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曹魏的經濟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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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中經亂，“民人多不專于農殖，〔京兆太守顔〕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
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狗，賣以買牛&hellip&hellip一二年中，家家有丁車大牛”（《三國志·魏志·倉慈傳》注引《魏略》）。
“敦煌&hellip&hellip不曉作耧犁&hellip&hellip人牛功力既費，而收谷更少；〔敦煌太守皇甫〕隆到，教作耧犁&hellip&hellip其所省庸力過半，得谷加五”（《三國志·魏志·倉慈傳》注引《魏略》）。
曹魏的興修水利與北方農業生産的複蘇 曹魏為了配合大規模的屯田，注意興辦水利灌溉事業，在各地修造陂堨，廣興稻田。
如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治睢陽渠。
黃初六年（公元225年），通讨虜渠。
此外又在今河南境内“斷太壽水作陂&hellip&hellip種稻”（《三國志·魏志·夏侯惇傳》）。
在今安徽合肥附近，“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三國志·魏志·劉馥傳》），僅七門一堰，“灌田千五百頃”（《太平寰宇記》）；芍陂灌溉的面積更廣，溉田至數萬頃之多。
在今安徽宿州一帶，當時的“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hellip&hellip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三國志·魏志·鄭渾傳》）。
在今河南，“遏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溪水，造小弋陽陂。
又通運渠二百餘裡，所謂賈侯渠者也”（《三國志·魏志·賈逵傳》）。
在河南北部造沁水石門，“若天旸旱，增堰進水；若天霖雨，陂澤充溢，則閉防斷水”（《水經·沁水注》）。
在今陝西“開成國渠，自陳倉至槐裡；築臨晉陂，引汧、洛溉潟鹵之地三千餘頃”（《晉書·食貨志》）。
在今河南淮陽一帶，“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又“大治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餘裡，溉田二（《通典·食貨典·屯田》作三）萬頃”（《三國志·魏志·鄧艾傳》）[13]。
在今河北“導高梁河，造戾陵遏，開車箱渠”，“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徑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洽四五百裡，所灌田萬有餘頃”（《水經·鮑丘水注》）。
在河南、湖北交界處，“又修邵信臣遺迹，激用滍、淯二水，以浸原田萬餘頃”（《晉書·杜預傳》）。
可見灌溉事業的發達已普遍到整個中原地區，西至關、陝，北至幽、冀，都有引河溉田的農業經營，而從洛陽到淮南的灌溉系統，尤具規模。
水田的生産量，遠比陸田為大，曹魏時代經營的水田，每年每畝的收獲量可達到數十斛以上，全國屯田的總生産量，數量當更可觀[14]。
中原地區的灌溉系統，經過長時期整理以後，粗具規模。
但是由于以後掌握水利灌溉組織的都水使者和州、郡官吏以及度支、典農等農官，對于防旱和防洪的一緻性認識不夠，在修建陂堰工程時，隻是單純地注意于蓄水防旱，而不注意于防洪防汛，平日掌握的重點也偏重于合理用水，對防洪防汛，沒有絲毫準備，因此到了西晉政權成立初期（公元277年），颍川、襄城一帶，“自春以來”，“霖雨過差”，“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停洿，高地皆多硗塉”（《晉書·食貨志》），而且在水災過後，由于陂堨已被決壞的緣故，又帶來了旱災的威脅。
西晉為了防止水旱災和安插人口起見，于是就進一步把兖、豫兩州不必要的蓄水陂堰，“蒲韋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晉書·食貨志》），放洩積水，辟為陸田，借田給兖、豫兩州兵民耕種；同時，由于原來這一地帶“以水田為業，人無牛犢，今既壞陂”（《晉書·食貨志》），變為陸田，就由政府調撥耕牛三萬五千頭，借與兩州兵民，收谷之後，每頭牛償谷二十斛；這樣，耕地增加，農業當繼續在發展。
中原地區農業生産逐漸複蘇，手工業也相應有了發展。
在東漢時，杜詩就在南陽“造作水排，鑄為農器”（《後漢書·杜詩傳》），水力鼓風爐已被應用于鐵的冶鑄方面。
曹魏承大破壞之後，鐵的生産，大遭破壞，改鐵制刑具為木制，足見鐵非常缺乏。
曹操在“河北始開冶”（《太平禦覽》卷241引《魏略》），以王修為司金中郎将，韓暨為監冶谒者。
暨“在職七年，器用充實”。
“舊時冶作馬排，每一熟石（熟鐵一百二十斤），用馬百匹（百匹馬力），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于前”（《三國志·魏志·韓暨傳》）。
《水經·谷水注》：“白超壘在缺門東一十五裡，壘側舊有塢，故冶官所在。
魏、晉之日，引谷水為水冶，以供國用。
”可見這種水冶已經普及大河南北了。
在晉人的通信中，曾提到曹魏邺城的冰井台下，還藏有石炭（煤）數十萬斤，由此可以看出當時人民逐漸擴大對自然界物資的利用[15]。
由于煤開始應用于冶鐵方面，水力鼓風爐之被利用，又能不斷進行熔煉，一方面提煉出的金屬比起所耗費的原料來，已經減少，可以增大鐵的冶鑄量，另一方面，又可以降低鐵的成本。
鐵的冶鑄量的增加與生産成本之降低，擴大了鐵器的使用範圍，從而使農業生産獲得更快的恢複，奠定西晉代魏前後覆蜀滅吳的經濟基礎[16]。
屯田制度的逐漸破壞 中原地區自公元196年開始屯田，到公元280年實行占田，前後八十餘年之間，農村經濟逐漸恢複。
但是随着生産的進步，剝削也加重了。
屯田的租率，越來越高。
過去屯田客、佃兵如使用政府耕牛，生産總收獲量百分之六十歸政府，百分之四十歸自己；如用自己耕牛，與政府中分收獲量。
魏末晉初，租率提高到如“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晉書·傅玄傳》）。
過度的剝削，使屯田客、佃兵的生活更為困苦，生産情緒，日益低落。
在這種情況下，屯田客、佃兵不是在農官的許可下，“末作治生，以要利入”（《三國志·魏志·司馬芝傳》），來補農耕之不足，造成“天下千城，人多遊食”（《晉書·束晳傳》）的景象，便是逃亡，投靠于世家大族。
這樣，屯田土地上的勞動人手，必然不足。
同時，為了提高剝削量，政府課田的方針也不得不一反魏初的精耕細作的耕法，所謂“不務多其頃畝，但務多其功力”的方法，而強迫屯田客、佃兵多耕墾畝數。
但在當時的生産工具和技術條件等限制之下，勞動力的強度是有限的，課田的畝數增多，他們就被迫漸趨于粗放的耕法，即所謂“日增田頃畝之課”，以緻收獲減少，“至畝數斛已還”，甚至“不足以償種”（《晉書·傅玄傳》）。
為了增加租入，政府有補充勞動人手到兵屯中去的必要，乃在公元275年，用“邺奚官奴婢，著新城（合肥新城）代田兵種稻”（《晉書·食貨志》）。
奴婢一經屯田，則其待遇一如佃兵，其身份也由官奴婢而提升為屯田土地上的隸屬農民了。
然而奴婢成為佃兵之後，在三七、二八分的超額租課之下，勞動興趣也不會比屯田客、佃兵高。
而且，世家大族有時還想霸占屯田的土地，如曹爽專政時，與何晏等“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hellip&hellip以為産業”（《三國志·魏志·曹真傳子爽附傳》）；晉泰始（公元265&mdash274年）初，“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書仆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晉書·李熹傳》）；“尚書令裴秀占官稻田”（《晉書·裴秀傳》），這又加速了屯田制破壞的過程。
屯田制發展到了這個地步，就政府來說，已經不能通過屯田達到束縛流民于土地之上和增加租入的目的，政府也已無利可圖了（甚至不足以償種），所以，司馬炎滅吳（公元280年）之後，因屯田的軍事目的已經消逝，便要另行頒布占田法了。
九品官人制度的産生 在曹
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狗，賣以買牛&hellip&hellip一二年中，家家有丁車大牛”（《三國志·魏志·倉慈傳》注引《魏略》）。
“敦煌&hellip&hellip不曉作耧犁&hellip&hellip人牛功力既費，而收谷更少；〔敦煌太守皇甫〕隆到，教作耧犁&hellip&hellip其所省庸力過半，得谷加五”（《三國志·魏志·倉慈傳》注引《魏略》）。
曹魏的興修水利與北方農業生産的複蘇 曹魏為了配合大規模的屯田，注意興辦水利灌溉事業，在各地修造陂堨，廣興稻田。
如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治睢陽渠。
黃初六年（公元225年），通讨虜渠。
此外又在今河南境内“斷太壽水作陂&hellip&hellip種稻”（《三國志·魏志·夏侯惇傳》）。
在今安徽合肥附近，“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三國志·魏志·劉馥傳》），僅七門一堰，“灌田千五百頃”（《太平寰宇記》）；芍陂灌溉的面積更廣，溉田至數萬頃之多。
在今安徽宿州一帶，當時的“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hellip&hellip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三國志·魏志·鄭渾傳》）。
在今河南，“遏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溪水，造小弋陽陂。
又通運渠二百餘裡，所謂賈侯渠者也”（《三國志·魏志·賈逵傳》）。
在河南北部造沁水石門，“若天旸旱，增堰進水；若天霖雨，陂澤充溢，則閉防斷水”（《水經·沁水注》）。
在今陝西“開成國渠，自陳倉至槐裡；築臨晉陂，引汧、洛溉潟鹵之地三千餘頃”（《晉書·食貨志》）。
在今河南淮陽一帶，“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又“大治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餘裡，溉田二（《通典·食貨典·屯田》作三）萬頃”（《三國志·魏志·鄧艾傳》）[13]。
在今河北“導高梁河，造戾陵遏，開車箱渠”，“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徑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洽四五百裡，所灌田萬有餘頃”（《水經·鮑丘水注》）。
在河南、湖北交界處，“又修邵信臣遺迹，激用滍、淯二水，以浸原田萬餘頃”（《晉書·杜預傳》）。
可見灌溉事業的發達已普遍到整個中原地區，西至關、陝，北至幽、冀，都有引河溉田的農業經營，而從洛陽到淮南的灌溉系統，尤具規模。
水田的生産量，遠比陸田為大，曹魏時代經營的水田，每年每畝的收獲量可達到數十斛以上，全國屯田的總生産量，數量當更可觀[14]。
中原地區的灌溉系統，經過長時期整理以後，粗具規模。
但是由于以後掌握水利灌溉組織的都水使者和州、郡官吏以及度支、典農等農官，對于防旱和防洪的一緻性認識不夠，在修建陂堰工程時，隻是單純地注意于蓄水防旱，而不注意于防洪防汛，平日掌握的重點也偏重于合理用水，對防洪防汛，沒有絲毫準備，因此到了西晉政權成立初期（公元277年），颍川、襄城一帶，“自春以來”，“霖雨過差”，“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停洿，高地皆多硗塉”（《晉書·食貨志》），而且在水災過後，由于陂堨已被決壞的緣故，又帶來了旱災的威脅。
西晉為了防止水旱災和安插人口起見，于是就進一步把兖、豫兩州不必要的蓄水陂堰，“蒲韋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晉書·食貨志》），放洩積水，辟為陸田，借田給兖、豫兩州兵民耕種；同時，由于原來這一地帶“以水田為業，人無牛犢，今既壞陂”（《晉書·食貨志》），變為陸田，就由政府調撥耕牛三萬五千頭，借與兩州兵民，收谷之後，每頭牛償谷二十斛；這樣，耕地增加，農業當繼續在發展。
中原地區農業生産逐漸複蘇，手工業也相應有了發展。
在東漢時，杜詩就在南陽“造作水排，鑄為農器”（《後漢書·杜詩傳》），水力鼓風爐已被應用于鐵的冶鑄方面。
曹魏承大破壞之後，鐵的生産，大遭破壞，改鐵制刑具為木制，足見鐵非常缺乏。
曹操在“河北始開冶”（《太平禦覽》卷241引《魏略》），以王修為司金中郎将，韓暨為監冶谒者。
暨“在職七年，器用充實”。
“舊時冶作馬排，每一熟石（熟鐵一百二十斤），用馬百匹（百匹馬力），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于前”（《三國志·魏志·韓暨傳》）。
《水經·谷水注》：“白超壘在缺門東一十五裡，壘側舊有塢，故冶官所在。
魏、晉之日，引谷水為水冶，以供國用。
”可見這種水冶已經普及大河南北了。
在晉人的通信中，曾提到曹魏邺城的冰井台下，還藏有石炭（煤）數十萬斤，由此可以看出當時人民逐漸擴大對自然界物資的利用[15]。
由于煤開始應用于冶鐵方面，水力鼓風爐之被利用，又能不斷進行熔煉，一方面提煉出的金屬比起所耗費的原料來，已經減少，可以增大鐵的冶鑄量，另一方面，又可以降低鐵的成本。
鐵的冶鑄量的增加與生産成本之降低，擴大了鐵器的使用範圍，從而使農業生産獲得更快的恢複，奠定西晉代魏前後覆蜀滅吳的經濟基礎[16]。
屯田制度的逐漸破壞 中原地區自公元196年開始屯田，到公元280年實行占田，前後八十餘年之間，農村經濟逐漸恢複。
但是随着生産的進步，剝削也加重了。
屯田的租率，越來越高。
過去屯田客、佃兵如使用政府耕牛，生産總收獲量百分之六十歸政府，百分之四十歸自己；如用自己耕牛，與政府中分收獲量。
魏末晉初，租率提高到如“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晉書·傅玄傳》）。
過度的剝削，使屯田客、佃兵的生活更為困苦，生産情緒，日益低落。
在這種情況下，屯田客、佃兵不是在農官的許可下，“末作治生，以要利入”（《三國志·魏志·司馬芝傳》），來補農耕之不足，造成“天下千城，人多遊食”（《晉書·束晳傳》）的景象，便是逃亡，投靠于世家大族。
這樣，屯田土地上的勞動人手，必然不足。
同時，為了提高剝削量，政府課田的方針也不得不一反魏初的精耕細作的耕法，所謂“不務多其頃畝，但務多其功力”的方法，而強迫屯田客、佃兵多耕墾畝數。
但在當時的生産工具和技術條件等限制之下，勞動力的強度是有限的，課田的畝數增多，他們就被迫漸趨于粗放的耕法，即所謂“日增田頃畝之課”，以緻收獲減少，“至畝數斛已還”，甚至“不足以償種”（《晉書·傅玄傳》）。
為了增加租入，政府有補充勞動人手到兵屯中去的必要，乃在公元275年，用“邺奚官奴婢，著新城（合肥新城）代田兵種稻”（《晉書·食貨志》）。
奴婢一經屯田，則其待遇一如佃兵，其身份也由官奴婢而提升為屯田土地上的隸屬農民了。
然而奴婢成為佃兵之後，在三七、二八分的超額租課之下，勞動興趣也不會比屯田客、佃兵高。
而且，世家大族有時還想霸占屯田的土地，如曹爽專政時，與何晏等“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hellip&hellip以為産業”（《三國志·魏志·曹真傳子爽附傳》）；晉泰始（公元265&mdash274年）初，“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書仆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晉書·李熹傳》）；“尚書令裴秀占官稻田”（《晉書·裴秀傳》），這又加速了屯田制破壞的過程。
屯田制發展到了這個地步，就政府來說，已經不能通過屯田達到束縛流民于土地之上和增加租入的目的，政府也已無利可圖了（甚至不足以償種），所以，司馬炎滅吳（公元280年）之後，因屯田的軍事目的已經消逝，便要另行頒布占田法了。
九品官人制度的産生 在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