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曹魏的經濟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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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田租戶調令 從東漢末年起，自耕小農對政府負擔田租、戶調、力役三項封建義務。
從東漢中葉以來，政府調發實物，尤其調發缣、帛等實物，逐漸增多。
如桓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河内一郡嘗調缣、素、绮、縠才八萬餘匹，今乃十五萬匹”（《後漢紀》）；到了獻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在兖、豫二州“錄戶調”，“收其綿、絹”（《三國志·魏志·趙俨傳》）；略定河北後，在建安九年，操又下令“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
這就是田租戶調令的正式頒布。
戶調制的剝削對象是小農農村的小生産者，而戶調制的剝削形式則是從兩漢時代的人頭稅演變而來的。
漢代于徭役之外，本有所謂“口賦”及“算賦”等人頭稅：“民年七歲至十四歲，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漢書·昭帝紀》元鳳四年如淳注引《漢儀注》）；“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漢書·高帝紀》如淳注引《漢儀注》），賈人與奴婢倍算。
曹魏的征收綿、絹當為口賦和算賦的合并。
不同的是漢制征收貨币，東漢王朝統治崩潰以後，自然經濟更占統治地位，鑄币近于廢棄，民間改用谷、帛交易，故魏制改征實物；漢制以丁為征收單位，曹魏把人頭稅等貨币折成絹、布以後，如果把完整成匹的絹、布，斷裂成零碎的片段來折合人頭稅，不但計算起來存在着困難，而且碎裂不成整匹的絹、布，也不能再制衣服，這對人力物力來說，都是莫大的浪費，同時，也由于東漢末年以來，剝削過重，逃亡者多，戶較丁更不容易流動，也就更便于征調，故魏制以戶為征收單位，并易其名為戶調。
當然，戶調實施的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由于古代中國，家庭紡織業始終沒有從農業中分離出來，農業和手工業是一直結合在一起的，随着封建關系的發展，政府編戶齊民一部分都被世家豪族分割去了，政府的稅源日益減少，封建政權自然更需要加緊對自耕小農的剝削，這樣，就會既向他們要大量租谷，又向他們要超額的調絹了。
曹魏的屯田制度 黃巾大起義的巨大威力，迫使曹操不得不考慮流民和土地的結合問題，而開始募民屯田。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開始于許下屯田，一歲得谷百萬斛；以後又大規模地募民，在州郡列置屯田，每年收獲到谷物數千萬斛。
這樣，不但解決了軍食問題，使曹操粉碎群雄，統一北方，有了比較充實的經濟力量；同時也使東漢以來被剝奪了土地和脫離了土地的農民，又以隸屬農民的身份重新和土地結合起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的過程。
屯田的成功，使政府成為大土地經營者，役使屯田客、佃兵從事隸農的勞動，這樣便構成了官府大地主和屯田客、佃兵的生産關系。
屯田分民屯和兵屯兩種。
民屯的管理方式：全國所有民屯，由大司農掌管[1]；民屯所在地的郡國，設立典農中郎将（和郡守地位相等的農官）；中郎将之下，有典農都尉（和縣令地位相等的農官）[2]；典農都尉以下，就是管理一屯（生産單位）的屯司馬了。
每一屯的屯司馬，管轄屯田客五十人[3]，屯田客也稱“典農部民”[4]。
從管理民屯的農官稱為典農中郎将、典農都尉、屯司馬等看來，民屯的軍事色彩也是很濃厚的。
兵屯除由各軍将吏自行“勸課”耕作之外，又由大司農派司農度支校尉、度支都尉至兵屯所在地，專管軍隊中的屯田事項[5]。
而兵屯則還是保持着原有的軍事建制，以營為生産單位，每營有佃兵六十人[6]，佃兵也稱“士”，又稱“田卒”。
參加民屯的各個家族，有着自己的固定田場，也有着自己的經濟。
不過屯田客、佃兵的土地是屬于政府的，他們對土地的占有權是不穩固的，政府随時可以把他們移詣别處，他們每年在收獲到農産品以後，按分成的辦法，繳給政府，“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晉書·傅玄傳》）。
屯田客向政府繳納的租額，不但比兩漢統一政權對小生産者三十稅一或十五稅一的剝削（人口稅在外）遠為沉重，就是比之漢代無地的農民，耕種地主的土地，繳納十分之五的地租，也都超過了。
屯田土地上，除了普遍種植稻、粟以外，從其後曹爽、何晏“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三國志·魏志·曹真傳》）一事看來，也有栽植桑、麻的。
當曹操屯田實施之初，正值連年荒儉，曹操甚至命典農種稗以濟兇年，故《齊民要術·種谷篇》有“稗中有米，熟時搗取米炊食之，不減粱米”，本注：“魏武（曹操）使典農種之，頃收二十斛，斛得米三四鬥，大儉，可磨食也。
” 由于官府對屯田客、佃兵的過度剝削，以及州、郡農民過去本來是獨立的小土地所有者，耕種自己的土地，身份是比較自由的，而屯田客是束縛在指定地區的屯田土地上的隸屬農民，其勞動則須直接受着典農或屯司馬的管轄及支配，身份大大低落與失去自由，因此，在曹操屯田初期，屯田客、佃兵就發生不是逃亡便是起義的現象[7]，以緻曹操不得不把民屯政策的強制移殖改為自願應募，同時不得不允許應募而來的屯田客隻要種田，不必作戰，作為一種讓步[8]。
這麼一來，應募而來的人，果然是增多了。
至于曹操對付兵士的逃亡，則一味采取高壓政策。
兵士逃亡，罪及妻子[9]。
到此，士兵在性質上，不但是個戰士，而且是國家軍屯下的隸屬農民。
這樣，制止軍士的逃亡，不但依靠有形式的軍法，而且有比軍法更厲害的使佃兵束縛于土地上的經濟關系。
自此以後，由于佃兵的耕種土地，多是父子相承，軍戶從此也是世代相襲，成為低于自耕農的人戶了[10]。
曹操在許昌（今河南許昌）、颍川（郡治陽翟，今河南禹州治）屯田的成功，使他得以統一中原，因此屯田制也擴大到各地區。
如司州的洛陽、荥陽（郡治荥陽，今河南荥陽）、原武（郡治原武，今河南原陽西）、弘農（郡治弘農，今河南靈寶南）、河東（郡治安邑，今山西聞喜南）、河内（郡治懷，今河南修武西南）、野王（郡治野王，今河南沁陽）、汲郡（治汲，今河南汲縣西南）、豫州的襄城（郡治襄城，今河南襄城）、汝南（郡治平輿，今河南汝南東南）、梁國（治下邑，今安徽砀山）、沛國（治相，今安徽宿州西北）、谯郡（治谯，今安徽亳州），荊州的南陽，冀州的魏郡（治邺，今河北磁縣東南）、巨鹿（郡治陶，今河北甯晉西南），并州的上黨（郡治壺關城，今山西長治市東南）等郡國，都興立屯田[11]。
此外為了供應前方的糧饷起見，也選擇軍事重鎮如雍州的長安（今陝西西安市）、上邽（今甘肅天水市西南）、揚州的芍陂（今安徽壽縣南）、皖城（今安徽潛山）等地，興立屯田[12]。
以後又于公元243年，在今蘇北、皖北一帶，廣興屯田，規模尤大：長四百餘裡的屯田線上，“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三國志·魏志·鄧艾傳》），“北臨淮水，自鐘離（今安徽鳳陽）而南、橫石以西，盡泚水（今河南南陽附近），四百餘裡，五裡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
&hellip&hellip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今安徽壽縣）到京師（洛陽），農官田兵，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晉書·食貨志》）。
到了公元257年，“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三國志·魏志·諸葛誕傳》），“豫州界二度支（校尉）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晉書·食貨志》）。
這對中原地區農業經濟的恢複起了一定作用。
曹魏一面用屯田客、佃兵屯田，一面又招回流亡人口，分給無主荒地，并貸以犁、牛。
如：“關中&hellip&hellip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甯，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
”衛觊說曹操以“鹽，國之大寶”，“置使者監賣，以其值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三國志·魏志·衛觊傳》），于是“流人歸還，關中豐實”（《晉書·食貨志》）。
原先
從東漢中葉以來，政府調發實物，尤其調發缣、帛等實物，逐漸增多。
如桓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河内一郡嘗調缣、素、绮、縠才八萬餘匹，今乃十五萬匹”（《後漢紀》）；到了獻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在兖、豫二州“錄戶調”，“收其綿、絹”（《三國志·魏志·趙俨傳》）；略定河北後，在建安九年，操又下令“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
這就是田租戶調令的正式頒布。
戶調制的剝削對象是小農農村的小生産者，而戶調制的剝削形式則是從兩漢時代的人頭稅演變而來的。
漢代于徭役之外，本有所謂“口賦”及“算賦”等人頭稅：“民年七歲至十四歲，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漢書·昭帝紀》元鳳四年如淳注引《漢儀注》）；“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漢書·高帝紀》如淳注引《漢儀注》），賈人與奴婢倍算。
曹魏的征收綿、絹當為口賦和算賦的合并。
不同的是漢制征收貨币，東漢王朝統治崩潰以後，自然經濟更占統治地位，鑄币近于廢棄，民間改用谷、帛交易，故魏制改征實物；漢制以丁為征收單位，曹魏把人頭稅等貨币折成絹、布以後，如果把完整成匹的絹、布，斷裂成零碎的片段來折合人頭稅，不但計算起來存在着困難，而且碎裂不成整匹的絹、布，也不能再制衣服，這對人力物力來說，都是莫大的浪費，同時，也由于東漢末年以來，剝削過重，逃亡者多，戶較丁更不容易流動，也就更便于征調，故魏制以戶為征收單位，并易其名為戶調。
當然，戶調實施的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由于古代中國，家庭紡織業始終沒有從農業中分離出來，農業和手工業是一直結合在一起的，随着封建關系的發展，政府編戶齊民一部分都被世家豪族分割去了，政府的稅源日益減少，封建政權自然更需要加緊對自耕小農的剝削，這樣，就會既向他們要大量租谷，又向他們要超額的調絹了。
曹魏的屯田制度 黃巾大起義的巨大威力，迫使曹操不得不考慮流民和土地的結合問題，而開始募民屯田。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開始于許下屯田，一歲得谷百萬斛；以後又大規模地募民，在州郡列置屯田，每年收獲到谷物數千萬斛。
這樣，不但解決了軍食問題，使曹操粉碎群雄，統一北方，有了比較充實的經濟力量；同時也使東漢以來被剝奪了土地和脫離了土地的農民，又以隸屬農民的身份重新和土地結合起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的過程。
屯田的成功，使政府成為大土地經營者，役使屯田客、佃兵從事隸農的勞動，這樣便構成了官府大地主和屯田客、佃兵的生産關系。
屯田分民屯和兵屯兩種。
民屯的管理方式：全國所有民屯，由大司農掌管[1]；民屯所在地的郡國，設立典農中郎将（和郡守地位相等的農官）；中郎将之下，有典農都尉（和縣令地位相等的農官）[2]；典農都尉以下，就是管理一屯（生産單位）的屯司馬了。
每一屯的屯司馬，管轄屯田客五十人[3]，屯田客也稱“典農部民”[4]。
從管理民屯的農官稱為典農中郎将、典農都尉、屯司馬等看來，民屯的軍事色彩也是很濃厚的。
兵屯除由各軍将吏自行“勸課”耕作之外，又由大司農派司農度支校尉、度支都尉至兵屯所在地，專管軍隊中的屯田事項[5]。
而兵屯則還是保持着原有的軍事建制，以營為生産單位，每營有佃兵六十人[6]，佃兵也稱“士”，又稱“田卒”。
參加民屯的各個家族，有着自己的固定田場，也有着自己的經濟。
不過屯田客、佃兵的土地是屬于政府的，他們對土地的占有權是不穩固的，政府随時可以把他們移詣别處，他們每年在收獲到農産品以後，按分成的辦法，繳給政府，“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晉書·傅玄傳》）。
屯田客向政府繳納的租額，不但比兩漢統一政權對小生産者三十稅一或十五稅一的剝削（人口稅在外）遠為沉重，就是比之漢代無地的農民，耕種地主的土地，繳納十分之五的地租，也都超過了。
屯田土地上，除了普遍種植稻、粟以外，從其後曹爽、何晏“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三國志·魏志·曹真傳》）一事看來，也有栽植桑、麻的。
當曹操屯田實施之初，正值連年荒儉，曹操甚至命典農種稗以濟兇年，故《齊民要術·種谷篇》有“稗中有米，熟時搗取米炊食之，不減粱米”，本注：“魏武（曹操）使典農種之，頃收二十斛，斛得米三四鬥，大儉，可磨食也。
” 由于官府對屯田客、佃兵的過度剝削，以及州、郡農民過去本來是獨立的小土地所有者，耕種自己的土地，身份是比較自由的，而屯田客是束縛在指定地區的屯田土地上的隸屬農民，其勞動則須直接受着典農或屯司馬的管轄及支配，身份大大低落與失去自由，因此，在曹操屯田初期，屯田客、佃兵就發生不是逃亡便是起義的現象[7]，以緻曹操不得不把民屯政策的強制移殖改為自願應募，同時不得不允許應募而來的屯田客隻要種田，不必作戰，作為一種讓步[8]。
這麼一來，應募而來的人，果然是增多了。
至于曹操對付兵士的逃亡，則一味采取高壓政策。
兵士逃亡，罪及妻子[9]。
到此，士兵在性質上，不但是個戰士，而且是國家軍屯下的隸屬農民。
這樣，制止軍士的逃亡，不但依靠有形式的軍法，而且有比軍法更厲害的使佃兵束縛于土地上的經濟關系。
自此以後，由于佃兵的耕種土地，多是父子相承，軍戶從此也是世代相襲，成為低于自耕農的人戶了[10]。
曹操在許昌（今河南許昌）、颍川（郡治陽翟，今河南禹州治）屯田的成功，使他得以統一中原，因此屯田制也擴大到各地區。
如司州的洛陽、荥陽（郡治荥陽，今河南荥陽）、原武（郡治原武，今河南原陽西）、弘農（郡治弘農，今河南靈寶南）、河東（郡治安邑，今山西聞喜南）、河内（郡治懷，今河南修武西南）、野王（郡治野王，今河南沁陽）、汲郡（治汲，今河南汲縣西南）、豫州的襄城（郡治襄城，今河南襄城）、汝南（郡治平輿，今河南汝南東南）、梁國（治下邑，今安徽砀山）、沛國（治相，今安徽宿州西北）、谯郡（治谯，今安徽亳州），荊州的南陽，冀州的魏郡（治邺，今河北磁縣東南）、巨鹿（郡治陶，今河北甯晉西南），并州的上黨（郡治壺關城，今山西長治市東南）等郡國，都興立屯田[11]。
此外為了供應前方的糧饷起見，也選擇軍事重鎮如雍州的長安（今陝西西安市）、上邽（今甘肅天水市西南）、揚州的芍陂（今安徽壽縣南）、皖城（今安徽潛山）等地，興立屯田[12]。
以後又于公元243年，在今蘇北、皖北一帶，廣興屯田，規模尤大：長四百餘裡的屯田線上，“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三國志·魏志·鄧艾傳》），“北臨淮水，自鐘離（今安徽鳳陽）而南、橫石以西，盡泚水（今河南南陽附近），四百餘裡，五裡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
&hellip&hellip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今安徽壽縣）到京師（洛陽），農官田兵，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晉書·食貨志》）。
到了公元257年，“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三國志·魏志·諸葛誕傳》），“豫州界二度支（校尉）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晉書·食貨志》）。
這對中原地區農業經濟的恢複起了一定作用。
曹魏一面用屯田客、佃兵屯田，一面又招回流亡人口，分給無主荒地，并貸以犁、牛。
如：“關中&hellip&hellip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甯，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
”衛觊說曹操以“鹽，國之大寶”，“置使者監賣，以其值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三國志·魏志·衛觊傳》），于是“流人歸還，關中豐實”（《晉書·食貨志》）。
原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