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東漢王朝的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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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統治的危機 在整個兩漢時期，社會經濟危機主要是由春秋戰國以來土地自由買賣、土地的集中、奴隸使用數目的增加、小生産者&mdash&mdash農民和手工業者經濟的衰頹、流民的大量出現這些現象來構成的。
春秋以來，生産力進一步發展，鐵器的普遍使用，“最初的鐵往往比青銅軟”（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59頁），因此，青銅器隻是慢慢地消滅的。
“鐵使更大面積的農田耕作，開墾廣闊的森林地區，成為可能”（同上），不但鐵犁、鐵斧等普遍使用于農業方面，使農業生産有着顯著的提高，就是手工業方面，有了堅牢而銳利的鐵器以後，也産生了許多新的手工業，結果，有些手工業從農業中開始分離出來。
手工業之離開農業而分立，促使交換經濟獲得進一步的發展，這就保證了商品生産出現的可能性。
商業城市，也在王侯的營壘基址上發展了起來，如趙之邯鄲，齊之臨淄，周之洛陽，楚之郢都、壽春，宋之定陶，逐漸成為經濟中心，成為手工業、商業、高利貸的荟萃之地。
商品生産和國内市場的增長，還可以從金屬日益起着貨币作用這一方面推斷出來。
這時，不但金銀的行用漸廣，而且還鑄造了大量青銅币。
随着商品貨币關系的發展，出現新的經濟力量，握有這種力量的就是商人。
尤其是富商大賈，挾其壓倒小生産者的經濟勢力，走向統治政權。
随着商人的較多出現，也就産生了高利貸。
商人和高利貸者奴役着小生産者，《史記·貨殖列傳》所謂“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漢書·貨殖傳》所謂“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雖為仆虜，猶亡愠色”，就是指這種情況的發生而說的。
土地既然可以自由買賣，小農經濟的不穩固，必然引起有向高利貸者借款的必要，于是抵押土地、因欠債而轉讓土地和農民破産等現象開始增多起來，所謂“秦為無道&hellip&hellip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漢書·王莽傳》），“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漢書·食貨志》載賈誼語），正是這些現象的最好說明。
當然，小農經濟分化的原因，絕不能隻歸之于商品貨币的發展。
馬克思曾說過：“前人總是把亞細亞的、古代的、中世紀的商業的範圍和意義，估計得過低；與此相反，異常地把它估計得過高，又已經成為時髦了。
”（《資本論》，第3卷，第411頁）在秦、漢時代，對小生産者的破産起了巨大作用的，是超經濟的強制、戰争和國家捐稅的負擔，所謂秦“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
&hellip&hellip漢興，循而未改”（《漢書·食貨志》）。
小生産者&mdash&mdash農民和手工業者在大土地占有者的發展過程中，在戰争、捐稅和高利貸的負擔下，迅速地破産，而商品貨币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又刺激了和加速了這一過程。
“漢興，海内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史記·貨殖列傳》）後在朝廷“外事四夷，内興功利”的有利條件下，内外貿易獲得長足的發展。
富商大賈的勢力，“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裡者，不可勝數”。
他們不是“積貯倍息”，便是“坐列（市中賣物行）販賣”（《漢書·食貨志》）。
最能發大财的要算鹽、鐵大商人了。
蜀卓氏以鐵冶富；程鄭以鐵冶富；宛孔氏用鐵冶為業，家緻數千金；魯曹邴氏以鐵冶起富至巨萬；齊刁間使桀黠奴逐魚鹽商賈之利起數千萬；齊之大鹽商東郭鹹陽，南陽大冶鐵商人孔僅，皆緻産累千金。
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開采鐵礦，需要使用大量的奴隸勞動，故卓氏有僮八百人，程鄭亦有數百人。
除了奴隸以外，由于小農在繼續分化，被抛出農村的農民也投向礦場鹽亭。
《鹽鐵論·複古篇》所謂“豪強大家，得筦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煮鹽，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放流人民”決不是指奴隸，而是指抛出農村的農民而言的。
漢專制主義統治政權的剝削對象主要是廣大農村的小生産者。
漢政府一方面奴役和壓榨小生産者，但另一方面，又必然設法使這一小生産者階層繼續廣泛存在。
因此它不喜歡商品貨币關系的發展所起的促進大一統局面的作用，而擔心于商品貨币關系發展後促使農村經濟兩極化&mdash&mdash在一極上急速地進行着農民破産與淪落，在另一極上進行着土地以及财富的集積。
小生産者是國家主要的軍事力量，他們在生産發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士卒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漢書·馮唐傳》），可見當兵的是他們；“男子力耕不足糧饷，女子紡織不足衣服”（《漢書·食貨志》），可見從事耕織和負擔租賦的也是他們。
倘使小生産者階層日益破産，會使“外事四夷，内興功利”的事業陷入癱瘓狀态。
漢政府為了壓制商人經濟勢力的無限制發展起見，對商業活動曾經采取了敵視和鉗制的步驟，可是卻獲得“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的後果。
當時的“富商大賈或财役貧”，使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鬻鹽，财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漢書·食貨志》）。
這樣，到了漢武帝元狩、元鼎之際（公元前119&mdash前115年），除采取算缗、告缗等一系列措施外，并且厲行了鹽、鐵等統制專賣政策，這樣一來，可以說沉重地打擊了商人的商業活動。
商人看到重要生産事業既已收歸官營，使他們無法插手，雖然有一小部分大商人為統治政權所吸收，造成了當時所謂的“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的現象，但是絕大部分商人卻被摒于統治政權之外，于是他們也就掉轉頭來，把商業和高利貸向農村猖狂進攻，最後集中于土地的收買。
如西漢末，湖陽樊重，世好貨殖，他自己又經營高利貸，“其所假貸人間數百萬”（《太平禦覽》卷598引《東觀漢記》），以後“廣開田土三百餘頃”（《後漢書·樊宏傳》），這不是商業、高利貸、土地三位一體獨特地結合起來的最好例證嗎? 東漢一代，鹽、鐵的禁令弛禁無常，商人自然也很慎重，不肯貿然地去經營它。
鹽、鐵事業，商人既不肯插手，至于其他重要手工業如紡織業，又始終和農業結合在一起，這樣，東漢的商業終于也轉化為高利貸，向土地投資。
到東漢末年，荀悅《除田租論》所謂“今豪民占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仲長統《昌言·理亂篇》所謂“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于四方，廢居積貯，滿于都城，琦珞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
《損益篇》所謂“豪人貨殖，館舍布于州郡，田畝連于方國，身&hellip&hellip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就是這種景況的寫照，社會危機更是嚴重[1]。
在兩漢整個時期裡，大土地占有者&mdash&mdash貴族官僚霸占了任何一個平民有權租入的土地。
如西漢成帝時，紅陽侯王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漢書·孫寶傳》）；哀帝時“诏書罷苑，而以賜〔董〕賢二千餘頃”（《漢書·王嘉傳》）。
此外，大土地占有者又不擇手段地奪取農民的土地，如西漢宣帝時，陰子方“田有七百餘頃”（《後漢書·陰識傳》）；成帝時，張禹“買田至四百頃”（《漢書·張禹傳》），樊重“廣開田土三百餘頃”；東漢時，濟南王劉康有“私田八百頃”（《後漢書·濟南安王康傳》），鄭泰“有田四百頃”（《後漢書·鄭泰傳》），中常侍侯覽“前後請奪人&hellip&hellip田百一十八頃”（《後漢書·宦者侯覽傳》），大土地占有者的發展，是建立在無數小農失去土地的基礎之上的。
小生産者在貨币商品關系的發展之後，在大土地占有者土地集中的過程之中，在政府的租賦剝削和意外災害的襲擊之下，迅速地破産了。
破産的農民，不得不求助于高利貸者，他們因負債累累而喪失了自己的土地，他們往往因種地不能謀生，而且有時還因為有了土地反要肩負整個戰争重擔和巨額捐稅，所以甚至自己主動地抛棄了土地。
西漢從武帝以下，一直到東漢統治最後崩潰為止，農民被抛擲出土地的現象，達到了空前的程度；農民被抛擲出土地的問題，便成為最嚴重的社會問題。
現将農民破産流亡和政府争取控制農民的情況列表于後： 續表 續表 這些農民，既被抛擲于小農農村之外，無可抗拒地淪于依附農民的境遇，要進入新的隸屬關系。
但是這種新的依附關系，也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建立起來的。
西漢以來已經萌芽的世家大族地主莊園，如樊重廣開田土三百餘頃，馬援役屬賓客數百家（詳見第二章），在當時還剛開始發展，不可能充分吸收被抛擲出來的農民，使他們按照這種依附關系投入生産，這就使大批失去土地的農民，不得不在社會上流蕩，造成了王符《潛夫論·浮侈篇》裡所說的“今察洛陽，浮末者，什于農夫，虛僞遊手，什于浮末。
&hellip&hellip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的嚴重程度。
破産流亡的農民，他們的境遇是極其悲慘的。
他們在流亡途程中，往往赤裸着身體，啃着草根樹皮&mdash&mda
春秋以來，生産力進一步發展，鐵器的普遍使用，“最初的鐵往往比青銅軟”（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59頁），因此，青銅器隻是慢慢地消滅的。
“鐵使更大面積的農田耕作，開墾廣闊的森林地區，成為可能”（同上），不但鐵犁、鐵斧等普遍使用于農業方面，使農業生産有着顯著的提高，就是手工業方面，有了堅牢而銳利的鐵器以後，也産生了許多新的手工業，結果，有些手工業從農業中開始分離出來。
手工業之離開農業而分立，促使交換經濟獲得進一步的發展，這就保證了商品生産出現的可能性。
商業城市，也在王侯的營壘基址上發展了起來，如趙之邯鄲，齊之臨淄，周之洛陽，楚之郢都、壽春，宋之定陶，逐漸成為經濟中心，成為手工業、商業、高利貸的荟萃之地。
商品生産和國内市場的增長，還可以從金屬日益起着貨币作用這一方面推斷出來。
這時，不但金銀的行用漸廣，而且還鑄造了大量青銅币。
随着商品貨币關系的發展，出現新的經濟力量，握有這種力量的就是商人。
尤其是富商大賈，挾其壓倒小生産者的經濟勢力，走向統治政權。
随着商人的較多出現，也就産生了高利貸。
商人和高利貸者奴役着小生産者，《史記·貨殖列傳》所謂“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漢書·貨殖傳》所謂“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雖為仆虜，猶亡愠色”，就是指這種情況的發生而說的。
土地既然可以自由買賣，小農經濟的不穩固，必然引起有向高利貸者借款的必要，于是抵押土地、因欠債而轉讓土地和農民破産等現象開始增多起來，所謂“秦為無道&hellip&hellip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漢書·王莽傳》），“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漢書·食貨志》載賈誼語），正是這些現象的最好說明。
當然，小農經濟分化的原因，絕不能隻歸之于商品貨币的發展。
馬克思曾說過：“前人總是把亞細亞的、古代的、中世紀的商業的範圍和意義，估計得過低；與此相反，異常地把它估計得過高，又已經成為時髦了。
”（《資本論》，第3卷，第411頁）在秦、漢時代，對小生産者的破産起了巨大作用的，是超經濟的強制、戰争和國家捐稅的負擔，所謂秦“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
&hellip&hellip漢興，循而未改”（《漢書·食貨志》）。
小生産者&mdash&mdash農民和手工業者在大土地占有者的發展過程中，在戰争、捐稅和高利貸的負擔下，迅速地破産，而商品貨币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又刺激了和加速了這一過程。
“漢興，海内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史記·貨殖列傳》）後在朝廷“外事四夷，内興功利”的有利條件下，内外貿易獲得長足的發展。
富商大賈的勢力，“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裡者，不可勝數”。
他們不是“積貯倍息”，便是“坐列（市中賣物行）販賣”（《漢書·食貨志》）。
最能發大财的要算鹽、鐵大商人了。
蜀卓氏以鐵冶富；程鄭以鐵冶富；宛孔氏用鐵冶為業，家緻數千金；魯曹邴氏以鐵冶起富至巨萬；齊刁間使桀黠奴逐魚鹽商賈之利起數千萬；齊之大鹽商東郭鹹陽，南陽大冶鐵商人孔僅，皆緻産累千金。
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開采鐵礦，需要使用大量的奴隸勞動，故卓氏有僮八百人，程鄭亦有數百人。
除了奴隸以外，由于小農在繼續分化，被抛出農村的農民也投向礦場鹽亭。
《鹽鐵論·複古篇》所謂“豪強大家，得筦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煮鹽，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放流人民”決不是指奴隸，而是指抛出農村的農民而言的。
漢專制主義統治政權的剝削對象主要是廣大農村的小生産者。
漢政府一方面奴役和壓榨小生産者，但另一方面，又必然設法使這一小生産者階層繼續廣泛存在。
因此它不喜歡商品貨币關系的發展所起的促進大一統局面的作用，而擔心于商品貨币關系發展後促使農村經濟兩極化&mdash&mdash在一極上急速地進行着農民破産與淪落，在另一極上進行着土地以及财富的集積。
小生産者是國家主要的軍事力量，他們在生産發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士卒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漢書·馮唐傳》），可見當兵的是他們；“男子力耕不足糧饷，女子紡織不足衣服”（《漢書·食貨志》），可見從事耕織和負擔租賦的也是他們。
倘使小生産者階層日益破産，會使“外事四夷，内興功利”的事業陷入癱瘓狀态。
漢政府為了壓制商人經濟勢力的無限制發展起見，對商業活動曾經采取了敵視和鉗制的步驟，可是卻獲得“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的後果。
當時的“富商大賈或财役貧”，使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鬻鹽，财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漢書·食貨志》）。
這樣，到了漢武帝元狩、元鼎之際（公元前119&mdash前115年），除采取算缗、告缗等一系列措施外，并且厲行了鹽、鐵等統制專賣政策，這樣一來，可以說沉重地打擊了商人的商業活動。
商人看到重要生産事業既已收歸官營，使他們無法插手，雖然有一小部分大商人為統治政權所吸收，造成了當時所謂的“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的現象，但是絕大部分商人卻被摒于統治政權之外，于是他們也就掉轉頭來，把商業和高利貸向農村猖狂進攻，最後集中于土地的收買。
如西漢末，湖陽樊重，世好貨殖，他自己又經營高利貸，“其所假貸人間數百萬”（《太平禦覽》卷598引《東觀漢記》），以後“廣開田土三百餘頃”（《後漢書·樊宏傳》），這不是商業、高利貸、土地三位一體獨特地結合起來的最好例證嗎? 東漢一代，鹽、鐵的禁令弛禁無常，商人自然也很慎重，不肯貿然地去經營它。
鹽、鐵事業，商人既不肯插手，至于其他重要手工業如紡織業，又始終和農業結合在一起，這樣，東漢的商業終于也轉化為高利貸，向土地投資。
到東漢末年，荀悅《除田租論》所謂“今豪民占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仲長統《昌言·理亂篇》所謂“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于四方，廢居積貯，滿于都城，琦珞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
《損益篇》所謂“豪人貨殖，館舍布于州郡，田畝連于方國，身&hellip&hellip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就是這種景況的寫照，社會危機更是嚴重[1]。
在兩漢整個時期裡，大土地占有者&mdash&mdash貴族官僚霸占了任何一個平民有權租入的土地。
如西漢成帝時，紅陽侯王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漢書·孫寶傳》）；哀帝時“诏書罷苑，而以賜〔董〕賢二千餘頃”（《漢書·王嘉傳》）。
此外，大土地占有者又不擇手段地奪取農民的土地，如西漢宣帝時，陰子方“田有七百餘頃”（《後漢書·陰識傳》）；成帝時，張禹“買田至四百頃”（《漢書·張禹傳》），樊重“廣開田土三百餘頃”；東漢時，濟南王劉康有“私田八百頃”（《後漢書·濟南安王康傳》），鄭泰“有田四百頃”（《後漢書·鄭泰傳》），中常侍侯覽“前後請奪人&hellip&hellip田百一十八頃”（《後漢書·宦者侯覽傳》），大土地占有者的發展，是建立在無數小農失去土地的基礎之上的。
小生産者在貨币商品關系的發展之後，在大土地占有者土地集中的過程之中，在政府的租賦剝削和意外災害的襲擊之下，迅速地破産了。
破産的農民，不得不求助于高利貸者，他們因負債累累而喪失了自己的土地，他們往往因種地不能謀生，而且有時還因為有了土地反要肩負整個戰争重擔和巨額捐稅，所以甚至自己主動地抛棄了土地。
西漢從武帝以下，一直到東漢統治最後崩潰為止，農民被抛擲出土地的現象，達到了空前的程度；農民被抛擲出土地的問題，便成為最嚴重的社會問題。
現将農民破産流亡和政府争取控制農民的情況列表于後： 續表 續表 這些農民，既被抛擲于小農農村之外，無可抗拒地淪于依附農民的境遇，要進入新的隸屬關系。
但是這種新的依附關系，也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建立起來的。
西漢以來已經萌芽的世家大族地主莊園，如樊重廣開田土三百餘頃，馬援役屬賓客數百家（詳見第二章），在當時還剛開始發展，不可能充分吸收被抛擲出來的農民，使他們按照這種依附關系投入生産，這就使大批失去土地的農民，不得不在社會上流蕩，造成了王符《潛夫論·浮侈篇》裡所說的“今察洛陽，浮末者，什于農夫，虛僞遊手，什于浮末。
&hellip&hellip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的嚴重程度。
破産流亡的農民，他們的境遇是極其悲慘的。
他們在流亡途程中，往往赤裸着身體，啃着草根樹皮&mdash&md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