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西晉的占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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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剝削的名稱美化起來，他們不願直截了當說要向他人進行剝削，而偏偏轉彎抹角地說是為了鼓勵他們加緊生産，于是又引申出寓勸于課的說法來，使“課”之一字，又含有勸勉、督促的意思在内。
西晉政府一方面想設法鞏固小農農村，希望它繼續廣泛存在，作為中央集權化國家的牢固剝削對象，因此作出一夫一婦占田最高限額不得超過百畝的規定來，使重新鞏固起來的農村，财産上的分化不至于立刻十分嚴重起來；另一方面，政府為了保證财政方面的收入不至于落空，又必須在“寓勸于課”的美名之下，訂出可以占田百畝的一夫一婦，他們實際在耕種的土地，也不得少于七十畝（丁男五十畝，丁女二十畝）的規定，對于戶長以外的丁男、丁女、次丁男，也得按照他們勞動能力所能及，作出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二十五畝起征的規定。
然後又按照這種規定，以每畝八升來征收田租，這樣，丁男課田五十畝，納田租四石；丁女課田二十畝，納田租一石六鬥；次丁男課田二十五畝，納田租二石。
倘丁男、丁女、次丁男的耕種面積沒有達到課田的規定畝數，也得按課田的固定限額來起征田租，這也就是“寓勸于課”的課田法的基本内容了。
占田法的頒布使封建國家之内除了世家大族領有的部曲和佃客以外，國家的編戶齊民中的農民隻有自耕小農一種了。
如站在曹魏以來州郡編戶齊民中的自耕小農的角度上來看，西晉占田法的封建負擔，戶調要比魏制加重二分之一，田租要比魏制加重一倍，隻有力役一項，在全國統一的情況下，相對地有所減輕。
可是由于占田制實施之後，專制君主更充分地行使其“所有者”的職權，對“使用者”&mdash&mdash農民的土地買賣，加以限制；土地的授受之權，既開始操之于政府，實質上使他們成為封建政府的變相農奴。
如站在民屯的屯田客的角度上來看，占田的封建負擔則增加了力役的負擔；戶調、田租的課征率雖重，可是比起三七、二八分的民屯超額租課，究為減少；人身自由也有所改善。
如從兵屯下的佃兵和代佃兵種稻的官奴婢角度上來看，占田法的封建負擔田租、戶調的課征率雖重，比起屯田的超額租課，不知減輕多少；他們“出戰入耕”，力役的負擔，從來是很重的，現在也相對地減輕了些。
由此可見，占田法的用意，使民屯上的屯田客，兵屯上的佃兵，以及代佃兵種稻的官奴婢，也成為占田戶，而這種占田戶，名義上雖是獨立小農，實際上是封建國家的變相農奴。
太康時期的繁榮景象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晉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晉書·地理志》）；占田法實施後的第三年（太康三年），國家領“戶有三百七十七萬”（《三國志·魏志·陳群傳》注引《晉太
西晉政府一方面想設法鞏固小農農村，希望它繼續廣泛存在，作為中央集權化國家的牢固剝削對象，因此作出一夫一婦占田最高限額不得超過百畝的規定來，使重新鞏固起來的農村，财産上的分化不至于立刻十分嚴重起來；另一方面，政府為了保證财政方面的收入不至于落空，又必須在“寓勸于課”的美名之下，訂出可以占田百畝的一夫一婦，他們實際在耕種的土地，也不得少于七十畝（丁男五十畝，丁女二十畝）的規定，對于戶長以外的丁男、丁女、次丁男，也得按照他們勞動能力所能及，作出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二十五畝起征的規定。
然後又按照這種規定，以每畝八升來征收田租，這樣，丁男課田五十畝，納田租四石；丁女課田二十畝，納田租一石六鬥；次丁男課田二十五畝，納田租二石。
倘丁男、丁女、次丁男的耕種面積沒有達到課田的規定畝數，也得按課田的固定限額來起征田租，這也就是“寓勸于課”的課田法的基本内容了。
占田法的頒布使封建國家之内除了世家大族領有的部曲和佃客以外，國家的編戶齊民中的農民隻有自耕小農一種了。
如站在曹魏以來州郡編戶齊民中的自耕小農的角度上來看，西晉占田法的封建負擔，戶調要比魏制加重二分之一，田租要比魏制加重一倍，隻有力役一項，在全國統一的情況下，相對地有所減輕。
可是由于占田制實施之後，專制君主更充分地行使其“所有者”的職權，對“使用者”&mdash&mdash農民的土地買賣，加以限制；土地的授受之權，既開始操之于政府，實質上使他們成為封建政府的變相農奴。
如站在民屯的屯田客的角度上來看，占田的封建負擔則增加了力役的負擔；戶調、田租的課征率雖重，可是比起三七、二八分的民屯超額租課，究為減少；人身自由也有所改善。
如從兵屯下的佃兵和代佃兵種稻的官奴婢角度上來看，占田法的封建負擔田租、戶調的課征率雖重，比起屯田的超額租課，不知減輕多少；他們“出戰入耕”，力役的負擔，從來是很重的，現在也相對地減輕了些。
由此可見，占田法的用意，使民屯上的屯田客，兵屯上的佃兵，以及代佃兵種稻的官奴婢，也成為占田戶，而這種占田戶，名義上雖是獨立小農，實際上是封建國家的變相農奴。
太康時期的繁榮景象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晉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晉書·地理志》）；占田法實施後的第三年（太康三年），國家領“戶有三百七十七萬”（《三國志·魏志·陳群傳》注引《晉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