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吳在東南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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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魯肅傳》注引《吳書》曰：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hellip&hellip淮、泗間，非遺種之地。
吾聞江東沃野萬裡，民富兵強，可以避害，甯肯相随，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
乃使細弱在前，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hellip&hellip騎度不能制&hellip&hellip乃相率還。
肅渡江。
亦有遠至交州者，見《三國志·吳志·士燮傳》：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
《三國志·蜀志·許靖傳》：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疏親悉發，乃從後去。
&hellip&hellip浮涉滄海，南至交州。
經曆東瓯、閩越之國，行經萬裡&hellip&hellip漂薄風波。
[2] “山越”之名，始見于東漢末年。
他們以“宗”為組織骨幹，部稱“宗部”，伍稱“宗伍”，首領稱“宗帥”，統稱之為“宗民”，統治階級則誣之為“宗賊”。
因江南山民，氏族的殘餘遺留特别嚴重，故稱“宗”。
不過從《三國志·魏志·劉表傳》注引司馬彪《戰略》“江南&hellip&hellip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的話看來，山越内部的階級對立，也已經非常顯著了。
《戰略》又稱：“〔表〕遣人誘宗賊帥，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衆，或即授部曲&hellip&hellip江南遂悉平。
”則他們曾遭劉表的襲擊。
《三國志·吳志·太史慈傳》注引《江表傳》曰：慈見策曰：“華子魚（歆）&hellip&hellip非籌略才，無他方規，自守而已。
又丹陽僮芝，自擅廬陵，詐言被诏書為太守。
鄱陽民帥。
别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已别立郡，須漢遣真太守來，當迎之耳。
子魚不但不能諧廬陵、鄱陽，近自海昏（今江西永修）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唯輸租布于郡耳。
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亦睹視之而已。
”策拊掌大笑，仍有兼并之志矣。
頃之，遂定豫章。
（以上系東吳立國以前山越宗部之見于當時記載者） 《三國志·吳志·孫權傳》：建安五年，策薨，以事授權。
&hellip&hellip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
&hellip&hellip分部諸将，鎮撫山越，讨不從命。
&hellip&hellip八年（公元203年）&hellip&hellip“山寇”複動。
〔權〕還過豫章，使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讨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為劇縣令長。
《三國志·吳志·顧雍傳》注引《吳書》曰：雍母弟徽&hellip&hellip或傳曹公欲東，權謂徽曰：“&hellip&hellip卿為吾行。
”&hellip&hellip到北，與曹公相見。
公具問境内消息。
徽&hellip&hellip因說江東大豐，山薮宿惡，皆慕化為善，義出作兵。
公笑曰：“&hellip&hellip君何為道此?”徽曰：“正以明公&hellip&hellip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耳。
” 《三國志·吳志·張溫傳》：以輔義中郎将使蜀。
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
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搆于蜀。
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
” 《三國志·吳志》賀齊等傳評曰：山越好為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魏氏。
（山越的反抗，使孫權不得不屈事曹魏，其影響之大可知） 關于江西山民見下列記載： 《三國志·魏志·劉晔傳》：廬江太守劉勳&hellip&hellip兵強于江淮之間。
孫策惡之，遣使卑詞厚币，以書說勳曰：“上缭（今江西建昌）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
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
上缭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為外援。
”勳信之。
&hellip&hellip〔晔〕對曰：“上缭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于外，而國内虛，策乘虛而襲我後，則不能獨守。
&hellip&hellip若軍必出，禍今至矣。
”勳不從，興兵伐上缭。
《資治通鑒》獻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勳伐上缭，至海昏（今江西永修），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遷，勳了無所得。
時策&hellip&hellip聞勳在海昏&hellip&hellip乃&hellip&hellip自&hellip&hellip襲皖城，克之。
《三國志·吳志·韓當傳》：從&hellip&hellip破黃祖，還讨鄱陽，領樂安（今江西德興東）長，山越畏服。
《三國志·吳志·潘璋傳》：遷豫章西安（今江西武甯西）長。
&hellip&hellip比縣建昌（今江西奉新西）起為“賊亂”，轉領建昌&hellip&hellip讨治“惡民”，旬月盡平，召合遺散，得八百人。
《三國志·吳志·董襲傳》：鄱陽“賊”彭虎等，衆數萬人。
襲與淩統、步骘、蔣欽，各分别“讨”，&hellip&hellip旬日盡平。
《三國志·吳志·淩統傳》：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人，統&hellip&hellip留攻&hellip&hellip大破之。
《三國志·吳志·賀齊傳》：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豫章東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為“賊亂”，衆萬餘人，齊讨平之，揀其精健為兵，次為縣戶。
&hellip&hellip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hellip&hellip化民為“賊”&hellip&hellip齊讨破突&hellip&hellip料得精兵八千人。
《三國志·吳志·周鲂傳》：黃武中（公元225年），鄱陽大帥彭绮作“亂”，攻沒屬城，乃以鲂為鄱陽太守，與胡綜勠力攻讨，遂生禽绮。
《三國志·魏志·劉放傳》注引《孫資别傳》曰：時吳人彭绮又舉義江南，議者以為因此伐之，必有所克。
帝問資。
資曰：“鄱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衆弱謀淺，旋辄乖散。
&hellip&hellip以此推绮，懼未能為權腹心大患也。
”绮果尋敗亡（《資治通鑒》系于魏明帝太和元年）。
《三國志·吳志·周鲂傳》：“賊”帥董嗣負阻“劫鈔”，豫章、臨川并受其害。
&hellip&hellip鲂遣間諜，授以方策，誘狙殺嗣。
嗣弟怖懼，詣武昌降于陸遜，乞出平地，自改為善。
由是數郡無複憂惕。
《三國志·吳志·孫權傳》：嘉禾三年（公元234年）冬&hellip&hellip廬陵“賊”李桓、羅厲等為“亂”。
四年夏，遣呂岱讨桓等。
&hellip&hellip五年二月&hellip&hellip中郎将吾粲獲李桓，将軍唐咨獲羅厲等。
&hellip&hellip赤烏元年（公元238年）夏，呂岱讨廬陵“賊”畢。
《三國志·吳志·孫權傳》：嘉禾五年冬十月&hellip&hellip鄱陽“賊”彭旦等為“亂”。
《三國志·吳志·陸遜傳》：嘉禾六年&hellip&hellip鄱陽&hellip&hellip郡民吳遽等果作“賊”&hellip&hellip遜自聞辄讨即破&hellip&hellip料得精兵八千餘人。
《三國志·吳志·孫休傳》：永安七年（公元264年）秋七月，&hellip&hellip廬陵豫章民張節等為“亂”，衆萬餘人。
關于皖南山民，見下列記載： 《三國志·吳志·孫輔傳》注引《江表傳》曰：策既平定江東&hellip&hellip袁術&hellip&hellip乃陰遣間使赍印绶與丹陽宗帥陵陽（今安徽石台東北陵陽鎮）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大合衆，圖共攻策。
策自率将士讨郎，生獲之。
《三國志·吳志·周泰傳》：策讨六縣“山賊”。
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
而“山賊”數千人卒至。
《三國志·吳志·朱桓傳》：後丹陽、鄱陽“山賊”蜂起，攻沒城郭，殺略長吏，處處屯聚。
桓督領諸将，周旋赴讨，應皆平定。
《三國志·魏志·劉表傳》注引司馬彪《戰略》曰：劉表之初為荊州也，江南“宗賊”盛。
《三國志·吳志·賀齊傳》：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讨丹陽黟（今安徽黟縣）、歙（今安徽歙縣）。
時武強（今浙江遂安界有武強山）、葉鄉、東陽、豐浦四鄉先降。
齊表言以葉鄉為始新縣（今浙江淳安西）。
而歙“賊”金奇萬戶屯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黟帥陳仆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曆山（《資治通鑒》胡三省注引《魏氏春秋》曰：“丹陽郡歙縣有林曆山”）。
&hellip&hellip齊大破仆等，其餘皆降。
&hellip&hellip齊複表分歙為新定（今浙江遂安西）、黎陽（今安徽休甯東南）、休陽（今安徽休甯西）并黟、歙凡六縣。
權遂割為新都郡，齊為太守，立府于始新。
《三國志·吳志·陸遜傳》：遜建議曰：“方今英雄棋跱，豺狼窺望，克敵甯亂，非衆不濟。
而&lsquo山寇&rsquo舊惡，依阻深地。
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
”權納其策。
&hellip&hellip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公（操）印绶，扇動山越，為作内應，權遣遜讨棧，棧支黨多而主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噪而前，應時破散。
遂部伍東三郡，強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hellip&hellip還屯蕪湖。
《三國志·吳志·諸葛恪傳》：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
屢自求乞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
衆議鹹以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
吾聞江東沃野萬裡，民富兵強，可以避害，甯肯相随，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
乃使細弱在前，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hellip&hellip騎度不能制&hellip&hellip乃相率還。
肅渡江。
亦有遠至交州者，見《三國志·吳志·士燮傳》：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
《三國志·蜀志·許靖傳》：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疏親悉發，乃從後去。
&hellip&hellip浮涉滄海，南至交州。
經曆東瓯、閩越之國，行經萬裡&hellip&hellip漂薄風波。
[2] “山越”之名，始見于東漢末年。
他們以“宗”為組織骨幹，部稱“宗部”，伍稱“宗伍”，首領稱“宗帥”，統稱之為“宗民”，統治階級則誣之為“宗賊”。
因江南山民，氏族的殘餘遺留特别嚴重，故稱“宗”。
不過從《三國志·魏志·劉表傳》注引司馬彪《戰略》“江南&hellip&hellip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的話看來，山越内部的階級對立，也已經非常顯著了。
《戰略》又稱：“〔表〕遣人誘宗賊帥，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衆，或即授部曲&hellip&hellip江南遂悉平。
”則他們曾遭劉表的襲擊。
《三國志·吳志·太史慈傳》注引《江表傳》曰：慈見策曰：“華子魚（歆）&hellip&hellip非籌略才，無他方規，自守而已。
又丹陽僮芝，自擅廬陵，詐言被诏書為太守。
鄱陽民帥。
别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已别立郡，須漢遣真太守來，當迎之耳。
子魚不但不能諧廬陵、鄱陽，近自海昏（今江西永修）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唯輸租布于郡耳。
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亦睹視之而已。
”策拊掌大笑，仍有兼并之志矣。
頃之，遂定豫章。
（以上系東吳立國以前山越宗部之見于當時記載者） 《三國志·吳志·孫權傳》：建安五年，策薨，以事授權。
&hellip&hellip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
&hellip&hellip分部諸将，鎮撫山越，讨不從命。
&hellip&hellip八年（公元203年）&hellip&hellip“山寇”複動。
〔權〕還過豫章，使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讨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為劇縣令長。
《三國志·吳志·顧雍傳》注引《吳書》曰：雍母弟徽&hellip&hellip或傳曹公欲東，權謂徽曰：“&hellip&hellip卿為吾行。
”&hellip&hellip到北，與曹公相見。
公具問境内消息。
徽&hellip&hellip因說江東大豐，山薮宿惡，皆慕化為善，義出作兵。
公笑曰：“&hellip&hellip君何為道此?”徽曰：“正以明公&hellip&hellip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耳。
” 《三國志·吳志·張溫傳》：以輔義中郎将使蜀。
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
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搆于蜀。
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
” 《三國志·吳志》賀齊等傳評曰：山越好為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魏氏。
（山越的反抗，使孫權不得不屈事曹魏，其影響之大可知） 關于江西山民見下列記載： 《三國志·魏志·劉晔傳》：廬江太守劉勳&hellip&hellip兵強于江淮之間。
孫策惡之，遣使卑詞厚币，以書說勳曰：“上缭（今江西建昌）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
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
上缭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為外援。
”勳信之。
&hellip&hellip〔晔〕對曰：“上缭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于外，而國内虛，策乘虛而襲我後，則不能獨守。
&hellip&hellip若軍必出，禍今至矣。
”勳不從，興兵伐上缭。
《資治通鑒》獻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勳伐上缭，至海昏（今江西永修），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遷，勳了無所得。
時策&hellip&hellip聞勳在海昏&hellip&hellip乃&hellip&hellip自&hellip&hellip襲皖城，克之。
《三國志·吳志·韓當傳》：從&hellip&hellip破黃祖，還讨鄱陽，領樂安（今江西德興東）長，山越畏服。
《三國志·吳志·潘璋傳》：遷豫章西安（今江西武甯西）長。
&hellip&hellip比縣建昌（今江西奉新西）起為“賊亂”，轉領建昌&hellip&hellip讨治“惡民”，旬月盡平，召合遺散，得八百人。
《三國志·吳志·董襲傳》：鄱陽“賊”彭虎等，衆數萬人。
襲與淩統、步骘、蔣欽，各分别“讨”，&hellip&hellip旬日盡平。
《三國志·吳志·淩統傳》：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人，統&hellip&hellip留攻&hellip&hellip大破之。
《三國志·吳志·賀齊傳》：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豫章東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為“賊亂”，衆萬餘人，齊讨平之，揀其精健為兵，次為縣戶。
&hellip&hellip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hellip&hellip化民為“賊”&hellip&hellip齊讨破突&hellip&hellip料得精兵八千人。
《三國志·吳志·周鲂傳》：黃武中（公元225年），鄱陽大帥彭绮作“亂”，攻沒屬城，乃以鲂為鄱陽太守，與胡綜勠力攻讨，遂生禽绮。
《三國志·魏志·劉放傳》注引《孫資别傳》曰：時吳人彭绮又舉義江南，議者以為因此伐之，必有所克。
帝問資。
資曰：“鄱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衆弱謀淺，旋辄乖散。
&hellip&hellip以此推绮，懼未能為權腹心大患也。
”绮果尋敗亡（《資治通鑒》系于魏明帝太和元年）。
《三國志·吳志·周鲂傳》：“賊”帥董嗣負阻“劫鈔”，豫章、臨川并受其害。
&hellip&hellip鲂遣間諜，授以方策，誘狙殺嗣。
嗣弟怖懼，詣武昌降于陸遜，乞出平地，自改為善。
由是數郡無複憂惕。
《三國志·吳志·孫權傳》：嘉禾三年（公元234年）冬&hellip&hellip廬陵“賊”李桓、羅厲等為“亂”。
四年夏，遣呂岱讨桓等。
&hellip&hellip五年二月&hellip&hellip中郎将吾粲獲李桓，将軍唐咨獲羅厲等。
&hellip&hellip赤烏元年（公元238年）夏，呂岱讨廬陵“賊”畢。
《三國志·吳志·孫權傳》：嘉禾五年冬十月&hellip&hellip鄱陽“賊”彭旦等為“亂”。
《三國志·吳志·陸遜傳》：嘉禾六年&hellip&hellip鄱陽&hellip&hellip郡民吳遽等果作“賊”&hellip&hellip遜自聞辄讨即破&hellip&hellip料得精兵八千餘人。
《三國志·吳志·孫休傳》：永安七年（公元264年）秋七月，&hellip&hellip廬陵豫章民張節等為“亂”，衆萬餘人。
關于皖南山民，見下列記載： 《三國志·吳志·孫輔傳》注引《江表傳》曰：策既平定江東&hellip&hellip袁術&hellip&hellip乃陰遣間使赍印绶與丹陽宗帥陵陽（今安徽石台東北陵陽鎮）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大合衆，圖共攻策。
策自率将士讨郎，生獲之。
《三國志·吳志·周泰傳》：策讨六縣“山賊”。
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
而“山賊”數千人卒至。
《三國志·吳志·朱桓傳》：後丹陽、鄱陽“山賊”蜂起，攻沒城郭，殺略長吏，處處屯聚。
桓督領諸将，周旋赴讨，應皆平定。
《三國志·魏志·劉表傳》注引司馬彪《戰略》曰：劉表之初為荊州也，江南“宗賊”盛。
《三國志·吳志·賀齊傳》：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讨丹陽黟（今安徽黟縣）、歙（今安徽歙縣）。
時武強（今浙江遂安界有武強山）、葉鄉、東陽、豐浦四鄉先降。
齊表言以葉鄉為始新縣（今浙江淳安西）。
而歙“賊”金奇萬戶屯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黟帥陳仆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曆山（《資治通鑒》胡三省注引《魏氏春秋》曰：“丹陽郡歙縣有林曆山”）。
&hellip&hellip齊大破仆等，其餘皆降。
&hellip&hellip齊複表分歙為新定（今浙江遂安西）、黎陽（今安徽休甯東南）、休陽（今安徽休甯西）并黟、歙凡六縣。
權遂割為新都郡，齊為太守，立府于始新。
《三國志·吳志·陸遜傳》：遜建議曰：“方今英雄棋跱，豺狼窺望，克敵甯亂，非衆不濟。
而&lsquo山寇&rsquo舊惡，依阻深地。
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
”權納其策。
&hellip&hellip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公（操）印绶，扇動山越，為作内應，權遣遜讨棧，棧支黨多而主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噪而前，應時破散。
遂部伍東三郡，強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hellip&hellip還屯蕪湖。
《三國志·吳志·諸葛恪傳》：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
屢自求乞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
衆議鹹以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