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吳在東南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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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東的開發與東吳政權的建立 孫堅，富春（今浙江富陽）人，世仕郡縣為小吏。
東漢末，會稽地區有許生為首的農民起義，堅組織地主武裝，助州郡擊殺許生。
後十年，黃巾起義，堅又随朱儁鎮壓黃巾，積軍功封侯，任長沙太守。
牧守混戰中，堅依附袁術，奉袁術命令進攻劉表，在襄陽城外為表部将黃祖部下射死。
堅長子孫策，領堅部曲，有衆千餘人，馬數十匹。
袁術利用孫策以江東人進取江東，策在興平二年（公元195年）受命渡江作戰，所向無前，不久在江東建立了根據地；有兵兩萬餘人，馬千餘匹。
袁術稱帝，策便和袁術決裂。
術病死，術殘部全歸孫策，策統一了江東。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策遇刺身死（年二十六），弟權繼位。
權對長江以北的中原局勢，坐觀成敗，竭力向長江以南擴大地盤，除江東之外，據有今廣東、福建及湖南大部地區。
赤壁會戰打消了曹操吞并江東的企圖，這樣，東吳的江東政權就更加鞏固了。
公元221年，權受封吳王，229年自稱皇帝。
東吳立國的先決條件是什麼呢?本來在西漢時，東南沿海一帶還是地廣人稀、火耕水耨的落後地區。
東漢時，安徽廬江一帶，尚未懂得牛耕，由太守王景教以犁耕之法，“墾辟倍多，境内豐給”。
其他一些地區也鑄作田器，使用牛耕，從此牛耕的方法，逐漸從黃河流域推廣到長江流域乃至珠江流域了。
除牛耕普遍應用以外，中原的水利灌溉事業，也推廣至江南會稽一帶。
《太平禦覽》卷66引《會稽記》：“〔鏡湖〕，漢順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會稽太守馬臻創立。
鏡湖在會稽、山陰兩縣界，築塘蓄水，高丈餘，田又高海丈餘。
若少水，則洩湖灌田；如水多，則閉湖，洩田中水入海，所以無兇年。
堤塘周回五百一十裡，溉田九千餘頃。
”即此一端，可見江南的灌溉事業，也是在飛躍發展之中。
由于農業生産的發展，農業生産技術的逐漸提高，人口也就漸漸增加起來了。
荊州的人口，由西漢的三百五十九萬餘增至六百二十萬餘；揚州的人口，由西漢的三百二十餘萬增至四百三十三萬餘。
這種情形就說明在東漢時東南的經濟、文化逐漸發展的事實。
牧守混戰，中原變成屠場，北方人民避難渡江的更多[1]。
公元213年，江北的自耕小農不願做政府屯田土地上的屯田客，渡江至江南，一次就有十餘萬戶之多。
他們不僅給江南帶來了進步的農業生産工具和先進生産技能，同時也擴大了江南的耕地面積，這就成為東吳在江東立國的有利條件。
東吳的屯田 今皖南歙、黟、休甯等縣，浙西淳安等縣，江西德興、上饒、永修等縣市，福建武夷山、建陽等縣市，周圍數千裡，山谷萬重。
這一帶的土著居民，在漢末尚過着村社的生活，當時稱之為“山越”。
東吳政權建立初期，想奪取他們村社的土地，而使他們變成屯田土地上的隸屬農民，強制他們給政府耕田當兵。
孫權于公元200年開始向山越進攻，一直到公元237年，前後達三十八年之久。
掠奪來的“生口”，除補充軍隊以外，不是充作屯田上的隸屬農民，便是分給世家豪族大地主和功臣當作部曲和佃客；諸葛恪在丹陽（郡治宛陵，今安徽宣城）一郡，就得到甲士四萬之多。
粗略統計起來，東吳軍隊共有二十餘萬，其中精銳十餘萬人，就是由山越人組成的[2]。
軍隊擴大了，戰鬥力也加強了[3]。
然而，東吳政權須有牢固的經濟基礎作為先決條件，然後使它從軍事集團的組織形式漸漸走上封建割據國家的組織形式道路上來。
為了保證軍糧的供給，為了增加政府财政的收入，東吳政權也像曹魏政權一樣，成立兵屯和民屯的管理機構&mdash&mdash典農校尉和典農都尉[4]，采用軍事編制，把掠奪來的江南深山中的村社農民，束縛在土地之上，強制他們進行耕作。
兵屯下的耕作者&mdash&mdash佃兵，稱為“作士”；民屯下的耕作者，稱為“屯田客”。
屯田客隻須種田耕地，政府對他們有免除兵役的規定；佃兵且耕且戰，負擔兩種任務。
屯田客和佃兵有時也參加政府的突擊工作，如建糧倉、開道路[5]，但主要的還是種田耕地。
東吳的屯田，開始于公元203&mdash204年前後，直到東吳政權覆滅（公元280年），曆七十餘年之久[6]。
較大規模的兵屯在廬江郡（治皖，今安徽潛山）[7]；較大規模的民屯在毗陵（今江蘇武進），有男女各數萬口之多[8]。
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 東吳屯田的成功，解決了北方南下流民與土地的結合問題，也解決了當時的軍食問題。
同時，由于北方勞動人口湧向江南，與江南土著居民這兩支生産大軍在生産戰線上會師，大大地擴大了江南的耕地面積。
随着耕地面積的增加，農業生産的昂揚，造成了“其四野則畛畷無數，膏腴兼倍。
&hellip&hellip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左思《吳都賦》）的繁榮景況。
手工業方面，也有了很大的發展。
冶鑄手工業，以武昌附近最為發達[9]。
煮鹽手工業，政府在海鹽（今浙江平湖東南）、沙中（今江蘇常熟西北）設有食鹽産銷的管理機構[10]。
紡織手工業方面，除了分散在農村以外，政府在建業有自己的“織絡”作坊，作坊内擁有大量的奴隸（罪人是奴隸的來源），專為統治者們制造奢侈的絲織品[11]。
東吳政權也注意興修水利，這不僅是為了利用水力資源和防止水災，而且也含有軍事意義。
孫權在黃龍二年（公元230年）築東興堤以遏巢湖。
赤烏十三年（公元250年），作堂邑（今江蘇六合）塗塘（今瓦梁堰）以淹北道。
其餘重點水利工程大都是圍繞首都建業（今江蘇南京市）而興修的。
孫權在赤烏四年鑿東渠，闊五丈，深八尺，以洩玄武湖水，使它傾注到秦淮河裡。
從青溪而西，抵雞籠山東南，因為受到江潮的浸潤，所以又稱這一段為潮溝。
青溪、潮溝，南接秦淮，西通運渎，北達長江。
赤烏八年又“遣校尉陳勳将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今江蘇句容）中道，自小其（今江蘇江甯境内）至雲陽（今江蘇丹徒）西城，通會市，作邸閣”（《三國志·吳志·孫權傳》），這是陸上的驿道。
同時開鑿破岡渎，把秦淮河截斷，在方山埭，使秦淮河和破岡渎接連起來，再引破岡渎水接通到雲陽，這是水道。
也就是此後南朝轉輸的主要内河航道，它的目的是“可避京江之險”。
在此稍前，東吳“使郗儉鑿〔建業〕城西南，自秦淮北抵倉城，以達吳越運船”（《讀史方輿紀要》）；在這以後，東吳還開鑿了從雲陽到達長江的運道，這就是《南齊書·州郡志》所說的“丹徒水道，入通吳會”。
後來江南運河的雛形，在這時已經粗具規模了。
江南的交通和運輸工具，一般依賴船隻，海船不算大的，尚能載馬八十匹[12]；吳亡時，東吳政府的舟船被西晉政府接收去的有五千艘以上（見《三國志·吳志·孫晧傳》注引《晉陽秋》）。
建安的侯官（今福建福州市）、臨海的橫藇船屯（今浙江平陽）、廣州的番禺（今廣州市），都是當時江南規模最大的造船基地[13]。
航海的水手，大都選自閩、粵，左思《吳都賦》所謂“篙工楫師，選自閩、禺”是也。
江南的商業比之以前，也有了巨大的發展。
吳都建業（今江蘇南京市），有大市二，所謂建康大市、建康東市，皆東吳時所立。
《吳都賦》稱當時“富中之甿，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财豐巨萬”，商人的财富很快地積聚起來。
從公元240年起，東吳還對郡縣級城池，“治城郭，起谯樓，穿塹發渠”（《三國志·吳志·孫權傳》）。
這些有防禦設備的城塞，不僅是政治和征稅機關的集中地，同時也是這一小地域的交易集中地。
商業的初步發展而引起貨币的不足，故孫權曾下令鑄造以一當五百和以一當一千的青銅币來流通。
當然，這時的貨币還是以輔助姿态出現，因為這時不僅北方使用谷帛，就是江南地區，也多是鹽布雜用。
如孫權賜朱桓家屬“鹽五千斛以周喪事”（《三國志·吳志·朱桓傳》），孫晧時，“一犬至直數千匹”（《三國志·吳志·孫晧傳》注引《江表傳》），賞賜市易，都用實物，可見江南這一時期的商業發展，還是有限度的。
台灣與大陸經濟文化的聯系 孫權黃龍二年（公元230年），東吳開始和構成今中華民族之一的台灣高山族有了正式的接觸。
今天的台灣，當時稱為夷洲，據《太平禦覽》卷780引《臨海水土志》稱：“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裡。
土地無雪霜，華木不死。
四面是山，衆山夷所居。
”這時台灣高山族内部已分成若幹部落，“各号為王，分劃土地人民，各自别異”。
但他們具有一些共同的社會特征和生活習慣。
他們已經有了農業，“土地饒沃，既生五谷，又多魚肉”。
但是他們的生産技術還是相當低下，生産工具和武器尚全用石器，所謂“其地亦出銅鐵，唯用鹿觡矛以戰鬥耳，磨砺青石，以作矢镞刀斧，镮貫珠珰”；紡織方面，他們已“能作細布，亦作斑文布”。
他們還沒有嚴格的君臣上下之别，首領要召集民衆，用大杵擊大木鼓，遠近馳往赴會。
所有這些社會特征，表明它還處在原始社會階段。
夷洲和它的近鄰亦在大海中的亶洲同大陸很早就有了貿易往來，據《三國志·吳志·孫權傳》稱，“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而“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到他們那兒去的。
黃龍二年（公元230年），孫權“遣将軍衛溫、諸葛直将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亶洲”（《三國志·吳志·孫權傳》），結果他們雖然沒有找到亶洲，卻到達了夷洲。
這可以說是大陸上漢族人民利用先進的文化知識開發台灣的開始。
從此之後，台灣和大陸在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聯系逐漸地密切了起來，這個寶島也就成為我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的一部分。
東吳與南洋經濟文化的交流 東吳于黃龍二年“浮海求夷洲”之後不久，又進一步地鞏固了對交州（治番禺，今廣東廣州市）的統治權，于是開始和徼外的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南部）諸國建立友好關系。
後來交州刺史又派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出使南海諸國。
康泰等在扶南曾見到中天竺的使臣陳宋，他們向陳宋“具問天竺土俗”（《梁書·中天竺國傳》），因此這時東吳和印度也有了聯系。
他們出使南海，“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梁書·海南諸國傳》總叙），歸國後朱應著《扶南異物志》，康泰著《外國傳》（亦稱《吳時外國傳》、《吳時外國志》，其中包括《扶南
東漢末，會稽地區有許生為首的農民起義，堅組織地主武裝，助州郡擊殺許生。
後十年，黃巾起義，堅又随朱儁鎮壓黃巾，積軍功封侯，任長沙太守。
牧守混戰中，堅依附袁術，奉袁術命令進攻劉表，在襄陽城外為表部将黃祖部下射死。
堅長子孫策，領堅部曲，有衆千餘人，馬數十匹。
袁術利用孫策以江東人進取江東，策在興平二年（公元195年）受命渡江作戰，所向無前，不久在江東建立了根據地；有兵兩萬餘人，馬千餘匹。
袁術稱帝，策便和袁術決裂。
術病死，術殘部全歸孫策，策統一了江東。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策遇刺身死（年二十六），弟權繼位。
權對長江以北的中原局勢，坐觀成敗，竭力向長江以南擴大地盤，除江東之外，據有今廣東、福建及湖南大部地區。
赤壁會戰打消了曹操吞并江東的企圖，這樣，東吳的江東政權就更加鞏固了。
公元221年，權受封吳王，229年自稱皇帝。
東吳立國的先決條件是什麼呢?本來在西漢時，東南沿海一帶還是地廣人稀、火耕水耨的落後地區。
東漢時，安徽廬江一帶，尚未懂得牛耕，由太守王景教以犁耕之法，“墾辟倍多，境内豐給”。
其他一些地區也鑄作田器，使用牛耕，從此牛耕的方法，逐漸從黃河流域推廣到長江流域乃至珠江流域了。
除牛耕普遍應用以外，中原的水利灌溉事業，也推廣至江南會稽一帶。
《太平禦覽》卷66引《會稽記》：“〔鏡湖〕，漢順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會稽太守馬臻創立。
鏡湖在會稽、山陰兩縣界，築塘蓄水，高丈餘，田又高海丈餘。
若少水，則洩湖灌田；如水多，則閉湖，洩田中水入海，所以無兇年。
堤塘周回五百一十裡，溉田九千餘頃。
”即此一端，可見江南的灌溉事業，也是在飛躍發展之中。
由于農業生産的發展，農業生産技術的逐漸提高，人口也就漸漸增加起來了。
荊州的人口，由西漢的三百五十九萬餘增至六百二十萬餘；揚州的人口，由西漢的三百二十餘萬增至四百三十三萬餘。
這種情形就說明在東漢時東南的經濟、文化逐漸發展的事實。
牧守混戰，中原變成屠場，北方人民避難渡江的更多[1]。
公元213年，江北的自耕小農不願做政府屯田土地上的屯田客，渡江至江南，一次就有十餘萬戶之多。
他們不僅給江南帶來了進步的農業生産工具和先進生産技能，同時也擴大了江南的耕地面積，這就成為東吳在江東立國的有利條件。
東吳的屯田 今皖南歙、黟、休甯等縣，浙西淳安等縣，江西德興、上饒、永修等縣市，福建武夷山、建陽等縣市，周圍數千裡，山谷萬重。
這一帶的土著居民，在漢末尚過着村社的生活，當時稱之為“山越”。
東吳政權建立初期，想奪取他們村社的土地，而使他們變成屯田土地上的隸屬農民，強制他們給政府耕田當兵。
孫權于公元200年開始向山越進攻，一直到公元237年，前後達三十八年之久。
掠奪來的“生口”，除補充軍隊以外，不是充作屯田上的隸屬農民，便是分給世家豪族大地主和功臣當作部曲和佃客；諸葛恪在丹陽（郡治宛陵，今安徽宣城）一郡，就得到甲士四萬之多。
粗略統計起來，東吳軍隊共有二十餘萬，其中精銳十餘萬人，就是由山越人組成的[2]。
軍隊擴大了，戰鬥力也加強了[3]。
然而，東吳政權須有牢固的經濟基礎作為先決條件，然後使它從軍事集團的組織形式漸漸走上封建割據國家的組織形式道路上來。
為了保證軍糧的供給，為了增加政府财政的收入，東吳政權也像曹魏政權一樣，成立兵屯和民屯的管理機構&mdash&mdash典農校尉和典農都尉[4]，采用軍事編制，把掠奪來的江南深山中的村社農民，束縛在土地之上，強制他們進行耕作。
兵屯下的耕作者&mdash&mdash佃兵，稱為“作士”；民屯下的耕作者，稱為“屯田客”。
屯田客隻須種田耕地，政府對他們有免除兵役的規定；佃兵且耕且戰，負擔兩種任務。
屯田客和佃兵有時也參加政府的突擊工作，如建糧倉、開道路[5]，但主要的還是種田耕地。
東吳的屯田，開始于公元203&mdash204年前後，直到東吳政權覆滅（公元280年），曆七十餘年之久[6]。
較大規模的兵屯在廬江郡（治皖，今安徽潛山）[7]；較大規模的民屯在毗陵（今江蘇武進），有男女各數萬口之多[8]。
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 東吳屯田的成功，解決了北方南下流民與土地的結合問題，也解決了當時的軍食問題。
同時，由于北方勞動人口湧向江南，與江南土著居民這兩支生産大軍在生産戰線上會師，大大地擴大了江南的耕地面積。
随着耕地面積的增加，農業生産的昂揚，造成了“其四野則畛畷無數，膏腴兼倍。
&hellip&hellip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左思《吳都賦》）的繁榮景況。
手工業方面，也有了很大的發展。
冶鑄手工業，以武昌附近最為發達[9]。
煮鹽手工業，政府在海鹽（今浙江平湖東南）、沙中（今江蘇常熟西北）設有食鹽産銷的管理機構[10]。
紡織手工業方面，除了分散在農村以外，政府在建業有自己的“織絡”作坊，作坊内擁有大量的奴隸（罪人是奴隸的來源），專為統治者們制造奢侈的絲織品[11]。
東吳政權也注意興修水利，這不僅是為了利用水力資源和防止水災，而且也含有軍事意義。
孫權在黃龍二年（公元230年）築東興堤以遏巢湖。
赤烏十三年（公元250年），作堂邑（今江蘇六合）塗塘（今瓦梁堰）以淹北道。
其餘重點水利工程大都是圍繞首都建業（今江蘇南京市）而興修的。
孫權在赤烏四年鑿東渠，闊五丈，深八尺，以洩玄武湖水，使它傾注到秦淮河裡。
從青溪而西，抵雞籠山東南，因為受到江潮的浸潤，所以又稱這一段為潮溝。
青溪、潮溝，南接秦淮，西通運渎，北達長江。
赤烏八年又“遣校尉陳勳将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今江蘇句容）中道，自小其（今江蘇江甯境内）至雲陽（今江蘇丹徒）西城，通會市，作邸閣”（《三國志·吳志·孫權傳》），這是陸上的驿道。
同時開鑿破岡渎，把秦淮河截斷，在方山埭，使秦淮河和破岡渎接連起來，再引破岡渎水接通到雲陽，這是水道。
也就是此後南朝轉輸的主要内河航道，它的目的是“可避京江之險”。
在此稍前，東吳“使郗儉鑿〔建業〕城西南，自秦淮北抵倉城，以達吳越運船”（《讀史方輿紀要》）；在這以後，東吳還開鑿了從雲陽到達長江的運道，這就是《南齊書·州郡志》所說的“丹徒水道，入通吳會”。
後來江南運河的雛形，在這時已經粗具規模了。
江南的交通和運輸工具，一般依賴船隻，海船不算大的，尚能載馬八十匹[12]；吳亡時，東吳政府的舟船被西晉政府接收去的有五千艘以上（見《三國志·吳志·孫晧傳》注引《晉陽秋》）。
建安的侯官（今福建福州市）、臨海的橫藇船屯（今浙江平陽）、廣州的番禺（今廣州市），都是當時江南規模最大的造船基地[13]。
航海的水手，大都選自閩、粵，左思《吳都賦》所謂“篙工楫師，選自閩、禺”是也。
江南的商業比之以前，也有了巨大的發展。
吳都建業（今江蘇南京市），有大市二，所謂建康大市、建康東市，皆東吳時所立。
《吳都賦》稱當時“富中之甿，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财豐巨萬”，商人的财富很快地積聚起來。
從公元240年起，東吳還對郡縣級城池，“治城郭，起谯樓，穿塹發渠”（《三國志·吳志·孫權傳》）。
這些有防禦設備的城塞，不僅是政治和征稅機關的集中地，同時也是這一小地域的交易集中地。
商業的初步發展而引起貨币的不足，故孫權曾下令鑄造以一當五百和以一當一千的青銅币來流通。
當然，這時的貨币還是以輔助姿态出現，因為這時不僅北方使用谷帛，就是江南地區，也多是鹽布雜用。
如孫權賜朱桓家屬“鹽五千斛以周喪事”（《三國志·吳志·朱桓傳》），孫晧時，“一犬至直數千匹”（《三國志·吳志·孫晧傳》注引《江表傳》），賞賜市易，都用實物，可見江南這一時期的商業發展，還是有限度的。
台灣與大陸經濟文化的聯系 孫權黃龍二年（公元230年），東吳開始和構成今中華民族之一的台灣高山族有了正式的接觸。
今天的台灣，當時稱為夷洲，據《太平禦覽》卷780引《臨海水土志》稱：“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裡。
土地無雪霜，華木不死。
四面是山，衆山夷所居。
”這時台灣高山族内部已分成若幹部落，“各号為王，分劃土地人民，各自别異”。
但他們具有一些共同的社會特征和生活習慣。
他們已經有了農業，“土地饒沃，既生五谷，又多魚肉”。
但是他們的生産技術還是相當低下，生産工具和武器尚全用石器，所謂“其地亦出銅鐵，唯用鹿觡矛以戰鬥耳，磨砺青石，以作矢镞刀斧，镮貫珠珰”；紡織方面，他們已“能作細布，亦作斑文布”。
他們還沒有嚴格的君臣上下之别，首領要召集民衆，用大杵擊大木鼓，遠近馳往赴會。
所有這些社會特征，表明它還處在原始社會階段。
夷洲和它的近鄰亦在大海中的亶洲同大陸很早就有了貿易往來，據《三國志·吳志·孫權傳》稱，“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而“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到他們那兒去的。
黃龍二年（公元230年），孫權“遣将軍衛溫、諸葛直将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亶洲”（《三國志·吳志·孫權傳》），結果他們雖然沒有找到亶洲，卻到達了夷洲。
這可以說是大陸上漢族人民利用先進的文化知識開發台灣的開始。
從此之後，台灣和大陸在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聯系逐漸地密切了起來，這個寶島也就成為我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的一部分。
東吳與南洋經濟文化的交流 東吳于黃龍二年“浮海求夷洲”之後不久，又進一步地鞏固了對交州（治番禺，今廣東廣州市）的統治權，于是開始和徼外的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南部）諸國建立友好關系。
後來交州刺史又派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出使南海諸國。
康泰等在扶南曾見到中天竺的使臣陳宋，他們向陳宋“具問天竺土俗”（《梁書·中天竺國傳》），因此這時東吳和印度也有了聯系。
他們出使南海，“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梁書·海南諸國傳》總叙），歸國後朱應著《扶南異物志》，康泰著《外國傳》（亦稱《吳時外國傳》、《吳時外國志》，其中包括《扶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