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曹操的統一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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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許，從此“挾天子以令諸侯”，造成政治上極大優勢。
第五是由于他在曆次戰役和長期政治生活中，鍛煉了非凡的指揮才能，積累了豐富的統治經驗，等等。
繼黃巾大起義之後，在東漢王朝的廢墟上，出現了無數塢壘堡壁。
那些屯塢自守、築壁相保的強宗豪族，即使為了軍事上的需要而作有計劃的遷移，他們也是帶領“賓客”、“部曲”、“宗族”，聚族而徙。
在統治階級的混戰中，他們的力量不僅沒有被摧毀，反而加強了。
其後割據一方的野心家為了擴張勢力來壓倒敵人，勢必要拉攏他們，曹操也不例外。
當時中原地區的強宗豪族如中牟人任峻“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三國志·魏志·任峻傳》），李典有“宗族、部曲三千餘家，&hellip&hellip萬三千餘口”（《三國志·魏志·李典傳》），谯人許褚“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三國志·魏志·許褚傳》），他們紛紛歸附曹操，構成曹魏政權堅固的基礎。
但是以“贅閹遺醜”（《三國志·魏志·袁紹傳》注引《魏氏春秋》）的曹操要和四世五公地跨冀、幽、青、并的袁紹來争奪天下，還是件不容易的事。
于是在曹操出任東郡太守之後，就設法籠絡士夫地主的首腦人物颍川荀淑之孫荀彧，再通過荀彧的關系，拉攏了好些士夫大地主，如彧從子荀攸、颍川郭嘉、戲志才、鐘繇、陳群、河内司馬懿、京兆杜畿等，這麼一來，曹操所代表的階層面變得更大了。
當時士夫大地主的莊園經濟正在發展，農民的依附隸屬程度正在加強，客觀上，這種正在發展的莊園經濟，對統一的東漢國家，正在起着一種瓦解的作用，但是他們在主觀上，卻還企圖早日恢複專制主義集權政治，來集中力量鎮壓農民起義，以發展他們的莊園經濟，鞏固他們的既得利益。
因此他們首先主張擁戴漢帝。
自從公元192年，王允殺董卓，卓将李傕、郭汜、樊稠、張濟等聯軍攻破長安以來，漢獻帝就落進他們的手中。
後來，李傕、郭汜自相火并，漢帝又被李傕所劫持。
李傕部将楊奉叛傕，擁漢帝退往陝縣（今河南陝縣），因受李傕、郭汜聯軍的逼迫，再從陝縣北渡黃河退到大陽（今山西平陸東北），這時跟得上漢帝撤退的公卿大臣，隻有幾十個人了。
到達大陽是公元196年十二月的事，朝廷的秩序更是蕩然無存。
史稱：“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群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
”（《三國志·魏志·董卓傳》注引《魏書》）皇帝的尊嚴掃地，将領往往自己帶了酒菜去請皇帝吃，倘使“侍中”不給他們通報，他們就“喧呼罵詈”，罵起街來。
最後因糧食發生恐慌，漢帝不得不渡河南下，回到洛陽。
洛陽那時是一片焦土，“宮室燒盡，街陌荒蕪”。
回都以後，百官沒有房屋住，隻能“披荊棘，依牆壁間”，搭些棚子來居住。
饑餓的威脅不但沒有解除，而且更加嚴重，史稱：“群僚饑乏，尚書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饑死牆壁間。
”（《後漢書·獻帝紀》）東漢國家的元首&mdash&mdash皇帝到了這般田地，也真是走到窮途末路了。
當漢帝逃到河東的時候，袁紹的謀臣沮授勸袁紹“迎大駕安宮邺都”，這樣就可以“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讨不庭”（《三國志·魏志·袁紹傳》注引《獻帝傳》）。
可是袁紹聽從了另一部分将領如郭圖、淳于瓊等人意見，認為把皇帝接來邺城，動不動就要向皇帝請示，反而事事受到牽制，這不是好辦法。
因此袁紹沒有接受沮授的建議。
曹操在公元195年擊走呂布，接着又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二月，擊敗汝南颍川一帶的黃巾農民軍，攻下許縣（今河南許昌），勢力更大大地擴展起來。
這時漢帝已回到洛陽，荀彧首先向曹操建議，“奉迎天子都許”。
并告誡曹操說：“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
”（《後漢書·荀彧傳》）曹操乃派曹洪引兵先行，接着親自趕到洛陽，朝見漢帝，借口洛陽殘破，把漢帝接到許縣，暫定許為漢王朝的都城。
并用漢帝名義任命荀彧為侍中，守尚書令，使自己出外征伐時，中樞的大政可由荀彧來調度。
漢帝從此就成為曹操手掌中的傀儡了。
曹操到洛陽朝見漢帝後，漢帝就任命曹操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
遷都于許時，曹操又用漢帝名義任命自己為大将軍。
由于袁紹反對，才把大将軍的頭銜讓給袁紹，自己做司空，行車騎将軍事。
自從曹操迎漢帝都許以後，“挾天子以令諸侯”，不僅使自己的地位高出一切文臣武将，而且此後發号施令或是征伐異己，都用漢帝名義，名正言順，造成了政治上極大的優勢。
曹操興置屯田的成功 在曹操統一北方的許多重要因素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要算曹操的在内地推行屯田政策了。
當時戰争形勢變化不定，軍事集團要想站得住，除了有兵以外，還要有糧。
在國家統一時代，糧食的來源，全靠向農村小生産者征收租課。
自荒亂之後，人民流亡，土地荒蕪，“名都空而不居，百裡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仲長統《昌言·理亂篇》）。
依附于世家大族莊園下的部曲佃客，對政府也不再出租賦和服徭役。
因此，州郡方鎮的割據之雄，到這時也到了無兵可募、無糧可征的地步。
如袁紹河北的軍隊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曹操和呂布争奪兖州時，軍隊糧食缺乏，東阿人程昱“略其本縣，供三日糧”（《三國志·魏志·程昱傳》注引《世語》）。
糧食問題嚴重到如此程度，所以有些軍事集團并不是被敵人打敗，隻是本身“率乏糧谷”，就“瓦解流離，無敵而自破”（《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
糧食問題固然嚴重，比這更嚴重的，即黃巾大起義雖然被統治階級殘酷地鎮壓了，而兩漢以來的流民問題，迄未解決，因此各地的農民起義仍是此起彼伏，在持續地進行鬥争。
曹操懾于農民起義的巨大威力，不得不首先考慮解決流民問題，這樣，由政府在内地推行屯田，使失去土地的農民重新和土地結合起來便成為首要的問題了。
屯田的土地是不成問題的，人民大流移使土地荒蕪，這些荒蕪無主的土地，都已變成國家的公田。
《三國志·魏志·司馬朗傳》稱“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仲長統《昌言·損益篇》稱“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當時可供屯墾的荒地是大量存在的。
問題在于如果大規模地推行屯田，需要衆多的勞動力，曹操又從哪兒去招募來呢?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在鞏固了兖州統治權之後，進圍汝南、颍川黃巾，許下一戰，殺黃巾軍首領黃邵，另一部分黃巾軍首領何儀、何曼出賣農民軍投降曹操，曹操把他們收編了下來。
這支隊伍本來是由農民組合成的，不管男女老小，他們都有相當豐富的生産經驗和熟練的勞動技能；同時在這次戰役中曹操還從農民軍手裡掠奪到不少農具和耕牛，誠如統治階級的史書上所記載着的“及破黃巾，定許，得&lsquo賊&rsquo資業”（《三國志·魏志·任峻傳》注引《魏武故事》），曹操因此就采取了兩漢以來邊疆上軍事屯田的一種組織形式，把他們編制在土地之上，強迫他們進行生産，這就是下面要講到的民屯和兵屯。
曹操的募民屯田，開始于建安元年的許下屯田，一歲得谷百萬斛。
以後又大規模地在“州郡列置田官，所在積谷，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廪皆滿”（《三國志·魏志·任峻傳》），“五年中，倉廪豐實”（《三國志·魏志·國淵傳》），以後每年可以收獲到谷物達數千萬斛之多。
這樣，不但北方的農業經濟得以逐漸恢複，而且也解決了軍糧問題，使曹操具備了統一北方的雄厚經濟基礎。
同時，我們在上面反複提到過的兩漢以來出現的流民問題，也暫時獲得了解決，使以前失去土地和脫離土地的農民，又以隸屬性很強的隸屬農民身份，複歸于土地，複歸于農業，這标志着一種社會危機暫時取得緩和。
但是由于屯田的實施，耕種屯田土地的一部分農民，身份比起自耕農民來是大大地低落了，隸屬關系是大大地強化了。
政府成為大土地所有者，自己經營屯田，役使“屯田客”、“佃兵”，從事農業勞動，這樣，政府便成為最大的地主，“屯田客”、“佃兵”成為在屯田土地上耕作的隸屬農民。
官渡會戰前曹操的攻取徐州 曹操鞏固了兖州的統治權，并迎漢帝都許之後，董卓的殘部有不少人還想把漢帝從曹操手裡搶走，但都沒有得手。
當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的秋冬之交，西北軍的一支由張濟率領曾向荊州推進，被荊州牧劉表擊敗，張濟中流矢而死，他的部隊由其侄兒張繡率領，投降劉表。
劉表接受了張繡的投降後，命張繡屯軍宛縣（今河南南陽市），以便在有利時機北進威脅許都。
曹操為了解除許都的威脅，便在建安二年的正月，率大兵出征。
曹操的軍隊開到淯水（白河），張繡就率領全軍投降曹操。
曹操在接受張繡投降之後，卻把張繡的叔母（即張濟的後妻）娶去作妾，這使張繡心懷不滿。
曹操又想用重金收買張繡親信胡車兒刺殺張繡。
計劃洩露，張繡就對曹操大營發動突然襲擊，殺死曹操的長子曹昂和侄子曹安民，将士死傷甚多，曹操的衛隊長校尉典韋和衛隊十多人，也都力戰而死。
曹操也險些被殺，他在逃走時，自己的左臂和坐馬都被流矢射傷，僥幸逃命。
曹操沿途收集散兵，退到舞陰（今河南泌陽西北），擊退了張繡的追軍，才退回許都。
同年的冬天，曹操又進軍宛城，張繡退屯穰縣（今河南鄧州）。
南陽郡的宛、穰都是荊州牧劉表的勢力範圍，劉表不得不出兵和張繡配合，抵抗曹操。
曹操怕和劉表作戰之際，河北的袁紹出兵南下襲擊許都，于是決定迅速撤退。
劉表當時據有荊州八郡，“南收零（零陵郡治泉陵，今湖南零陵北）、桂（桂林郡治郴，今湖南郴州），北據漢川（漢水流域），地方數千裡，帶甲十餘萬”（《三國志·魏志·劉表傳》），在當時算是勢力很強的一個州牧。
在曹操攻宛、穰時，他也發兵配合張繡，進行抵抗。
但是他對漢帝始終“不失貢職”，不斷向許都供應物資。
對待河北的袁紹也表示“不背盟主”（《三國志·魏志·劉表傳》注引《漢晉春秋》）。
隻是想自守一方，“保江漢間，觀天下變”（《三國志·魏志·劉表傳》），是一個沒有“四方志”的人物。
在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情況之下，隻要曹操不去侵犯荊州，劉表是決不會舉兵進攻許都的。
所以曹操不必首先解決劉表。
袁紹卻不是這樣。
他在當時已跨據冀、幽、并、青四州，包括今河北、山西兩省，以及河南省黃河以北一部分地區和山東省膠州半島地區。
這時袁紹力量相當強，僅冀州一州就有民戶百萬家，倘使征發全部及齡壯丁，可得精兵三十萬人。
曹操的實力是遠遠比不上他的。
不過這時袁紹正在集中全力包圍易京（今河北雄縣西北），企圖解決盤踞幽州的公孫瓒；然後再“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據“天下六分之五”（《三國志·魏志·荀彧傳》），來包圍曹操。
所以對曹操來說，袁紹是當時最強大也是他最主要的敵手。
不過曹操要和袁紹決一雌雄，必須避免兩線作戰的不利局面。
當時呂布占領了徐州，曹操如果不消滅呂布，将來就很難擺脫這個兩線作戰的不利局面。
呂布自和曹操争奪兖州的領導權失敗之後，就退到了徐州。
這時徐州牧陶謙剛病死，劉備接任了徐州牧。
呂布投奔劉備不久，趁劉備出擊袁術的機會，乘虛襲取了劉備的根據地下邳（今江蘇睢甯西北），自稱徐州刺史。
劉備一度向呂布求和，後來因受呂布攻擊，投奔曹操。
呂布的将領像陳宮等有不少人是從曹操的部下叛變投到呂布那裡去的，他們還想打回兖州去。
因此，倘使呂布占領徐州較長時期，誠如曹操謀臣荀攸所分析的：“布骁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
”（《三國志·魏志·荀攸傳》注引《魏書》）這樣，倘使曹操與袁紹決戰，呂布就會配合袁紹夾攻曹操，那時曹操腹背受敵，兩線作戰，無疑就會遭到失敗。
所以曹操的謀臣郭嘉向曹操建議，趁袁紹“方北擊公孫瓒，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
他并且指出，倘“不先取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此深害也”（《三國志·魏志·郭嘉傳》注引《傅子》）。
而曹操另一謀臣荀彧也指出：“今與公争天下者，唯袁紹爾。
”他除了詳細分析曹、袁的優劣諸點以外，也認為倘“不先取呂布”，就會造成以後兩線作戰的被動局面，“河北未易圖”（《三國志·魏志·荀彧傳》）。
曹操聽從了謀臣的分析，就決定先取呂布，然後到适當時機，再和袁紹決戰。
曹操在建安三年（公元198年）九月，發動對呂布的進攻，并利用了劉備，和備聯軍向徐州進發。
十月初，攻取了彭城（今江蘇徐州市），進圍下邳。
呂布沒有聽從部下陳宮等人用遊軍切斷曹操糧道的意見，卻死守下邳，等待袁術救兵。
曹操久圍下邳不克，後來引沂水、泗水灌城，城内外一片汪洋，呂布部将宋憲等遂縛陳宮投降曹操。
呂布退守下邳南門的城樓&mdash&mdash白門樓，最後也還是投降。
曹操下令把呂布和陳宮絞死，而留用了呂布部将張遼、臧霸等人。
袁術龜縮在淮南壽春，不敢救援呂布。
最後勢窮力竭，怕壽春守不住，想前往青州投靠袁紹長子袁譚，又怕曹操中途截擊。
不久就嘔血而死。
他的殘部，以後都被孫策接收過去了。
劉備投靠曹操時，曹操用漢政府名義任命劉備做豫州牧。
不久劉備随曹操攻下呂布，又被任命為左将軍。
這時許都正醞釀着一次反曹操的政變，參與其事的有漢車騎将軍董承、長水校尉種輯等，劉備和他們有些往來。
湊巧曹操派劉備率兵去徐州堵擊袁術北上，劉備到了下邳，就殺了曹操的徐州刺史車胄，反起曹操來了。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正月，董承等反曹操的陰謀洩露，曹操殺了董承、種輯等人，随即東征劉備。
有人認為與曹操争天下的是袁紹，勸曹操不必親提大兵去打劉備。
曹操的回答很簡單，“今不擊，必有後患”（《三國志·魏志·武帝紀》）。
實際上曹操還是怕将來和袁紹決戰時，腹背受敵。
曹操很快把劉備擊潰。
劉備被迫從徐州逃往青州，最後就逃到河北袁紹那裡去了。
曹操又派過去在青、兖一帶有潛在力量的将領臧霸，率領一部分精兵入青州，攻下齊（國都臨淄，今山東臨淄）、北海（郡治劇，今山東壽光東南）等郡國，防止了以後袁紹可能從青州方面配合主力發動的攻勢。
這樣，雖然袁紹力量強大，曹操力量較弱，但是曹操不斷取得了許多的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去剝奪敵人的許多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自己也就走出了戰略劣勢和戰略被動地位。
官渡之戰 曹操在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八月，聽到袁紹要南攻許都的消息，故先進軍黎陽（今河南浚縣東北）。
九月，曹操回到許都，分兵
第五是由于他在曆次戰役和長期政治生活中，鍛煉了非凡的指揮才能，積累了豐富的統治經驗，等等。
繼黃巾大起義之後，在東漢王朝的廢墟上，出現了無數塢壘堡壁。
那些屯塢自守、築壁相保的強宗豪族，即使為了軍事上的需要而作有計劃的遷移，他們也是帶領“賓客”、“部曲”、“宗族”，聚族而徙。
在統治階級的混戰中，他們的力量不僅沒有被摧毀，反而加強了。
其後割據一方的野心家為了擴張勢力來壓倒敵人，勢必要拉攏他們，曹操也不例外。
當時中原地區的強宗豪族如中牟人任峻“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三國志·魏志·任峻傳》），李典有“宗族、部曲三千餘家，&hellip&hellip萬三千餘口”（《三國志·魏志·李典傳》），谯人許褚“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三國志·魏志·許褚傳》），他們紛紛歸附曹操，構成曹魏政權堅固的基礎。
但是以“贅閹遺醜”（《三國志·魏志·袁紹傳》注引《魏氏春秋》）的曹操要和四世五公地跨冀、幽、青、并的袁紹來争奪天下，還是件不容易的事。
于是在曹操出任東郡太守之後，就設法籠絡士夫地主的首腦人物颍川荀淑之孫荀彧，再通過荀彧的關系，拉攏了好些士夫大地主，如彧從子荀攸、颍川郭嘉、戲志才、鐘繇、陳群、河内司馬懿、京兆杜畿等，這麼一來，曹操所代表的階層面變得更大了。
當時士夫大地主的莊園經濟正在發展，農民的依附隸屬程度正在加強，客觀上，這種正在發展的莊園經濟，對統一的東漢國家，正在起着一種瓦解的作用，但是他們在主觀上，卻還企圖早日恢複專制主義集權政治，來集中力量鎮壓農民起義，以發展他們的莊園經濟，鞏固他們的既得利益。
因此他們首先主張擁戴漢帝。
自從公元192年，王允殺董卓，卓将李傕、郭汜、樊稠、張濟等聯軍攻破長安以來，漢獻帝就落進他們的手中。
後來，李傕、郭汜自相火并，漢帝又被李傕所劫持。
李傕部将楊奉叛傕，擁漢帝退往陝縣（今河南陝縣），因受李傕、郭汜聯軍的逼迫，再從陝縣北渡黃河退到大陽（今山西平陸東北），這時跟得上漢帝撤退的公卿大臣，隻有幾十個人了。
到達大陽是公元196年十二月的事，朝廷的秩序更是蕩然無存。
史稱：“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群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
”（《三國志·魏志·董卓傳》注引《魏書》）皇帝的尊嚴掃地，将領往往自己帶了酒菜去請皇帝吃，倘使“侍中”不給他們通報，他們就“喧呼罵詈”，罵起街來。
最後因糧食發生恐慌，漢帝不得不渡河南下，回到洛陽。
洛陽那時是一片焦土，“宮室燒盡，街陌荒蕪”。
回都以後，百官沒有房屋住，隻能“披荊棘，依牆壁間”，搭些棚子來居住。
饑餓的威脅不但沒有解除，而且更加嚴重，史稱：“群僚饑乏，尚書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饑死牆壁間。
”（《後漢書·獻帝紀》）東漢國家的元首&mdash&mdash皇帝到了這般田地，也真是走到窮途末路了。
當漢帝逃到河東的時候，袁紹的謀臣沮授勸袁紹“迎大駕安宮邺都”，這樣就可以“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讨不庭”（《三國志·魏志·袁紹傳》注引《獻帝傳》）。
可是袁紹聽從了另一部分将領如郭圖、淳于瓊等人意見，認為把皇帝接來邺城，動不動就要向皇帝請示，反而事事受到牽制，這不是好辦法。
因此袁紹沒有接受沮授的建議。
曹操在公元195年擊走呂布，接着又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二月，擊敗汝南颍川一帶的黃巾農民軍，攻下許縣（今河南許昌），勢力更大大地擴展起來。
這時漢帝已回到洛陽，荀彧首先向曹操建議，“奉迎天子都許”。
并告誡曹操說：“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
”（《後漢書·荀彧傳》）曹操乃派曹洪引兵先行，接着親自趕到洛陽，朝見漢帝，借口洛陽殘破，把漢帝接到許縣，暫定許為漢王朝的都城。
并用漢帝名義任命荀彧為侍中，守尚書令，使自己出外征伐時，中樞的大政可由荀彧來調度。
漢帝從此就成為曹操手掌中的傀儡了。
曹操到洛陽朝見漢帝後，漢帝就任命曹操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
遷都于許時，曹操又用漢帝名義任命自己為大将軍。
由于袁紹反對，才把大将軍的頭銜讓給袁紹，自己做司空，行車騎将軍事。
自從曹操迎漢帝都許以後，“挾天子以令諸侯”，不僅使自己的地位高出一切文臣武将，而且此後發号施令或是征伐異己，都用漢帝名義，名正言順，造成了政治上極大的優勢。
曹操興置屯田的成功 在曹操統一北方的許多重要因素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要算曹操的在内地推行屯田政策了。
當時戰争形勢變化不定，軍事集團要想站得住，除了有兵以外，還要有糧。
在國家統一時代，糧食的來源，全靠向農村小生産者征收租課。
自荒亂之後，人民流亡，土地荒蕪，“名都空而不居，百裡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仲長統《昌言·理亂篇》）。
依附于世家大族莊園下的部曲佃客，對政府也不再出租賦和服徭役。
因此，州郡方鎮的割據之雄，到這時也到了無兵可募、無糧可征的地步。
如袁紹河北的軍隊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曹操和呂布争奪兖州時，軍隊糧食缺乏，東阿人程昱“略其本縣，供三日糧”（《三國志·魏志·程昱傳》注引《世語》）。
糧食問題嚴重到如此程度，所以有些軍事集團并不是被敵人打敗，隻是本身“率乏糧谷”，就“瓦解流離，無敵而自破”（《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
糧食問題固然嚴重，比這更嚴重的，即黃巾大起義雖然被統治階級殘酷地鎮壓了，而兩漢以來的流民問題，迄未解決，因此各地的農民起義仍是此起彼伏，在持續地進行鬥争。
曹操懾于農民起義的巨大威力，不得不首先考慮解決流民問題，這樣，由政府在内地推行屯田，使失去土地的農民重新和土地結合起來便成為首要的問題了。
屯田的土地是不成問題的，人民大流移使土地荒蕪，這些荒蕪無主的土地，都已變成國家的公田。
《三國志·魏志·司馬朗傳》稱“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仲長統《昌言·損益篇》稱“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當時可供屯墾的荒地是大量存在的。
問題在于如果大規模地推行屯田，需要衆多的勞動力，曹操又從哪兒去招募來呢?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在鞏固了兖州統治權之後，進圍汝南、颍川黃巾，許下一戰，殺黃巾軍首領黃邵，另一部分黃巾軍首領何儀、何曼出賣農民軍投降曹操，曹操把他們收編了下來。
這支隊伍本來是由農民組合成的，不管男女老小，他們都有相當豐富的生産經驗和熟練的勞動技能；同時在這次戰役中曹操還從農民軍手裡掠奪到不少農具和耕牛，誠如統治階級的史書上所記載着的“及破黃巾，定許，得&lsquo賊&rsquo資業”（《三國志·魏志·任峻傳》注引《魏武故事》），曹操因此就采取了兩漢以來邊疆上軍事屯田的一種組織形式，把他們編制在土地之上，強迫他們進行生産，這就是下面要講到的民屯和兵屯。
曹操的募民屯田，開始于建安元年的許下屯田，一歲得谷百萬斛。
以後又大規模地在“州郡列置田官，所在積谷，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廪皆滿”（《三國志·魏志·任峻傳》），“五年中，倉廪豐實”（《三國志·魏志·國淵傳》），以後每年可以收獲到谷物達數千萬斛之多。
這樣，不但北方的農業經濟得以逐漸恢複，而且也解決了軍糧問題，使曹操具備了統一北方的雄厚經濟基礎。
同時，我們在上面反複提到過的兩漢以來出現的流民問題，也暫時獲得了解決，使以前失去土地和脫離土地的農民，又以隸屬性很強的隸屬農民身份，複歸于土地，複歸于農業，這标志着一種社會危機暫時取得緩和。
但是由于屯田的實施，耕種屯田土地的一部分農民，身份比起自耕農民來是大大地低落了，隸屬關系是大大地強化了。
政府成為大土地所有者，自己經營屯田，役使“屯田客”、“佃兵”，從事農業勞動，這樣，政府便成為最大的地主，“屯田客”、“佃兵”成為在屯田土地上耕作的隸屬農民。
官渡會戰前曹操的攻取徐州 曹操鞏固了兖州的統治權，并迎漢帝都許之後，董卓的殘部有不少人還想把漢帝從曹操手裡搶走，但都沒有得手。
當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的秋冬之交，西北軍的一支由張濟率領曾向荊州推進，被荊州牧劉表擊敗，張濟中流矢而死，他的部隊由其侄兒張繡率領，投降劉表。
劉表接受了張繡的投降後，命張繡屯軍宛縣（今河南南陽市），以便在有利時機北進威脅許都。
曹操為了解除許都的威脅，便在建安二年的正月，率大兵出征。
曹操的軍隊開到淯水（白河），張繡就率領全軍投降曹操。
曹操在接受張繡投降之後，卻把張繡的叔母（即張濟的後妻）娶去作妾，這使張繡心懷不滿。
曹操又想用重金收買張繡親信胡車兒刺殺張繡。
計劃洩露，張繡就對曹操大營發動突然襲擊，殺死曹操的長子曹昂和侄子曹安民，将士死傷甚多，曹操的衛隊長校尉典韋和衛隊十多人，也都力戰而死。
曹操也險些被殺，他在逃走時，自己的左臂和坐馬都被流矢射傷，僥幸逃命。
曹操沿途收集散兵，退到舞陰（今河南泌陽西北），擊退了張繡的追軍，才退回許都。
同年的冬天，曹操又進軍宛城，張繡退屯穰縣（今河南鄧州）。
南陽郡的宛、穰都是荊州牧劉表的勢力範圍，劉表不得不出兵和張繡配合，抵抗曹操。
曹操怕和劉表作戰之際，河北的袁紹出兵南下襲擊許都，于是決定迅速撤退。
劉表當時據有荊州八郡，“南收零（零陵郡治泉陵，今湖南零陵北）、桂（桂林郡治郴，今湖南郴州），北據漢川（漢水流域），地方數千裡，帶甲十餘萬”（《三國志·魏志·劉表傳》），在當時算是勢力很強的一個州牧。
在曹操攻宛、穰時，他也發兵配合張繡，進行抵抗。
但是他對漢帝始終“不失貢職”，不斷向許都供應物資。
對待河北的袁紹也表示“不背盟主”（《三國志·魏志·劉表傳》注引《漢晉春秋》）。
隻是想自守一方，“保江漢間，觀天下變”（《三國志·魏志·劉表傳》），是一個沒有“四方志”的人物。
在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情況之下，隻要曹操不去侵犯荊州，劉表是決不會舉兵進攻許都的。
所以曹操不必首先解決劉表。
袁紹卻不是這樣。
他在當時已跨據冀、幽、并、青四州，包括今河北、山西兩省，以及河南省黃河以北一部分地區和山東省膠州半島地區。
這時袁紹力量相當強，僅冀州一州就有民戶百萬家，倘使征發全部及齡壯丁，可得精兵三十萬人。
曹操的實力是遠遠比不上他的。
不過這時袁紹正在集中全力包圍易京（今河北雄縣西北），企圖解決盤踞幽州的公孫瓒；然後再“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據“天下六分之五”（《三國志·魏志·荀彧傳》），來包圍曹操。
所以對曹操來說，袁紹是當時最強大也是他最主要的敵手。
不過曹操要和袁紹決一雌雄，必須避免兩線作戰的不利局面。
當時呂布占領了徐州，曹操如果不消滅呂布，将來就很難擺脫這個兩線作戰的不利局面。
呂布自和曹操争奪兖州的領導權失敗之後，就退到了徐州。
這時徐州牧陶謙剛病死，劉備接任了徐州牧。
呂布投奔劉備不久，趁劉備出擊袁術的機會，乘虛襲取了劉備的根據地下邳（今江蘇睢甯西北），自稱徐州刺史。
劉備一度向呂布求和，後來因受呂布攻擊，投奔曹操。
呂布的将領像陳宮等有不少人是從曹操的部下叛變投到呂布那裡去的，他們還想打回兖州去。
因此，倘使呂布占領徐州較長時期，誠如曹操謀臣荀攸所分析的：“布骁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
”（《三國志·魏志·荀攸傳》注引《魏書》）這樣，倘使曹操與袁紹決戰，呂布就會配合袁紹夾攻曹操，那時曹操腹背受敵，兩線作戰，無疑就會遭到失敗。
所以曹操的謀臣郭嘉向曹操建議，趁袁紹“方北擊公孫瓒，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
他并且指出，倘“不先取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此深害也”（《三國志·魏志·郭嘉傳》注引《傅子》）。
而曹操另一謀臣荀彧也指出：“今與公争天下者，唯袁紹爾。
”他除了詳細分析曹、袁的優劣諸點以外，也認為倘“不先取呂布”，就會造成以後兩線作戰的被動局面，“河北未易圖”（《三國志·魏志·荀彧傳》）。
曹操聽從了謀臣的分析，就決定先取呂布，然後到适當時機，再和袁紹決戰。
曹操在建安三年（公元198年）九月，發動對呂布的進攻，并利用了劉備，和備聯軍向徐州進發。
十月初，攻取了彭城（今江蘇徐州市），進圍下邳。
呂布沒有聽從部下陳宮等人用遊軍切斷曹操糧道的意見，卻死守下邳，等待袁術救兵。
曹操久圍下邳不克，後來引沂水、泗水灌城，城内外一片汪洋，呂布部将宋憲等遂縛陳宮投降曹操。
呂布退守下邳南門的城樓&mdash&mdash白門樓，最後也還是投降。
曹操下令把呂布和陳宮絞死，而留用了呂布部将張遼、臧霸等人。
袁術龜縮在淮南壽春，不敢救援呂布。
最後勢窮力竭，怕壽春守不住，想前往青州投靠袁紹長子袁譚，又怕曹操中途截擊。
不久就嘔血而死。
他的殘部，以後都被孫策接收過去了。
劉備投靠曹操時，曹操用漢政府名義任命劉備做豫州牧。
不久劉備随曹操攻下呂布，又被任命為左将軍。
這時許都正醞釀着一次反曹操的政變，參與其事的有漢車騎将軍董承、長水校尉種輯等，劉備和他們有些往來。
湊巧曹操派劉備率兵去徐州堵擊袁術北上，劉備到了下邳，就殺了曹操的徐州刺史車胄，反起曹操來了。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正月，董承等反曹操的陰謀洩露，曹操殺了董承、種輯等人，随即東征劉備。
有人認為與曹操争天下的是袁紹，勸曹操不必親提大兵去打劉備。
曹操的回答很簡單，“今不擊，必有後患”（《三國志·魏志·武帝紀》）。
實際上曹操還是怕将來和袁紹決戰時，腹背受敵。
曹操很快把劉備擊潰。
劉備被迫從徐州逃往青州，最後就逃到河北袁紹那裡去了。
曹操又派過去在青、兖一帶有潛在力量的将領臧霸，率領一部分精兵入青州，攻下齊（國都臨淄，今山東臨淄）、北海（郡治劇，今山東壽光東南）等郡國，防止了以後袁紹可能從青州方面配合主力發動的攻勢。
這樣，雖然袁紹力量強大，曹操力量較弱，但是曹操不斷取得了許多的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去剝奪敵人的許多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自己也就走出了戰略劣勢和戰略被動地位。
官渡之戰 曹操在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八月，聽到袁紹要南攻許都的消息，故先進軍黎陽（今河南浚縣東北）。
九月，曹操回到許都，分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