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東漢王朝的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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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帝竟不鑄錢”（《後漢書·劉陶傳》）。
這都說明由于社會經濟危機的正在日益加深，因此，商品貨币關系規模也正在逐漸縮小。
到了東漢統治總崩潰階段，史稱由于董卓“壞五铢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鐘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谷石數萬”（《後漢書·董卓傳》）。
“自是後，錢貨不行。
”（《三國志·魏志·董卓傳》）事實上，倘使錢貨的不行單純是董卓破壞五铢錢系統所造成币制紊亂的結果，那麼以後曹操複廢小錢，行用五铢，交換經濟就應該很快重新活躍起來了，然而曆史事實卻不是如此。
五铢的鑄币，迄建安之世（公元196&mdash220年），幾近于廢棄，谷帛等實物經濟，代替執行貨币的性能；到了曹丕黃初二年（公元221年），終于廢止使用五铢錢，使“百姓以谷帛為市”（《晉書·食貨志》）。
可見魏、晉時期的貨币近于廢棄，不能全部推诿責任于董卓的破壞五铢錢系統。
董卓的這種舉動，不過加深了東漢的社會經濟危機，使物價騰貴，人民生活更加困難；而促使貨币從此一度近于廢棄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伴随着東漢王朝滅亡而來的生産力遭到巨大的破壞，農業趨于衰落，手工業由于依附農民缺乏購買力而更和農業結合在一起，而使銷路縮減，商業停滞，人口減少。
自春秋戰國以來，從王侯的營壘基址上發展起來的城市，至此日益喪失其曾經有過的政治經濟意義。
此後，在中國境内特别是黃河流域，湧現了無數塢壘堡壁，住在這些塢壘堡壁裡的“壘主”、“鄉豪”等地方封建貴族，他們的經濟與社會勢力大大加強，因此，地方實權分散在這些地方封建貴族的手裡。
固然，在魏、晉時期，中央集權還是在極困難的情況下被保存了下來，而且還微弱地向前發展，但是在自然經濟及各個塢壘堡壁間經濟聯系極其薄弱的條件下，終于使政治制度發生變化，使國家趨向分裂。
所以自東漢統治崩潰之後，一直到隋王朝的統一，這四百年間（公元189&mdash589年）除了西晉短短二十年（公元280&mdash300年）間一度統一以外，便出現了長期的分裂局面。
不過，我們雖然已經注意到地方封建貴族&mdash&mdash世家大族經濟勢力增長所産生的政治變革而促使政治上造成分割，并使國家分裂，但是秦、漢時的國家究竟不和居魯士和亞曆山大大帝的帝國，或者恺撒和查理大帝的帝國一樣，因為“這些帝國不曾有自己的經濟基礎，而是暫時的不鞏固的軍事行政的聯合。
&hellip&hellip這些帝國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語言的部落和部族的集合體”（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因此，他們的國家，一支解就衰落了。
而從兩漢過渡到魏、晉、南北朝，比起它們這些國家來說，固然破壞得也很厲害，但是并沒有完全衰落，就是因為漢族老早已經形成為具有比較統一的語言、地域、文化的“部族”。
固然由于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尚不可能發展為近代意義的“民族”，然而它已經是比較穩固的人類共同體，而不是暫時的不鞏固的軍事行政的聯合組織了。
所以東漢王朝統治崩潰以後，王權還是在極困難的情況下被保存了下來；到了西晉初年，還能一度統一；就是以後的胡羯遞嬗稱帝，鮮卑建立北朝，亦是由于漢人的文化和經濟生活，一切都高出于他們，因此使他們很快漢化了。
這些邊疆内外部落或部族入居中原地區後，甚至忘掉或廢止了自己的語言，而改說漢語，最終融合于漢部族之中。
所以我們認為，東漢王朝統治的崩潰，固然造成了四百年的分裂的局面，然而這一分裂，并沒有使中國衰落，它隻可算作是後來創造國家中央集權化的經濟前提的一個準備階段而已。
*** [1] 本節論點參考侯外廬先生主編《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第一章《漢代社會與漢代思想》。
[2] 桓譚《新論》：漢宣以來，百姓賦斂，一歲為四十餘萬萬。
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于都内為禁财；少府所領園地作務之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
[3] 《晉書·庾峻傳》：颍川鄢陵人也。
祖乘&hellip&hellip峻少&hellip&hellip遊京師，聞魏散騎常侍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
林嘗就乘學，見峻，流涕良久曰：“&hellip&hellip鄢陵舊五六萬戶，聞今裁有數百。
” [4] 《後漢書·仲長統傳》李賢注：獻帝嬰董卓之禍，英雄棋峙，白骨膏野，兵亂相尋，三十餘年。
三方既甯，萬不存一也。
《三國志·吳志·朱治傳》注引《江表傳》：中國蕭條，或百裡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
《三國志·吳志·孫堅傳》注引《江表傳》：舊京空虛，數百裡中無煙火。
《三國志·魏志·王昶傳》：文帝踐祚&hellip&hellip〔昶〕為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
[5] 《後漢書·劉虞傳》：青、徐士庶，避亂歸虞〔于幽州〕者，百餘萬口。
[6] 《三國志·魏志·衛凱傳》：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
《三國志·蜀志·劉璋傳》注引《英雄記》：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
《三國志·魏志·張魯傳》：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當時張魯據有漢中）者數萬家。
[7] 《續漢書·五行志》：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孑遺。
”&hellip&hellip十三年無孑遺者，言十三年（公元208年），〔劉〕表又當死，民當移詣冀州也。
[8] 《三國志·魏志·辛毗傳》：〔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hellip&hellip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
”帝遂徙其半。
[9] 《三國志·吳志·孫權傳》：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廬江、九江、蕲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皖城。
[10] 《三國志·魏志·邴原傳》：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
《三國志·吳志·士燮傳》：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
[11] 《續漢書·五行志》：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夏四月，會稽大疫。
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冬，京都大疫（劉昭注引張衡明年上封事曰：“臣竊見京師&hellip&hellip民多病死，死有滅戶，人人恐懼&hellip&hellip”）。
《後漢書·桓帝紀》：建和三年（公元149年）十一月甲申，诏曰：“&hellip&hellip今京師厮舍（李賢注：“厮舍，賤役人之舍”），死者相枕，郡縣阡陌，處處有之&hellip&hellip”《續漢書·五行志》：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正月，京都大疫。
二月，九江、廬江又疫。
延熹四年正月，大疫。
靈帝建甯四年（公元171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公元173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春，大疫。
五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正月，大疫。
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大疫。
（劉昭注引魏文帝書與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
”魏陳思王常說疫氣雲：“家家有強屍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門而殪，或舉族而喪者。
”） [12] 《三國志·魏志·張繡傳》：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
《三國志·魏志·陳群傳》：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
《三國志·魏志·杜畿傳子恕附傳》：〔恕〕上疏曰：“&hellip&hellip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hellip&hellip。
” 《三國志·魏志·蔣濟傳》：景初中&hellip&hellip濟上疏曰：“&hellip&hellip今雖有十二州（兖、豫、司、冀、荊、揚、青、徐、幽、并、雍、涼十二州也），至于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hellip&hellip。
” 《續漢書·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曰：&hellip&hellip獻帝即位，而董卓興亂，火焚宗廟，劫禦西遷，京師蕭條，豪傑并争。
&hellip&hellip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内兇荒&hellip&hellip白骨盈野&hellip&hellip遂有寇戎，雄雌未定，割剝庶民，三十餘年。
及&hellip&hellip文帝授〔受〕禅，人衆之損，萬有一存。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人。
又案正始五年（公元244年）揚威将軍朱照日所上吳之所領兵戶，九十三萬二千，推其民數，不能多蜀矣。
昔漢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南陽戶五十餘萬，汝南戶四十餘萬，方之于今，三帝鼎足，不逾二郡；加有食祿複除之民，兇年饑疾之難，見可供役，裁若一郡。
以一郡之人，供三帝之用，斯亦勤矣！
這都說明由于社會經濟危機的正在日益加深，因此，商品貨币關系規模也正在逐漸縮小。
到了東漢統治總崩潰階段，史稱由于董卓“壞五铢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鐘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谷石數萬”（《後漢書·董卓傳》）。
“自是後，錢貨不行。
”（《三國志·魏志·董卓傳》）事實上，倘使錢貨的不行單純是董卓破壞五铢錢系統所造成币制紊亂的結果，那麼以後曹操複廢小錢，行用五铢，交換經濟就應該很快重新活躍起來了，然而曆史事實卻不是如此。
五铢的鑄币，迄建安之世（公元196&mdash220年），幾近于廢棄，谷帛等實物經濟，代替執行貨币的性能；到了曹丕黃初二年（公元221年），終于廢止使用五铢錢，使“百姓以谷帛為市”（《晉書·食貨志》）。
可見魏、晉時期的貨币近于廢棄，不能全部推诿責任于董卓的破壞五铢錢系統。
董卓的這種舉動，不過加深了東漢的社會經濟危機，使物價騰貴，人民生活更加困難；而促使貨币從此一度近于廢棄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伴随着東漢王朝滅亡而來的生産力遭到巨大的破壞，農業趨于衰落，手工業由于依附農民缺乏購買力而更和農業結合在一起，而使銷路縮減，商業停滞，人口減少。
自春秋戰國以來，從王侯的營壘基址上發展起來的城市，至此日益喪失其曾經有過的政治經濟意義。
此後，在中國境内特别是黃河流域，湧現了無數塢壘堡壁，住在這些塢壘堡壁裡的“壘主”、“鄉豪”等地方封建貴族，他們的經濟與社會勢力大大加強，因此，地方實權分散在這些地方封建貴族的手裡。
固然，在魏、晉時期，中央集權還是在極困難的情況下被保存了下來，而且還微弱地向前發展，但是在自然經濟及各個塢壘堡壁間經濟聯系極其薄弱的條件下，終于使政治制度發生變化，使國家趨向分裂。
所以自東漢統治崩潰之後，一直到隋王朝的統一，這四百年間（公元189&mdash589年）除了西晉短短二十年（公元280&mdash300年）間一度統一以外，便出現了長期的分裂局面。
不過，我們雖然已經注意到地方封建貴族&mdash&mdash世家大族經濟勢力增長所産生的政治變革而促使政治上造成分割，并使國家分裂，但是秦、漢時的國家究竟不和居魯士和亞曆山大大帝的帝國，或者恺撒和查理大帝的帝國一樣，因為“這些帝國不曾有自己的經濟基礎，而是暫時的不鞏固的軍事行政的聯合。
&hellip&hellip這些帝國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語言的部落和部族的集合體”（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因此，他們的國家，一支解就衰落了。
而從兩漢過渡到魏、晉、南北朝，比起它們這些國家來說，固然破壞得也很厲害，但是并沒有完全衰落，就是因為漢族老早已經形成為具有比較統一的語言、地域、文化的“部族”。
固然由于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尚不可能發展為近代意義的“民族”，然而它已經是比較穩固的人類共同體，而不是暫時的不鞏固的軍事行政的聯合組織了。
所以東漢王朝統治崩潰以後，王權還是在極困難的情況下被保存了下來；到了西晉初年，還能一度統一；就是以後的胡羯遞嬗稱帝，鮮卑建立北朝，亦是由于漢人的文化和經濟生活，一切都高出于他們，因此使他們很快漢化了。
這些邊疆内外部落或部族入居中原地區後，甚至忘掉或廢止了自己的語言，而改說漢語，最終融合于漢部族之中。
所以我們認為，東漢王朝統治的崩潰，固然造成了四百年的分裂的局面，然而這一分裂，并沒有使中國衰落，它隻可算作是後來創造國家中央集權化的經濟前提的一個準備階段而已。
*** [1] 本節論點參考侯外廬先生主編《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第一章《漢代社會與漢代思想》。
[2] 桓譚《新論》：漢宣以來，百姓賦斂，一歲為四十餘萬萬。
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于都内為禁财；少府所領園地作務之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
[3] 《晉書·庾峻傳》：颍川鄢陵人也。
祖乘&hellip&hellip峻少&hellip&hellip遊京師，聞魏散騎常侍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
林嘗就乘學，見峻，流涕良久曰：“&hellip&hellip鄢陵舊五六萬戶，聞今裁有數百。
” [4] 《後漢書·仲長統傳》李賢注：獻帝嬰董卓之禍，英雄棋峙，白骨膏野，兵亂相尋，三十餘年。
三方既甯，萬不存一也。
《三國志·吳志·朱治傳》注引《江表傳》：中國蕭條，或百裡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
《三國志·吳志·孫堅傳》注引《江表傳》：舊京空虛，數百裡中無煙火。
《三國志·魏志·王昶傳》：文帝踐祚&hellip&hellip〔昶〕為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
[5] 《後漢書·劉虞傳》：青、徐士庶，避亂歸虞〔于幽州〕者，百餘萬口。
[6] 《三國志·魏志·衛凱傳》：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
《三國志·蜀志·劉璋傳》注引《英雄記》：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
《三國志·魏志·張魯傳》：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當時張魯據有漢中）者數萬家。
[7] 《續漢書·五行志》：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孑遺。
”&hellip&hellip十三年無孑遺者，言十三年（公元208年），〔劉〕表又當死，民當移詣冀州也。
[8] 《三國志·魏志·辛毗傳》：〔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hellip&hellip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
”帝遂徙其半。
[9] 《三國志·吳志·孫權傳》：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廬江、九江、蕲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皖城。
[10] 《三國志·魏志·邴原傳》：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
《三國志·吳志·士燮傳》：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
[11] 《續漢書·五行志》：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夏四月，會稽大疫。
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冬，京都大疫（劉昭注引張衡明年上封事曰：“臣竊見京師&hellip&hellip民多病死，死有滅戶，人人恐懼&hellip&hellip”）。
《後漢書·桓帝紀》：建和三年（公元149年）十一月甲申，诏曰：“&hellip&hellip今京師厮舍（李賢注：“厮舍，賤役人之舍”），死者相枕，郡縣阡陌，處處有之&hellip&hellip”《續漢書·五行志》：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正月，京都大疫。
二月，九江、廬江又疫。
延熹四年正月，大疫。
靈帝建甯四年（公元171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公元173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春，大疫。
五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正月，大疫。
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大疫。
（劉昭注引魏文帝書與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
”魏陳思王常說疫氣雲：“家家有強屍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門而殪，或舉族而喪者。
”） [12] 《三國志·魏志·張繡傳》：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
《三國志·魏志·陳群傳》：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
《三國志·魏志·杜畿傳子恕附傳》：〔恕〕上疏曰：“&hellip&hellip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hellip&hellip。
” 《三國志·魏志·蔣濟傳》：景初中&hellip&hellip濟上疏曰：“&hellip&hellip今雖有十二州（兖、豫、司、冀、荊、揚、青、徐、幽、并、雍、涼十二州也），至于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hellip&hellip。
” 《續漢書·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曰：&hellip&hellip獻帝即位，而董卓興亂，火焚宗廟，劫禦西遷，京師蕭條，豪傑并争。
&hellip&hellip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内兇荒&hellip&hellip白骨盈野&hellip&hellip遂有寇戎，雄雌未定，割剝庶民，三十餘年。
及&hellip&hellip文帝授〔受〕禅，人衆之損，萬有一存。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人。
又案正始五年（公元244年）揚威将軍朱照日所上吳之所領兵戶，九十三萬二千，推其民數，不能多蜀矣。
昔漢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南陽戶五十餘萬，汝南戶四十餘萬，方之于今，三帝鼎足，不逾二郡；加有食祿複除之民，兇年饑疾之難，見可供役，裁若一郡。
以一郡之人，供三帝之用，斯亦勤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