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曹操的統一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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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皇撤退，歸路上全軍潰散，關羽沒有到達江陵，就在十二月間被呂蒙擒殺了。
曹操這一次利用孫權消滅關羽，不但解除了襄、樊的暫時威脅，而且在戰略上說來，也使蜀漢失去荊州基地，以後諸葛亮幾度對魏用兵，隻能出秦川（今陝西、甘肅秦嶺以北平原地帶）一路，而無法“命一上将，将荊州之軍，以向宛、洛”（《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
蜀漢兩面鉗擊的攻勢，從此流産，這對于此後的魏、蜀戰争也有很大影響。
曹操在樊城解圍之後，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又整旅從摩陂退到洛陽，就在這一月的二十三日，在洛陽病死了。
對曹操的評價 曹操從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迎漢帝都許，建安九年攻下河北，建安十三年用漢帝名義，任命自己為相國，建安十八年，封魏公，建安二十一年進爵魏王。
在名義上，相國、魏王固然要比漢帝矮一級，在實際權力方面漢帝隻是曹操手裡的一個傀儡，國家大權，刑罰慶賞，實際都掌握在曹操手裡。
他把統治國家的權力是掌得牢牢的，曾公開對人說：“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
&hellip&hellip設使國家無有孤（曹操自稱），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hellip&hellip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職事，歸就武平侯國（曹操說這些話時，封武平侯），實不可也。
何者?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也。
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
”（《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武故事》）這是比較真實的自白。
曹操臨死前數月，孫權上書勸他做皇帝，曹操把孫權的上書給他的僚屬看，文官以士族大地主陳群為首，将帥以夏侯惇為首，趁此向曹操勸進，他們認為漢朝到今天，“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而曹操“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略》），勸曹操不用推辭，快做皇帝。
曹操的回答是：“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意思是說，即使做皇帝的條件已具備，時機已成熟，自己也不去做，而讓自己的後輩去做了。
漢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病死，年六十六。
子曹丕繼操為丞相、魏王。
到了同年的十月，曹丕代漢稱帝，國号魏，追尊曹操為太祖武皇帝。
據《世說新語·容止篇》注引《魏氏春秋》：曹操“姿貌短小，而神明英發”。
可見曹操個子不很高大，卻很有精神。
東吳人著《曹瞞傳》，稱他“為人佻易無威重&hellip&hellip被服輕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帢帽以見賓客。
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隐，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膳肴皆沾污巾帻”。
盡管東吳人的著作，有意要貶低曹操，但也可以看到曹操平日不大講究儀容，動作比較随便，不矯揉做作。
曹操從小養成讀書的好習慣，平日“手不舍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
他的樂府詩，豪邁悲涼，我們在文化章裡還要談到。
曹操的草書也寫得非常好。
他還喜歡打獵，據說他曾經在南皮射雉雞，一天之内，射到六十三隻之多。
曹操提倡節儉，他的“後宮衣不錦繡&hellip&hellip帷帳屏風，壞則補納。
茵蓐取溫，無有緣飾”（《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
由于曹操以身作則，建安時期，社會上形成一種儉樸的風氣。
東漢末年的一股奢侈歪風，到曹操執政的年代，基本上扭轉過來。
葛洪在《抱樸子外篇·審舉》裡講到：東漢“靈、獻之世&hellip&hellip群奸秉權&hellip&hellip台閣失選用于上，州郡輕貢舉于下。
夫選用失于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于下，則秀、孝不得賢矣。
故時人語曰：&lsquo舉秀才，不知書。
察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雞。
&rsquo&hellip&hellip于時懸爵而賣之，猶列肆也；争津者買之，猶市人也。
&hellip&hellip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财少者其職卑”。
東漢王朝就是在這種腐敗的情況下，發生了農民大起義而土崩瓦解的。
曹操掌握漢中央政權之後，他首先重用崔琰、毛玠來典掌選舉，把住了選拔官吏這一道關。
選拔官吏的标準是要求“舉用皆清正之士”，清是指操守清廉，正是指作風正派。
由于上頭的人提倡“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三國志·魏志·毛玠傳》）。
一時形成了一種樸素的風氣，官吏回家省親，往往“垢面羸衣，獨乘柴車”（《資治通鑒》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
”倘使官“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三國志·魏志·和洽傳》），輿論就會說他不廉潔；官吏如果經常穿敝舊的衣服，輿論就會說他廉潔。
這固然偏于注重形式，但是承東漢末年奢靡俗尚之後，一反過去積習，對曹操當時統治權的鞏固，還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曹操一方面要求官吏廉潔，另一方面又強調不拘一格錄用人才。
他先後三次下令，第一次是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令文說：“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
&hellip&hellip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因為管仲不能算作廉士）！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第二次是在建安十九年，令文說：“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
陳平豈笃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滞，官無廢業矣。
”（《三國志·魏志·武帝紀》）第三次是在建安二十二年，令文說：“韓信、陳平，負污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
吳起貪将，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
今天下得無有&hellip&hellip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可見曹操一方面雖然重視選用清正之士，而另一方面又怕有用之才，所以一涉清議便終身廢棄，這種流弊，也想竭力防止。
他對各種類型人才的選拔，設想是比較周到的。
曹操這樣一個人物，固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也存在不少不可寬恕的罪行。
作為地主階級代表人物的曹操，一開始出現在政治舞台，就以鎮壓颍川黃巾起義而嶄露頭角，後來他又鎮壓了青州黃巾軍、黑山黃巾軍、汝南劉辟、龔都等等的黃巾軍，以及陸渾、孫狼為首的農民起義。
被曹操屠殺的農民有幾十萬之多，可以說曹操的一生，雙手沾滿了農民的鮮血。
在統治階級内部争權奪利的戰争中，曹操也是非常殘酷的。
如曹操在進攻陶謙殘破徐州的戰役中，屠殺徐州人民數十萬人；官渡之役，坑殺袁紹降卒好幾萬人。
曹操還定出了“圍而後降者不赦”（《三國志·魏志·程昱傳》注引《魏書》）這個條文，在這個條文的實施過程中，不知有多少繁華的城市遭到了慘烈的破壞，無數的無辜平民遭受到殘酷的屠戮。
曹操迎漢帝都許之後，把漢帝牢牢抓在自己手裡，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這種情況，一直繼續了有二十四年之久。
在這樣長的一段時間裡，曹操為了鞏固自己權力，還要不斷和漢王朝的殘餘勢力進行鬥争。
建安五年，漢車騎将軍董承等曾聯結劉備，謀殺曹操，操殺承等。
董承女為漢帝“貴人”（妃子），曹操也要把她殺掉，當時董貴人已懷孕，漢帝請求曹操寬恕她，操不許。
漢帝因此怨操，伏皇後把這事情寫信告訴她父親伏完，“辭甚醜惡”（《三國志·魏志·武帝紀》）。
到了建安十九年，伏完已病死，伏後的信卻流傳出來，被曹操知悉，操大怒，命漢帝廢伏後，後幽閉死，并殺後所生二皇子，伏氏宗族牽連此事而死者有百餘人之多。
除了上面兩次牽涉到宮廷的事變之外，在建安二十三年，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等在許都圖謀劫奪漢帝，進攻曹操的丞相長史王必，很快就失敗了。
建安二十四年，魏相國西曹掾魏諷，又結合徒衆，乘曹操不在邺城的時候，陰謀發動武裝政變，事先被人告發被殺。
曹操對這幾次搞政變的人，都殘酷地加以鎮壓了。
參加政變的人，往往誅及三族，其中魏諷一次大獄，牽連被殺者有一千餘家之多，張繡子張泉，劉廙弟劉偉，王粲二子，都在這一次大獄中被殺。
曹操對漢帝控制是極嚴的，議郎趙彥就因和獻帝接近而被曹操所殺。
曹操對自己政治上的敵人，往往無情地予以消滅，幾次大獄，牽連的人可能擴大化了一些，但曹操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權，這樣做還是有其必要的。
但是曹操有時也把一些不必殺的人殺了；有時公開殺人不便，暗地裡還是置人于死地，這就不可原諒了。
譬如陳留人邊讓，有文才，曾著《章華台賦》，傳誦一時。
同時學人蔡邕、王朗，都對邊讓很推崇。
像這樣一個後來收在《後漢書·文苑傳》裡的人物，曹操剛當上兖州牧，就因為他譏議自己而輕率地把他殺了。
這樁事曾普遍引起兖州人士對他的不滿，張邈、陳宮之所以引呂布拒曹操，和這樁事有一定關系。
前北海相孔融，是一個在當時享有盛名的人物，他在北海時，效忠漢室，對袁紹、曹操兩大勢力，都不協附；曹操定邺之後，他提出“千裡寰内，不以封建諸侯”（《後漢書·孔融傳》）的建議，想阻撓曹操以魏郡為封地；他和友人祢衡的清談中，有反對儒家倫理道德的傾向；他還有譏議曹操父子的地方[5]。
曹操沒有能夠容忍這樣的反對派，結果把孔融連他的妻子、兒女都殺了。
祢衡才氣橫溢，而恃才傲物，得罪了曹操。
曹操想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來侮辱他，補他作鼓吏，最後還是容納不了他，把他放逐到劉表那兒，衡終于為表将黃祖所殺。
丞相主簿楊修，以才智敏捷，為操所忌，卒被操所殺。
前面講到過的崔琰，為曹操典選舉，有過貢獻，後來因人告發崔琰诽謗朝政，操勒令自殺。
守尚書令荀彧是曹操的左右手，因反對曹操稱魏公并受“九錫”殊禮，被迫自殺。
還有當時傑出的名醫華佗，由于不願在曹操左右充當侍醫，長期請假，曹操也把他抓來殺了。
總之，這些人原是可以不殺，或不應該殺的，曹操卻把他們殺了。
這樣做，曹操的威望，不是更為提高了，反而是削弱了。
當曹操和袁紹起兵讨董卓時，袁紹說：“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濟乎！”曹操說：“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禦之，無所不可。
”（《資治通鑒》漢獻帝建安九年）智是指謀臣，力是指将士。
袁紹但知割據河北地盤，曹操卻主張“任天下之智力”，自然比袁紹要高明得多。
曹操不僅能夠指揮大軍作戰，而且也是一個軍事學家，對《孫子兵法》有研究，并作了注釋。
史稱曹操“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谲敵制勝，變化如神”（《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
但是他部下的将帥，除了後來湧現了司馬懿以外，第一流的将帥卻不多。
謀臣自郭嘉、荀攸等殂逝之後，後繼者也是寥寥無幾。
相反孫權、劉備那裡，人才輩出，如孫權建立東吳政權之初，與周瑜、魯肅若布衣之交，對呂蒙、陸遜信任不疑，這種君臣之間的推心置腹精神，在曹操那裡是找不到的。
劉備的才具當然不及曹操，但是劉備同諸葛亮、龐統、法正等君臣之間的和諧氣氛，在曹操那裡也是不容易看到的。
曹操所占據的地盤要比吳、蜀大，人口要比吳、蜀多，中原地區的文化水平要比吳、蜀高；然而像吳、蜀那樣的将相如諸葛亮、周瑜、陸遜這一類人物，卻一個也沒有。
曹操叱咤風雲，為一代霸主，然而“諸将征伐，皆以新書（指曹操自作兵書）從事；臨事又手為節度”（《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即使方面大将，也都秉承他的謀略行事，反而束手束腳，難以充分發揮主觀指導的能力。
這不是曹操的優點，而正是曹操的缺點。
*** [1] 《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太祖&hellip&hellip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
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于此。
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将乎?” [2] 《三國志·魏志·荀彧傳》注引《曹瞞傳》：“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
遇太祖（曹操）至，坑殺男女數萬口于泗水，水為不流。
&hellip&hellip〔太祖〕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複行人。
”按“坑殺男女數萬口”，《後漢書·陶謙傳》作“凡殺男女數十萬人”。
[3] 《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
”裴松之以為：“魏武初起兵，已有衆五千，自後&hellip&hellip一破黃巾，受降卒三十餘萬，餘所吞并，不可悉紀；雖征戰損傷，未應如此之少也。
&hellip&hellip竊謂&hellip&hellip紹為屯數十裡，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甚少，一也。
紹若有十倍之衆，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閡，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
諸書皆雲，公坑紹衆八萬，或雲七萬。
夫八萬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而紹之大衆，皆拱手就戮，何緣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
将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其實錄也。
” [4] 《三國志·吳志·周瑜傳》注引《江表傳》稱操後書與孫權雲：“赤壁之戰，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
”可見赤壁之戰，曹軍船隻營砦，固然由于黃蓋的火攻而延燒，但損失還不太大；到了曹操決定撤退，又把燒剩的船隻也一起燒掉，不使流入敵人手中：這兩樁事是可以結合起來看的。
[5] 按《後漢書·孔融傳》稱孔融為北海相時，“時袁曹方盛，而融無協附”。
又稱：“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
”是孔融不附袁、曹之證。
又《孔融傳》雲：郗慮“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曰：&lsquo少府孔融&hellip&hellip前與白衣祢衡，跌蕩放言&rsquo，雲&lsquo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
子之于母，亦複奚為?譬如寄物缻中，出則離矣&rsquo。
”《三國志·魏志·崔琰傳》注引《魏氏春秋》亦雲“祢衡受傳融論，以為&hellip&hellip若遭饑馑，而父不肖，甯贍活餘人”。
這三條罪狀，都是想證明孔融平日和祢衡的私房話中，有敗壞儒家倫理思想的罪行。
其實孔融的這種言論，是屬于當時清談範圍之内的。
曹操破邺，曹丕私納袁熙（袁紹次子）妻甄氏，故孔融譏之。
“乃與操書：稱&lsquo武王伐纣，以妲己賜周公&rsquo。
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
對曰：&lsquo以今度之，想當然耳。
&rsquo”
曹操這一次利用孫權消滅關羽，不但解除了襄、樊的暫時威脅，而且在戰略上說來，也使蜀漢失去荊州基地，以後諸葛亮幾度對魏用兵，隻能出秦川（今陝西、甘肅秦嶺以北平原地帶）一路，而無法“命一上将，将荊州之軍，以向宛、洛”（《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
蜀漢兩面鉗擊的攻勢，從此流産，這對于此後的魏、蜀戰争也有很大影響。
曹操在樊城解圍之後，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又整旅從摩陂退到洛陽，就在這一月的二十三日，在洛陽病死了。
對曹操的評價 曹操從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迎漢帝都許，建安九年攻下河北，建安十三年用漢帝名義，任命自己為相國，建安十八年，封魏公，建安二十一年進爵魏王。
在名義上，相國、魏王固然要比漢帝矮一級，在實際權力方面漢帝隻是曹操手裡的一個傀儡，國家大權，刑罰慶賞，實際都掌握在曹操手裡。
他把統治國家的權力是掌得牢牢的，曾公開對人說：“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
&hellip&hellip設使國家無有孤（曹操自稱），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hellip&hellip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職事，歸就武平侯國（曹操說這些話時，封武平侯），實不可也。
何者?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也。
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
”（《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武故事》）這是比較真實的自白。
曹操臨死前數月，孫權上書勸他做皇帝，曹操把孫權的上書給他的僚屬看，文官以士族大地主陳群為首，将帥以夏侯惇為首，趁此向曹操勸進，他們認為漢朝到今天，“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而曹操“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略》），勸曹操不用推辭，快做皇帝。
曹操的回答是：“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意思是說，即使做皇帝的條件已具備，時機已成熟，自己也不去做，而讓自己的後輩去做了。
漢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病死，年六十六。
子曹丕繼操為丞相、魏王。
到了同年的十月，曹丕代漢稱帝，國号魏，追尊曹操為太祖武皇帝。
據《世說新語·容止篇》注引《魏氏春秋》：曹操“姿貌短小，而神明英發”。
可見曹操個子不很高大，卻很有精神。
東吳人著《曹瞞傳》，稱他“為人佻易無威重&hellip&hellip被服輕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帢帽以見賓客。
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隐，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膳肴皆沾污巾帻”。
盡管東吳人的著作，有意要貶低曹操，但也可以看到曹操平日不大講究儀容，動作比較随便，不矯揉做作。
曹操從小養成讀書的好習慣，平日“手不舍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
他的樂府詩，豪邁悲涼，我們在文化章裡還要談到。
曹操的草書也寫得非常好。
他還喜歡打獵，據說他曾經在南皮射雉雞，一天之内，射到六十三隻之多。
曹操提倡節儉，他的“後宮衣不錦繡&hellip&hellip帷帳屏風，壞則補納。
茵蓐取溫，無有緣飾”（《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
由于曹操以身作則，建安時期，社會上形成一種儉樸的風氣。
東漢末年的一股奢侈歪風，到曹操執政的年代，基本上扭轉過來。
葛洪在《抱樸子外篇·審舉》裡講到：東漢“靈、獻之世&hellip&hellip群奸秉權&hellip&hellip台閣失選用于上，州郡輕貢舉于下。
夫選用失于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于下，則秀、孝不得賢矣。
故時人語曰：&lsquo舉秀才，不知書。
察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雞。
&rsquo&hellip&hellip于時懸爵而賣之，猶列肆也；争津者買之，猶市人也。
&hellip&hellip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财少者其職卑”。
東漢王朝就是在這種腐敗的情況下，發生了農民大起義而土崩瓦解的。
曹操掌握漢中央政權之後，他首先重用崔琰、毛玠來典掌選舉，把住了選拔官吏這一道關。
選拔官吏的标準是要求“舉用皆清正之士”，清是指操守清廉，正是指作風正派。
由于上頭的人提倡“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三國志·魏志·毛玠傳》）。
一時形成了一種樸素的風氣，官吏回家省親，往往“垢面羸衣，獨乘柴車”（《資治通鑒》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
”倘使官“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三國志·魏志·和洽傳》），輿論就會說他不廉潔；官吏如果經常穿敝舊的衣服，輿論就會說他廉潔。
這固然偏于注重形式，但是承東漢末年奢靡俗尚之後，一反過去積習，對曹操當時統治權的鞏固，還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曹操一方面要求官吏廉潔，另一方面又強調不拘一格錄用人才。
他先後三次下令，第一次是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令文說：“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
&hellip&hellip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因為管仲不能算作廉士）！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第二次是在建安十九年，令文說：“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
陳平豈笃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滞，官無廢業矣。
”（《三國志·魏志·武帝紀》）第三次是在建安二十二年，令文說：“韓信、陳平，負污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
吳起貪将，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
今天下得無有&hellip&hellip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可見曹操一方面雖然重視選用清正之士，而另一方面又怕有用之才，所以一涉清議便終身廢棄，這種流弊，也想竭力防止。
他對各種類型人才的選拔，設想是比較周到的。
曹操這樣一個人物，固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也存在不少不可寬恕的罪行。
作為地主階級代表人物的曹操，一開始出現在政治舞台，就以鎮壓颍川黃巾起義而嶄露頭角，後來他又鎮壓了青州黃巾軍、黑山黃巾軍、汝南劉辟、龔都等等的黃巾軍，以及陸渾、孫狼為首的農民起義。
被曹操屠殺的農民有幾十萬之多，可以說曹操的一生，雙手沾滿了農民的鮮血。
在統治階級内部争權奪利的戰争中，曹操也是非常殘酷的。
如曹操在進攻陶謙殘破徐州的戰役中，屠殺徐州人民數十萬人；官渡之役，坑殺袁紹降卒好幾萬人。
曹操還定出了“圍而後降者不赦”（《三國志·魏志·程昱傳》注引《魏書》）這個條文，在這個條文的實施過程中，不知有多少繁華的城市遭到了慘烈的破壞，無數的無辜平民遭受到殘酷的屠戮。
曹操迎漢帝都許之後，把漢帝牢牢抓在自己手裡，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這種情況，一直繼續了有二十四年之久。
在這樣長的一段時間裡，曹操為了鞏固自己權力，還要不斷和漢王朝的殘餘勢力進行鬥争。
建安五年，漢車騎将軍董承等曾聯結劉備，謀殺曹操，操殺承等。
董承女為漢帝“貴人”（妃子），曹操也要把她殺掉，當時董貴人已懷孕，漢帝請求曹操寬恕她，操不許。
漢帝因此怨操，伏皇後把這事情寫信告訴她父親伏完，“辭甚醜惡”（《三國志·魏志·武帝紀》）。
到了建安十九年，伏完已病死，伏後的信卻流傳出來，被曹操知悉，操大怒，命漢帝廢伏後，後幽閉死，并殺後所生二皇子，伏氏宗族牽連此事而死者有百餘人之多。
除了上面兩次牽涉到宮廷的事變之外，在建安二十三年，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等在許都圖謀劫奪漢帝，進攻曹操的丞相長史王必，很快就失敗了。
建安二十四年，魏相國西曹掾魏諷，又結合徒衆，乘曹操不在邺城的時候，陰謀發動武裝政變，事先被人告發被殺。
曹操對這幾次搞政變的人，都殘酷地加以鎮壓了。
參加政變的人，往往誅及三族，其中魏諷一次大獄，牽連被殺者有一千餘家之多，張繡子張泉，劉廙弟劉偉，王粲二子，都在這一次大獄中被殺。
曹操對漢帝控制是極嚴的，議郎趙彥就因和獻帝接近而被曹操所殺。
曹操對自己政治上的敵人，往往無情地予以消滅，幾次大獄，牽連的人可能擴大化了一些，但曹操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權，這樣做還是有其必要的。
但是曹操有時也把一些不必殺的人殺了；有時公開殺人不便，暗地裡還是置人于死地，這就不可原諒了。
譬如陳留人邊讓，有文才，曾著《章華台賦》，傳誦一時。
同時學人蔡邕、王朗，都對邊讓很推崇。
像這樣一個後來收在《後漢書·文苑傳》裡的人物，曹操剛當上兖州牧，就因為他譏議自己而輕率地把他殺了。
這樁事曾普遍引起兖州人士對他的不滿，張邈、陳宮之所以引呂布拒曹操，和這樁事有一定關系。
前北海相孔融，是一個在當時享有盛名的人物，他在北海時，效忠漢室，對袁紹、曹操兩大勢力，都不協附；曹操定邺之後，他提出“千裡寰内，不以封建諸侯”（《後漢書·孔融傳》）的建議，想阻撓曹操以魏郡為封地；他和友人祢衡的清談中，有反對儒家倫理道德的傾向；他還有譏議曹操父子的地方[5]。
曹操沒有能夠容忍這樣的反對派，結果把孔融連他的妻子、兒女都殺了。
祢衡才氣橫溢，而恃才傲物，得罪了曹操。
曹操想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來侮辱他，補他作鼓吏，最後還是容納不了他，把他放逐到劉表那兒，衡終于為表将黃祖所殺。
丞相主簿楊修，以才智敏捷，為操所忌，卒被操所殺。
前面講到過的崔琰，為曹操典選舉，有過貢獻，後來因人告發崔琰诽謗朝政，操勒令自殺。
守尚書令荀彧是曹操的左右手，因反對曹操稱魏公并受“九錫”殊禮，被迫自殺。
還有當時傑出的名醫華佗，由于不願在曹操左右充當侍醫，長期請假，曹操也把他抓來殺了。
總之，這些人原是可以不殺，或不應該殺的，曹操卻把他們殺了。
這樣做，曹操的威望，不是更為提高了，反而是削弱了。
當曹操和袁紹起兵讨董卓時，袁紹說：“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濟乎！”曹操說：“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禦之，無所不可。
”（《資治通鑒》漢獻帝建安九年）智是指謀臣，力是指将士。
袁紹但知割據河北地盤，曹操卻主張“任天下之智力”，自然比袁紹要高明得多。
曹操不僅能夠指揮大軍作戰，而且也是一個軍事學家，對《孫子兵法》有研究，并作了注釋。
史稱曹操“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谲敵制勝，變化如神”（《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
但是他部下的将帥，除了後來湧現了司馬懿以外，第一流的将帥卻不多。
謀臣自郭嘉、荀攸等殂逝之後，後繼者也是寥寥無幾。
相反孫權、劉備那裡，人才輩出，如孫權建立東吳政權之初，與周瑜、魯肅若布衣之交，對呂蒙、陸遜信任不疑，這種君臣之間的推心置腹精神，在曹操那裡是找不到的。
劉備的才具當然不及曹操，但是劉備同諸葛亮、龐統、法正等君臣之間的和諧氣氛，在曹操那裡也是不容易看到的。
曹操所占據的地盤要比吳、蜀大，人口要比吳、蜀多，中原地區的文化水平要比吳、蜀高；然而像吳、蜀那樣的将相如諸葛亮、周瑜、陸遜這一類人物，卻一個也沒有。
曹操叱咤風雲，為一代霸主，然而“諸将征伐，皆以新書（指曹操自作兵書）從事；臨事又手為節度”（《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即使方面大将，也都秉承他的謀略行事，反而束手束腳，難以充分發揮主觀指導的能力。
這不是曹操的優點，而正是曹操的缺點。
*** [1] 《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太祖&hellip&hellip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
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于此。
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将乎?” [2] 《三國志·魏志·荀彧傳》注引《曹瞞傳》：“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
遇太祖（曹操）至，坑殺男女數萬口于泗水，水為不流。
&hellip&hellip〔太祖〕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複行人。
”按“坑殺男女數萬口”，《後漢書·陶謙傳》作“凡殺男女數十萬人”。
[3] 《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
”裴松之以為：“魏武初起兵，已有衆五千，自後&hellip&hellip一破黃巾，受降卒三十餘萬，餘所吞并，不可悉紀；雖征戰損傷，未應如此之少也。
&hellip&hellip竊謂&hellip&hellip紹為屯數十裡，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甚少，一也。
紹若有十倍之衆，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閡，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
諸書皆雲，公坑紹衆八萬，或雲七萬。
夫八萬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而紹之大衆，皆拱手就戮，何緣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
将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其實錄也。
” [4] 《三國志·吳志·周瑜傳》注引《江表傳》稱操後書與孫權雲：“赤壁之戰，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
”可見赤壁之戰，曹軍船隻營砦，固然由于黃蓋的火攻而延燒，但損失還不太大；到了曹操決定撤退，又把燒剩的船隻也一起燒掉，不使流入敵人手中：這兩樁事是可以結合起來看的。
[5] 按《後漢書·孔融傳》稱孔融為北海相時，“時袁曹方盛，而融無協附”。
又稱：“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
”是孔融不附袁、曹之證。
又《孔融傳》雲：郗慮“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曰：&lsquo少府孔融&hellip&hellip前與白衣祢衡，跌蕩放言&rsquo，雲&lsquo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
子之于母，亦複奚為?譬如寄物缻中，出則離矣&rsquo。
”《三國志·魏志·崔琰傳》注引《魏氏春秋》亦雲“祢衡受傳融論，以為&hellip&hellip若遭饑馑，而父不肖，甯贍活餘人”。
這三條罪狀，都是想證明孔融平日和祢衡的私房話中，有敗壞儒家倫理思想的罪行。
其實孔融的這種言論，是屬于當時清談範圍之内的。
曹操破邺，曹丕私納袁熙（袁紹次子）妻甄氏，故孔融譏之。
“乃與操書：稱&lsquo武王伐纣，以妲己賜周公&rsquo。
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
對曰：&lsquo以今度之，想當然耳。
&rsqu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