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吳在東南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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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派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率兵七八千人（号稱萬人），乘船前往遼東，授予公孫淵燕王的封号。
滿朝文武都說：“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宿舒、孫綜，兩人為公孫淵的使節）。
”（《三國志·吳志·孫權傳》）孫權不聽。
東吳的元老張昭更是竭力規勸，孫權和張昭反複辯論，甚至要殺張昭。
張彌、許晏等人到了遼東，果然被公孫淵所囚殺，公孫淵還把張彌、許晏的首級送給魏主曹叡請賞，七八千士兵中，由海上逃回到東吳的隻有六十多人。
這個例子，說明孫權的剛愎自用，發展到什麼樣程度。
孫權晚年，統治集團内部鬥争逐漸激化。
孫權立長子孫登為太子，登先于孫權病死。
孫權又立登弟和為太子，封和弟霸為魯王。
孫權寵愛孫霸，孫霸想奪取太子的地位，于是朝臣就分為兩大派。
丞相陸遜、大将軍諸葛恪、太常顧譚、骠騎将軍朱據、會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績、尚書丁密等擁護太子和；骠騎将軍步骘、鎮南将軍呂岱、大司馬全琮、左将軍呂據、中書令孫弘等支持魯王霸。
孫權看到大臣分成兩派，恐怕自己身後也會像袁紹身後那樣釀成大亂，就廢太子和，并命令孫霸自殺，而立少子孫亮為太子。
公元252年，孫權病死，孫亮即位，那時他才十歲，不得不由孫權生前安排好的大将軍諸葛恪來輔政。
諸葛恪是諸葛瑾的長子，年輕時就為孫權所器重，在陸遜死後代遜領兵。
他秉政以後，裁撤監視文武官吏的校官，豁免百姓積欠政府的逋債，除去關津的雜稅，開始時吳人對他的印象非常好，史稱諸葛“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
可是東吳統治集團内部，自孫權廢太子和時起，矛盾一直很尖銳，諸葛恪秉政以後，還沒有能夠完全控制這種局面，照理他應該把主要精力放在内政的整頓上，而不宜輕啟邊釁。
諸葛恪在秉政的第二年，忸于巢湖東興堤（在今安徽含山西南）一次小勝，就輕率地征發了近二十萬兵衆，圍攻曹魏的合肥新城，從四月圍攻到八月，由于暑天，士卒疲勞，感染瘟疫，死亡的很多，諸葛恪隻得撤兵。
于是吏民失望，朝野怨艾。
東吳的宗室孫峻（孫堅弟孫靜的曾孫）就利用人們對諸葛恪的不滿，在宴席間殺諸葛恪，由孫峻以丞相代恪輔政。
過了三年，到了公元256年，孫峻病死，孫峻從弟孫代峻輔政。
公元258年，孫廢黜了孫亮，擁立孫權的第六個兒子孫休（孫亮兄）為帝。
同年，孫休殺孫，把統治權力收回到自己手裡。
孫休做了六年皇帝，公元264年病死。
這時蜀漢剛滅亡，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局面，變為魏、吳兩國對峙的局面，吳國西、北兩面，都受到魏國軍隊的威脅。
丞相濮陽興、左将軍張布等認為國家面臨危機，宜立長君，所以擁立故太子和的兒子二十三歲的孫晧為皇帝。
從孫權末年，到孫晧亡國，二十餘年間，東吳屯田上的隸屬農民，生活更為困苦。
民屯的屯田客過去是不服兵役的，到了公元263年蜀漢滅亡後，東吳為了要補充兵力，來充實長江防務，就取消過去屯田客不服兵役的規定，開始抽調民屯的屯田客萬人去作戰士。
兵屯中的佃兵，過去規定“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三國志·吳志·陸凱傳》）。
自孫權死後，什麼工作都交給佃兵去做，兵士不但要給皇帝修建宮室，而且還要替将領“浮船長江”做買賣，或受雇去當佃客，把盈利和薪資，全部交給将領，這樣不僅影響屯田，使收獲量減少，造成“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蓄”的嚴重危機，也使屯田士兵因徭役太重，出現了“棄子”（《三國志·吳志·駱統傳》）不養，“父子相棄，叛者成行”（《三國志·吳志·賀邵傳》）的現象。
東吳的統治者為了加緊對人民的壓榨，還采用西漢統一時代的“酤籴”、“算缗”等等舊辦法，來增加政府的收入，供養龐大的軍隊。
當時全國民“戶五十二萬三千，&hellip&hellip男女口二百三十萬”，而“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三國志·吳志·孫晧傳》注引《晉陽秋》），平均十人負擔一個士兵，自然弄得“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三國志·吳志·陸凱傳》），“老幼饑寒，家戶菜色”（《三國志·吳志·賀邵傳》），全國人民要怨聲載道了[16]。
統治者為了滿足他們腐化奢侈的生活，打算擴大官營的手工業工場，命交州的地方官吏抽調民間的手工業工人一千餘名到建業，來補充官奴隸數額之不足，以緻引起了交州以呂興為首的農民起義，接着永康（今浙江永康）也發生了以施旦為首的農民起義，廣州又發生了以士兵郭馬為首的起義，東吳境内的階級矛盾，已激化到不可緩和的程度。
孫晧是三國時期著名的暴君。
濮陽興和張布擁立他做皇帝不久，見他粗暴驕盈，又好酒色，非常懊悔，孫晧知道後，就殺死興、布。
接着又殺死了孫休的妻子和孫休的兩個兒子。
夏口（今漢口）督孫秀（孫權弟孫匡之孫）以宗室至親握兵在外，為孫晧所不滿，被迫投奔晉朝。
侍中韋昭著有《國語》注等書，是東吳著名的學者，“常領左國史。
&hellip&hellip晧欲為父和作紀，曜（即“昭”，晉人避司馬昭諱所改）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為傳。
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
&hellip&hellip晧每飨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酒〕七升為限。
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
”韋昭平日的酒量，不超過二升，孫晧嫌他不多飲酒，“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三國志·吳志·韋曜傳》），最後還是把他殺了。
常侍王蕃也以“不能承顔順指，時或迕意”，在一次酒會中，“沉醉頓伏”，孫晧還說他是假醉，“呵左右于殿中斬之”（《三國志·吳志·王蕃傳》）。
孫晧還常常施用剝面皮和鑿眼睛的酷刑，如果臣下不順從他或敢于迕視他，他就施用這些酷刑。
小小一個吳國，當時後宮将近萬人。
孫晧還“激水入宮，宮人有不意者，辄殺流之”（《三國志·吳志·孫晧傳》）。
在晉滅吳之後，晉武帝問東吳舊臣薛瑩：“孫晧之所以亡者何也?”薛瑩回答說：“晧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
大臣大将，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
危亡之釁，實由于此。
”（《三國志·吳志·薛綜傳》注引幹寶《晉紀》）單憑薛瑩這幾句話，就知道東吳是非亡不可的了。
公元279年（晉武帝鹹甯五年）十一月，晉武帝司馬炎大舉伐吳，分六路出兵：鎮軍将軍琅邪王司馬伷趨塗中（今安徽全椒滁河流域），安東将軍王渾趨橫江（今安徽和縣東南橫江浦，南對江南之采石），建威将軍王戎趨武昌，平南将軍胡奮趨公安（油江口），鎮南大将軍杜預自襄陽趨江陵，益州刺史龍骧将軍王濬自巴蜀順流而下。
六路軍隊共二十多萬人，受大都督賈充節制，賈充率中軍駐紮在襄陽。
王濬在公元272年時，就在蜀中召集兵夫一萬多人趕造船艦，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橹，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資治通鑒》晉武帝泰始八年）。
當王濬大規模造船的時候，木片碎屑沿江漂下，東吳建平太守吾彥把這個情況向孫晧彙報，并請求在秭歸增加軍事力量以防晉軍出峽東下，孫晧根本不考慮吾彥這個建議。
吾彥隻得在江碛要害之處，加置了一些鐵鎖鍊來橫截江路，同時還鑄造了許多一丈多長的鐵錐，暗置江底，使大的船艦無法順利下駛。
這時王濬率水陸軍七萬人乘樓船東下，先作大筏幾十個，方百餘步，筏上縛草為人，披甲持杖，由善識水性的兵士推筏前進，遇到江底潛伏的鐵錐，設法取出。
又做了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的火炬，放在船前，遇到橫截江路的鐵鍊，用火炬把它燒斷，樓船便通行無礙。
王濬順流而下，于次年二月攻下東吳的西陵（今湖北宜昌市東）、樂鄉（今湖北松滋東）；随後又會同王戎，進克武昌，直趨建業。
杜預也攻取江陵，沅水、湘水流域及其以南州郡望風歸順。
東吳丞相張悌率精兵三萬渡江迎戰，結果為王渾的軍隊所擊敗，全軍潰散，張悌陣亡，這樣，長江的制江權完全掌握在西晉一方了。
王濬自武昌揚帆東下，“戎卒八萬，方舟八裡”，“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威勢甚盛”（《資治通鑒》晉武帝太康元年）。
吳軍軍心渙散，望風而逃，孫晧隻得投降。
吳立國凡五十八年而亡。
東吳政權被西晉消滅了，可是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除了繳出東吳政權過去交給他們率領的一部分世襲兵以外，他們的經濟基礎一點也沒有變動，他們的家兵，也并沒有收編或解散。
這一支武裝力量，在以後西晉政權崩潰的時候，還起了周玘“三定江南”的作用，成為東晉統治階級穩定江東的重要支柱力量。
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的經濟基礎，何以不為西晉政權所消滅呢?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的武裝，何以不被西晉政權所解散呢?這有一定原因。
西晉統治者在滅吳之後，看到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内部很團結，經濟勢力很雄厚，武裝力量很強大，這對中央來說，固然有所不利，可是東吳末年，江南的階級矛盾日趨激化，保留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的武裝力量以及滋養這種武裝力量的莊園經濟，來共同鎮壓人民，比消滅它遠為有利。
因此，吳亡之後，西晉政權一面讓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的莊園經濟和武裝組織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另一面還吸收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中的著名人物如陸機、陸雲、顧榮、張翰等到中央去。
不過，江東世族大地主并不留戀“素衣化為缁”的中朝&mdash&mdash洛陽，天天想回到江南去。
陸機臨死，還惦念着華亭（今上海市松江西平原村）的鶴唳；顧榮念念不忘江南的水味；張翰見秋風起，想到吳中的菰菜、莼羹、鲈魚脍，立刻辭職回家，正因為他們的莊園，不因東吳政權的傾覆而荒蕪，才念念不忘啊！ 孫吳世系表 *** [1] 《三國志·吳志·劉繇傳》：曹公攻陶謙，徐土騷動，〔笮〕融将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
《三國志·魏志·華歆傳》注引華峤《譜叙》曰：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衆。
《三國志·吳志·張昭傳》：〔張昭〕，彭城人也。
&hellip&hellip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
昭皆南渡江。
《三國志·吳志·全琮傳》：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
《三國志·吳
滿朝文武都說：“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宿舒、孫綜，兩人為公孫淵的使節）。
”（《三國志·吳志·孫權傳》）孫權不聽。
東吳的元老張昭更是竭力規勸，孫權和張昭反複辯論，甚至要殺張昭。
張彌、許晏等人到了遼東，果然被公孫淵所囚殺，公孫淵還把張彌、許晏的首級送給魏主曹叡請賞，七八千士兵中，由海上逃回到東吳的隻有六十多人。
這個例子，說明孫權的剛愎自用，發展到什麼樣程度。
孫權晚年，統治集團内部鬥争逐漸激化。
孫權立長子孫登為太子，登先于孫權病死。
孫權又立登弟和為太子，封和弟霸為魯王。
孫權寵愛孫霸，孫霸想奪取太子的地位，于是朝臣就分為兩大派。
丞相陸遜、大将軍諸葛恪、太常顧譚、骠騎将軍朱據、會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績、尚書丁密等擁護太子和；骠騎将軍步骘、鎮南将軍呂岱、大司馬全琮、左将軍呂據、中書令孫弘等支持魯王霸。
孫權看到大臣分成兩派，恐怕自己身後也會像袁紹身後那樣釀成大亂，就廢太子和，并命令孫霸自殺，而立少子孫亮為太子。
公元252年，孫權病死，孫亮即位，那時他才十歲，不得不由孫權生前安排好的大将軍諸葛恪來輔政。
諸葛恪是諸葛瑾的長子，年輕時就為孫權所器重，在陸遜死後代遜領兵。
他秉政以後，裁撤監視文武官吏的校官，豁免百姓積欠政府的逋債，除去關津的雜稅，開始時吳人對他的印象非常好，史稱諸葛“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
可是東吳統治集團内部，自孫權廢太子和時起，矛盾一直很尖銳，諸葛恪秉政以後，還沒有能夠完全控制這種局面，照理他應該把主要精力放在内政的整頓上，而不宜輕啟邊釁。
諸葛恪在秉政的第二年，忸于巢湖東興堤（在今安徽含山西南）一次小勝，就輕率地征發了近二十萬兵衆，圍攻曹魏的合肥新城，從四月圍攻到八月，由于暑天，士卒疲勞，感染瘟疫，死亡的很多，諸葛恪隻得撤兵。
于是吏民失望，朝野怨艾。
東吳的宗室孫峻（孫堅弟孫靜的曾孫）就利用人們對諸葛恪的不滿，在宴席間殺諸葛恪，由孫峻以丞相代恪輔政。
過了三年，到了公元256年，孫峻病死，孫峻從弟孫代峻輔政。
公元258年，孫廢黜了孫亮，擁立孫權的第六個兒子孫休（孫亮兄）為帝。
同年，孫休殺孫，把統治權力收回到自己手裡。
孫休做了六年皇帝，公元264年病死。
這時蜀漢剛滅亡，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局面，變為魏、吳兩國對峙的局面，吳國西、北兩面，都受到魏國軍隊的威脅。
丞相濮陽興、左将軍張布等認為國家面臨危機，宜立長君，所以擁立故太子和的兒子二十三歲的孫晧為皇帝。
從孫權末年，到孫晧亡國，二十餘年間，東吳屯田上的隸屬農民，生活更為困苦。
民屯的屯田客過去是不服兵役的，到了公元263年蜀漢滅亡後，東吳為了要補充兵力，來充實長江防務，就取消過去屯田客不服兵役的規定，開始抽調民屯的屯田客萬人去作戰士。
兵屯中的佃兵，過去規定“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三國志·吳志·陸凱傳》）。
自孫權死後，什麼工作都交給佃兵去做，兵士不但要給皇帝修建宮室，而且還要替将領“浮船長江”做買賣，或受雇去當佃客，把盈利和薪資，全部交給将領，這樣不僅影響屯田，使收獲量減少，造成“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蓄”的嚴重危機，也使屯田士兵因徭役太重，出現了“棄子”（《三國志·吳志·駱統傳》）不養，“父子相棄，叛者成行”（《三國志·吳志·賀邵傳》）的現象。
東吳的統治者為了加緊對人民的壓榨，還采用西漢統一時代的“酤籴”、“算缗”等等舊辦法，來增加政府的收入，供養龐大的軍隊。
當時全國民“戶五十二萬三千，&hellip&hellip男女口二百三十萬”，而“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三國志·吳志·孫晧傳》注引《晉陽秋》），平均十人負擔一個士兵，自然弄得“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三國志·吳志·陸凱傳》），“老幼饑寒，家戶菜色”（《三國志·吳志·賀邵傳》），全國人民要怨聲載道了[16]。
統治者為了滿足他們腐化奢侈的生活，打算擴大官營的手工業工場，命交州的地方官吏抽調民間的手工業工人一千餘名到建業，來補充官奴隸數額之不足，以緻引起了交州以呂興為首的農民起義，接着永康（今浙江永康）也發生了以施旦為首的農民起義，廣州又發生了以士兵郭馬為首的起義，東吳境内的階級矛盾，已激化到不可緩和的程度。
孫晧是三國時期著名的暴君。
濮陽興和張布擁立他做皇帝不久，見他粗暴驕盈，又好酒色，非常懊悔，孫晧知道後，就殺死興、布。
接着又殺死了孫休的妻子和孫休的兩個兒子。
夏口（今漢口）督孫秀（孫權弟孫匡之孫）以宗室至親握兵在外，為孫晧所不滿，被迫投奔晉朝。
侍中韋昭著有《國語》注等書，是東吳著名的學者，“常領左國史。
&hellip&hellip晧欲為父和作紀，曜（即“昭”，晉人避司馬昭諱所改）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為傳。
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
&hellip&hellip晧每飨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酒〕七升為限。
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
”韋昭平日的酒量，不超過二升，孫晧嫌他不多飲酒，“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三國志·吳志·韋曜傳》），最後還是把他殺了。
常侍王蕃也以“不能承顔順指，時或迕意”，在一次酒會中，“沉醉頓伏”，孫晧還說他是假醉，“呵左右于殿中斬之”（《三國志·吳志·王蕃傳》）。
孫晧還常常施用剝面皮和鑿眼睛的酷刑，如果臣下不順從他或敢于迕視他，他就施用這些酷刑。
小小一個吳國，當時後宮将近萬人。
孫晧還“激水入宮，宮人有不意者，辄殺流之”（《三國志·吳志·孫晧傳》）。
在晉滅吳之後，晉武帝問東吳舊臣薛瑩：“孫晧之所以亡者何也?”薛瑩回答說：“晧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
大臣大将，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
危亡之釁，實由于此。
”（《三國志·吳志·薛綜傳》注引幹寶《晉紀》）單憑薛瑩這幾句話，就知道東吳是非亡不可的了。
公元279年（晉武帝鹹甯五年）十一月，晉武帝司馬炎大舉伐吳，分六路出兵：鎮軍将軍琅邪王司馬伷趨塗中（今安徽全椒滁河流域），安東将軍王渾趨橫江（今安徽和縣東南橫江浦，南對江南之采石），建威将軍王戎趨武昌，平南将軍胡奮趨公安（油江口），鎮南大将軍杜預自襄陽趨江陵，益州刺史龍骧将軍王濬自巴蜀順流而下。
六路軍隊共二十多萬人，受大都督賈充節制，賈充率中軍駐紮在襄陽。
王濬在公元272年時，就在蜀中召集兵夫一萬多人趕造船艦，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橹，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資治通鑒》晉武帝泰始八年）。
當王濬大規模造船的時候，木片碎屑沿江漂下，東吳建平太守吾彥把這個情況向孫晧彙報，并請求在秭歸增加軍事力量以防晉軍出峽東下，孫晧根本不考慮吾彥這個建議。
吾彥隻得在江碛要害之處，加置了一些鐵鎖鍊來橫截江路，同時還鑄造了許多一丈多長的鐵錐，暗置江底，使大的船艦無法順利下駛。
這時王濬率水陸軍七萬人乘樓船東下，先作大筏幾十個，方百餘步，筏上縛草為人，披甲持杖，由善識水性的兵士推筏前進，遇到江底潛伏的鐵錐，設法取出。
又做了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的火炬，放在船前，遇到橫截江路的鐵鍊，用火炬把它燒斷，樓船便通行無礙。
王濬順流而下，于次年二月攻下東吳的西陵（今湖北宜昌市東）、樂鄉（今湖北松滋東）；随後又會同王戎，進克武昌，直趨建業。
杜預也攻取江陵，沅水、湘水流域及其以南州郡望風歸順。
東吳丞相張悌率精兵三萬渡江迎戰，結果為王渾的軍隊所擊敗，全軍潰散，張悌陣亡，這樣，長江的制江權完全掌握在西晉一方了。
王濬自武昌揚帆東下，“戎卒八萬，方舟八裡”，“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威勢甚盛”（《資治通鑒》晉武帝太康元年）。
吳軍軍心渙散，望風而逃，孫晧隻得投降。
吳立國凡五十八年而亡。
東吳政權被西晉消滅了，可是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除了繳出東吳政權過去交給他們率領的一部分世襲兵以外，他們的經濟基礎一點也沒有變動，他們的家兵，也并沒有收編或解散。
這一支武裝力量，在以後西晉政權崩潰的時候，還起了周玘“三定江南”的作用，成為東晉統治階級穩定江東的重要支柱力量。
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的經濟基礎，何以不為西晉政權所消滅呢?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的武裝，何以不被西晉政權所解散呢?這有一定原因。
西晉統治者在滅吳之後，看到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内部很團結，經濟勢力很雄厚，武裝力量很強大，這對中央來說，固然有所不利，可是東吳末年，江南的階級矛盾日趨激化，保留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的武裝力量以及滋養這種武裝力量的莊園經濟，來共同鎮壓人民，比消滅它遠為有利。
因此，吳亡之後，西晉政權一面讓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的莊園經濟和武裝組織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另一面還吸收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中的著名人物如陸機、陸雲、顧榮、張翰等到中央去。
不過，江東世族大地主并不留戀“素衣化為缁”的中朝&mdash&mdash洛陽，天天想回到江南去。
陸機臨死，還惦念着華亭（今上海市松江西平原村）的鶴唳；顧榮念念不忘江南的水味；張翰見秋風起，想到吳中的菰菜、莼羹、鲈魚脍，立刻辭職回家，正因為他們的莊園，不因東吳政權的傾覆而荒蕪，才念念不忘啊！ 孫吳世系表 *** [1] 《三國志·吳志·劉繇傳》：曹公攻陶謙，徐土騷動，〔笮〕融将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
《三國志·魏志·華歆傳》注引華峤《譜叙》曰：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衆。
《三國志·吳志·張昭傳》：〔張昭〕，彭城人也。
&hellip&hellip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
昭皆南渡江。
《三國志·吳志·全琮傳》：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
《三國志·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