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西晉的黑暗統治與“八王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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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晉的門閥政治 公元265年，司馬炎代魏稱帝，國号晉，史稱西晉；司馬炎就是晉武帝。
到了公元280年，晉武帝出兵滅吳，重新統一中國。
但西晉是一個極其短促的統一王朝。
在封建社會裡，土地所有權是政治權力的源泉，從世家大族的政治要求出發，就出現了“九品官人”之法。
曹魏一代，九品中正制的繼續采用，久而久之，便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晉書·劉毅傳》）的現象。
《晉書·禮志》載晉武帝诏曰：“本諸生家，傳禮來久。
”可見司馬氏為東漢中葉以後的世家大族無疑，而司馬炎在未即帝位之前，以世族貴公子當上品之選，司州十二郡莫敢與其輩比。
這樣，西晉受禅之後，雖然有令内外群臣“舉清能，拔寒素”的诏令，可是那時中正所保薦的人物，如霍原曾封“為列侯，顯佩金〔章〕紫〔绶〕”，而“應寒素之目”（《晉書·李重傳》）。
這樣，名為“拔寒素”，實際上并不是真正為素門寒族開道路，而隻是給世家大族增多另一種做官的機會而已。
當時世家大族如琅邪王祥，荥陽鄭沖、陳國何曾、臨淮陳骞、颍川荀、荀勖、河東衛瓘、裴秀、太原王渾、王沈、泰山羊祜、河内山濤、京兆杜預等，或以國之耆老，特蒙優禮；或以參與魏、晉遞嬗之際的秘策密謀，任掌機要；或以聯姻皇室，如羊祜為司馬師妻弟，山濤與司馬師、司馬昭為中表兄弟，杜預為司馬懿女婿等等，為晉室爪牙虎臣。
門閥專政的典型時期，實形成于這一時期。
無怪敦煌段灼有“今台閣選舉，徒塞耳目；九品訪人，唯問中正。
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塗之昆弟也。
二者苟然，則筚門蓬戶之俊，安得不有陸沉（埋沒）者哉”（《晉書·段灼傳》）的說法了。
魏、晉以來的世家大族，由于他們經濟勢力的發展，客觀環境的變化，往往想貫徹一種政治理想。
如司馬懿長兄司馬朗在曹魏時代曾謂“天下土崩之世，由秦滅五等之制”（《三國志·魏志·司馬朗傳》），因此他主張恢複五等爵。
這種政治理想，表面上有似複古的論調，其實是符合當時世家大族，尤其是經過武裝過程以後的世家大族的要求的。
他們建立起他們的小王國&mdash&mdash莊園以後，想用舊的五等封建制作為外衣來披在新的封建制之上，經過名正言順的法定手續，來承認他們小王國的獨立主權和新的主佃依附關系的合法性[1]。
這種政治理想，到了司馬氏掌握政權時，在魏鹹熙元年（公元264年）五月庚申“複五等爵”（《三國志·魏志·陳留王奂紀》），就見諸實行了。
故晉“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封”，“有開國郡公、縣公、郡侯、縣侯、伯、子、男及鄉亭、關内、關外等侯之爵”（《通典·職官典·曆代王侯封爵》）。
本來，曹魏承漢以來削弱諸侯王的趨勢，雖因循漢制，封建同姓王侯，但均為虛封，“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
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
雖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于匹夫。
懸隔千裡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
諸侯遊獵，不得過三十裡；又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
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三國志·魏志·武文世王公傳》注引《袁子》）。
因此在地方上，宗室毫無屏藩的勢力；中央方面，雖重用宗室，如任曹爽，以圖集權，但外無屏藩，一旦中央勢力轉移，政權亦随之轉入他人之手。
晉初受禅，“公、侯、伯、子、男，五百餘國”（《晉書·段灼傳》）。
晉武帝懲戒曹魏之以孤立而亡，于是在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大封同姓諸王，使互相維制。
以郡為國，邑二萬戶為大國，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邑萬戶為次國，置上下二軍，兵三千人；邑五千戶為小國，置一軍，兵一千五百人（郡公食邑如五千戶王，郡侯食邑如不滿五千戶王）。
以後“更制戶邑”，凡是不滿萬戶的小國，皆增滿萬戶；大國增為四萬戶，而汝南王亮、秦王柬食邑至八萬戶，成都王穎食邑至十萬戶。
西晉分封五十七王，以每國一萬戶計，已達五十七萬戶，此外五等封爵的食邑戶數尚不統計在内。
這些諸侯王雖然“徒享封土，而不治吏民”，而且所謂食邑戶數，也隻是在國家的編戶中（名義上是屬于諸王侯的），抽出每戶全年戶調絹的三分之一（即戶調絹一匹）與每戶田租二斛，作為諸侯王的租秩[2]，這對中央來說，并不妨害中央行政權的統一，但租調的分割，卻給中央的财政收入帶來了巨大影響。
西晉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戶三百七十七萬，這和東漢永嘉元年（公元145年）全國領戶九百九十三萬的數字比較起來，才三分之一強。
可是龐大的官僚機構政務開支，卻壓在這三百七十七萬國家編戶頭上，無怪當時人有“縱使〔農民〕五稼普收，僅足相接”，倘“一歲不登，便有菜色”（《晉書·傅玄傳》）的說法了。
魏晉之際，除了中央擁有數十萬大軍，以守衛邊境、防備吳蜀以外，在維持國内統治秩序方面，州郡兵也是
到了公元280年，晉武帝出兵滅吳，重新統一中國。
但西晉是一個極其短促的統一王朝。
在封建社會裡，土地所有權是政治權力的源泉，從世家大族的政治要求出發，就出現了“九品官人”之法。
曹魏一代，九品中正制的繼續采用，久而久之，便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晉書·劉毅傳》）的現象。
《晉書·禮志》載晉武帝诏曰：“本諸生家，傳禮來久。
”可見司馬氏為東漢中葉以後的世家大族無疑，而司馬炎在未即帝位之前，以世族貴公子當上品之選，司州十二郡莫敢與其輩比。
這樣，西晉受禅之後，雖然有令内外群臣“舉清能，拔寒素”的诏令，可是那時中正所保薦的人物，如霍原曾封“為列侯，顯佩金〔章〕紫〔绶〕”，而“應寒素之目”（《晉書·李重傳》）。
這樣，名為“拔寒素”，實際上并不是真正為素門寒族開道路，而隻是給世家大族增多另一種做官的機會而已。
當時世家大族如琅邪王祥，荥陽鄭沖、陳國何曾、臨淮陳骞、颍川荀、荀勖、河東衛瓘、裴秀、太原王渾、王沈、泰山羊祜、河内山濤、京兆杜預等，或以國之耆老，特蒙優禮；或以參與魏、晉遞嬗之際的秘策密謀，任掌機要；或以聯姻皇室，如羊祜為司馬師妻弟，山濤與司馬師、司馬昭為中表兄弟，杜預為司馬懿女婿等等，為晉室爪牙虎臣。
門閥專政的典型時期，實形成于這一時期。
無怪敦煌段灼有“今台閣選舉，徒塞耳目；九品訪人，唯問中正。
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塗之昆弟也。
二者苟然，則筚門蓬戶之俊，安得不有陸沉（埋沒）者哉”（《晉書·段灼傳》）的說法了。
魏、晉以來的世家大族，由于他們經濟勢力的發展，客觀環境的變化，往往想貫徹一種政治理想。
如司馬懿長兄司馬朗在曹魏時代曾謂“天下土崩之世，由秦滅五等之制”（《三國志·魏志·司馬朗傳》），因此他主張恢複五等爵。
這種政治理想，表面上有似複古的論調，其實是符合當時世家大族，尤其是經過武裝過程以後的世家大族的要求的。
他們建立起他們的小王國&mdash&mdash莊園以後，想用舊的五等封建制作為外衣來披在新的封建制之上，經過名正言順的法定手續，來承認他們小王國的獨立主權和新的主佃依附關系的合法性[1]。
這種政治理想，到了司馬氏掌握政權時，在魏鹹熙元年（公元264年）五月庚申“複五等爵”（《三國志·魏志·陳留王奂紀》），就見諸實行了。
故晉“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封”，“有開國郡公、縣公、郡侯、縣侯、伯、子、男及鄉亭、關内、關外等侯之爵”（《通典·職官典·曆代王侯封爵》）。
本來，曹魏承漢以來削弱諸侯王的趨勢，雖因循漢制，封建同姓王侯，但均為虛封，“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
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
雖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于匹夫。
懸隔千裡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
諸侯遊獵，不得過三十裡；又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
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三國志·魏志·武文世王公傳》注引《袁子》）。
因此在地方上，宗室毫無屏藩的勢力；中央方面，雖重用宗室，如任曹爽，以圖集權，但外無屏藩，一旦中央勢力轉移，政權亦随之轉入他人之手。
晉初受禅，“公、侯、伯、子、男，五百餘國”（《晉書·段灼傳》）。
晉武帝懲戒曹魏之以孤立而亡，于是在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大封同姓諸王，使互相維制。
以郡為國，邑二萬戶為大國，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邑萬戶為次國，置上下二軍，兵三千人；邑五千戶為小國，置一軍，兵一千五百人（郡公食邑如五千戶王，郡侯食邑如不滿五千戶王）。
以後“更制戶邑”，凡是不滿萬戶的小國，皆增滿萬戶；大國增為四萬戶，而汝南王亮、秦王柬食邑至八萬戶，成都王穎食邑至十萬戶。
西晉分封五十七王，以每國一萬戶計，已達五十七萬戶，此外五等封爵的食邑戶數尚不統計在内。
這些諸侯王雖然“徒享封土，而不治吏民”，而且所謂食邑戶數，也隻是在國家的編戶中（名義上是屬于諸王侯的），抽出每戶全年戶調絹的三分之一（即戶調絹一匹）與每戶田租二斛，作為諸侯王的租秩[2]，這對中央來說，并不妨害中央行政權的統一，但租調的分割，卻給中央的财政收入帶來了巨大影響。
西晉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戶三百七十七萬，這和東漢永嘉元年（公元145年）全國領戶九百九十三萬的數字比較起來，才三分之一強。
可是龐大的官僚機構政務開支，卻壓在這三百七十七萬國家編戶頭上，無怪當時人有“縱使〔農民〕五稼普收，僅足相接”，倘“一歲不登，便有菜色”（《晉書·傅玄傳》）的說法了。
魏晉之際，除了中央擁有數十萬大軍，以守衛邊境、防備吳蜀以外，在維持國内統治秩序方面，州郡兵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