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北方流民的南下與東晉政府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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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等等的優待。
在當時，兵役和國家租調的重擔，成為編戶農民破産的重要原因，政府對僑州郡人民，作出這一規定，不僅僅對延長僑州郡人民&mdash&mdash編戶農民破産時期的到來，有着決定性的作用；而且對于吸引中原地區人民像怒潮似地湧向江南，也起過一定的作用。
同時，當時北來的世家大族，互相标榜門閥，“競以姓望所出，邑裡相矜”（《史通·邑裡篇》），地望在習慣上已經變成了他們的商标，有如解放前在大城市中的某姓公館标以某姓生地如“合肥李公館”、“常州盛公館”者然。
倘使琅邪王氏、陳郡謝氏為了流寓江南而變成了丹陽王氏、會稽謝氏，那就等于取消了他們的高貴标志，因此，他們也必會提出：琅邪（或陳郡）“既是望邦，衣冠所系，希立此郡，使本壤族姓，有所歸依”了[10]。
在元帝司馬睿南遷時，琅邪人民随司馬睿過江者一千多家，元帝在太興三年（公元320年），僑立懷德縣于建康，以安置這些琅邪僑民。
成帝司馬衍鹹康元年（公元335年），又在江乘縣（今江蘇句容北六十裡）境内僑立琅邪郡，為了和北方的琅邪郡區别起見，稱為南琅邪郡。
北方的琅邪郡有臨沂縣（琅邪王氏就是這一縣的人），于是南琅邪郡領邑下也僑立臨沂縣（在江乘界内）[11]，這可以算是僑郡縣的創始。
其後僑置紛繁，以長江下遊而言，在東晉渡江之初，由于從兖州、青州以及徐州北部（淮水以北）南下的僑民較多，所以東晉政府首先在京口界内僑立南徐州和南兖州（南兖州初在京口，其後遷往江北之廣陵），在廣陵界内僑立南青州，在蕪湖界内僑立南豫州等州一級的機構；可是其他如幽州、冀州流徙南下到達江南的僑民，人數較少，就不設立州一級的機構，而隻是在大江南北僑置幽、冀諸州的郡級或縣級的機構，并把它們撥給南徐、南兖、南青等州來管轄，這樣，以南徐州一州而論，就包括有徐、兖、幽、冀、青、并等州的郡邑。
這種随便分合地區、随便僑置郡縣的結果，到了後來，以今天常州一地而論，在當時就設有十五六個郡級和六十多個縣級的流寓郡縣，真是搞得“紊亂無紀，名實俱違”。
如沈約《宋書》諸志總序所說：“自戎狄内附，有晉東遷，中土遺氓，播徙江外”，“百郡千城，流寓比室”，“莫不各樹邦邑，思複舊井”，于是“一郡分為四五，一縣割成兩三”，而“民單戶約，不可獨建”，因此不得不“省置交加，日回月徙”，“或昨屬荊、豫，今隸司、兖”，“故魏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民”，“版籍（戶口冊）為之渾淆，職方（掌管疆域圖籍的政府機構）所不能記”了。
随着時間的推移，一方面版籍混淆，而流寓郡縣仍然未改；一方面北來僑民，已因從事生産而有安定的生活。
到這時候，東晉、南朝的統治者，認為過去優待僑州郡人民而作出的優複等等辦法，已消失其曾經有過的意義。
為了政府的“财阜國豐”（《宋書·武帝紀》）計，為了“京口”的“兵可用”計，自然有調整地方行政機構，實行“土斷”，取消優複等等優待辦法之必要了。
土斷的目的，不是在于撤銷僑置郡縣。
因為曆次土斷以後，雖也裁撤了或合并了一些流寓的地方機構，可是卻把那些保留下來的和江南固有的地方行政機構，混合編制了起來，往往把江南的縣邑，轉移給僑州郡去管轄，俾使僑州郡有了實際轄地，如義興郡本屬揚州，由于南徐州統轄下的許多僑郡縣和義興郡接界，因此就把義興郡改隸到南徐州之下；于湖（在今安徽當塗南三十八裡）本來是屬于揚州丹陽郡的，其後成為淮南郡的治所（淮南郡原治壽春）；當塗縣（今安徽懷遠）原來是屬于治所設在壽春的淮南郡的，以後也随着淮南郡撤退，在于湖縣境内成立了僑置當塗縣，到了後來，原來在江南的于湖縣，在輿圖上卻消失了，僑置的當塗縣反而代替了于湖縣的位置；武進（今江蘇常州市）和丹徒（今江蘇鎮江市東南十八裡丹徒鎮）縣，本來是屬于揚州晉陵郡的，以後丹徒變成南徐州南東海郡的轄地，晉陵郡也由揚州改隸于南徐州。
這樣一來，所謂土斷，不但沒有徹底裁撤僑置郡縣，而且還搞亂長江中下遊固有的舊地方行政系統。
這種南北地名分合交叉的結果，除了客觀上标志出南北兩大地區人民在這種過程中的大融合以外，隻有使人的地域觀念混亂。
同時，從這一點來看，也就可以說明土斷制的目的，并不着重于裁撤流寓的郡縣。
那麼土斷制的目的是什麼呢? 土斷制的中心内容，是想通過整理戶籍，以便于政府統一進行對編戶齊民的剝削&mdash&mdash就是北來僑民，也不例外。
東晉時範甯曾說：“荒郡（僑郡）之人，星居（分散）東西，遠者千餘〔裡〕，近者數百〔裡〕”[12]。
劉宋時柳世隆亦稱：“凡諸流寓，本無定憩，十家五落，各自星處（散居）”[13]。
這些北來僑民，居處既然這樣分散，對政府來說，不但查實戶口，有所困難；就是在将來取消優複等等辦法之後，呼召役調，也無法進行。
因此，在調整地方機構之後，對北來僑民，就須用鄉裡的組織形式，把他們編制起來，固着于土地之上，作為政府牢固的剝削對象，這就是土斷人戶的目的。
第一次土斷，在東晉成帝鹹和（公元326&mdash334年）中，可惜史無明文[14]。
第二次土斷在成帝鹹康七年（公元341年）。
這次土斷，為了使北來僑民保留着将來在故地收複之後，還可以回複原籍的希望，因此在取消流寓郡縣之後，把戶籍分作兩種顔色，一種是黃色的戶籍，所謂“黃籍”，是正規的土著的戶籍；另一種是白色的戶籍，所謂“白籍”，是北來僑戶的戶籍[15]。
第三次土斷，在東晉哀帝“興甯二年（公元364年）三月庚戌，大閱戶人，嚴法禁，稱為庚戌制”（《晉書·哀帝紀》）。
第一、二次土斷，都沒有第三次土斷著名。
第三次土斷的命令，是在三月初一庚戌那一天頒布的，因此稱為“庚戌制”，也稱為庚戌土斷。
主持這次土斷的是桓溫。
由于取消僑州郡優複等等辦法之後，政府對北來僑民的剝削加緊加重，尤其是沉重的兵役，成為以後北來僑民破産的主要原因，因此，北來僑民往往在土斷之際，隐匿不報戶口，或去請求世家大族，取得他們保護，以期逃避比起世家大族的剝削來遠為沉重的政府調役。
因此桓溫在執行土斷法時，不得不對隐匿戶口的世家大族，予以沉重的打擊，如東晉宗室彭城王司馬玄，“會庚戌制，不得藏戶，玄匿五戶，桓溫表玄犯禁，收付廷尉”（《晉書·彭城穆王權傳玄孫玄附傳》）。
又當時王彪之為會稽内史，“亡戶歸者三萬餘口”（《晉書·王傳弟子彪之附傳》），這也說
在當時，兵役和國家租調的重擔，成為編戶農民破産的重要原因，政府對僑州郡人民，作出這一規定，不僅僅對延長僑州郡人民&mdash&mdash編戶農民破産時期的到來，有着決定性的作用；而且對于吸引中原地區人民像怒潮似地湧向江南，也起過一定的作用。
同時，當時北來的世家大族，互相标榜門閥，“競以姓望所出，邑裡相矜”（《史通·邑裡篇》），地望在習慣上已經變成了他們的商标，有如解放前在大城市中的某姓公館标以某姓生地如“合肥李公館”、“常州盛公館”者然。
倘使琅邪王氏、陳郡謝氏為了流寓江南而變成了丹陽王氏、會稽謝氏，那就等于取消了他們的高貴标志，因此，他們也必會提出：琅邪（或陳郡）“既是望邦，衣冠所系，希立此郡，使本壤族姓，有所歸依”了[10]。
在元帝司馬睿南遷時，琅邪人民随司馬睿過江者一千多家，元帝在太興三年（公元320年），僑立懷德縣于建康，以安置這些琅邪僑民。
成帝司馬衍鹹康元年（公元335年），又在江乘縣（今江蘇句容北六十裡）境内僑立琅邪郡，為了和北方的琅邪郡區别起見，稱為南琅邪郡。
北方的琅邪郡有臨沂縣（琅邪王氏就是這一縣的人），于是南琅邪郡領邑下也僑立臨沂縣（在江乘界内）[11]，這可以算是僑郡縣的創始。
其後僑置紛繁，以長江下遊而言，在東晉渡江之初，由于從兖州、青州以及徐州北部（淮水以北）南下的僑民較多，所以東晉政府首先在京口界内僑立南徐州和南兖州（南兖州初在京口，其後遷往江北之廣陵），在廣陵界内僑立南青州，在蕪湖界内僑立南豫州等州一級的機構；可是其他如幽州、冀州流徙南下到達江南的僑民，人數較少，就不設立州一級的機構，而隻是在大江南北僑置幽、冀諸州的郡級或縣級的機構，并把它們撥給南徐、南兖、南青等州來管轄，這樣，以南徐州一州而論，就包括有徐、兖、幽、冀、青、并等州的郡邑。
這種随便分合地區、随便僑置郡縣的結果，到了後來，以今天常州一地而論，在當時就設有十五六個郡級和六十多個縣級的流寓郡縣，真是搞得“紊亂無紀，名實俱違”。
如沈約《宋書》諸志總序所說：“自戎狄内附，有晉東遷，中土遺氓，播徙江外”，“百郡千城，流寓比室”，“莫不各樹邦邑，思複舊井”，于是“一郡分為四五，一縣割成兩三”，而“民單戶約，不可獨建”，因此不得不“省置交加，日回月徙”，“或昨屬荊、豫，今隸司、兖”，“故魏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民”，“版籍（戶口冊）為之渾淆，職方（掌管疆域圖籍的政府機構）所不能記”了。
随着時間的推移，一方面版籍混淆，而流寓郡縣仍然未改；一方面北來僑民，已因從事生産而有安定的生活。
到這時候，東晉、南朝的統治者，認為過去優待僑州郡人民而作出的優複等等辦法，已消失其曾經有過的意義。
為了政府的“财阜國豐”（《宋書·武帝紀》）計，為了“京口”的“兵可用”計，自然有調整地方行政機構，實行“土斷”，取消優複等等優待辦法之必要了。
土斷的目的，不是在于撤銷僑置郡縣。
因為曆次土斷以後，雖也裁撤了或合并了一些流寓的地方機構，可是卻把那些保留下來的和江南固有的地方行政機構，混合編制了起來，往往把江南的縣邑，轉移給僑州郡去管轄，俾使僑州郡有了實際轄地，如義興郡本屬揚州，由于南徐州統轄下的許多僑郡縣和義興郡接界，因此就把義興郡改隸到南徐州之下；于湖（在今安徽當塗南三十八裡）本來是屬于揚州丹陽郡的，其後成為淮南郡的治所（淮南郡原治壽春）；當塗縣（今安徽懷遠）原來是屬于治所設在壽春的淮南郡的，以後也随着淮南郡撤退，在于湖縣境内成立了僑置當塗縣，到了後來，原來在江南的于湖縣，在輿圖上卻消失了，僑置的當塗縣反而代替了于湖縣的位置；武進（今江蘇常州市）和丹徒（今江蘇鎮江市東南十八裡丹徒鎮）縣，本來是屬于揚州晉陵郡的，以後丹徒變成南徐州南東海郡的轄地，晉陵郡也由揚州改隸于南徐州。
這樣一來，所謂土斷，不但沒有徹底裁撤僑置郡縣，而且還搞亂長江中下遊固有的舊地方行政系統。
這種南北地名分合交叉的結果，除了客觀上标志出南北兩大地區人民在這種過程中的大融合以外，隻有使人的地域觀念混亂。
同時，從這一點來看，也就可以說明土斷制的目的，并不着重于裁撤流寓的郡縣。
那麼土斷制的目的是什麼呢? 土斷制的中心内容，是想通過整理戶籍，以便于政府統一進行對編戶齊民的剝削&mdash&mdash就是北來僑民，也不例外。
東晉時範甯曾說：“荒郡（僑郡）之人，星居（分散）東西，遠者千餘〔裡〕，近者數百〔裡〕”[12]。
劉宋時柳世隆亦稱：“凡諸流寓，本無定憩，十家五落，各自星處（散居）”[13]。
這些北來僑民，居處既然這樣分散，對政府來說，不但查實戶口，有所困難；就是在将來取消優複等等辦法之後，呼召役調，也無法進行。
因此，在調整地方機構之後，對北來僑民，就須用鄉裡的組織形式，把他們編制起來，固着于土地之上，作為政府牢固的剝削對象，這就是土斷人戶的目的。
第一次土斷，在東晉成帝鹹和（公元326&mdash334年）中，可惜史無明文[14]。
第二次土斷在成帝鹹康七年（公元341年）。
這次土斷，為了使北來僑民保留着将來在故地收複之後，還可以回複原籍的希望，因此在取消流寓郡縣之後，把戶籍分作兩種顔色，一種是黃色的戶籍，所謂“黃籍”，是正規的土著的戶籍；另一種是白色的戶籍，所謂“白籍”，是北來僑戶的戶籍[15]。
第三次土斷，在東晉哀帝“興甯二年（公元364年）三月庚戌，大閱戶人，嚴法禁，稱為庚戌制”（《晉書·哀帝紀》）。
第一、二次土斷，都沒有第三次土斷著名。
第三次土斷的命令，是在三月初一庚戌那一天頒布的，因此稱為“庚戌制”，也稱為庚戌土斷。
主持這次土斷的是桓溫。
由于取消僑州郡優複等等辦法之後，政府對北來僑民的剝削加緊加重，尤其是沉重的兵役，成為以後北來僑民破産的主要原因，因此，北來僑民往往在土斷之際，隐匿不報戶口，或去請求世家大族，取得他們保護，以期逃避比起世家大族的剝削來遠為沉重的政府調役。
因此桓溫在執行土斷法時，不得不對隐匿戶口的世家大族，予以沉重的打擊，如東晉宗室彭城王司馬玄，“會庚戌制，不得藏戶，玄匿五戶，桓溫表玄犯禁，收付廷尉”（《晉書·彭城穆王權傳玄孫玄附傳》）。
又當時王彪之為會稽内史，“亡戶歸者三萬餘口”（《晉書·王傳弟子彪之附傳》），這也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