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吳在東南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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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扶南傳》、《扶南土俗》諸篇），都是研究中國和南海諸國初期經濟文化交流的寶貴材料，可惜原書已佚，現在我們隻能從《水經注》、《梁書》、《藝文類聚》、《通典》、《太平禦覽》諸書中看到它的一鱗半爪。
在孫權黃武五年（公元226年），大秦的商人秦論也從南海來到交趾，後來又從交趾到達吳都建業。
他在東吳住了七八年之久，一直住到孫權嘉禾三年（公元234年）至六年左右，才返回本國。
當時航行在南海之上的船舶，“大者長二十餘丈（四十六至五十米），高出水三二丈，望之如閣道，載六七百人，物出萬斛（千噸）”（《太平禦覽》卷769引萬震《南州異物志》）；有中國船、波斯船、天竺船。
許多“徼外人，随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後沓載之，有盧頭木，葉如牖形，長丈餘，織以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風吹，風後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風力，若急則随宜增減之，邪張相取風氣，而無高危之慮，故行不避迅風激波，所以能疾”（《太平禦覽》卷771引萬震《南州異物志》）。
至于開往大秦國的海舶，有時甚至多到“張七帆”（《太平禦覽》卷771引康泰《吳時外國傳》）的。
其中扶南國的航海船舶，“長者十三尋（二十二至二十四米），廣肘六尺，頭尾似魚，皆以鐵鑷露裝，大者載百人。
人有長短桡及篙各一，從頭至尾，約有五十人至四十餘人，随船大小，行則用長桡，坐則用短桡，水淺乃用篙，皆撐上應聲如一”（《太平禦覽》卷769引康泰《吳時外國傳》）。
從以上記載來看，當時吳國與南洋諸國的國際交通已經相當發達，商務關系也已經相當繁榮了。
部曲佃客與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 孫策的渡江而東，統一江南，孫權的東吳政權能夠出現，主要是由于得到江東和皖北世家豪族大地主的支持。
東漢末，由于牧守混戰，江淮構兵，江東以吳郡顧、陸、朱、張四姓為首的世家豪族大地主希望江東有一個強有力的軍事集團和他們的地主武裝結合起來，組織一個理想的政權，共同來維持江東的局面。
這種政權的出現不僅可以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而且可使他們的莊園經濟獲得長足的發展。
孫策兄弟，正是他們物色中的理想人物，而孫氏兄弟也竭力拉攏他們，孫策之女後來嫁給了顧邵、陸遜；孫權受封吳王以後，親拜顧雍老母于庭前；後以顧雍為丞相，雍為相曆十九年之久；朱桓被重用，領有部曲萬人。
陸氏一家出二相、五侯、将軍十餘人。
四姓子弟，擔任郡縣守令的更多，《三國志·吳志·朱治傳》所謂“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三國志·吳志·陸凱傳》所謂“先帝（孫權）外仗顧、陸、朱、張”，都是當時的實際情況。
不過江東世家豪族地主志在保護他們在太湖流域的既得經濟利益，對外拓地的要求，卻遠不及皖北世家豪族大地主那樣來得迫切。
孫堅以長沙太守起兵讨董卓，堅子孫策徙居廬江郡舒縣（今安徽廬江西南），和舒縣世家大族子弟周瑜（瑜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為漢太尉；從父尚，丹陽太守；父異，洛陽令）同年友善，瑜把自己的大宅讓給孫策居住，互通有無。
其後孫策平定江東，瑜亦渡江為策得力助手。
時橋公有二女，策娶大橋，瑜娶小橋。
曹操取荊州，欲乘勢兼并江東，周瑜和魯肅堅決主張抗擊曹操。
孫權遂命瑜率精兵三萬，敗曹操于赤壁。
孫權推心置腹地信任周瑜，并以女配瑜子循；瑜女又配孫權太子登，君臣相得無間。
魯肅，臨淮東城（今安徽定遠）人，家富于财。
當牧守混戰時，淮泗間戰争頻繁，肅部勒輕俠少年，“細弱在前，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三國志·吳志·魯肅傳》注引《吳書》），渡江到達江東，通過周瑜的推薦，說孫權割據江東。
盡管張昭等人排擠他，說他“年少粗疏，未可用”，孫權還是非常信任他。
周瑜死後，魯肅代瑜領兵。
呂蒙，汝南富陂人（今安徽阜陽西南），行伍出身。
魯肅死後，孫權破格用他來代替魯肅領兵。
他積極謀劃攻取江陵，“全據長江”，孫權也認為要割據江東，必須控制長江上遊，所以完全聽從了他，不惜暫時破壞吳蜀聯盟，來取江陵，襲殺關羽。
呂蒙病死時，“權哀痛甚，為之降損（消瘦）”（《三國志·吳志·呂蒙傳》）。
諸葛瑾，是諸葛亮的胞兄，漢末移居江東，受到孫權優禮，官至大将軍。
孫權曾說：“孤與子瑜（諸葛瑾字）有生死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
”（《三國志·吳志·諸葛瑾傳》）可見彼此關系之深。
當然，孫權和周瑜、魯肅、呂蒙、諸葛瑾等人之間的君臣相得，推心置腹，不僅僅是出于彼此感情上的融洽，意氣間的相投。
在牧守混戰之際，皖北、魯南一帶的世家豪族大地主帶領了他們的宗族、賓客、部曲南渡之後，迫切需要避難的立足點，既可以進，也可以守。
孫策、孫權的江東政權能夠穩固起來是完全和他們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相一緻的，他們自然樂于歸依孫氏兄弟，為孫權出謀劃策，攻城略地。
孫權也必須倚賴這些流寓到江東來的世家豪族大地主來開疆拓土，北抗曹操，使割據江東的政治局面，更加穩定下來。
到了三國鼎峙的局勢确定，東吳全據三峽以下長江中下遊的局面已經形成，江東政權改取守勢，鞏固防務，才重用吳中四姓的首腦人物陸遜。
周瑜、魯肅、呂蒙等人之後，陸遜是孫權最信任的一個将領。
諸葛亮在蜀漢秉政，吳蜀聯盟重又恢複，“時事所宜，權辄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
權每與〔劉〕禅、〔諸葛〕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三國志·吳志·陸遜傳》）。
但陸遜隻是想維持三國鼎立的局面，隻是想保住江東。
當他在夷陵打敗劉備，劉備退往白帝時，東吳将領徐盛、潘璋等都主張進兵白帝，以擒劉備。
陸遜和朱然等少數人認為不宜追擊，應該注意北方的動向，防備曹魏的突然襲擊，所以他很快就勝利收兵了。
公元228年秋，魏将曹休被誘率步騎十萬人至皖城（今安徽潛山），孫權命陸遜、朱桓等督六萬人拒休。
當時朱桓估計魏兵必敗，因此建議在打敗曹休後，“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許昌）、洛（洛陽）”（《三國志·吳志·朱桓傳》）。
孫權征求陸遜的意見，陸遜認為不可以這樣做，孫權也就作罷。
孫權君臣以苟安江南為滿足，比起諸葛亮“王業不偏安”的這種心情，是遠遜一籌的。
由于東吳政權和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的利益相一緻，因此，在東吳政權形成初期，統治集團内部是比較團結的。
陸遜曾代表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向孫權建議，對江南深山中的村社農民&mdash&mdash山越，使用暴力把他們變成國家屯田上的隸屬農民。
孫權采納了他的意見，屢次進攻山越，以擴大其政府屯田基礎，同時也把這些隸屬農民分賜給出力的功臣（東吳出力的功臣，也往往就是江東和皖北的世家豪族大地主）。
如賜呂蒙“尋陽屯田六百戶，官屬三十人”，蒙死，“與守冢三百家，複田五十頃”（《三國志·吳志·呂蒙傳》）；蔣欽死後，“以蕪湖民二百戶，田二百頃，給欽妻子”（《三國志·吳志·蔣欽傳》）；陳表“所受複賜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三國志·吳志·陳武傳》）。
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的莊園經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向前發展了一步。
發展到怎樣程度呢?葛洪在《抱樸子·吳失篇》裡曾說過：“車服則光可以鑒，豐屋則群烏爰止。
&hellip&hellip勢利傾于邦君，儲積富乎公室&hellip&hellip僮仆成軍，閉門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裡&hellip&hellip金玉滿堂，伎妾溢房，商販千艘，腐谷萬庾，園囿拟上林，館第僭太極，粱肉餘于犬馬，積珍溢于帑藏。
”莊園經濟實力這樣雄厚，毋怪江東世家豪族地主的政治地位一直到南朝陳亡還未下降，吳郡陸氏，在唐一代還出了六個宰相，吳郡顧氏在唐代亦有宰相，到唐末，才漸漸衰落下去。
他們的政治地位延續那麼久，從他們的莊園經濟來看，并不是偶然的。
除了佃客的賜予以外，東吳的軍隊中，由于士兵的佃耕土地，多是父子相承，因此出現了世襲兵制度[14]。
士兵是世襲的，将領也有不少是世襲的。
東吳将領統率軍隊，往往是終身職，身死之後，他的部曲，照例應由長子來承襲“兵業”；長子死後，或有其他原因，則改由次子統率；無子或子幼，則由弟或兄弟的兒子來帶領。
江東的世家豪族大地主，差不多都是将領，因此，他們差不多都有部曲。
朱桓部曲萬人，以後由他兒子朱異承襲他的兵業；陸遜部曲數千人，以後由他兒子陸抗承襲他的兵業；陸抗部曲數萬，抗死，五子分領。
當時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的實力，連敵國都不敢輕視，所以魏大将鄧艾說：“孫權已殁，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
”（《三國志·魏志·鄧艾傳》） 世族地主權力的擴張也就意味着政府權力的縮小，因此，在東吳政權後期，皇室和大族之間是有矛盾的[15]，不過矛盾是次要的，而他們之間的互相依存，共同對隸屬農民進行榨取，卻是主要的。
東吳的衰亡 孫權從漢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繼其兄孫策統事，到魏黃初二年（公元221年）冬受封吳王，太和三年（公元229年）自稱皇帝，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四月病死，他實際做了五十多年的江東之主。
孫權繼承孫策統事時，隻有十九歲。
他在前半生是一個有作為的統治者。
他能團結人，對周瑜、魯肅、呂蒙、諸葛瑾、陸遜這些将領，能夠推心置腹地信任他們，從而取得了他們的擁戴。
他有一個缺點就是沉湎于酒。
他稱吳王的時候，在“武昌臨釣台，飲酒大醉。
權使人以水灑群臣曰：&lsquo今日酣飲，惟醉堕台中，乃當止耳。
&rsquo”（《三國志·吳志·張昭傳》）又在一次宴會中，孫權自起敬酒，有人假作喝醉了酒不肯再喝，孫權幾乎将他殺死，經大臣谏争得免。
“權因敕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
”（《三國志·吳志·虞翻傳》）這種酗酒的風氣到孫晧時更加發展了，酗酒成為東吳亡國的原因之一。
孫權在稱帝以後，剛愎自用，這在三國的君主中，也是少見的。
公元233年，割據遼東（都于襄平，今遼甯遼陽北七十裡）的公孫淵向孫權上表稱臣，孫權非常高興，實行大赦；并
在孫權黃武五年（公元226年），大秦的商人秦論也從南海來到交趾，後來又從交趾到達吳都建業。
他在東吳住了七八年之久，一直住到孫權嘉禾三年（公元234年）至六年左右，才返回本國。
當時航行在南海之上的船舶，“大者長二十餘丈（四十六至五十米），高出水三二丈，望之如閣道，載六七百人，物出萬斛（千噸）”（《太平禦覽》卷769引萬震《南州異物志》）；有中國船、波斯船、天竺船。
許多“徼外人，随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後沓載之，有盧頭木，葉如牖形，長丈餘，織以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風吹，風後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風力，若急則随宜增減之，邪張相取風氣，而無高危之慮，故行不避迅風激波，所以能疾”（《太平禦覽》卷771引萬震《南州異物志》）。
至于開往大秦國的海舶，有時甚至多到“張七帆”（《太平禦覽》卷771引康泰《吳時外國傳》）的。
其中扶南國的航海船舶，“長者十三尋（二十二至二十四米），廣肘六尺，頭尾似魚，皆以鐵鑷露裝，大者載百人。
人有長短桡及篙各一，從頭至尾，約有五十人至四十餘人，随船大小，行則用長桡，坐則用短桡，水淺乃用篙，皆撐上應聲如一”（《太平禦覽》卷769引康泰《吳時外國傳》）。
從以上記載來看，當時吳國與南洋諸國的國際交通已經相當發達，商務關系也已經相當繁榮了。
部曲佃客與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 孫策的渡江而東，統一江南，孫權的東吳政權能夠出現，主要是由于得到江東和皖北世家豪族大地主的支持。
東漢末，由于牧守混戰，江淮構兵，江東以吳郡顧、陸、朱、張四姓為首的世家豪族大地主希望江東有一個強有力的軍事集團和他們的地主武裝結合起來，組織一個理想的政權，共同來維持江東的局面。
這種政權的出現不僅可以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而且可使他們的莊園經濟獲得長足的發展。
孫策兄弟，正是他們物色中的理想人物，而孫氏兄弟也竭力拉攏他們，孫策之女後來嫁給了顧邵、陸遜；孫權受封吳王以後，親拜顧雍老母于庭前；後以顧雍為丞相，雍為相曆十九年之久；朱桓被重用，領有部曲萬人。
陸氏一家出二相、五侯、将軍十餘人。
四姓子弟，擔任郡縣守令的更多，《三國志·吳志·朱治傳》所謂“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三國志·吳志·陸凱傳》所謂“先帝（孫權）外仗顧、陸、朱、張”，都是當時的實際情況。
不過江東世家豪族地主志在保護他們在太湖流域的既得經濟利益，對外拓地的要求，卻遠不及皖北世家豪族大地主那樣來得迫切。
孫堅以長沙太守起兵讨董卓，堅子孫策徙居廬江郡舒縣（今安徽廬江西南），和舒縣世家大族子弟周瑜（瑜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為漢太尉；從父尚，丹陽太守；父異，洛陽令）同年友善，瑜把自己的大宅讓給孫策居住，互通有無。
其後孫策平定江東，瑜亦渡江為策得力助手。
時橋公有二女，策娶大橋，瑜娶小橋。
曹操取荊州，欲乘勢兼并江東，周瑜和魯肅堅決主張抗擊曹操。
孫權遂命瑜率精兵三萬，敗曹操于赤壁。
孫權推心置腹地信任周瑜，并以女配瑜子循；瑜女又配孫權太子登，君臣相得無間。
魯肅，臨淮東城（今安徽定遠）人，家富于财。
當牧守混戰時，淮泗間戰争頻繁，肅部勒輕俠少年，“細弱在前，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三國志·吳志·魯肅傳》注引《吳書》），渡江到達江東，通過周瑜的推薦，說孫權割據江東。
盡管張昭等人排擠他，說他“年少粗疏，未可用”，孫權還是非常信任他。
周瑜死後，魯肅代瑜領兵。
呂蒙，汝南富陂人（今安徽阜陽西南），行伍出身。
魯肅死後，孫權破格用他來代替魯肅領兵。
他積極謀劃攻取江陵，“全據長江”，孫權也認為要割據江東，必須控制長江上遊，所以完全聽從了他，不惜暫時破壞吳蜀聯盟，來取江陵，襲殺關羽。
呂蒙病死時，“權哀痛甚，為之降損（消瘦）”（《三國志·吳志·呂蒙傳》）。
諸葛瑾，是諸葛亮的胞兄，漢末移居江東，受到孫權優禮，官至大将軍。
孫權曾說：“孤與子瑜（諸葛瑾字）有生死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
”（《三國志·吳志·諸葛瑾傳》）可見彼此關系之深。
當然，孫權和周瑜、魯肅、呂蒙、諸葛瑾等人之間的君臣相得，推心置腹，不僅僅是出于彼此感情上的融洽，意氣間的相投。
在牧守混戰之際，皖北、魯南一帶的世家豪族大地主帶領了他們的宗族、賓客、部曲南渡之後，迫切需要避難的立足點，既可以進，也可以守。
孫策、孫權的江東政權能夠穩固起來是完全和他們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相一緻的，他們自然樂于歸依孫氏兄弟，為孫權出謀劃策，攻城略地。
孫權也必須倚賴這些流寓到江東來的世家豪族大地主來開疆拓土，北抗曹操，使割據江東的政治局面，更加穩定下來。
到了三國鼎峙的局勢确定，東吳全據三峽以下長江中下遊的局面已經形成，江東政權改取守勢，鞏固防務，才重用吳中四姓的首腦人物陸遜。
周瑜、魯肅、呂蒙等人之後，陸遜是孫權最信任的一個将領。
諸葛亮在蜀漢秉政，吳蜀聯盟重又恢複，“時事所宜，權辄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
權每與〔劉〕禅、〔諸葛〕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三國志·吳志·陸遜傳》）。
但陸遜隻是想維持三國鼎立的局面，隻是想保住江東。
當他在夷陵打敗劉備，劉備退往白帝時，東吳将領徐盛、潘璋等都主張進兵白帝，以擒劉備。
陸遜和朱然等少數人認為不宜追擊，應該注意北方的動向，防備曹魏的突然襲擊，所以他很快就勝利收兵了。
公元228年秋，魏将曹休被誘率步騎十萬人至皖城（今安徽潛山），孫權命陸遜、朱桓等督六萬人拒休。
當時朱桓估計魏兵必敗，因此建議在打敗曹休後，“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許昌）、洛（洛陽）”（《三國志·吳志·朱桓傳》）。
孫權征求陸遜的意見，陸遜認為不可以這樣做，孫權也就作罷。
孫權君臣以苟安江南為滿足，比起諸葛亮“王業不偏安”的這種心情，是遠遜一籌的。
由于東吳政權和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的利益相一緻，因此，在東吳政權形成初期，統治集團内部是比較團結的。
陸遜曾代表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向孫權建議，對江南深山中的村社農民&mdash&mdash山越，使用暴力把他們變成國家屯田上的隸屬農民。
孫權采納了他的意見，屢次進攻山越，以擴大其政府屯田基礎，同時也把這些隸屬農民分賜給出力的功臣（東吳出力的功臣，也往往就是江東和皖北的世家豪族大地主）。
如賜呂蒙“尋陽屯田六百戶，官屬三十人”，蒙死，“與守冢三百家，複田五十頃”（《三國志·吳志·呂蒙傳》）；蔣欽死後，“以蕪湖民二百戶，田二百頃，給欽妻子”（《三國志·吳志·蔣欽傳》）；陳表“所受複賜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三國志·吳志·陳武傳》）。
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的莊園經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向前發展了一步。
發展到怎樣程度呢?葛洪在《抱樸子·吳失篇》裡曾說過：“車服則光可以鑒，豐屋則群烏爰止。
&hellip&hellip勢利傾于邦君，儲積富乎公室&hellip&hellip僮仆成軍，閉門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裡&hellip&hellip金玉滿堂，伎妾溢房，商販千艘，腐谷萬庾，園囿拟上林，館第僭太極，粱肉餘于犬馬，積珍溢于帑藏。
”莊園經濟實力這樣雄厚，毋怪江東世家豪族地主的政治地位一直到南朝陳亡還未下降，吳郡陸氏，在唐一代還出了六個宰相，吳郡顧氏在唐代亦有宰相，到唐末，才漸漸衰落下去。
他們的政治地位延續那麼久，從他們的莊園經濟來看，并不是偶然的。
除了佃客的賜予以外，東吳的軍隊中，由于士兵的佃耕土地，多是父子相承，因此出現了世襲兵制度[14]。
士兵是世襲的，将領也有不少是世襲的。
東吳将領統率軍隊，往往是終身職，身死之後，他的部曲，照例應由長子來承襲“兵業”；長子死後，或有其他原因，則改由次子統率；無子或子幼，則由弟或兄弟的兒子來帶領。
江東的世家豪族大地主，差不多都是将領，因此，他們差不多都有部曲。
朱桓部曲萬人，以後由他兒子朱異承襲他的兵業；陸遜部曲數千人，以後由他兒子陸抗承襲他的兵業；陸抗部曲數萬，抗死，五子分領。
當時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的實力，連敵國都不敢輕視，所以魏大将鄧艾說：“孫權已殁，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
”（《三國志·魏志·鄧艾傳》） 世族地主權力的擴張也就意味着政府權力的縮小，因此，在東吳政權後期，皇室和大族之間是有矛盾的[15]，不過矛盾是次要的，而他們之間的互相依存，共同對隸屬農民進行榨取，卻是主要的。
東吳的衰亡 孫權從漢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繼其兄孫策統事，到魏黃初二年（公元221年）冬受封吳王，太和三年（公元229年）自稱皇帝，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四月病死，他實際做了五十多年的江東之主。
孫權繼承孫策統事時，隻有十九歲。
他在前半生是一個有作為的統治者。
他能團結人，對周瑜、魯肅、呂蒙、諸葛瑾、陸遜這些将領，能夠推心置腹地信任他們，從而取得了他們的擁戴。
他有一個缺點就是沉湎于酒。
他稱吳王的時候，在“武昌臨釣台，飲酒大醉。
權使人以水灑群臣曰：&lsquo今日酣飲，惟醉堕台中，乃當止耳。
&rsquo”（《三國志·吳志·張昭傳》）又在一次宴會中，孫權自起敬酒，有人假作喝醉了酒不肯再喝，孫權幾乎将他殺死，經大臣谏争得免。
“權因敕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
”（《三國志·吳志·虞翻傳》）這種酗酒的風氣到孫晧時更加發展了，酗酒成為東吳亡國的原因之一。
孫權在稱帝以後，剛愎自用，這在三國的君主中，也是少見的。
公元233年，割據遼東（都于襄平，今遼甯遼陽北七十裡）的公孫淵向孫權上表稱臣，孫權非常高興，實行大赦；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