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北方世家大族的南渡與東晉王朝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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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依附農民進行更厲害的剝削的問題上，他們的利益卻完全是一緻的。
王敦跋扈與蘇峻舉兵 東晉、南朝的經濟軍事重心，就地區而論，主要是在荊、揚二州，所謂“江左大鎮，莫過荊、揚”（《南齊書·州郡志》）。
兩州的戶口，也占了江南的一大半。
就地理和軍事的形勢而論，自東晉以來，又以揚州為内戶，荊州為外阃。
然而揚州雖是京畿&mdash&mdash政治中樞之所在；而長江上遊的荊州又因“甲兵所聚”，它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又常有控制下遊的可能，因此，就東晉、南朝整個時期的内部形勢來看，荊州的鎮将又往往因上遊軍事經濟的優勢，孕育野心，威逼下遊。
《通典·州郡典》稱：“荊楚風俗，&hellip&hellip雜以蠻僚，率多勁悍。
南朝鼎立，皆為重鎮。
然兵強财富，地逼勢危，稱兵跋扈，無代不有”[9]。
所謂“荊、揚之争”&mdash&mdash中央與方鎮的矛盾，就是在這種形勢下造成的。
王敦的跋扈與叛亂，是荊、揚之争的序幕。
敦，王覽之孫，妻司馬炎女襄城公主。
西晉懷帝時王衍薦之于東海王司馬越，越用為青州刺史，後轉為揚州刺史。
司馬睿“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導等，同心翼戴”（《晉書·王敦傳》）。
敦任統帥，經營上遊，杜滅後，任都督江揚荊襄交廣六州軍事、江州刺史，鎮武昌。
王敦既掌握了上遊軍隊，逐漸威脅中央。
司馬睿以劉隗、刁協等人為腹心，暗中作了一番軍事布置：首先充實中央的軍事力量，釋放揚州地區内淪落為僮客的北方流民，把他們組成軍隊[10]，任命戴淵為征西将軍、都督兖豫幽冀雍并六州軍事，劉隗為鎮北将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各率萬人，分駐合肥、泗口（泗水入淮之口，今江蘇淮陰西南），名義上是北讨石勒，實際是防禦王敦。
公元322年，王敦自武昌舉兵，攻下建康（時因避西晉愍帝司馬邺諱，已改建邺為建康），殺戴淵、周、刁協，劉隗逃奔石勒。
這一年的閏十一月，元帝司馬睿死，太子司馬紹即位（是為明帝）。
敦又自武昌移鎮姑孰（今安徽當塗），自領揚州牧。
公元324年，王敦病重，明帝下令讨伐王敦。
敦以兄含為元帥，率衆三萬攻建康，建康未下而敦病死，含軍遂潰。
敦無子，以兄含子王應為嗣，軍敗，含父子西奔荊州，含從弟荊州刺史王舒沉殺含父子于長江，敦餘黨悉平。
王敦雖死，王含雖敗，而琅邪王氏，如王導即以司徒進位太保，王舒遷湘州刺史，舒子允之後為江州刺史，導從弟彬為度支尚書，彬子彪之後官至尚書令，位任不衰，仍然是當時數一數二的世家大族。
王敦跋扈上遊的威脅剛解除，曆陽（治曆陽，今安徽和縣）内史蘇峻又自淮南舉兵入都。
蘇峻，長廣掖（今山東萊州）人。
“父模，安樂相。
峻少為書生，有才學，仕郡主簿。
年十八，舉孝廉。
”（《晉書·蘇峻傳》）中原戰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于本縣”，被推為塢主。
後率數百家泛海南奔，仕東晉，以破王敦、沈充功，為曆陽内史，威望漸著。
“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東晉政權寄以江外（時稱江北為江外）之任。
公元325年，明帝死，子司馬衍（成帝）繼位，年幼，王導與外戚世族大地主颍川庾亮輔政。
亮以蘇峻驕恣，欲奪峻兵，因而内調峻任大司農。
公元327年，峻與豫州刺史祖約（祖逖弟，逖死，約領逖之衆）合謀，以讨伐庾亮為名，舉兵南渡長江。
翌年，攻破建康，分兵轉戰吳縣、海鹽、嘉興、餘杭，又攻陷宣城，聲勢日盛。
峻攻建康時，“因風放火，台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
城破之後，又“縱兵大掠”，這時東晉政府的大庫内尚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被峻全數掠去。
東晉的邊防，上遊在荊、襄，下遊在淮南，趙宋時李綱所謂“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荊、襄間”（《宋史·李綱傳》）。
現在淮南的方鎮既然舉兵對抗中央，唯有倚賴荊楚的力量來戡定叛亂。
于是荊州刺史陶侃、江州刺史溫峤聯軍東下，消滅蘇峻，收複建康（公元329年）。
祖約與蘇峻舉兵時，石勒派大軍進攻祖約根據地，約軍潰散，約逃奔曆陽。
及蘇峻失敗，約又率親信數百人投奔石勒。
石勒鄙薄祖約的為人，将約及其親屬百餘人，全都殺死。
東晉統治階級内部，經過幾次火并，既加深了人民的痛苦，也把江東搞得積弱不堪。
除非在萬不得已時，他們不願意把兵鋒轉而北向，有時為了狹隘的集團利益打算，甚至不惜采取阻礙恢複中原的行動。
以後桓溫的北伐，便是在這種情況下，遭受了挫折。
桓溫的三次北伐 自王敦死後，陶侃坐鎮荊楚，都督八州（荊、江、雍、交、廣、甯、梁、益），史稱其“據上流，握強兵，潛有窺窬之志”（《晉書·陶侃傳》）。
侃死，庾亮以帝舅代侃鎮武昌，而王導以丞相居中輔政。
“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
既據上流，擁強兵，趣向者多歸之。
導内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lsquo元規（亮字元規）塵污人。
&rsquo”（《晉書·王導傳》）鹹康五年（公元339年），王導病死，亮弟冰為中書監、揚州刺史，參錄尚書事，荊、揚之争，暫得消弭。
亮死，弟翼繼督荊州。
翼大佃積谷，發奴為兵，有意北伐，以衆意不同而止。
永和元年（公元345年），翼病死，翼兄冰先翼死，東晉政府乃以桓溫繼翼為都督荊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上遊事權，遂集中于桓溫一人之身。
明年春，司馬睿少子司馬昱又以會稽王居中輔政，于是荊、揚之間，複形成分争對立之局。
桓溫，谯國龍亢（今安徽懷遠西北龍亢鎮）人。
父彜，渡江後仕至散騎常侍、宣城内史，死于蘇峻之亂。
溫娶明帝女南康公主為妻，拜驸馬都尉，累遷至徐州刺史，後代庾翼鎮荊州。
溫有雄才，志在收複中原，同時他更企圖以軍事上的勝利，來提高個人的威望，以便代晉稱帝。
這時，蜀李氏的成漢政權已日趨衰亂，在“取亂侮亡”的策略指導下，桓溫欲進兵滅蜀。
溫以公元345年任荊州都督，346年冬，即率兵沿江直上，留辎重于彭模（今四川彭山），親将步卒直指成都，李勢戰敗投降。
平蜀之後，溫聲望極高。
當時中原的情況：公元349年正月，梁犢起義于雍城，衆至十萬，東出潼關，犢失敗，始平人馬繼續起義，中原的石趙政權開始動搖。
四月，石虎憂怖病死。
五月後，石趙統治集團内部矛盾惡化，石虎子石世立三十三日，為兄石遵所殺；遵立百八十三日，為兄石鑒所殺；鑒立百三日，為冉闵所殺；闵盡滅石氏、誅胡羯，胡羯死者二十餘萬人。
公元350年，徒河鮮卑慕容儁率衆南下；至公元352年，滅冉闵。
自公元349&mdash352年這三年間，北方再度大混亂，于是“趙所徙青、雍、幽、荊四州之民[11]，及氐、羌、胡、蠻數百萬口，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其能達者，十有二三。
中原大亂，因以饑疫&hellip&hellip無複耕者”（《資治通鑒》晉穆帝永和七年）。
桓溫在這時想乘機北伐，幾次上表朝廷讨論進兵事宜，朝廷恐桓溫北伐成功，更無法控制，故意把桓溫的建議擱置不複。
公元349年，石虎初死，虎徐州刺史王浃以壽春（今安徽壽縣）降晉。
東晉政府就派徐兖二州刺史、外戚褚裒任征讨大都督，率衆三萬北伐，進至彭城（今江蘇徐州市），“河朔士庶，歸附者日以千計”，“魯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晉，求援于褚裒”（《晉書·外戚·褚裒傳》），真是“晉之遺黎，鹄立南望”，殷切期待晉兵的渡河。
可是褚裒懦怯，非将帥之才，一戰而敗，便退屯廣陵。
當時河北有遺民二十萬人，渡河欲來歸附，因晉兵已經撤退，他們遭到少數民族統治者的殺掠，死亡殆盡。
淮水、漢水以北，黃河以南，一度在名義上盡成晉土[12]。
可是東晉的北伐之師，卻并未再出。
公元351年，桓溫不等朝廷命令，聲稱北讨，率領大軍順流而下，到達武昌，宰輔會稽王司馬昱苦苦勸阻，溫隻得作罷。
東晉政府又把北伐的任務交給揚州刺史殷浩。
浩于是統兵北上。
殷浩是個書生，隻能清談玄學，并無實戰經驗。
公元353年，殷浩自壽春率衆七萬北伐，以羌族酋長姚襄（姚苌兄）為前鋒，行至山桑（今安徽蒙城北），襄中途倒戈，襲擊浩軍，浩丢棄辎重，狼狽逃走，士卒死傷萬餘人。
東晉的世家大族本來就不主張北伐，至此北伐遇到挫折，世族大地主琅邪王羲之（王導從子）便主張不但應該放棄河南，就是“保淮之志，也非複所及，莫過還保長江”[13]。
東晉政府在這樣不利的形勢下，隻得把司州撥歸桓溫來節制，也就是說把收複河南的任務交給桓溫來負責。
溫上表彈劾殷浩，殷浩被罷免，這時誰也不能阻止桓溫的北伐了。
公元354年，溫率步騎四萬，自江陵取道襄陽，出淅川（今河南淅川均水），進攻關中，于柳（今陝西藍田）連敗秦主苻健的軍隊，兵鋒直達長安東面的霸上。
居民“持牛酒迎溫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lsquo不圖今日複見官軍。
&rsquo”（《晉書·桓溫傳》）在關中人民的積極支持下，晉軍才能取得勝利，迫使苻健退保長安，深溝自固，不敢交戰。
桓溫來時，由于運輸上困難，沒有能夠多帶糧食，當時估計春麥已熟，可割取以為軍糧，不料苻健先期“芟苗清野”，因此晉軍在給養上遭遇到嚴重困難，是年九月，溫隻得退兵。
公元356年，逗留在河南許昌一帶的羌族酋長姚襄，進攻洛陽，桓溫自江陵北伐，把姚襄擊潰，襄西走關中，為秦主苻生所殺。
桓溫在收複洛陽以後，建議政府還都洛陽，并主張把永嘉以來播流江南的北人，全部北徙河南[14]。
那時南渡的北方世家大族，他們已在江東置立莊園，自然不願北遷，對桓溫的建議，紛紛提出異議[15]，複都洛陽之議，就此作罷。
公元358年，豫州刺史出缺，朝廷初拟任命桓溫弟桓雲為豫州刺史，尚書仆射琅邪王彪之認為“溫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複處西藩（東晉豫州刺史鎮姑熟，都城建康在今南京，故稱豫州為西藩），非深根固蒂之宜”（《晉書·王傳弟子彪之附傳》），于是朝廷任命吳興太守陳郡謝萬（謝安弟）為豫州刺史。
公元359年，萬受命與徐、兖二州刺史郗昙北征，昙因病退屯彭城，萬誤認為是前燕大軍壓境，倉皇下令退兵，軍遂潰散，萬單騎逃歸，于是許昌、颍川、谯、沛諸城，相
王敦跋扈與蘇峻舉兵 東晉、南朝的經濟軍事重心，就地區而論，主要是在荊、揚二州，所謂“江左大鎮，莫過荊、揚”（《南齊書·州郡志》）。
兩州的戶口，也占了江南的一大半。
就地理和軍事的形勢而論，自東晉以來，又以揚州為内戶，荊州為外阃。
然而揚州雖是京畿&mdash&mdash政治中樞之所在；而長江上遊的荊州又因“甲兵所聚”，它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又常有控制下遊的可能，因此，就東晉、南朝整個時期的内部形勢來看，荊州的鎮将又往往因上遊軍事經濟的優勢，孕育野心，威逼下遊。
《通典·州郡典》稱：“荊楚風俗，&hellip&hellip雜以蠻僚，率多勁悍。
南朝鼎立，皆為重鎮。
然兵強财富，地逼勢危，稱兵跋扈，無代不有”[9]。
所謂“荊、揚之争”&mdash&mdash中央與方鎮的矛盾，就是在這種形勢下造成的。
王敦的跋扈與叛亂，是荊、揚之争的序幕。
敦，王覽之孫，妻司馬炎女襄城公主。
西晉懷帝時王衍薦之于東海王司馬越，越用為青州刺史，後轉為揚州刺史。
司馬睿“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導等，同心翼戴”（《晉書·王敦傳》）。
敦任統帥，經營上遊，杜滅後，任都督江揚荊襄交廣六州軍事、江州刺史，鎮武昌。
王敦既掌握了上遊軍隊，逐漸威脅中央。
司馬睿以劉隗、刁協等人為腹心，暗中作了一番軍事布置：首先充實中央的軍事力量，釋放揚州地區内淪落為僮客的北方流民，把他們組成軍隊[10]，任命戴淵為征西将軍、都督兖豫幽冀雍并六州軍事，劉隗為鎮北将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各率萬人，分駐合肥、泗口（泗水入淮之口，今江蘇淮陰西南），名義上是北讨石勒，實際是防禦王敦。
公元322年，王敦自武昌舉兵，攻下建康（時因避西晉愍帝司馬邺諱，已改建邺為建康），殺戴淵、周、刁協，劉隗逃奔石勒。
這一年的閏十一月，元帝司馬睿死，太子司馬紹即位（是為明帝）。
敦又自武昌移鎮姑孰（今安徽當塗），自領揚州牧。
公元324年，王敦病重，明帝下令讨伐王敦。
敦以兄含為元帥，率衆三萬攻建康，建康未下而敦病死，含軍遂潰。
敦無子，以兄含子王應為嗣，軍敗，含父子西奔荊州，含從弟荊州刺史王舒沉殺含父子于長江，敦餘黨悉平。
王敦雖死，王含雖敗，而琅邪王氏，如王導即以司徒進位太保，王舒遷湘州刺史，舒子允之後為江州刺史，導從弟彬為度支尚書，彬子彪之後官至尚書令，位任不衰，仍然是當時數一數二的世家大族。
王敦跋扈上遊的威脅剛解除，曆陽（治曆陽，今安徽和縣）内史蘇峻又自淮南舉兵入都。
蘇峻，長廣掖（今山東萊州）人。
“父模，安樂相。
峻少為書生，有才學，仕郡主簿。
年十八，舉孝廉。
”（《晉書·蘇峻傳》）中原戰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于本縣”，被推為塢主。
後率數百家泛海南奔，仕東晉，以破王敦、沈充功，為曆陽内史，威望漸著。
“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東晉政權寄以江外（時稱江北為江外）之任。
公元325年，明帝死，子司馬衍（成帝）繼位，年幼，王導與外戚世族大地主颍川庾亮輔政。
亮以蘇峻驕恣，欲奪峻兵，因而内調峻任大司農。
公元327年，峻與豫州刺史祖約（祖逖弟，逖死，約領逖之衆）合謀，以讨伐庾亮為名，舉兵南渡長江。
翌年，攻破建康，分兵轉戰吳縣、海鹽、嘉興、餘杭，又攻陷宣城，聲勢日盛。
峻攻建康時，“因風放火，台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
城破之後，又“縱兵大掠”，這時東晉政府的大庫内尚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被峻全數掠去。
東晉的邊防，上遊在荊、襄，下遊在淮南，趙宋時李綱所謂“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荊、襄間”（《宋史·李綱傳》）。
現在淮南的方鎮既然舉兵對抗中央，唯有倚賴荊楚的力量來戡定叛亂。
于是荊州刺史陶侃、江州刺史溫峤聯軍東下，消滅蘇峻，收複建康（公元329年）。
祖約與蘇峻舉兵時，石勒派大軍進攻祖約根據地，約軍潰散，約逃奔曆陽。
及蘇峻失敗，約又率親信數百人投奔石勒。
石勒鄙薄祖約的為人，将約及其親屬百餘人，全都殺死。
東晉統治階級内部，經過幾次火并，既加深了人民的痛苦，也把江東搞得積弱不堪。
除非在萬不得已時，他們不願意把兵鋒轉而北向，有時為了狹隘的集團利益打算，甚至不惜采取阻礙恢複中原的行動。
以後桓溫的北伐，便是在這種情況下，遭受了挫折。
桓溫的三次北伐 自王敦死後，陶侃坐鎮荊楚，都督八州（荊、江、雍、交、廣、甯、梁、益），史稱其“據上流，握強兵，潛有窺窬之志”（《晉書·陶侃傳》）。
侃死，庾亮以帝舅代侃鎮武昌，而王導以丞相居中輔政。
“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
既據上流，擁強兵，趣向者多歸之。
導内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lsquo元規（亮字元規）塵污人。
&rsquo”（《晉書·王導傳》）鹹康五年（公元339年），王導病死，亮弟冰為中書監、揚州刺史，參錄尚書事，荊、揚之争，暫得消弭。
亮死，弟翼繼督荊州。
翼大佃積谷，發奴為兵，有意北伐，以衆意不同而止。
永和元年（公元345年），翼病死，翼兄冰先翼死，東晉政府乃以桓溫繼翼為都督荊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上遊事權，遂集中于桓溫一人之身。
明年春，司馬睿少子司馬昱又以會稽王居中輔政，于是荊、揚之間，複形成分争對立之局。
桓溫，谯國龍亢（今安徽懷遠西北龍亢鎮）人。
父彜，渡江後仕至散騎常侍、宣城内史，死于蘇峻之亂。
溫娶明帝女南康公主為妻，拜驸馬都尉，累遷至徐州刺史，後代庾翼鎮荊州。
溫有雄才，志在收複中原，同時他更企圖以軍事上的勝利，來提高個人的威望，以便代晉稱帝。
這時，蜀李氏的成漢政權已日趨衰亂，在“取亂侮亡”的策略指導下，桓溫欲進兵滅蜀。
溫以公元345年任荊州都督，346年冬，即率兵沿江直上，留辎重于彭模（今四川彭山），親将步卒直指成都，李勢戰敗投降。
平蜀之後，溫聲望極高。
當時中原的情況：公元349年正月，梁犢起義于雍城，衆至十萬，東出潼關，犢失敗，始平人馬繼續起義，中原的石趙政權開始動搖。
四月，石虎憂怖病死。
五月後，石趙統治集團内部矛盾惡化，石虎子石世立三十三日，為兄石遵所殺；遵立百八十三日，為兄石鑒所殺；鑒立百三日，為冉闵所殺；闵盡滅石氏、誅胡羯，胡羯死者二十餘萬人。
公元350年，徒河鮮卑慕容儁率衆南下；至公元352年，滅冉闵。
自公元349&mdash352年這三年間，北方再度大混亂，于是“趙所徙青、雍、幽、荊四州之民[11]，及氐、羌、胡、蠻數百萬口，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其能達者，十有二三。
中原大亂，因以饑疫&hellip&hellip無複耕者”（《資治通鑒》晉穆帝永和七年）。
桓溫在這時想乘機北伐，幾次上表朝廷讨論進兵事宜，朝廷恐桓溫北伐成功，更無法控制，故意把桓溫的建議擱置不複。
公元349年，石虎初死，虎徐州刺史王浃以壽春（今安徽壽縣）降晉。
東晉政府就派徐兖二州刺史、外戚褚裒任征讨大都督，率衆三萬北伐，進至彭城（今江蘇徐州市），“河朔士庶，歸附者日以千計”，“魯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晉，求援于褚裒”（《晉書·外戚·褚裒傳》），真是“晉之遺黎，鹄立南望”，殷切期待晉兵的渡河。
可是褚裒懦怯，非将帥之才，一戰而敗，便退屯廣陵。
當時河北有遺民二十萬人，渡河欲來歸附，因晉兵已經撤退，他們遭到少數民族統治者的殺掠，死亡殆盡。
淮水、漢水以北，黃河以南，一度在名義上盡成晉土[12]。
可是東晉的北伐之師，卻并未再出。
公元351年，桓溫不等朝廷命令，聲稱北讨，率領大軍順流而下，到達武昌，宰輔會稽王司馬昱苦苦勸阻，溫隻得作罷。
東晉政府又把北伐的任務交給揚州刺史殷浩。
浩于是統兵北上。
殷浩是個書生，隻能清談玄學，并無實戰經驗。
公元353年，殷浩自壽春率衆七萬北伐，以羌族酋長姚襄（姚苌兄）為前鋒，行至山桑（今安徽蒙城北），襄中途倒戈，襲擊浩軍，浩丢棄辎重，狼狽逃走，士卒死傷萬餘人。
東晉的世家大族本來就不主張北伐，至此北伐遇到挫折，世族大地主琅邪王羲之（王導從子）便主張不但應該放棄河南，就是“保淮之志，也非複所及，莫過還保長江”[13]。
東晉政府在這樣不利的形勢下，隻得把司州撥歸桓溫來節制，也就是說把收複河南的任務交給桓溫來負責。
溫上表彈劾殷浩，殷浩被罷免，這時誰也不能阻止桓溫的北伐了。
公元354年，溫率步騎四萬，自江陵取道襄陽，出淅川（今河南淅川均水），進攻關中，于柳（今陝西藍田）連敗秦主苻健的軍隊，兵鋒直達長安東面的霸上。
居民“持牛酒迎溫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lsquo不圖今日複見官軍。
&rsquo”（《晉書·桓溫傳》）在關中人民的積極支持下，晉軍才能取得勝利，迫使苻健退保長安，深溝自固，不敢交戰。
桓溫來時，由于運輸上困難，沒有能夠多帶糧食，當時估計春麥已熟，可割取以為軍糧，不料苻健先期“芟苗清野”，因此晉軍在給養上遭遇到嚴重困難，是年九月，溫隻得退兵。
公元356年，逗留在河南許昌一帶的羌族酋長姚襄，進攻洛陽，桓溫自江陵北伐，把姚襄擊潰，襄西走關中，為秦主苻生所殺。
桓溫在收複洛陽以後，建議政府還都洛陽，并主張把永嘉以來播流江南的北人，全部北徙河南[14]。
那時南渡的北方世家大族，他們已在江東置立莊園，自然不願北遷，對桓溫的建議，紛紛提出異議[15]，複都洛陽之議，就此作罷。
公元358年，豫州刺史出缺，朝廷初拟任命桓溫弟桓雲為豫州刺史，尚書仆射琅邪王彪之認為“溫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複處西藩（東晉豫州刺史鎮姑熟，都城建康在今南京，故稱豫州為西藩），非深根固蒂之宜”（《晉書·王傳弟子彪之附傳》），于是朝廷任命吳興太守陳郡謝萬（謝安弟）為豫州刺史。
公元359年，萬受命與徐、兖二州刺史郗昙北征，昙因病退屯彭城，萬誤認為是前燕大軍壓境，倉皇下令退兵，軍遂潰散，萬單騎逃歸，于是許昌、颍川、谯、沛諸城，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