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曹操的統一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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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如意。
北軍的優勢是騎兵，缺點是“不習水戰”（《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而由于受地理條件的限制，曹操偏偏要“舍鞍馬，仗舟楫”（《三國志·吳志·周瑜傳》）來作戰，舍己之長，用己之短，軍事上化優勢為劣勢，這對于曹操也極為不利。
同時由于曹操在荊州的軍事開展得太快，離開他的根據地&mdash&mdash屯田區比較遠，因此曹軍的後方補給線太長，糧食供應困難；時值冬季，馬草也成問題。
而“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民心既然不服，民衆就不可能出糧出力來支援大軍。
加之這時關隴地區，馬超、韓遂的勢力正盛，曹操尚有後顧之憂，因此不可能把他的二十多萬大軍長期膠着在長江沿岸持續作戰。
由于上面這些緣故，加上主觀指揮的錯誤，所以曹操在赤壁打了一個敗仗。
戰争的經過是曹操率水陸兩軍自江陵沿長江東下，到達赤壁（今湖北赤壁市西北，在長江南岸），與孫、劉聯軍遭遇。
這時曹軍已傳染上疫病，所以和孫、劉聯軍一接觸打了一個小敗仗後，曹操就把軍隊向北岸撤退，屯軍烏林（今湖北洪湖東北，在長江北岸），隔江對陣。
周瑜部将黃蓋見曹軍船艦首尾相接，就建議用火攻。
他假稱向曹操投降，用蒙沖鬥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三國志·吳志·周瑜傳》注引《江表傳》），快到曹軍二裡地，順風放火。
這一天，東南風很緊，“火烈風猛，船往如箭”，一靠近北岸曹操軍艦，就延燒起來，同時還延燒到岸上的營砦。
南岸周瑜所率江東軍主力看到北岸火起，也擂鼓前進，曹操戰敗，隻得取陸路向江陵撤退。
曹操恐怕留下燒剩的船艦及軍用物資被孫、劉掠去利用，增強敵人的作戰力量，因此在退走前，就索性把沒有燒着的船艦以及帶不走的軍用物資也一起燒掉了，所以一時燒得“煙炎漲天”（《三國志·吳志·周瑜傳》）。
[4] 曹操退回江陵之後不久，命大将曹仁駐守江陵，自己回到北方。
後來因孫、劉聯軍長期圍攻江陵，就命曹仁放棄江陵向北撤退，把戰略據點收縮在襄陽、樊城一帶。
經過這一戰役，孫權的江東政權，更為穩固。
劉備據有荊州一部分地區，以後又取得益州。
“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九州春秋》），形勢上不得不三分了。
曹操的進兵關隴與漢中的得而複失 赤壁戰敗之後，曹操清楚地看到一時不能殲滅孫權、劉備的事實，隻有努力把中原地區的農業生産加速恢複，使自己的力量遠勝孫、劉，具備戰勝孫、劉的經濟條件，然後軍事上才能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曹操這一政策也就決定了他此後對吳、蜀軍事方面所采取的防禦方針。
這個防禦方針決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
他首先必須把自己的後方鞏固起來，使将來和吳、蜀作戰，無後顧之憂。
他要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後方，必須統一關隴，然後乘機奪取漢中，進規巴蜀。
因此，對關中的用兵這一樁事，首先就被提到議程上來。
當時關中還處在割據分裂狀态之中，但是這些割據一方的将領，名義上還受漢帝給與的官位，倘使曹操驟然出兵進擊他們，就會師出無名。
所以曹操先不說去征服他們，而是說要奪取漢中，讨伐張魯。
但是事實上曹操如果要讨伐張魯，必然要進兵關中，這些割據關中的将領也必然會出兵阻擋，那麼曹操正式下令對他們加以讨伐，也就振振有辭了。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春，曹操命鐘繇率大将夏侯淵等由洛陽向關中推進，聲稱進讨張魯，果然關中割據的勢力&mdash&mdash韓遂、馬超、侯選、程銀、楊秋、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等将領，立時聯合起來，人數共有十萬左右，屯據潼關，阻擋曹軍開入關中。
曹操就在這一年的秋天，親臨前線。
曹操到達潼關之後，便把大軍集結起來，和韓遂等夾潼關而陣，牽制了韓遂等聯軍主力無法分身；然後抽調徐晃、朱靈兩将率領步騎四千，從蒲坂（今山西永濟西蒲州鎮）渡過黃河，在黃河西岸建立了堅固的陣地，接着曹操把潼關的大軍陸續北調，與徐晃的軍隊會合。
這樣，迫使韓遂等隻得放棄潼關天險，把防線退縮到從渭口（今陝西潼關縣北）以西的渭水南岸去了。
曹操又把自己軍隊向渭水移動，并多設疑兵，分散敵人注意力，最後大軍陸續渡過渭水，在渭水南岸築成堅固陣地，兩軍對陣起來。
當曹操進兵關中之初，許多人對他說：“關西兵強，習長矛，非精選前鋒，則不可以當。
”曹操的答複是，“戰在我”，不在韓遂、馬超，關西兵“雖習長矛，将使不得以刺”（《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
曹軍主力渡到渭水南岸以後，一方面“連車樹栅”（《三國志·魏志·武帝紀》），從黃河西岸到渭水北岸，築成一條甬道，把河東地區積貯的糧米源源不絕地運往前方，使大軍軍食供應無缺；另一方面，又堅守住渭水南岸陣地，避免與韓遂等盲目作戰。
這樣，作戰的主動權，完全掌握在曹操一方。
關中以韓遂、馬超為首的将領，最後因求和不能，決戰不得，軍事形勢的發展，對他們愈加不利，隻好向曹操納質求和了。
曹操采納了謀臣賈诩的意見，假裝允許講和，再利用講和的機會，離間韓遂和馬超的關系，最後曹操又利用了他們之間互相猜忌這一弱點，一舉而擊潰了關中的聯軍。
成宜、李堪等陣上被殺；楊秋逃歸安定（郡治臨泾，今甘肅鎮原南），不久投降；梁興退保鄜城（陝西洛川東南），不到一年，也被曹操消滅；韓遂逃回顯親（今甘肅天水西北），到了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為其部下所殺；馬超退到隴上，一度攻殺曹操所派遣的涼州刺史韋康，攻陷冀城（今甘肅甘谷南），後來韋康部下楊阜、姜叙等起兵讨超，殺超妻子，超投奔張魯，最後又從張魯那兒投奔劉備。
韓遂身死，馬超敗走，曹操在西北地區的勁敵可算基本解決。
同時曹操派遣大将夏侯淵攻殺了在枹罕（今甘肅臨夏）稱了三十年“河首平漢王”的宋建，隴右一帶，從此都并入了曹操的統治勢力範圍之内。
到了曹丕稱帝，河西四郡也陸續并入曹魏政權統治勢力之内。
曹操剛接受劉琮投降，取得荊州不久，益州牧劉璋曾派遣使臣張松向曹操緻敬。
按照《三國志·蜀志·二牧傳》注引《漢晉春秋》的說法，由于曹操新取得荊州，“方自矜伐”，對張松接待很簡慢，因而張松回到成都，就“疵毀”曹操，勸劉璋不必和曹操來往。
事實上這一說法對于張松這一人物的曆史作用是有誇大的地方的。
曹操接見張松，大概在進軍江陵之後，赤壁會戰之前。
當曹操到達江陵之際，西可以進規三峽，東可以席卷江東，但是這時孫、劉聯軍已在組成，曹操勁敵當前，必須集中全力擊潰孫、劉，然後回師入蜀，進取劉璋。
到那時劉璋如果仿效劉琮束手歸附，曹操就可以兵不血刃，拿下益州；如果那時劉璋負隅抵抗，就也很容易地把他消滅。
而在赤壁敗後，接着江陵不守，曹操已不可能派偏師溯江而上，席卷全蜀。
劉璋後來之所以沒有同曹操往來，曹操之所以不進入巴蜀，并不決定于曹操接待張松的簡慢和張松的長相醜陋，而是決定于赤壁兵敗，江陵失守後的軍事形勢。
接着曹操就謀取關中，進兵漢中，從中可以看到曹操進規巴蜀的念頭，時刻萦繞在心上，不過客觀的形勢阻止了他，使他無法實現而已。
公元211年，曹操擊敗關中韓遂、馬超等聯軍之後，本來可以立刻把兵鋒轉向漢中，但是因為當時河北的河間郡（治樂成，今河北獻縣東南）發生了以田銀、蘇伯為首的農民起義，曹操為了穩定後方，火速把關中的大軍主力抽回到河北來，這樣又推遲了對漢中的進軍。
農民起義很快被鎮壓下去之後，曹操恐怕自己用兵漢中，孫權會騷擾東南，所以動員了步騎四十萬，從合肥進攻孫權的濡須塢（今安徽巢湖東南四十裡），想用軍事威力震懾孫權一下，使他以後不敢輕易開啟兵釁，然後可以專意經營西部地區。
不過曹操剛把東南的陣地穩住，在許都卻又制造了殺漢伏皇後及其宗族一百多人這一大獄，進一步加強了對漢中央的控制，這樣又不得不推遲奪取漢中的計劃。
而劉備卻在這時取得了益州的統治權。
曹操怕劉備不久進窺漢中，威脅關中，因此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就調遣十萬大軍，進攻張魯。
曹操從陳倉（今陝西寶雞市東）出散關（今寶雞市西南），進至陽平關（今陝西勉縣西北），張魯弟張衛率領一萬多人拒關堅守，山峻難登，曹操進攻，損折了很多士兵，終于把它攻下。
張魯聽到陽平失守，放棄南鄭（今陝西南鄭東），退到人居住地區的巴中&mdash&mdash今四川嘉陵江、渠江上遊地方去。
部落酋長樸胡、杜濩、任約相率歸附曹操，曹操以樸胡為巴東太守，杜濩為巴西太守，任約為巴郡太守。
到了十一月間，張魯就也出降曹操了。
劉備看到曹操的勢力不但已進抵漢中，而且滲透到嘉陵江、渠江流域，這樣就直接威脅到蜀漢政權的存在。
因此劉備派遣部将黃權出兵三巴，擊平了樸胡、杜濩、任約，把蜀漢政權在嘉陵江、渠江上遊的統治權重新鞏固下來。
曹操得悉樸胡等被劉備擊破，派部将張郃進軍宕渠（今四川渠縣東北）。
劉備派巴西（郡治阆中，今四川阆中）太守張飛率領一萬餘人，和張郃相拒，經過五十多天激烈的戰鬥，最後張郃終于為張飛所破，退回南鄭。
曹操在漢中坐鎮了一些時候，就留親信大将夏侯淵率領一部分将士駐防漢中，自己帶了軍隊主力，在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春天回到邺城去了。
史書上曾說，當曹操剛攻下南鄭時，随軍從征的丞相府主簿司馬懿，勸曹操趁劉備取得益州還不到一年，“蜀人未附”，而且劉備因為與孫權交涉荊州分界的問題，正去公安的時候，乘機進兵，益州“勢必瓦解”（《晉書·宣帝紀》）。
曹操另一謀臣劉晔也勸曹操說：“（劉備）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
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
&hellip&hellip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
若小緩之&hellip&hellip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
”（《三國志·魏志·劉晔傳》）另據當時人傅幹的記載，那時“蜀中一日數十驚，〔劉〕備雖斬之而不能安也”（《三國志·魏志·劉晔傳》注引《傅子》）。
這些記載都是說曹操沒有采納司馬懿和劉晔的建議，因而把進取巴蜀的大好機會放過了。
這類曆史記載是不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是值得研究的。
曹操指揮戰争是非常把穩的。
益州地勢險要，劉備、諸葛亮又都是有政治鬥争經驗和軍事指揮才能的人物，隻要他們據險不戰，以逸待勞，就會給曹操軍隊帶來莫大的損失，曹操是決不肯冒險進兵的。
因此曹操不會在攻克南鄭之後，接着進攻成都，而隻是想利用部落酋長的歸附，把他的勢力向三巴推進，這正是曹操的善于用兵而不是曹操在戰略上的失誤。
在劉備方面看來，漢中是“益州咽喉”，“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三國志·蜀志·楊洪傳》）。
劉備的謀臣法正也力勸劉備進取漢中。
曹操主力在建安二十一年春天撤退，到了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冬天，劉備就開始發動對漢中的進攻，到了建安二十三年夏天，劉備還親臨陽平關前線，對駐防漢中的曹軍夏侯淵、張郃部發動攻擊。
在同年九月，曹操也親提大軍，趕往長安，密切注意漢中戰局的發展。
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劉備進據定軍山（今陝西勉縣東南），夏侯淵出兵争奪陣地，為劉備部将黃忠所殺。
這年三月，曹操自己就從“五百裡石穴”（《三國志·魏志·劉放傳》注引《孫資别傳》）的斜谷道（在今陝西眉縣西南）趕往他所認為的“天獄中”的南鄭，拔出自己在漢中的所有部隊，退到長安。
這樣，曹操就放棄漢中，而把抵禦劉備的戰略據點收縮到長安、陳倉（在今陝西寶雞市東）一帶。
漢中的得而複失，從曹操方面來講，固然在軍事方面是一種較大的損失，但是曹操情願放棄漢中，也不肯把自己主力拖進這一“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後漢書·楊震傳玄孫修附傳》）比之于“雞肋”的泥淖&mdash&mdash漢中地區去，從戰略指導原則來看，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劉備在進兵漢中不久，就命關羽從江陵出兵，北規襄、樊，而孫權也一度配合劉備，圍攻合肥。
這一次的攻勢，東西齊舉，規模相當大，對曹操來說，是應該沉着對付，不能粗心大意的。
如果曹操不肯放棄漢中，曹軍主力勢必陷在西線戰場，就會造成軍事上極大的不利。
所以曹操甯可放棄戰略要地的漢中，而不肯為了固守漢中而使自己的主力給敵人牽制住。
由此可見，曹操放棄漢中，是不能算作失着的。
曹操利用孫權解除襄樊的威脅 劉備在攻克漢中後，即命令駐防江陵的關羽出兵襄、樊，北向宛、洛。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關羽向樊城發起進攻。
這時曹仁防守樊城，在關羽進攻前，先派于禁、龐德等七軍屯于樊北，與城内互為掎角。
八月間大雨，漢水驟漲，平地水深數丈，于禁等七軍被水浸沒，隻有小部分将領登高避水。
關羽乘大船猛攻，于禁投降，龐德被殺。
關羽乘船猛攻樊城，這時城内人馬隻有幾千人，曹仁堅守待援。
城遭水淹，水再漲高幾尺，全城就要被淹沒，真是危急萬分。
關羽還出兵包圍襄陽，曹操方面所派遣的荊州刺史胡修、南鄉（郡治南鄉，今河南淅川東南）太守傅方也都投降關羽了。
曹操聽到襄、樊戰事不利的消息，他先派遣徐晃率兵屯據宛城，待機反攻；自己也趕忙把主力從關中抽回，并且移駐洛陽，指揮襄、樊戰事。
當時因許都距離前線較近，曹操還打算把首都遷往邺城，隻是怕動搖人心，才沒有遷都。
曹操的謀臣司馬懿、蔣濟勸曹操利用孫權、劉備間的矛盾，對孫權采取外交攻勢，加深孫、劉的裂痕。
蔣濟還認為：“劉備、孫權，外親内疏，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
可遣人勸〔孫權〕蹑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三國志·魏志·蔣濟傳》）。
曹操采納了他們的意見。
孫權這時也因江陵居建業（今江蘇南京）上遊，如讓關羽勢力發展，對自己極為不利。
因此一方面派呂蒙偷襲關羽的根據地江陵。
同時寫信給曹操，表示願意出兵偷襲江陵，并請求曹操不要洩露這個軍事秘密。
曹操接到孫權的信，召集部屬商議處理辦法，大多數人認為應該把孫權偷襲江陵的行動暫時保守秘密。
獨有謀臣董昭認為應該把這一絕密消息透露給圍城内的将士和關羽知道。
這樣，一是可以使圍城内“不知有救，計糧怖懼”（《三國志·魏志·董昭傳》）的守城将士，守城意志更加堅決。
二是關羽知道後，必然要迅速退回去，樊城之圍，不救自解；同時他還料想關羽“為人強梁”，以樊城有必破之勢，必不速退，因此也不至于會影響到孫權的偷襲江陵計劃。
曹操就派人抄錄孫權來信，用箭射進樊城城内和關羽營屯裡去。
果然，圍城内的将士聽到這一消息，更是“志氣百倍”；而關羽則猶豫不決，沒有立即退兵。
不久，曹操又進駐摩陂（今河南襄城東南），命徐晃在前線開始進行反擊。
這時孫權命呂蒙偷襲江陵已經得手，關羽獲悉江陵失守
北軍的優勢是騎兵，缺點是“不習水戰”（《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而由于受地理條件的限制，曹操偏偏要“舍鞍馬，仗舟楫”（《三國志·吳志·周瑜傳》）來作戰，舍己之長，用己之短，軍事上化優勢為劣勢，這對于曹操也極為不利。
同時由于曹操在荊州的軍事開展得太快，離開他的根據地&mdash&mdash屯田區比較遠，因此曹軍的後方補給線太長，糧食供應困難；時值冬季，馬草也成問題。
而“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民心既然不服，民衆就不可能出糧出力來支援大軍。
加之這時關隴地區，馬超、韓遂的勢力正盛，曹操尚有後顧之憂，因此不可能把他的二十多萬大軍長期膠着在長江沿岸持續作戰。
由于上面這些緣故，加上主觀指揮的錯誤，所以曹操在赤壁打了一個敗仗。
戰争的經過是曹操率水陸兩軍自江陵沿長江東下，到達赤壁（今湖北赤壁市西北，在長江南岸），與孫、劉聯軍遭遇。
這時曹軍已傳染上疫病，所以和孫、劉聯軍一接觸打了一個小敗仗後，曹操就把軍隊向北岸撤退，屯軍烏林（今湖北洪湖東北，在長江北岸），隔江對陣。
周瑜部将黃蓋見曹軍船艦首尾相接，就建議用火攻。
他假稱向曹操投降，用蒙沖鬥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三國志·吳志·周瑜傳》注引《江表傳》），快到曹軍二裡地，順風放火。
這一天，東南風很緊，“火烈風猛，船往如箭”，一靠近北岸曹操軍艦，就延燒起來，同時還延燒到岸上的營砦。
南岸周瑜所率江東軍主力看到北岸火起，也擂鼓前進，曹操戰敗，隻得取陸路向江陵撤退。
曹操恐怕留下燒剩的船艦及軍用物資被孫、劉掠去利用，增強敵人的作戰力量，因此在退走前，就索性把沒有燒着的船艦以及帶不走的軍用物資也一起燒掉了，所以一時燒得“煙炎漲天”（《三國志·吳志·周瑜傳》）。
[4] 曹操退回江陵之後不久，命大将曹仁駐守江陵，自己回到北方。
後來因孫、劉聯軍長期圍攻江陵，就命曹仁放棄江陵向北撤退，把戰略據點收縮在襄陽、樊城一帶。
經過這一戰役，孫權的江東政權，更為穩固。
劉備據有荊州一部分地區，以後又取得益州。
“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九州春秋》），形勢上不得不三分了。
曹操的進兵關隴與漢中的得而複失 赤壁戰敗之後，曹操清楚地看到一時不能殲滅孫權、劉備的事實，隻有努力把中原地區的農業生産加速恢複，使自己的力量遠勝孫、劉，具備戰勝孫、劉的經濟條件，然後軍事上才能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曹操這一政策也就決定了他此後對吳、蜀軍事方面所采取的防禦方針。
這個防禦方針決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
他首先必須把自己的後方鞏固起來，使将來和吳、蜀作戰，無後顧之憂。
他要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後方，必須統一關隴，然後乘機奪取漢中，進規巴蜀。
因此，對關中的用兵這一樁事，首先就被提到議程上來。
當時關中還處在割據分裂狀态之中，但是這些割據一方的将領，名義上還受漢帝給與的官位，倘使曹操驟然出兵進擊他們，就會師出無名。
所以曹操先不說去征服他們，而是說要奪取漢中，讨伐張魯。
但是事實上曹操如果要讨伐張魯，必然要進兵關中，這些割據關中的将領也必然會出兵阻擋，那麼曹操正式下令對他們加以讨伐，也就振振有辭了。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春，曹操命鐘繇率大将夏侯淵等由洛陽向關中推進，聲稱進讨張魯，果然關中割據的勢力&mdash&mdash韓遂、馬超、侯選、程銀、楊秋、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等将領，立時聯合起來，人數共有十萬左右，屯據潼關，阻擋曹軍開入關中。
曹操就在這一年的秋天，親臨前線。
曹操到達潼關之後，便把大軍集結起來，和韓遂等夾潼關而陣，牽制了韓遂等聯軍主力無法分身；然後抽調徐晃、朱靈兩将率領步騎四千，從蒲坂（今山西永濟西蒲州鎮）渡過黃河，在黃河西岸建立了堅固的陣地，接着曹操把潼關的大軍陸續北調，與徐晃的軍隊會合。
這樣，迫使韓遂等隻得放棄潼關天險，把防線退縮到從渭口（今陝西潼關縣北）以西的渭水南岸去了。
曹操又把自己軍隊向渭水移動，并多設疑兵，分散敵人注意力，最後大軍陸續渡過渭水，在渭水南岸築成堅固陣地，兩軍對陣起來。
當曹操進兵關中之初，許多人對他說：“關西兵強，習長矛，非精選前鋒，則不可以當。
”曹操的答複是，“戰在我”，不在韓遂、馬超，關西兵“雖習長矛，将使不得以刺”（《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
曹軍主力渡到渭水南岸以後，一方面“連車樹栅”（《三國志·魏志·武帝紀》），從黃河西岸到渭水北岸，築成一條甬道，把河東地區積貯的糧米源源不絕地運往前方，使大軍軍食供應無缺；另一方面，又堅守住渭水南岸陣地，避免與韓遂等盲目作戰。
這樣，作戰的主動權，完全掌握在曹操一方。
關中以韓遂、馬超為首的将領，最後因求和不能，決戰不得，軍事形勢的發展，對他們愈加不利，隻好向曹操納質求和了。
曹操采納了謀臣賈诩的意見，假裝允許講和，再利用講和的機會，離間韓遂和馬超的關系，最後曹操又利用了他們之間互相猜忌這一弱點，一舉而擊潰了關中的聯軍。
成宜、李堪等陣上被殺；楊秋逃歸安定（郡治臨泾，今甘肅鎮原南），不久投降；梁興退保鄜城（陝西洛川東南），不到一年，也被曹操消滅；韓遂逃回顯親（今甘肅天水西北），到了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為其部下所殺；馬超退到隴上，一度攻殺曹操所派遣的涼州刺史韋康，攻陷冀城（今甘肅甘谷南），後來韋康部下楊阜、姜叙等起兵讨超，殺超妻子，超投奔張魯，最後又從張魯那兒投奔劉備。
韓遂身死，馬超敗走，曹操在西北地區的勁敵可算基本解決。
同時曹操派遣大将夏侯淵攻殺了在枹罕（今甘肅臨夏）稱了三十年“河首平漢王”的宋建，隴右一帶，從此都并入了曹操的統治勢力範圍之内。
到了曹丕稱帝，河西四郡也陸續并入曹魏政權統治勢力之内。
曹操剛接受劉琮投降，取得荊州不久，益州牧劉璋曾派遣使臣張松向曹操緻敬。
按照《三國志·蜀志·二牧傳》注引《漢晉春秋》的說法，由于曹操新取得荊州，“方自矜伐”，對張松接待很簡慢，因而張松回到成都，就“疵毀”曹操，勸劉璋不必和曹操來往。
事實上這一說法對于張松這一人物的曆史作用是有誇大的地方的。
曹操接見張松，大概在進軍江陵之後，赤壁會戰之前。
當曹操到達江陵之際，西可以進規三峽，東可以席卷江東，但是這時孫、劉聯軍已在組成，曹操勁敵當前，必須集中全力擊潰孫、劉，然後回師入蜀，進取劉璋。
到那時劉璋如果仿效劉琮束手歸附，曹操就可以兵不血刃，拿下益州；如果那時劉璋負隅抵抗，就也很容易地把他消滅。
而在赤壁敗後，接着江陵不守，曹操已不可能派偏師溯江而上，席卷全蜀。
劉璋後來之所以沒有同曹操往來，曹操之所以不進入巴蜀，并不決定于曹操接待張松的簡慢和張松的長相醜陋，而是決定于赤壁兵敗，江陵失守後的軍事形勢。
接着曹操就謀取關中，進兵漢中，從中可以看到曹操進規巴蜀的念頭，時刻萦繞在心上，不過客觀的形勢阻止了他，使他無法實現而已。
公元211年，曹操擊敗關中韓遂、馬超等聯軍之後，本來可以立刻把兵鋒轉向漢中，但是因為當時河北的河間郡（治樂成，今河北獻縣東南）發生了以田銀、蘇伯為首的農民起義，曹操為了穩定後方，火速把關中的大軍主力抽回到河北來，這樣又推遲了對漢中的進軍。
農民起義很快被鎮壓下去之後，曹操恐怕自己用兵漢中，孫權會騷擾東南，所以動員了步騎四十萬，從合肥進攻孫權的濡須塢（今安徽巢湖東南四十裡），想用軍事威力震懾孫權一下，使他以後不敢輕易開啟兵釁，然後可以專意經營西部地區。
不過曹操剛把東南的陣地穩住，在許都卻又制造了殺漢伏皇後及其宗族一百多人這一大獄，進一步加強了對漢中央的控制，這樣又不得不推遲奪取漢中的計劃。
而劉備卻在這時取得了益州的統治權。
曹操怕劉備不久進窺漢中，威脅關中，因此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就調遣十萬大軍，進攻張魯。
曹操從陳倉（今陝西寶雞市東）出散關（今寶雞市西南），進至陽平關（今陝西勉縣西北），張魯弟張衛率領一萬多人拒關堅守，山峻難登，曹操進攻，損折了很多士兵，終于把它攻下。
張魯聽到陽平失守，放棄南鄭（今陝西南鄭東），退到人居住地區的巴中&mdash&mdash今四川嘉陵江、渠江上遊地方去。
部落酋長樸胡、杜濩、任約相率歸附曹操，曹操以樸胡為巴東太守，杜濩為巴西太守，任約為巴郡太守。
到了十一月間，張魯就也出降曹操了。
劉備看到曹操的勢力不但已進抵漢中，而且滲透到嘉陵江、渠江流域，這樣就直接威脅到蜀漢政權的存在。
因此劉備派遣部将黃權出兵三巴，擊平了樸胡、杜濩、任約，把蜀漢政權在嘉陵江、渠江上遊的統治權重新鞏固下來。
曹操得悉樸胡等被劉備擊破，派部将張郃進軍宕渠（今四川渠縣東北）。
劉備派巴西（郡治阆中，今四川阆中）太守張飛率領一萬餘人，和張郃相拒，經過五十多天激烈的戰鬥，最後張郃終于為張飛所破，退回南鄭。
曹操在漢中坐鎮了一些時候，就留親信大将夏侯淵率領一部分将士駐防漢中，自己帶了軍隊主力，在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春天回到邺城去了。
史書上曾說，當曹操剛攻下南鄭時，随軍從征的丞相府主簿司馬懿，勸曹操趁劉備取得益州還不到一年，“蜀人未附”，而且劉備因為與孫權交涉荊州分界的問題，正去公安的時候，乘機進兵，益州“勢必瓦解”（《晉書·宣帝紀》）。
曹操另一謀臣劉晔也勸曹操說：“（劉備）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
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
&hellip&hellip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
若小緩之&hellip&hellip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
”（《三國志·魏志·劉晔傳》）另據當時人傅幹的記載，那時“蜀中一日數十驚，〔劉〕備雖斬之而不能安也”（《三國志·魏志·劉晔傳》注引《傅子》）。
這些記載都是說曹操沒有采納司馬懿和劉晔的建議，因而把進取巴蜀的大好機會放過了。
這類曆史記載是不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是值得研究的。
曹操指揮戰争是非常把穩的。
益州地勢險要，劉備、諸葛亮又都是有政治鬥争經驗和軍事指揮才能的人物，隻要他們據險不戰，以逸待勞，就會給曹操軍隊帶來莫大的損失，曹操是決不肯冒險進兵的。
因此曹操不會在攻克南鄭之後，接着進攻成都，而隻是想利用部落酋長的歸附，把他的勢力向三巴推進，這正是曹操的善于用兵而不是曹操在戰略上的失誤。
在劉備方面看來，漢中是“益州咽喉”，“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三國志·蜀志·楊洪傳》）。
劉備的謀臣法正也力勸劉備進取漢中。
曹操主力在建安二十一年春天撤退，到了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冬天，劉備就開始發動對漢中的進攻，到了建安二十三年夏天，劉備還親臨陽平關前線，對駐防漢中的曹軍夏侯淵、張郃部發動攻擊。
在同年九月，曹操也親提大軍，趕往長安，密切注意漢中戰局的發展。
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劉備進據定軍山（今陝西勉縣東南），夏侯淵出兵争奪陣地，為劉備部将黃忠所殺。
這年三月，曹操自己就從“五百裡石穴”（《三國志·魏志·劉放傳》注引《孫資别傳》）的斜谷道（在今陝西眉縣西南）趕往他所認為的“天獄中”的南鄭，拔出自己在漢中的所有部隊，退到長安。
這樣，曹操就放棄漢中，而把抵禦劉備的戰略據點收縮到長安、陳倉（在今陝西寶雞市東）一帶。
漢中的得而複失，從曹操方面來講，固然在軍事方面是一種較大的損失，但是曹操情願放棄漢中，也不肯把自己主力拖進這一“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後漢書·楊震傳玄孫修附傳》）比之于“雞肋”的泥淖&mdash&mdash漢中地區去，從戰略指導原則來看，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劉備在進兵漢中不久，就命關羽從江陵出兵，北規襄、樊，而孫權也一度配合劉備，圍攻合肥。
這一次的攻勢，東西齊舉，規模相當大，對曹操來說，是應該沉着對付，不能粗心大意的。
如果曹操不肯放棄漢中，曹軍主力勢必陷在西線戰場，就會造成軍事上極大的不利。
所以曹操甯可放棄戰略要地的漢中，而不肯為了固守漢中而使自己的主力給敵人牽制住。
由此可見，曹操放棄漢中，是不能算作失着的。
曹操利用孫權解除襄樊的威脅 劉備在攻克漢中後，即命令駐防江陵的關羽出兵襄、樊，北向宛、洛。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關羽向樊城發起進攻。
這時曹仁防守樊城，在關羽進攻前，先派于禁、龐德等七軍屯于樊北，與城内互為掎角。
八月間大雨，漢水驟漲，平地水深數丈，于禁等七軍被水浸沒，隻有小部分将領登高避水。
關羽乘大船猛攻，于禁投降，龐德被殺。
關羽乘船猛攻樊城，這時城内人馬隻有幾千人，曹仁堅守待援。
城遭水淹，水再漲高幾尺，全城就要被淹沒，真是危急萬分。
關羽還出兵包圍襄陽，曹操方面所派遣的荊州刺史胡修、南鄉（郡治南鄉，今河南淅川東南）太守傅方也都投降關羽了。
曹操聽到襄、樊戰事不利的消息，他先派遣徐晃率兵屯據宛城，待機反攻；自己也趕忙把主力從關中抽回，并且移駐洛陽，指揮襄、樊戰事。
當時因許都距離前線較近，曹操還打算把首都遷往邺城，隻是怕動搖人心，才沒有遷都。
曹操的謀臣司馬懿、蔣濟勸曹操利用孫權、劉備間的矛盾，對孫權采取外交攻勢，加深孫、劉的裂痕。
蔣濟還認為：“劉備、孫權，外親内疏，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
可遣人勸〔孫權〕蹑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三國志·魏志·蔣濟傳》）。
曹操采納了他們的意見。
孫權這時也因江陵居建業（今江蘇南京）上遊，如讓關羽勢力發展，對自己極為不利。
因此一方面派呂蒙偷襲關羽的根據地江陵。
同時寫信給曹操，表示願意出兵偷襲江陵，并請求曹操不要洩露這個軍事秘密。
曹操接到孫權的信，召集部屬商議處理辦法，大多數人認為應該把孫權偷襲江陵的行動暫時保守秘密。
獨有謀臣董昭認為應該把這一絕密消息透露給圍城内的将士和關羽知道。
這樣，一是可以使圍城内“不知有救，計糧怖懼”（《三國志·魏志·董昭傳》）的守城将士，守城意志更加堅決。
二是關羽知道後，必然要迅速退回去，樊城之圍，不救自解；同時他還料想關羽“為人強梁”，以樊城有必破之勢，必不速退，因此也不至于會影響到孫權的偷襲江陵計劃。
曹操就派人抄錄孫權來信，用箭射進樊城城内和關羽營屯裡去。
果然，圍城内的将士聽到這一消息，更是“志氣百倍”；而關羽則猶豫不決，沒有立即退兵。
不久，曹操又進駐摩陂（今河南襄城東南），命徐晃在前線開始進行反擊。
這時孫權命呂蒙偷襲江陵已經得手，關羽獲悉江陵失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