七八十年之久。
江東世家大族雖然經過一定的鬥争過程，使得他們的既得經濟利益不受到損害，但是在參加政權領導工作方面，無論在東晉抑或宋、齊、梁，比起北方世家大族來，還是相形見绌。
《南齊書·張緒傳》稱：“張緒&hellip&hellip吳郡吳人也。
&hellip&hellip太祖（蕭道成）&hellip&hellip欲用緒為〔尚書〕右仆射，以問王儉（王導五世孫）。
儉曰：&lsquo南士由來少居此職。
&rsquo褚淵在座，啟上曰：&lsquo&hellip&hellip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
&rsquo儉曰：&lsquo晉氏衰政，不可以為準則。
&rsquo上乃止。
”《南齊書·沈文季傳》：“世祖（蕭赜）謂文季曰：&lsquo南士無仆射，多曆年所。
&rsquo文季對曰：&lsquo南風不競，非複一日。
&rsquo”可見“南士”在政治上的待遇，遠不及北人，故南齊時，丘靈鞠（吳興烏程人）曾恨恨地說：“我應還東，掘顧榮冢。
江南地方數千裡，士子風流，皆出其中，顧榮忽引諸伧渡，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
”（《南齊書·文學·丘靈鞠傳》） 在這裡還應該補充幾句話，南北兩大地主集團間固然存在着矛盾，但是在怎樣占奪勞動者的土地，怎樣
當時歌謠有“廷尉獄，平如砥；有錢生，無錢死”（《初學記》卷20引晉元帝時廷尉衛展陳諺言表）的說法。
江南“萬頃江湖”，盡被世家豪族霸占，“百姓投一綸，下一筌者，皆奪其魚器，不輸十匹，則不得放”（《太平禦覽》卷834引王胡之與庾安西箋），東晉政府也并沒有加以幹涉。
明白了東晉政權的性質，我們對于這些情況，也就會認為是門閥專政的必然的結果，而不以為怪了。
祖逖北伐 東晉政權初建立時，匈奴劉聰的勢力，才擴張到晉南、豫北和關中一帶；羯人石勒南進江漢失敗，退而北據襄國，開始經營河北；巴氐李雄時已占有巴蜀，北取漢中，西收甯州（治味縣，今雲南曲靖）。
但除了成漢以外，由于劉、石仇視漢族人民，肆行殘殺，激起北方漢族人民的紛起抗敵。
中山劉琨以并州都督名義屯晉陽，屢敗劉聰[6]；平陽李矩為鄉人推為塢主，以荥陽太守名義，屯新鄭（今河南新鄭）；東郡魏浚與流民數百家，屯于洛北石梁塢（今河南洛陽市東洛水北），浚死，浚族子該領其衆，以河東太守名義，屯宜陽一泉塢（今河南洛甯東，洛水北岸），與劉曜相拒；河南郭默率遺民，自為塢，以河内太守的名義與李矩、魏該相犄角；乞活帥陳午，以五千餘人據浚儀（今河南開封市），與石勒對峙；魏郡邵續，以冀州刺史名義，屯厭次（今山東陽信東南），與石勒相拒；續女婿廣平劉遐，以塢主為平原（今山東平原南二十裡）内史，壁于河、濟之間。
他們不顧力量薄弱，往往以少擊衆，堅持鬥争，如李矩的軍隊，收複了洛陽，擊敗了劉聰的大軍，使劉聰“憤恚發病而死”。
塞外部族如遼西鮮卑段匹、遼東鮮卑慕容、代郡鮮卑拓跋犄盧等，也遙奉晉王朝，配合劉琨等和劉、石作戰。
以上的形勢，對于東晉北伐來說，是非常有利的。
同時，那時“荊、揚晏安，戶口殷實”，也還有北伐的可能。
可是以司馬睿為首的東晉政權卻是無意收複北方，惟範陽祖逖，以一軍北上。
祖逖，範陽遒縣（今河北涞水北）人，“世吏二千石，為北州舊姓”。
洛陽淪沒，“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
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因此獲得流民的愛戴，被推為“行主”（堡壁的首領為塢主，流徙的首領為行主）。
到達泗口以後，司馬睿任命祖逖為徐州刺史，尋征入為軍谘祭酒，徙居江南之京口（今江蘇鎮江市）。
逖以“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請求司馬睿交給他北伐的任務。
司馬睿乃用逖為豫州刺史，隻“給千人廪，布三千匹”（那時政府倉庫内有布二十萬匹，絹數萬匹），不給兵器，也不給兵士，讓祖逖自己招募。
愍帝建興元年（公元313年），逖率其原來随他流徙南下的部曲數百家渡長江，先在淮陰（今江蘇淮陰西南）起鐵冶，鑄造兵器，陸續招募到二千餘人，進屯雍丘（今河南杞縣）。
數出兵邀擊石勒，“勒鎮戍歸附者甚多”，北方的抗戰将領如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以前互相攻擊，很不團結，到這時皆願受逖指揮。
“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
”石勒來信請求互市，逖不答勒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于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
黃河北岸塢壁間的人民，對祖逖也都十分支持，隻要石勒方面一有軍事性的行動，他們立刻把情況報告祖逖，使祖逖有所警備，結果“石勒不敢窺兵河南”。
祖逖好容易把北方的局面打開，正在積蓄力量，準備向河北推進，東晉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卻大大尖銳起來。
當時王敦同司馬睿對抗，内亂勢将爆發。
東晉政府派大臣戴淵為征西将軍、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坐鎮合肥，來防備王敦，祖逖也要受戴淵的節制。
逖“慮有内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hellip&hellip卒于雍丘”（《晉書·祖逖傳》）。
逖死（公元321年），東晉内亂旋起，不久，祖逖收複的失地自淮水、漢水以北，又悉為石勒所攻占。
南北世家大族的矛盾 據顔之推《觀我生賦》自注中說：“中原冠帶，随晉渡江者百家，故江東有百〔家〕譜。
”這一百個世家大族，他們帶着自己的宗族、鄉裡、賓客、部曲到達江東以後，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就是土地問題。
江南的膏壤沃野，自東吳以來，久為江東世家大族所據有，北來的世家大族，若再向同一地帶發展，必然會損害到江東世家大族的經濟利益，那就毫無疑問地要遭受到江東世家大族的強烈反對，這樣，南北世家大族間的矛盾，就逐漸發展，東晉新政權也面臨着嚴重的危機。
東晉新政權是以北來的世家大族為主要支柱的，在東晉政權中，北來的世家大族，特别占優勢。
這也使兩大地主集團間除了在經濟上的矛盾無法避免之外，在政治上又表現為南北地域上嚴重的宗派鬥争。
洛陽喪失，北方的世家大族，紛紛渡江，司馬睿盡量争取他們來“佐佑王業”，于是北來的“亡官失守之士”，“多居顯位”（《晉書·周處傳孫勰附傳》）；而江東的世家大族，如以後賀循任太常，紀瞻、陸晔為侍中，隻是虛名具位，并無實權。
司馬睿這種虛與委蛇的态度，自然更要引起江東世家大族之不滿，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一批“亡官失守之士”，包括司馬睿在内，不過是流播南下的高級難民，這一點，司馬睿在初渡江時，也曾說過“寄人國土，心常懷慚”（《世說新語·言語篇》）。
而今居然“駕禦吳人”，喧賓奪主，又怎能不使“吳人頗怨”（《晉書·周處傳孫勰附傳》）呢? “三定江南”的義興周，首先想發動武裝政變。
事洩，周憂憤而死；臨死對他兒子周勰說：“殺我者，諸伧（吳人謂中州人曰&lsquo伧&rsquo）子，能複之，乃我子也。
”（《晉書·周處傳子附傳》）。
周勰秉承父志，糾集江東地主武裝，準備起兵。
吳興徐馥，殺吳興太守袁，聚衆數千；孫族人孫弼起兵廣德（今安徽廣德東）；勰族兄周續舉兵義興，均以讨王導、刁協為名，将奉周勰叔父周劄為主。
事為周劄聞知，劄以徐馥等冒昧起兵，成功的可能性絕少，就把勰等陰謀告知政府，周勰想發動的武裝變亂，至此完全失敗。
事實上這次叛變是周勰發動的，可是司馬睿考慮到義興周氏在江南的潛勢力，暫時還不敢“窮治”其事，表面上對待周勰還是和過去一樣。
然而江東世家大族的武裝勢力對于東晉政權的威脅，發展到像周勰這樣舉行武裝叛變的地步，這使司馬睿和北來的世家大族深深感到恐慌了。
他們感到舊的籠絡政策已不能适應新的形勢，于是對有武裝力量如義興周氏、吳興沈氏等江東世族大地主的态度，便不得不由一味籠絡而變為多方分化，用離間的手段，以達到使江東世家大族自相削弱的目的。
當時江東世族地主武裝力量較為強大的，要數義興周氏和吳興沈氏，所謂“江東之豪，莫強周、沈”，而周氏“一門五侯，并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為比”（《晉書·周處傳子劄附傳》），尤為北來世家大族所忌憚。
王敦乃通過錢鳳的拉攏，與吳興沈充深相勾結，如沈充答應與王敦共滅周氏，王敦也想培植沈氏，“使充得專威揚土”（《晉書·周處傳子劄附傳》）。
于是由王敦制造借口，誣周劄叔侄圖謀叛亂，派沈充統兵襲擊，盡滅周氏。
義興周氏既滅，沈充遂成為王敦死黨。
其後王敦失敗，充亦為其部下吳儒所殺。
江東之豪的周、沈二族，就這樣在東晉政權的分化政策下，于内讧中同歸于盡。
東晉政權的建立，由于獲得江東世家大族之擁護而更加鞏固，但是當江東世族地主如周、沈二族的武裝力量無限發展，威脅到東晉政權的存在時，那麼，它就會回過頭來打擊江東世家大族如周劄、沈充者流；但是假使其他江東世家大族對東晉政權還能起一定的支持作用，那麼也必然會迫使北來的世家大族作出适當的讓步。
同樣的道理，當北方的世家大族不嚴重損害江東世家大族的經濟利益時，江東世家大族也還能與北來世家大族和平共處，共同維護東晉政權；假如江東世家大族的經濟利益遭到嚴重損害，他們不但不肯發揮支持東晉新政權的作用，甚至會不惜一切來拆新政權的台。
東晉政權認識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必須迅速解決。
于是北來的世家大族就轉而去開發東土&mdash&mdash浙、閩，這就是說為了避免南北兩大地主集團間的經濟沖突，北方流播南下的世家大族着重向東土發展經濟勢力，不要盡在太湖流域一帶求田問舍，江東世家大族在太湖流域的經濟利益，是應該尊重而照顧的，這樣，南北兩大地主集團的關系才會好轉。
而這時在會稽一帶的世家大族如孔、魏、虞、謝四姓[7]，他們的勢力，遠不及太湖地區吳郡的顧、陸、朱、張以及吳興的丘、沈諸族。
于是以王、謝為首的北來世家大族率其宗族、鄉裡、賓客、部曲，紛紛流寓到浙東會稽一帶，進而又發展到溫、台一帶，林、黃、陳、鄭四姓則移居福建[8]。
從此，南北兩大地主集團之間，便從地域上劃分開各自的經濟勢力範圍，從而兩者間激化着的統治階級内部矛盾也取得一定程度上的緩和。
這樣，兩大地主集團此後在利益一緻的基礎上，共同維持了江左偏安之局，有二百七八十年之久。
江東世家大族雖然經過一定的鬥争過程，使得他們的既得經濟利益不受到損害，但是在參加政權領導工作方面，無論在東晉抑或宋、齊、梁，比起北方世家大族來，還是相形見绌。
《南齊書·張緒傳》稱：“張緒&hellip&hellip吳郡吳人也。
&hellip&hellip太祖（蕭道成）&hellip&hellip欲用緒為〔尚書〕右仆射，以問王儉（王導五世孫）。
儉曰：&lsquo南士由來少居此職。
&rsquo褚淵在座，啟上曰：&lsquo&hellip&hellip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
&rsquo儉曰：&lsquo晉氏衰政，不可以為準則。
&rsquo上乃止。
”《南齊書·沈文季傳》：“世祖（蕭赜）謂文季曰：&lsquo南士無仆射，多曆年所。
&rsquo文季對曰：&lsquo南風不競，非複一日。
&rsquo”可見“南士”在政治上的待遇，遠不及北人，故南齊時，丘靈鞠（吳興烏程人）曾恨恨地說：“我應還東，掘顧榮冢。
江南地方數千裡，士子風流，皆出其中，顧榮忽引諸伧渡，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
”（《南齊書·文學·丘靈鞠傳》） 在這裡還應該補充幾句話，南北兩大地主集團間固然存在着矛盾，但是在怎樣占奪勞動者的土地，怎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