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世家大族經濟勢力的發展與部曲佃客制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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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犯了罪，華廙也因以奴代客的事情而免官削爵。
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下令實施占田法。
同時根據官品規定了“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的制度，“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hellip&hellip一人。
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第九品一戶”（《晉書·食貨志》）。
當然，實際蔭客的數目要遠遠超過這個數字，這在後面還要講到。
東晉元帝過江，“時百姓遭難，流移此境（指南兖州），流民多庇大姓以為客”。
元帝太興四年（公元321年），诏以“流民失籍，使條名上有司，為給客制度，而江北荒殘，不可檢實”（《南齊書·州郡志》南兖州序）。
這個給客制度，可能就是《隋書·食貨志》裡所載的給客制度。
《隋志》雲：“都下人多為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
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第三品三十五戶；第四品三十戶；第五品二十五戶；第六品二十戶；第七品十五戶；第八品十戶；第九品五戶。
其佃谷，皆與大家（指主人）量分。
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hellip&hellip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
官品第六已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hellip&hellip一人。
客皆注家籍。
” 元帝太興四年給客制度的數目，也和實際的庇蔭人數出入很大，所以《南齊書·州郡志》裡才明确提出“江北荒殘，不可檢實”這個現實。
《南史·齊東昏侯紀》雲：“又先時諸郡役人，多依人士為附隸，謂之&lsquo屬名&rsquo。
”東昏侯于永元（公元499至501年）中，下令“在所檢占諸屬名”，“凡屬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并是役蔭之家”。
東昏侯把他們都搜括出來，“攝充将役”。
“屬名”之名，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私相置名”之名，“屬名”、“置名”，都是說他們的名字，已經登記在豪勢之家的戶籍上，也就是“客皆注家籍”了，他們已經不算為政府的編戶齊民，而成為世家大族或豪勢之家的蔭庇戶口了。
西晉官吏占田蔭客表 東晉南朝官吏占田蔭客表 在北朝，情況也是一樣。
《魏書·食貨志》稱：“魏初不立三長制，故民多蔭附。
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征斂，倍于公賦。
”由于匈奴、羯、氐、羌、鮮卑各族疊據中原，他們的社會發展階段大都還留滞在家長奴隸制階段，因此黃河流域奴隸制殘餘一時很為嚴重，鮮卑勳貴和中原世家大族，他們的土地上有很多奴隸。
可是到了北朝後期，如在北周武帝建德六年（公元577年）的诏文中，解放了官私奴婢，令“所在附籍，一同民伍。
若舊主人猶須共居，聽留為部曲及客女”（《周書·武帝紀》）。
可見部曲、佃客、客女之成為蔭庇人口，當時政府也認為是合法的。
他們一成為蔭附的人口，就不成為政府的“編戶齊民”，也不再負擔政府的課役了。
因此，日益發展和鞏固的世家大族土地所有制，它與國家所有制是對立的。
國家為了得到一部分勞動力，用來補充軍隊，作為國家的軍事力量，并使之直接耕種國家的土地，而用田租、戶調的剝削形式，把直接生産者的剩餘生産品攫為己有，因此，國家所有制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世家大族土地所有制的發展。
這種對立的關系，決定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政府與世家大族及僧侶大地主間的關系。
世家大族及僧侶大地主想增多他們的蔭庇民戶，而政府便防止蔭庇戶的增多。
當喪亂分據，“賦重役勤，人不堪命”的時候，自耕小農不是“多依豪室”（《通典·食貨典·丁中》），便是“假慕沙門，實避調役”（《魏書·釋老志》）。
而一當政府權力集中時，不是下土斷之令，便是立三長之制，建輸籍之法，來搜括蔭戶。
從西晉開始，王朝就重視搜括蔭冒即不合法的蔭戶。
武帝鹹甯三年（公元277年），中山王司馬睦“遣使募徙國内八縣，受逋逃、私占及變易姓名、詐冒複除者，七百餘戶”（《晉書·高陽王睦傳》），為冀州刺史所奏，貶為丹水縣侯。
可見用私占、詐冒的手段來隐庇戶口，是要受到嚴厲懲罰的。
十六國時代，前燕、後燕、南燕都曾搜括蔭戶。
如前“燕王公、貴戚多占民為蔭戶，國之戶口，少于私家，倉庫空竭，用度不足”。
前燕的尚書左仆射悅绾向前燕主慕容建議：“國家政法不立，豪貴恣橫，至使民戶殚盡，委輸無入。
”“宜一切罷斷諸蔭戶，盡還郡縣。
”慕容采納了悅绾的意見，并命悅绾“厘校戶籍”，“糾擿奸伏，無敢蔽匿，出戶二十餘萬”（《資治通鑒》晉海西公太和三年）。
後燕主慕容寶初嗣位，遵循其父慕容垂遺令，“校閱戶口，罷諸軍營分屬郡縣，定士族舊籍”（《晉書·慕容寶載記》）。
南燕主慕容德時，其尚書韓上疏雲：“百姓因秦（指後秦姚氏）、晉（指東晉）之弊，疊相蔭冒。
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依托城社，不懼熏燒，公避課役，擅為奸宄。
”“今宜隐實黎萌，正其編貫。
”慕容德采納了韓的建議，“遣其車騎将軍慕容鎮率騎三千，緣邊嚴防，備百姓逃竄”。
并命“巡郡縣隐實，得蔭戶五萬八千”（《晉書·慕容德載記》）。
慕容德所據青州，一共隻有十幾萬戶，而一次搜括出蔭戶五萬八千，可見蔭戶數目之多。
西晉滅亡之後，“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謂之僑人”；另外，“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戶者，謂之流浪人”（《隋書·食貨志》）。
僑人和流浪人往往“多庇大姓以為客”，這種客又大都由世家大族私自招募而不在給客制度數目之内的，東晉南朝政府為了要搜括這類不在法定範圍之内的客，往往結合土斷來進行戶口的搜檢。
土斷的事，以後有專節要談到，這裡隻談檢括戶口的雷厲風行情況。
東晉哀帝興甯二年（公元364年），桓溫庚戌土斷，嚴令“不得藏戶”，時宗室彭城王司馬玄以“匿五戶”，“收付廷尉”（《晉書·彭城王權傳玄孫玄附傳》）。
劉裕在東晉安帝義熙九年（公元413年）土斷，餘姚的世族大地主虞亮以“藏匿亡命千餘人”（《宋書·武帝紀》），被劉裕處以死刑。
宋、齊的整理戶籍，檢巧卻籍，也是針對戶口的搜括一事而進行的。
北朝搜括戶口，往往是結合均田來進行，同南朝的做法不完全一樣。
在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實施均田制之前，“舊無三長，唯立宗主督護，所以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北史·序傳》）。
均田制頒布後，接着就創立三長制，它的職責之一就是使“包蔭之戶可出”。
而且在均田制頒布後，政府不但依靠搜括的政治權力，有時還可以采用“廉價”的方法，使蔭戶登記戶口，成為政府的編戶齊民，所謂“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為浮客，被強家收大半之賦，為編氓，奉公上蒙輕減之征”（《通典·食貨典·丁中》）。
東魏承喪亂之後，“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通典·食貨典·丁中》），以緻“戶口失實”，“阙于徭賦”。
武定二年（公元544年），東魏丞相高歡命孫騰、高隆之等“為括戶大使，分行諸州”（《資治通鑒》梁武帝大同十年），“分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
于是僑居者各勒還本屬”（《隋書·食貨志》）。
北齊為北周所滅時（公元577年），有戶三百零三萬，而東魏孫騰等這次卻搜括到六十多萬戶，幾乎占北齊滅亡時戶口總數的五分之一，可見戶口的蔭庇詐冒的嚴重程度。
北周武帝滅佛教，把北周、北齊地區的三百萬僧侶，“皆複軍民，還歸編戶”（《曆代三寶記》），這是統治階級内部另一種争奪戶口的手段，在《西魏與北周的政治》一節裡要講到，這裡就不多講了。
北周武帝命群臣撰《刑書要制》，規定“正長隐五戶及十丁以上、及地三頃以上，皆死”（《隋書·刑法志》）。
這一條法律條文，也透露出政府對戶口的控制是多麼嚴格。
總之，政府和地主之間，一個是要蔭庇戶口，一個是要搜括戶口，這就構成魏、晉、南北朝時期統治階級内部矛盾的重要内容。
但是在人口分割方面，不管他們之間的矛盾尖銳化到如何程度，他們二者卻抱着同一目的，即怎樣來對他們的依附農民進行更厲害的剝削。
而依附農民則争取要自己支配土地，并反對封建土地所有主不顧人命程度的剝削。
因此，那一時期的主要矛盾，還是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包括最高地主&mdash&mdash皇帝和自耕小農、屯田上的屯田客佃兵、占田均田上的農民，世家大族（還有北朝的鮮卑勳貴和以軍功出身的漢族地主）和他們有依附關系的部曲、佃客，庶族寒門地主和他們的佃戶、傭耕者，僧侶大地主和“僧祇戶”、“佛圖戶”、勞動僧、部曲（觀寺亦有部曲，見《唐律疏議》）所構成的階級矛盾。
有的同志問：魏晉南北朝這一階段，有沒有中小地主這個階層?他們是采取哪種剝削形式來進行剝削的?我們這樣答複：如果從土地的多少，莊園的大小，來劃分大、中、小地主的話，那麼世家大族中有大地主，也有中小地主；庶族寒門中有大地主，也有中小地主。
但是這個時候有它的特點，即世家大族中的一些房分，他們從北方流寓到江南以後，有的土地不多，有的甚至依靠俸祿來維持生活，如顔之推《顔氏家訓·涉務篇》所說的：“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
假令有者，皆信僮仆為之，未嘗目觀起一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
”個别世家大族沒有獲得土地，這種情況偶然還會有的。
如梁代王僧孺，他是曹魏司徒王朗的九世孫，确實是東海的世家大族。
但由于他的父親早死，他這一房偏枯下來了，史稱“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僧孺“常傭書以養母”。
後來僧孺以事免官，寫給他友人何炯信中還提到“素無一廛之田，而有數口之累”（《梁書·王僧孺傳》），可見他就是“資俸祿而食”的。
和王僧孺同時的傅昭，是北地世家大族，他父親在宋孝武帝時被殺，因此他早年生活清苦，年“十一，随外祖于朱雀航（即朱雀橋，在今江蘇南京市鎮淮橋稍東）賣曆日”（《梁書·傅昭傳》），當時他家也不會有土地。
但盡管如此，由于他們出身世家大族，隻要得到推薦，就能登仕，所以即使沒有土地，他們也是屬于世家大族這個階層。
一般地說，世家大族憑借他們在社會上的特殊地位，是會擁有巨大的田産的。
所以我是認為隻要是世家大族，就都是大地主，道理很簡單，凡是世家大族，即使是“資俸祿而食”的，因為他們代表了大地主階層的利益，所以就可以稱之為世族大地主。
至于庶族寒門，應該區分為庶族寒門大地主和中小地主兩個階層。
庶族寒門大地主雖然出身寒微一些，但有的已經緻位将帥，有的又參掌機要，實際上已和這個統治政權的利益息息相關，固然“士庶天隔”，他們和世家大族之間還存在一些隔閡，而兩者的利害得失基本上是一緻的。
庶族寒門中的中小地主和庶族寒門大地主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小地主雖有一些土地，但沒有取得任何特權，尤其是沒有取得蔭客的特權，這是和世家大族最大不同的地方。
兩晉、南朝的蔭客制度規定各級官吏按照官品來享受蔭客的特權。
西晉官品第九蔭客一戶，東晉官品第九給客五戶，庶族寒門中的中小地主未必有官位，就不一定能取得蔭客的特權。
部曲類似“家兵”，在中小地主的戶籍中更不可能出現家兵。
當然，庶族寒門中的中小地主，可以使用奴婢來從事耕織，此外還可役屬“傭耕”或“自賣”的客。
傭耕和主人的依附關系，是不會太強的；“自賣為十夫客”等的客，也隻是債務關系，償債完畢，就不再受人役屬了。
因此可以說，在庶族寒門中的中小地主的土地上，奴隸制的殘留形态可能比較嚴重，雇傭租佃的封建地租形态或者也較發展，但部曲、佃客對主人的依附關系，卻未必十分強化。
下面就來談談魏晉南北朝時期大、中、小三種類型的自給自足莊園。
世家大族莊園的類型 三國時期，在江南立國的東吳，有許多世家大族，如吳郡的顧、陸、朱、張，會稽的孔、魏、虞、謝，他們的莊園，都是“僮仆成軍，閉門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裡”，“金玉滿堂，伎妾溢房，商販千艘，腐谷萬庾”（葛洪《抱樸子·吳失篇》），經濟勢力很大。
到了西晉時期，世家大族的莊園經濟在北方也有了發展，如石崇“有别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今河南洛陽市西北）中，去城十裡，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金田十頃，羊二百口，雞豬鵝鴨之類，莫不畢備。
又有水碓、魚池、土窟”（石崇《金谷詩序》）。
石崇在他的文章裡，提到這所“河陽别業”時還說：“其制宅也，卻阻長堤，前臨清渠，百木幾于萬株，流水周于舍下。
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石崇《思歸引》）。
可見這個莊園的規模是很大的。
石崇的好友潘嶽在洛水之旁，也“築室種樹”。
他的莊園裡，櫻桃、葡萄、石榴、蘋果（白柰和赤柰）、梨、柿、棗、李、桃、杏、梅樹，“靡不畢殖”；蔬菜方面，有蔥、韭、蒜、芋、堇、荠、筍、姜等等，種類也很多（見潘嶽《閑居賦》）。
東晉末年，勃海刁逵一家自其祖僑居京口（今江蘇鎮江市），至逵兄弟子侄，“以貨殖為務”，“奴客縱橫，固吝山澤”，“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晉書·刁協傳孫逵附傳》）。
從“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二語看來，刁家莊園的規模也是很大的，可惜莊園内部的情況缺乏記載。
東晉名将謝玄因病解職以後，在會稽始甯縣（今浙江上虞西南）經營的山墅，經過他的孫子謝靈運進一步“修營”，“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宋書·謝靈運傳》）。
謝靈運為此寫了一篇《山居賦》，對他修營的這所山墅，作了細緻的描寫，并作了注釋。
謝靈運這所山墅有“南北兩居”，謝玄原來居住在南山，因此“南山是開創蔔居之處”，“臨江舊宅，門前對江”，“風興濤作，水勢奔壯”。
“葺室在宅裡山之東麓”。
“葺骈梁（三間）于岩麓，栖孤棟于江源。
敞南戶以對遠嶺，辟東窗以矚近田”。
謝靈運又在北山，别營居宅。
“其居也，左湖右江”，“面山背阜”，“四面有水”，“東西有山”。
這兩處居宅，距離相當遠，又因隔了許多山嶺，“峰崿阻絕”，隻有“水道通耳”，所以說“南北兩居，水通陸阻”。
在“南山則夾渠兩田，周嶺三苑”。
“衆流溉灌以環迎，諸堤擁抑以接遠”。
“從江樓步路，跨越山嶺，綿亘田野，或升或降，當三裡許。
塗路所經見也，則喬木茂竹，緣畛彌阜，橫波疏石，側道飛流”。
“及其所居之處，自西山開道，乞于東山，二裡有餘。
南悉連嶺疊障，青翠相接，雲煙霄路，殆無倪際”。
“從徑入谷”，“緣路初入，行于竹徑，半路闊，以竹渠澗。
”“西岩帶林，去潭可二十丈許，葺室構宇，在岩林之中，水衛石階。
開窗對山，仰眺層峰，俯鏡浚壑。
去岩半嶺，複有一樓，回望周眺，既得遠趣，還顧西館，望對窗戶。
緣崖下者，密竹蒙徑，從北直南，悉是竹園。
東西百丈，南北百五十丈。
北倚近峰，南眺遠嶺，四山周回，溪澗交過，水石林竹之美，岩岫隈曲之好，備盡之矣。
”謝靈運就是選擇了這樣一處山水幽深的地方，來“刊剪開築，此焉居處”，建立他的居宅的。
山墅周回，有上好的土地，所謂“田連岡而盈疇，嶺枕水而通阡”。
這些可耕地，“阡陌縱橫，塍埒交經，導渠引流，脈散溝并。
蔚蔚豐秫，苾苾香粳”。
水稻以外，在旱種作物方面，還“兼有陵陸，麻、麥、粟、菽”。
糧食以外，在蔬菜的莳藝方面，“畦町所藝”，有蓼、蕺、葼、荠、葑、菲、蘇、姜、綠葵、白薤、寒蔥、春藿。
可以說，山墅的主人完全“不待外求”，“灌蔬
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下令實施占田法。
同時根據官品規定了“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的制度，“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hellip&hellip一人。
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第九品一戶”（《晉書·食貨志》）。
當然，實際蔭客的數目要遠遠超過這個數字，這在後面還要講到。
東晉元帝過江，“時百姓遭難，流移此境（指南兖州），流民多庇大姓以為客”。
元帝太興四年（公元321年），诏以“流民失籍，使條名上有司，為給客制度，而江北荒殘，不可檢實”（《南齊書·州郡志》南兖州序）。
這個給客制度，可能就是《隋書·食貨志》裡所載的給客制度。
《隋志》雲：“都下人多為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
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第三品三十五戶；第四品三十戶；第五品二十五戶；第六品二十戶；第七品十五戶；第八品十戶；第九品五戶。
其佃谷，皆與大家（指主人）量分。
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hellip&hellip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
官品第六已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hellip&hellip一人。
客皆注家籍。
” 元帝太興四年給客制度的數目，也和實際的庇蔭人數出入很大，所以《南齊書·州郡志》裡才明确提出“江北荒殘，不可檢實”這個現實。
《南史·齊東昏侯紀》雲：“又先時諸郡役人，多依人士為附隸，謂之&lsquo屬名&rsquo。
”東昏侯于永元（公元499至501年）中，下令“在所檢占諸屬名”，“凡屬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并是役蔭之家”。
東昏侯把他們都搜括出來，“攝充将役”。
“屬名”之名，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私相置名”之名，“屬名”、“置名”，都是說他們的名字，已經登記在豪勢之家的戶籍上，也就是“客皆注家籍”了，他們已經不算為政府的編戶齊民，而成為世家大族或豪勢之家的蔭庇戶口了。
西晉官吏占田蔭客表 東晉南朝官吏占田蔭客表 在北朝，情況也是一樣。
《魏書·食貨志》稱：“魏初不立三長制，故民多蔭附。
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征斂，倍于公賦。
”由于匈奴、羯、氐、羌、鮮卑各族疊據中原，他們的社會發展階段大都還留滞在家長奴隸制階段，因此黃河流域奴隸制殘餘一時很為嚴重，鮮卑勳貴和中原世家大族，他們的土地上有很多奴隸。
可是到了北朝後期，如在北周武帝建德六年（公元577年）的诏文中，解放了官私奴婢，令“所在附籍，一同民伍。
若舊主人猶須共居，聽留為部曲及客女”（《周書·武帝紀》）。
可見部曲、佃客、客女之成為蔭庇人口，當時政府也認為是合法的。
他們一成為蔭附的人口，就不成為政府的“編戶齊民”，也不再負擔政府的課役了。
因此，日益發展和鞏固的世家大族土地所有制，它與國家所有制是對立的。
國家為了得到一部分勞動力，用來補充軍隊，作為國家的軍事力量，并使之直接耕種國家的土地，而用田租、戶調的剝削形式，把直接生産者的剩餘生産品攫為己有，因此，國家所有制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世家大族土地所有制的發展。
這種對立的關系，決定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政府與世家大族及僧侶大地主間的關系。
世家大族及僧侶大地主想增多他們的蔭庇民戶，而政府便防止蔭庇戶的增多。
當喪亂分據，“賦重役勤，人不堪命”的時候，自耕小農不是“多依豪室”（《通典·食貨典·丁中》），便是“假慕沙門，實避調役”（《魏書·釋老志》）。
而一當政府權力集中時，不是下土斷之令，便是立三長之制，建輸籍之法，來搜括蔭戶。
從西晉開始，王朝就重視搜括蔭冒即不合法的蔭戶。
武帝鹹甯三年（公元277年），中山王司馬睦“遣使募徙國内八縣，受逋逃、私占及變易姓名、詐冒複除者，七百餘戶”（《晉書·高陽王睦傳》），為冀州刺史所奏，貶為丹水縣侯。
可見用私占、詐冒的手段來隐庇戶口，是要受到嚴厲懲罰的。
十六國時代，前燕、後燕、南燕都曾搜括蔭戶。
如前“燕王公、貴戚多占民為蔭戶，國之戶口，少于私家，倉庫空竭，用度不足”。
前燕的尚書左仆射悅绾向前燕主慕容建議：“國家政法不立，豪貴恣橫，至使民戶殚盡，委輸無入。
”“宜一切罷斷諸蔭戶，盡還郡縣。
”慕容采納了悅绾的意見，并命悅绾“厘校戶籍”，“糾擿奸伏，無敢蔽匿，出戶二十餘萬”（《資治通鑒》晉海西公太和三年）。
後燕主慕容寶初嗣位，遵循其父慕容垂遺令，“校閱戶口，罷諸軍營分屬郡縣，定士族舊籍”（《晉書·慕容寶載記》）。
南燕主慕容德時，其尚書韓上疏雲：“百姓因秦（指後秦姚氏）、晉（指東晉）之弊，疊相蔭冒。
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依托城社，不懼熏燒，公避課役，擅為奸宄。
”“今宜隐實黎萌，正其編貫。
”慕容德采納了韓的建議，“遣其車騎将軍慕容鎮率騎三千，緣邊嚴防，備百姓逃竄”。
并命“巡郡縣隐實，得蔭戶五萬八千”（《晉書·慕容德載記》）。
慕容德所據青州，一共隻有十幾萬戶，而一次搜括出蔭戶五萬八千，可見蔭戶數目之多。
西晉滅亡之後，“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謂之僑人”；另外，“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戶者，謂之流浪人”（《隋書·食貨志》）。
僑人和流浪人往往“多庇大姓以為客”，這種客又大都由世家大族私自招募而不在給客制度數目之内的，東晉南朝政府為了要搜括這類不在法定範圍之内的客，往往結合土斷來進行戶口的搜檢。
土斷的事，以後有專節要談到，這裡隻談檢括戶口的雷厲風行情況。
東晉哀帝興甯二年（公元364年），桓溫庚戌土斷，嚴令“不得藏戶”，時宗室彭城王司馬玄以“匿五戶”，“收付廷尉”（《晉書·彭城王權傳玄孫玄附傳》）。
劉裕在東晉安帝義熙九年（公元413年）土斷，餘姚的世族大地主虞亮以“藏匿亡命千餘人”（《宋書·武帝紀》），被劉裕處以死刑。
宋、齊的整理戶籍，檢巧卻籍，也是針對戶口的搜括一事而進行的。
北朝搜括戶口，往往是結合均田來進行，同南朝的做法不完全一樣。
在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實施均田制之前，“舊無三長，唯立宗主督護，所以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北史·序傳》）。
均田制頒布後，接着就創立三長制，它的職責之一就是使“包蔭之戶可出”。
而且在均田制頒布後，政府不但依靠搜括的政治權力，有時還可以采用“廉價”的方法，使蔭戶登記戶口，成為政府的編戶齊民，所謂“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為浮客，被強家收大半之賦，為編氓，奉公上蒙輕減之征”（《通典·食貨典·丁中》）。
東魏承喪亂之後，“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通典·食貨典·丁中》），以緻“戶口失實”，“阙于徭賦”。
武定二年（公元544年），東魏丞相高歡命孫騰、高隆之等“為括戶大使，分行諸州”（《資治通鑒》梁武帝大同十年），“分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
于是僑居者各勒還本屬”（《隋書·食貨志》）。
北齊為北周所滅時（公元577年），有戶三百零三萬，而東魏孫騰等這次卻搜括到六十多萬戶，幾乎占北齊滅亡時戶口總數的五分之一，可見戶口的蔭庇詐冒的嚴重程度。
北周武帝滅佛教，把北周、北齊地區的三百萬僧侶，“皆複軍民，還歸編戶”（《曆代三寶記》），這是統治階級内部另一種争奪戶口的手段，在《西魏與北周的政治》一節裡要講到，這裡就不多講了。
北周武帝命群臣撰《刑書要制》，規定“正長隐五戶及十丁以上、及地三頃以上，皆死”（《隋書·刑法志》）。
這一條法律條文，也透露出政府對戶口的控制是多麼嚴格。
總之，政府和地主之間，一個是要蔭庇戶口，一個是要搜括戶口，這就構成魏、晉、南北朝時期統治階級内部矛盾的重要内容。
但是在人口分割方面，不管他們之間的矛盾尖銳化到如何程度，他們二者卻抱着同一目的，即怎樣來對他們的依附農民進行更厲害的剝削。
而依附農民則争取要自己支配土地，并反對封建土地所有主不顧人命程度的剝削。
因此，那一時期的主要矛盾，還是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包括最高地主&mdash&mdash皇帝和自耕小農、屯田上的屯田客佃兵、占田均田上的農民，世家大族（還有北朝的鮮卑勳貴和以軍功出身的漢族地主）和他們有依附關系的部曲、佃客，庶族寒門地主和他們的佃戶、傭耕者，僧侶大地主和“僧祇戶”、“佛圖戶”、勞動僧、部曲（觀寺亦有部曲，見《唐律疏議》）所構成的階級矛盾。
有的同志問：魏晉南北朝這一階段，有沒有中小地主這個階層?他們是采取哪種剝削形式來進行剝削的?我們這樣答複：如果從土地的多少，莊園的大小，來劃分大、中、小地主的話，那麼世家大族中有大地主，也有中小地主；庶族寒門中有大地主，也有中小地主。
但是這個時候有它的特點，即世家大族中的一些房分，他們從北方流寓到江南以後，有的土地不多，有的甚至依靠俸祿來維持生活，如顔之推《顔氏家訓·涉務篇》所說的：“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
假令有者，皆信僮仆為之，未嘗目觀起一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
”個别世家大族沒有獲得土地，這種情況偶然還會有的。
如梁代王僧孺，他是曹魏司徒王朗的九世孫，确實是東海的世家大族。
但由于他的父親早死，他這一房偏枯下來了，史稱“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僧孺“常傭書以養母”。
後來僧孺以事免官，寫給他友人何炯信中還提到“素無一廛之田，而有數口之累”（《梁書·王僧孺傳》），可見他就是“資俸祿而食”的。
和王僧孺同時的傅昭，是北地世家大族，他父親在宋孝武帝時被殺，因此他早年生活清苦，年“十一，随外祖于朱雀航（即朱雀橋，在今江蘇南京市鎮淮橋稍東）賣曆日”（《梁書·傅昭傳》），當時他家也不會有土地。
但盡管如此，由于他們出身世家大族，隻要得到推薦，就能登仕，所以即使沒有土地，他們也是屬于世家大族這個階層。
一般地說，世家大族憑借他們在社會上的特殊地位，是會擁有巨大的田産的。
所以我是認為隻要是世家大族，就都是大地主，道理很簡單，凡是世家大族，即使是“資俸祿而食”的，因為他們代表了大地主階層的利益，所以就可以稱之為世族大地主。
至于庶族寒門，應該區分為庶族寒門大地主和中小地主兩個階層。
庶族寒門大地主雖然出身寒微一些，但有的已經緻位将帥，有的又參掌機要，實際上已和這個統治政權的利益息息相關，固然“士庶天隔”，他們和世家大族之間還存在一些隔閡，而兩者的利害得失基本上是一緻的。
庶族寒門中的中小地主和庶族寒門大地主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小地主雖有一些土地，但沒有取得任何特權，尤其是沒有取得蔭客的特權，這是和世家大族最大不同的地方。
兩晉、南朝的蔭客制度規定各級官吏按照官品來享受蔭客的特權。
西晉官品第九蔭客一戶，東晉官品第九給客五戶，庶族寒門中的中小地主未必有官位，就不一定能取得蔭客的特權。
部曲類似“家兵”，在中小地主的戶籍中更不可能出現家兵。
當然，庶族寒門中的中小地主，可以使用奴婢來從事耕織，此外還可役屬“傭耕”或“自賣”的客。
傭耕和主人的依附關系，是不會太強的；“自賣為十夫客”等的客，也隻是債務關系，償債完畢，就不再受人役屬了。
因此可以說，在庶族寒門中的中小地主的土地上，奴隸制的殘留形态可能比較嚴重，雇傭租佃的封建地租形态或者也較發展，但部曲、佃客對主人的依附關系，卻未必十分強化。
下面就來談談魏晉南北朝時期大、中、小三種類型的自給自足莊園。
世家大族莊園的類型 三國時期，在江南立國的東吳，有許多世家大族，如吳郡的顧、陸、朱、張，會稽的孔、魏、虞、謝，他們的莊園，都是“僮仆成軍，閉門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裡”，“金玉滿堂，伎妾溢房，商販千艘，腐谷萬庾”（葛洪《抱樸子·吳失篇》），經濟勢力很大。
到了西晉時期，世家大族的莊園經濟在北方也有了發展，如石崇“有别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今河南洛陽市西北）中，去城十裡，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金田十頃，羊二百口，雞豬鵝鴨之類，莫不畢備。
又有水碓、魚池、土窟”（石崇《金谷詩序》）。
石崇在他的文章裡，提到這所“河陽别業”時還說：“其制宅也，卻阻長堤，前臨清渠，百木幾于萬株，流水周于舍下。
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石崇《思歸引》）。
可見這個莊園的規模是很大的。
石崇的好友潘嶽在洛水之旁，也“築室種樹”。
他的莊園裡，櫻桃、葡萄、石榴、蘋果（白柰和赤柰）、梨、柿、棗、李、桃、杏、梅樹，“靡不畢殖”；蔬菜方面，有蔥、韭、蒜、芋、堇、荠、筍、姜等等，種類也很多（見潘嶽《閑居賦》）。
東晉末年，勃海刁逵一家自其祖僑居京口（今江蘇鎮江市），至逵兄弟子侄，“以貨殖為務”，“奴客縱橫，固吝山澤”，“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晉書·刁協傳孫逵附傳》）。
從“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二語看來，刁家莊園的規模也是很大的，可惜莊園内部的情況缺乏記載。
東晉名将謝玄因病解職以後，在會稽始甯縣（今浙江上虞西南）經營的山墅，經過他的孫子謝靈運進一步“修營”，“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宋書·謝靈運傳》）。
謝靈運為此寫了一篇《山居賦》，對他修營的這所山墅，作了細緻的描寫，并作了注釋。
謝靈運這所山墅有“南北兩居”，謝玄原來居住在南山，因此“南山是開創蔔居之處”，“臨江舊宅，門前對江”，“風興濤作，水勢奔壯”。
“葺室在宅裡山之東麓”。
“葺骈梁（三間）于岩麓，栖孤棟于江源。
敞南戶以對遠嶺，辟東窗以矚近田”。
謝靈運又在北山，别營居宅。
“其居也，左湖右江”，“面山背阜”，“四面有水”，“東西有山”。
這兩處居宅，距離相當遠，又因隔了許多山嶺，“峰崿阻絕”，隻有“水道通耳”，所以說“南北兩居，水通陸阻”。
在“南山則夾渠兩田，周嶺三苑”。
“衆流溉灌以環迎，諸堤擁抑以接遠”。
“從江樓步路，跨越山嶺，綿亘田野，或升或降，當三裡許。
塗路所經見也，則喬木茂竹，緣畛彌阜，橫波疏石，側道飛流”。
“及其所居之處，自西山開道，乞于東山，二裡有餘。
南悉連嶺疊障，青翠相接，雲煙霄路，殆無倪際”。
“從徑入谷”，“緣路初入，行于竹徑，半路闊，以竹渠澗。
”“西岩帶林，去潭可二十丈許，葺室構宇，在岩林之中，水衛石階。
開窗對山，仰眺層峰，俯鏡浚壑。
去岩半嶺，複有一樓，回望周眺，既得遠趣，還顧西館，望對窗戶。
緣崖下者，密竹蒙徑，從北直南，悉是竹園。
東西百丈，南北百五十丈。
北倚近峰，南眺遠嶺，四山周回，溪澗交過，水石林竹之美，岩岫隈曲之好，備盡之矣。
”謝靈運就是選擇了這樣一處山水幽深的地方，來“刊剪開築，此焉居處”，建立他的居宅的。
山墅周回，有上好的土地，所謂“田連岡而盈疇，嶺枕水而通阡”。
這些可耕地，“阡陌縱橫，塍埒交經，導渠引流，脈散溝并。
蔚蔚豐秫，苾苾香粳”。
水稻以外，在旱種作物方面，還“兼有陵陸，麻、麥、粟、菽”。
糧食以外，在蔬菜的莳藝方面，“畦町所藝”，有蓼、蕺、葼、荠、葑、菲、蘇、姜、綠葵、白薤、寒蔥、春藿。
可以說，山墅的主人完全“不待外求”，“灌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