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東漢王朝的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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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帝弟劉協為皇帝（獻帝），卓自稱相國。
不久用毒藥把少帝毒死。
董卓初入洛陽，要想拉攏人才，鞏固政權，也曾起用當時著名的“黨锢”中人荀爽、陳紀、韓融等為公卿；又聽從“黨人”的推薦，以韓馥為冀州牧，劉岱為兖州刺史，孔伷為豫州刺史，張邈為陳留太守，張咨為南陽太守。
但是由于董卓輕率廢殺太後、少帝，引起士夫官僚的普遍不滿，因此他所任命的山東牧守，個個都舉兵來反對他。
袁紹從他高祖父袁安以來，四代出了五個三公，“門生故吏，遍于天下”（《後漢書·袁紹傳》）。
消滅宦官時，袁紹又出了大力。
他是反對董卓廢殺少帝、立獻帝的，他反對董卓這種做法，并不是要興複漢室，而是認為這樣做會喪失人心，招緻失敗。
袁紹既和董卓鬧翻，怕董卓殺他，逃奔河北。
後來董卓聽到袁紹還在河北帶頭反對他，他就盡殺袁氏在洛陽和長安兩地的家屬，自太傅袁隗以下死者五十餘人。
山東的州郡牧守，都紛紛起兵，号為袁家報仇，推袁紹為盟主，共同聲讨董卓。
董卓見洛陽受到關東（潼關以東）軍的威脅，而黃巾軍餘部以郭太為首的白波軍這時又集結在白波谷（在山西臨汾境内），人數已發展到十多萬人，有南渡黃河截斷董卓後路的動向。
董卓于是慌忙挾持漢獻帝退至西北軍的根據地長安。
卓入關之後，“又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後漢書·董卓傳》）；又數殺大臣，欲以立威，更弄得統治階級内部上下離心，人人自危。
司徒王允串通董卓部将呂布等共殺卓，并滅其家族。
長安士卒聞董卓死，皆歡呼稱萬歲，百姓歌舞于道。
長安居民把有限的一些裝飾品和衣服都賣掉了，沽酒買肉相慶祝，“填滿街肆”，反映了人民對董卓的極度仇恨。
王允雖然果斷地把董卓殺了，但善後的工作做得很不好。
大名士蔡邕，是當時第一流的學者，在宦官擅政時期，蔡邕受到迫害，亡命吳會達十二年之久。
董卓得政之後，蔡邕被迫出仕，做到左中郎将。
由于蔡邕以前曾在一次會議上開罪了王允，王允殺掉董卓後，就借蔡邕同情董卓這個罪名把他也殺了。
同時王允自謂有殺董卓之功，驕傲自大，接待人士，“每乏溫潤之色”（《後漢書·王允傳》），實際上就把自己孤立起來了。
王允更為失策的是在董卓死後，董卓的部衆尚有十多萬人，王允不願下赦令赦免他們，加以收編，而堅持要他們解除武裝。
董卓的餘部認為王允偏向關東軍，西北軍“今日解兵，明日當複為魚肉矣”，就會被人消滅。
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等遂聯兵攻破長安，殺王允。
接着董卓的部将又彼此争權奪利，互相殘殺起來。
當董卓撤出洛陽時，卓“部兵燒洛陽城外面百裡。
〔卓〕又自将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家，城内掃地殄盡”（《三國志·魏志·董卓傳》注引《續漢書》）。
“〔卓〕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于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饑餓寇掠，積屍盈路。
”（《後漢書·董卓傳》）卓死時，“三輔民尚數十萬戶，卓将李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饑困”，“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複人迹”（《三國志·魏志·董卓傳》、《後漢書·董卓傳》）。
關中如此，山東地區的情況也沒有比關中好多少。
在山東，世家大族和地方牧守在聲讨董卓的同時，又互相厮殺起來。
正如《三國志·魏志·文帝紀》注引《典論·自叙》中所說的：“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裡相赴。
&hellip&hellip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滅。
”“關東諸州郡起兵，衆數十萬，皆集荥陽及河内，諸将不能相一，縱兵抄掠，民人死者且半。
”（《三國志·魏志·司馬朗傳》）青州素殷實，戶至百萬，刺史焦和參加内戰，“不暇為民保障，&hellip&hellip州遂蕭條，悉為丘墟”（《三國志·魏志·袁紹傳》注引《九州春秋》）。
其後曹操與徐州牧陶謙戰，時“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操至，“坑殺男女數萬口于泗水，水為不流”，操“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複行人”（《三國志·魏志·荀彧傳》注引《曹瞞傳》）。
大抵當時最富庶的地方，也就是戰争最激烈的地方，如陳留、颍川兩郡，其全盛時，陳留戶十七萬七千、口八十六萬九千，颍川戶二十六萬三千、口百四十三萬六千（《續漢書·郡國志》），以後都被戰争破壞得荒涼不堪；涿郡舊有民戶十萬、口六十三萬（《續漢書·郡國志》），到了曹魏時，隻“領戶三萬”（《三國志·魏志·崔林傳》注引《魏名臣表》）了；鄢陵（屬颍川郡，今河南鄢陵）舊有民戶五六萬家，經過戰火浩劫之後，也隻剩下數百民戶[3]；人口集中的黃河流域，“名都空而不居，百裡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仲長統《昌言·理亂篇》），“野戰死亡，或門殚亡盡”（《三國志·魏志·明帝紀》注引《魏略》），“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三國志·魏志·文帝紀》注引《典論·自叙》），造成了“千裡無人煙”與“白骨蔽平原”的悲慘景象[4]。
随着統治階級的混戰，農業生産遭到巨大的破壞，因而招緻了人為的饑荒。
“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
&hellip&hellip州裡蕭條。
”（《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劉備“軍在廣陵，饑餓困敗，吏士大小自相啖食”（《三國志·蜀志·先主傳》注引《英雄記》）；曹操與呂布相持，操軍“乏食，〔東阿人程〕昱略其本縣，供三日糧”（《三國志·魏志·程昱傳》注引《世語》）。
軍隊有武力可以依靠，猶缺乏糧食到這樣地步，一般人民之饑餓死亡，可想而知了。
人民以鋒镝餘生，奔走四方。
青州人民流徙入幽州者百餘萬口[5]；關隴人民流徙入荊州者十餘萬家，流徙至益州者數萬家，流徙至漢中者又數萬家[6]；京雒之民流徙東出，至徐州者十餘萬口；南陽之民亦多流入益州；荊州之民，又移詣冀州[7]；冀州之民五萬戶，又移詣河南[8]；皖北、蘇北人民東渡長江，一次就有十餘萬戶之多[9]。
此外，避難遼東，遠至交州者，又以成千成萬計算[10]。
自公元2世紀20年代以來，中原一帶流行一種兇猛的疾疫[11]。
至此由于天災人禍，生産荒廢，疫勢更加猖獗。
人民除了颠沛鋒镝之間、流離海内之外，還要遭受到疾疫可怕的侵襲，“家家有強屍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門而殪，或舉族而喪者”，這又增加了人民死亡的數字。
大死喪大流徙的結果，中原戶口，十不存一。
曹操統一北方之後，占有十二州土地，至于民戶數卻隻抵得上漢時的一大郡[12]。
東漢桓帝永壽三年（公元157年）時，全國有戶一千六十七萬餘，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餘；至西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得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餘，口一千六百十六萬餘；經過了一百多年，人口反而減少，隻剩下了三分之一。
當然，這種人口驟減的原因，我們不能認為完全是由于戰争、疾疫的死亡；除了死亡而外，由于地方封建貴族&mdash&mdash世家大族經濟勢力的日益發展和鞏固，大部分過去獨立小農，在戰亂與流徙以後，不得不依附于世家大族，變為“部曲”和“佃客”。
這種依附農民一變成部曲、佃客之後，也就不再向政府呈報戶口。
蔭庇戶口的日益增多，政府的戶口自然日益減少，因此，戶口顯露出驟然衰落的現象來了。
自然經濟完全占統治地位 當東漢社會危機逐漸加深的時候，也正是小生産者的經濟益趨衰頹的時候。
小生産者的農民，在衣食等幾項主要生産方面，向來依靠自給，現在由于他們經濟益趨衰頹的緣故，購買力更大大地降低。
對于手工業者來說，農村既是手工業原料與生活資料的供給地，又是手工業制成品的市場，獨立小農經濟的衰頹，就使已經脫離農業而獨立的一些手工業走向衰落。
因此，從東漢以來，商品貨币關系的規模，就要比西漢縮小。
在西漢時，黃金的行用，總數量在百萬斤以上。
王莽末，“省中黃金萬斤為一匮者，尚有六十匮；黃門、鈎盾、臧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匮”（《漢書·王莽傳》）。
至東漢，黃金使用的總數量，見之于記載的，不過數萬斤，即東漢末年董卓最後藏之于郿塢的，據《三國志·魏志·董卓傳》注引《英雄記》所載，也隻有二三萬斤而已。
青銅鑄币方面，西漢“自孝武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上林〕三官初鑄五铢錢，至平帝元始中（公元1&mdash5年），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漢書·食貨志》）；王莽變漢制，币制紊亂，至光武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初鑄五铢錢，中間有二十多年，已經“貨币雜用布帛金粟”（《後漢書·光武帝紀》）；章帝元和中（公元84&mdash86年），尚書張林說“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後漢書·朱晖傳》），事未施行，而章帝終以林言為然；過了七十多年，至桓帝永壽三年（公元157年），有人上書說“民以貨輕錢薄，故緻貧困，宜改鑄大錢”，桓帝下其議，孝廉劉陶等表示
不久用毒藥把少帝毒死。
董卓初入洛陽，要想拉攏人才，鞏固政權，也曾起用當時著名的“黨锢”中人荀爽、陳紀、韓融等為公卿；又聽從“黨人”的推薦，以韓馥為冀州牧，劉岱為兖州刺史，孔伷為豫州刺史，張邈為陳留太守，張咨為南陽太守。
但是由于董卓輕率廢殺太後、少帝，引起士夫官僚的普遍不滿，因此他所任命的山東牧守，個個都舉兵來反對他。
袁紹從他高祖父袁安以來，四代出了五個三公，“門生故吏，遍于天下”（《後漢書·袁紹傳》）。
消滅宦官時，袁紹又出了大力。
他是反對董卓廢殺少帝、立獻帝的，他反對董卓這種做法，并不是要興複漢室，而是認為這樣做會喪失人心，招緻失敗。
袁紹既和董卓鬧翻，怕董卓殺他，逃奔河北。
後來董卓聽到袁紹還在河北帶頭反對他，他就盡殺袁氏在洛陽和長安兩地的家屬，自太傅袁隗以下死者五十餘人。
山東的州郡牧守，都紛紛起兵，号為袁家報仇，推袁紹為盟主，共同聲讨董卓。
董卓見洛陽受到關東（潼關以東）軍的威脅，而黃巾軍餘部以郭太為首的白波軍這時又集結在白波谷（在山西臨汾境内），人數已發展到十多萬人，有南渡黃河截斷董卓後路的動向。
董卓于是慌忙挾持漢獻帝退至西北軍的根據地長安。
卓入關之後，“又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後漢書·董卓傳》）；又數殺大臣，欲以立威，更弄得統治階級内部上下離心，人人自危。
司徒王允串通董卓部将呂布等共殺卓，并滅其家族。
長安士卒聞董卓死，皆歡呼稱萬歲，百姓歌舞于道。
長安居民把有限的一些裝飾品和衣服都賣掉了，沽酒買肉相慶祝，“填滿街肆”，反映了人民對董卓的極度仇恨。
王允雖然果斷地把董卓殺了，但善後的工作做得很不好。
大名士蔡邕，是當時第一流的學者，在宦官擅政時期，蔡邕受到迫害，亡命吳會達十二年之久。
董卓得政之後，蔡邕被迫出仕，做到左中郎将。
由于蔡邕以前曾在一次會議上開罪了王允，王允殺掉董卓後，就借蔡邕同情董卓這個罪名把他也殺了。
同時王允自謂有殺董卓之功，驕傲自大，接待人士，“每乏溫潤之色”（《後漢書·王允傳》），實際上就把自己孤立起來了。
王允更為失策的是在董卓死後，董卓的部衆尚有十多萬人，王允不願下赦令赦免他們，加以收編，而堅持要他們解除武裝。
董卓的餘部認為王允偏向關東軍，西北軍“今日解兵，明日當複為魚肉矣”，就會被人消滅。
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等遂聯兵攻破長安，殺王允。
接着董卓的部将又彼此争權奪利，互相殘殺起來。
當董卓撤出洛陽時，卓“部兵燒洛陽城外面百裡。
〔卓〕又自将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家，城内掃地殄盡”（《三國志·魏志·董卓傳》注引《續漢書》）。
“〔卓〕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于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饑餓寇掠，積屍盈路。
”（《後漢書·董卓傳》）卓死時，“三輔民尚數十萬戶，卓将李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饑困”，“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複人迹”（《三國志·魏志·董卓傳》、《後漢書·董卓傳》）。
關中如此，山東地區的情況也沒有比關中好多少。
在山東，世家大族和地方牧守在聲讨董卓的同時，又互相厮殺起來。
正如《三國志·魏志·文帝紀》注引《典論·自叙》中所說的：“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裡相赴。
&hellip&hellip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滅。
”“關東諸州郡起兵，衆數十萬，皆集荥陽及河内，諸将不能相一，縱兵抄掠，民人死者且半。
”（《三國志·魏志·司馬朗傳》）青州素殷實，戶至百萬，刺史焦和參加内戰，“不暇為民保障，&hellip&hellip州遂蕭條，悉為丘墟”（《三國志·魏志·袁紹傳》注引《九州春秋》）。
其後曹操與徐州牧陶謙戰，時“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操至，“坑殺男女數萬口于泗水，水為不流”，操“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複行人”（《三國志·魏志·荀彧傳》注引《曹瞞傳》）。
大抵當時最富庶的地方，也就是戰争最激烈的地方，如陳留、颍川兩郡，其全盛時，陳留戶十七萬七千、口八十六萬九千，颍川戶二十六萬三千、口百四十三萬六千（《續漢書·郡國志》），以後都被戰争破壞得荒涼不堪；涿郡舊有民戶十萬、口六十三萬（《續漢書·郡國志》），到了曹魏時，隻“領戶三萬”（《三國志·魏志·崔林傳》注引《魏名臣表》）了；鄢陵（屬颍川郡，今河南鄢陵）舊有民戶五六萬家，經過戰火浩劫之後，也隻剩下數百民戶[3]；人口集中的黃河流域，“名都空而不居，百裡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仲長統《昌言·理亂篇》），“野戰死亡，或門殚亡盡”（《三國志·魏志·明帝紀》注引《魏略》），“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三國志·魏志·文帝紀》注引《典論·自叙》），造成了“千裡無人煙”與“白骨蔽平原”的悲慘景象[4]。
随着統治階級的混戰，農業生産遭到巨大的破壞，因而招緻了人為的饑荒。
“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
&hellip&hellip州裡蕭條。
”（《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劉備“軍在廣陵，饑餓困敗，吏士大小自相啖食”（《三國志·蜀志·先主傳》注引《英雄記》）；曹操與呂布相持，操軍“乏食，〔東阿人程〕昱略其本縣，供三日糧”（《三國志·魏志·程昱傳》注引《世語》）。
軍隊有武力可以依靠，猶缺乏糧食到這樣地步，一般人民之饑餓死亡，可想而知了。
人民以鋒镝餘生，奔走四方。
青州人民流徙入幽州者百餘萬口[5]；關隴人民流徙入荊州者十餘萬家，流徙至益州者數萬家，流徙至漢中者又數萬家[6]；京雒之民流徙東出，至徐州者十餘萬口；南陽之民亦多流入益州；荊州之民，又移詣冀州[7]；冀州之民五萬戶，又移詣河南[8]；皖北、蘇北人民東渡長江，一次就有十餘萬戶之多[9]。
此外，避難遼東，遠至交州者，又以成千成萬計算[10]。
自公元2世紀20年代以來，中原一帶流行一種兇猛的疾疫[11]。
至此由于天災人禍，生産荒廢，疫勢更加猖獗。
人民除了颠沛鋒镝之間、流離海内之外，還要遭受到疾疫可怕的侵襲，“家家有強屍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門而殪，或舉族而喪者”，這又增加了人民死亡的數字。
大死喪大流徙的結果，中原戶口，十不存一。
曹操統一北方之後，占有十二州土地，至于民戶數卻隻抵得上漢時的一大郡[12]。
東漢桓帝永壽三年（公元157年）時，全國有戶一千六十七萬餘，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餘；至西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得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餘，口一千六百十六萬餘；經過了一百多年，人口反而減少，隻剩下了三分之一。
當然，這種人口驟減的原因，我們不能認為完全是由于戰争、疾疫的死亡；除了死亡而外，由于地方封建貴族&mdash&mdash世家大族經濟勢力的日益發展和鞏固，大部分過去獨立小農，在戰亂與流徙以後，不得不依附于世家大族，變為“部曲”和“佃客”。
這種依附農民一變成部曲、佃客之後，也就不再向政府呈報戶口。
蔭庇戶口的日益增多，政府的戶口自然日益減少，因此，戶口顯露出驟然衰落的現象來了。
自然經濟完全占統治地位 當東漢社會危機逐漸加深的時候，也正是小生産者的經濟益趨衰頹的時候。
小生産者的農民，在衣食等幾項主要生産方面，向來依靠自給，現在由于他們經濟益趨衰頹的緣故，購買力更大大地降低。
對于手工業者來說，農村既是手工業原料與生活資料的供給地，又是手工業制成品的市場，獨立小農經濟的衰頹，就使已經脫離農業而獨立的一些手工業走向衰落。
因此，從東漢以來，商品貨币關系的規模，就要比西漢縮小。
在西漢時，黃金的行用，總數量在百萬斤以上。
王莽末，“省中黃金萬斤為一匮者，尚有六十匮；黃門、鈎盾、臧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匮”（《漢書·王莽傳》）。
至東漢，黃金使用的總數量，見之于記載的，不過數萬斤，即東漢末年董卓最後藏之于郿塢的，據《三國志·魏志·董卓傳》注引《英雄記》所載，也隻有二三萬斤而已。
青銅鑄币方面，西漢“自孝武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上林〕三官初鑄五铢錢，至平帝元始中（公元1&mdash5年），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漢書·食貨志》）；王莽變漢制，币制紊亂，至光武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初鑄五铢錢，中間有二十多年，已經“貨币雜用布帛金粟”（《後漢書·光武帝紀》）；章帝元和中（公元84&mdash86年），尚書張林說“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後漢書·朱晖傳》），事未施行，而章帝終以林言為然；過了七十多年，至桓帝永壽三年（公元157年），有人上書說“民以貨輕錢薄，故緻貧困，宜改鑄大錢”，桓帝下其議，孝廉劉陶等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