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東漢王朝的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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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裸行草食”（《後漢書·劉平傳王望附傳》）。
這種悲慘的景象，是我們不難想象到的。
東漢自安、順二帝以後，農民抛出土地的現象發展到嚴重程度，階級矛盾也極端尖銳化。
破産而流亡的農民，不斷舉行起義，愈到東漢末期，規模愈大。
東漢安帝統治的十九年中，農民起義一共發生了四次；順帝統治的十九年中，農民起義一共發生了十三次；沖、質兩帝一共在位不滿兩年，農民起義卻發生了四次；桓帝統治二十一年，農民起義一共發生了十四次；靈帝即位（公元168年），一直到公元180年，農民起義一共發生了六次。
以上還不過是有史可稽的，至于規模較小、史書失載的農民起義，次數可能更多。
參加起義的人數，也愈來愈多。
在安、順時代，不過數千人。
到了桓帝時代，如永興二年（公元154年），泰山、琅邪爆發了公孫舉、勞丙領導的農民起義，人數已多達三萬人（見《後漢書·桓帝紀》、《段颎傳》、《趙彥傳》）；延熹五年（公元162年），長沙、桂陽、蒼梧、南海、南郡等地區爆發了蔔陽、潘鴻、李研領導的農民起義，人數就多達十餘萬人了（見《後漢書·桓帝紀》，《度尚》、《陳球》諸傳）。
靈帝光和三年（公元180年），廬江、江夏爆發了黃穰領導的農民起義，人數也多達十餘萬人（見《後漢書·巴郡南郡蠻傳》）。
到了公元184年，便總爆發為全國性的黃巾大起義，終于摧毀了專制腐朽的東漢王朝，使它從此一蹶不振。
東漢統治集團内部矛盾的尖銳化 東漢後期，随着階級矛盾的日益尖銳和激化，統治集團内部士夫官僚與外戚、宦官之間的鬥争激烈展開；而在地方上，由于要采用武力來鎮壓各族人民起義，州牧、郡守擅兵的割據條件也逐漸形成。
外戚、宦官的擅政，是專制主義政權形式下的必然産物，因為唯有在專制主義政權形式之下，皇帝的親姻才能依緣着裙帶關系，掌握國家大政；同時那些受過閹割的宦官們，才有進入宮廷侍候皇帝，從而操縱政權的可能。
但是無論外戚也好，宦官也好，當專制主義的全盛時期，他們都不可能扮演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隻有當統治政權日趨腐化，國内階級矛盾日益激化之際，即當統治集團上層不但恐懼農民起義，而且在統治階級内部對自己的任何臣屬百官也不敢十分相信的時候，外戚、宦官這時才成了統治政權裡的主要角色。
東漢的外戚，都出身于開國時的将相功勳之後，如窦氏是光武時功臣窦融之後，鄧氏是元勳鄧禹之後，耿氏是耿況之後，梁氏是梁統之後。
他們雖都出身于元勳貴族，但是他們的勢力消長卻是随着太後、皇帝的生死而轉移的。
即當新皇帝即位或取得實際政權後，就有新的外戚要進入政權，而舊的外戚由于和新皇帝的關系較為疏遠，他們就不得不伴随着舊皇帝或太後的死去而面臨失勢的境地。
不過舊外戚還會留戀權勢而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
新皇帝長大之後，為了要求還政于己，還須運用各方面的力量來鏟除舊外戚的勢力。
可是皇帝生長于深宮之中，要想消滅久秉大政、威行内外的舊外戚，沒有可能謀之于外廷群臣，這樣，不得不謀之于宮廷中親近的家奴&mdash&mdash宦官。
故東漢和帝利用宦官鄭衆殺外戚窦憲（公元92年），順帝利用宦官孫程等十九人殺外戚閻顯（公元125年），桓帝利用宦官單超等五人殺外戚梁冀（公元159年）。
梁冀消滅之後，東漢王朝的統治大權，也就落入宦官集團的手裡去了。
不論是外戚還是宦官，他們都是剝削人民霸占土地的能手。
如外戚梁冀秉政十九年（公元141&mdash159年），他搜刮四方資财，“充積藏室”，并封禁洛陽城西土地數十裡，作為他的園苑，又強迫良民作奴婢，稱為“自賣人”，有數千口之多。
他失敗自殺後，政府沒收他的财産，合三十餘萬萬錢，占東漢王朝全盛時期全年财政總收入的四分之一強[2]。
這三十餘萬萬錢，還不包括房屋、園苑和土地，絕大部分都是從人民頭上強取豪奪來的。
宦官的貪殘橫暴，比起外戚來更厲害。
如宦官侯覽“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後漢書·侯覽傳》）。
“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為宦官張讓等所霸占（見《三國志·魏志·董卓傳》注引《典略》）。
他們甚至“虜奪良人，妻略婦子”（《後漢書·侯覽傳》）。
由于他們的親屬和黨羽奪占州郡大半土地，使無數農民失去土地變成赤貧，甚至淪為“自賣人”，東漢末年的農民起義就是在這樣情況下發展到全國範圍的。
東漢統治階級中“士夫”階層是組成規模龐大的官僚機構的骨幹。
這些士夫，他們往往先從師受經傳或遊學全國政治文化中心洛陽的太學，然後以經明行修應命征辟，曆任地方守令、中央郎吏，以至卿相高位，逐漸形成為世家望族。
盡管士夫地主經濟的發展，客觀上對王朝的統一起了一種瓦解的作用，但是士夫主觀上是主張加強專制主義政權力量的。
因為隻有強有力的專制主義集權的中央政府才能限制外戚勢力的無限發展，才能使他們本階層前進的路上沒有障礙。
所以當外戚勢力發展，漸漸有祿去王室之勢的時候，士夫官僚是主張“權去外戚，政歸國家”（《後漢書·李固傳》）。
如外戚窦憲勢力膨脹時，涿郡崔骃、汝南袁安與之抗争；外戚耿寶、閻顯勢力膨脹時，弘農楊震與之抗争；外戚梁冀勢力膨脹時，漢中李固、犍為張綱與之抗争。
到了外戚勢力壓下去，宦官勢力擡頭，中央集權的體制更面臨惡化，社會危機也更是嚴重，士夫官僚中一部分人和太學生們就投入了反宦官的鬥争。
由于一部分士夫官僚比較有統治經驗，而三萬多太學生，其中一部分比較接近下層，因此他們提出的對政治的改良要求，也尚能取得廣大人民群衆的支持，以緻引起了宦官集團的恐懼，終于釀成了東漢曆史上有名的“黨锢之禍”。
公元166、169年兩次黨锢之禍幾乎把當時統治階級内部較有統治經驗的所謂“清流”&mdash&mdash士夫一網打盡，全部摒諸政權之外。
兩次黨锢之禍發生以後，一直到公元189年，前後二十三年間，可說是宦官勢力的極盛時期。
中央各官署概由宦官來擔任令、丞，中官領禁兵，且成為“漢家故事”，不準有人懷疑。
宦官的“父子兄弟”，不但“并據州郡”（《三國志·魏書·董卓傳》注引《典略》）充當刺史、郡守，而且也有位至三公的。
靈帝時，東漢王朝的政治腐敗更達極點。
光和元年（公元178年），甚至公開在西園賣官鬻爵，“二千石（郡太守）二千萬，四百石（一萬戶以下的縣長食祿四百石）四百萬”（《山陽公載記》）。
“或詣阙上書占令長，随縣好醜，豐約有價。
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後倍輸。
”（《資治通鑒》漢靈帝光和元年）關内侯的爵位，賣五百萬錢。
公卿的職位，不敢公開發賣，就通過宦官及皇帝的其他親信人員私下進行勒索，公定價千萬，卿定價五百萬。
官吏到職以後，頭一樁事情，就是搜刮民脂民膏，把買官錢繳送上去。
西園買官錢實際都轉嫁在貧苦農民頭上，隻此一端，就可以知道人民受到剝削之重了。
黃巾大起義 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的二月，黃巾大起義便爆發了。
當東漢順帝時（公元126&mdash144年），有琅邪人于吉，編寫了一部《太平清領書》，傳播道教。
順帝時期正是東漢王朝社會危機日趨嚴重的時期，當時困于饑餓流亡的苦難人民正求死不得，求生無門，自然把道教作為精神上的支柱來崇奉它了。
靈帝初年，巨鹿（郡治陶，今河北甯晉西南）人張角就利用了道教，自稱“大賢良師”來傳播《太平清領書》的教義，用符水咒說來醫病。
張角所傳的道教&mdash&mdash太平道發展很快，十多年間，徒衆發展到幾十萬人之多。
張角傳教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推翻腐朽的東漢王朝，宗教是他号召群衆、組織群衆的工具。
他提出的口号是：“蒼天已死，黃天當立。
歲在甲子，天下大吉。
”他的門徒用白土在京城和州郡官署牆壁上書寫“甲子”二字，暗示甲子年（公元184年）是東漢王朝（蒼天）崩潰、新政權（黃天）建立的勝利年。
張角還采用軍事方式來組織農民群衆。
他“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
&hellip&hellip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将軍号也。
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
方就是一個方面軍，預定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的三月五日，舉行全國性的大起義。
張角的得力助手大方（即一個方面軍首領）馬元義在荊、揚一帶組織了群衆數萬人，計劃在冀州的邺城（今河北臨漳西南）集合，配合張角主力軍同日起義。
馬元義還幾次出入洛陽，争取宦官封谞、徐奉等為内應，約定三月五日（甲子日）京内外同時起義，一舉拿下洛陽。
不料太平教徒濟南人唐周叛變，向東漢政府上書告密，馬元義在洛陽被捕，車裂而死。
同太平道有牽連的警衛官兵和洛陽百姓，也被捕殺了一千多人。
張角聽到洛陽密謀敗露，便連夜通知三十六方，把起義日程提前到二月。
起義軍自稱黃天，張角稱天公将軍，角弟張寶稱地公将軍，寶弟張梁稱人公将軍。
三十六方同時起兵，起義軍頭戴黃巾以為标志，所以稱為黃巾軍。
黃巾軍起義以後，到處焚燒官府，攻殺官吏，州郡沒有準備，潰不成軍。
僅僅十多天，“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後漢書·皇甫嵩傳》）。
起義軍活動地帶分為三個，第一是河北的冀州，由張角直接領導，起義一發動，就得到安
這種悲慘的景象，是我們不難想象到的。
東漢自安、順二帝以後，農民抛出土地的現象發展到嚴重程度，階級矛盾也極端尖銳化。
破産而流亡的農民，不斷舉行起義，愈到東漢末期，規模愈大。
東漢安帝統治的十九年中，農民起義一共發生了四次；順帝統治的十九年中，農民起義一共發生了十三次；沖、質兩帝一共在位不滿兩年，農民起義卻發生了四次；桓帝統治二十一年，農民起義一共發生了十四次；靈帝即位（公元168年），一直到公元180年，農民起義一共發生了六次。
以上還不過是有史可稽的，至于規模較小、史書失載的農民起義，次數可能更多。
參加起義的人數，也愈來愈多。
在安、順時代，不過數千人。
到了桓帝時代，如永興二年（公元154年），泰山、琅邪爆發了公孫舉、勞丙領導的農民起義，人數已多達三萬人（見《後漢書·桓帝紀》、《段颎傳》、《趙彥傳》）；延熹五年（公元162年），長沙、桂陽、蒼梧、南海、南郡等地區爆發了蔔陽、潘鴻、李研領導的農民起義，人數就多達十餘萬人了（見《後漢書·桓帝紀》，《度尚》、《陳球》諸傳）。
靈帝光和三年（公元180年），廬江、江夏爆發了黃穰領導的農民起義，人數也多達十餘萬人（見《後漢書·巴郡南郡蠻傳》）。
到了公元184年，便總爆發為全國性的黃巾大起義，終于摧毀了專制腐朽的東漢王朝，使它從此一蹶不振。
東漢統治集團内部矛盾的尖銳化 東漢後期，随着階級矛盾的日益尖銳和激化，統治集團内部士夫官僚與外戚、宦官之間的鬥争激烈展開；而在地方上，由于要采用武力來鎮壓各族人民起義，州牧、郡守擅兵的割據條件也逐漸形成。
外戚、宦官的擅政，是專制主義政權形式下的必然産物，因為唯有在專制主義政權形式之下，皇帝的親姻才能依緣着裙帶關系，掌握國家大政；同時那些受過閹割的宦官們，才有進入宮廷侍候皇帝，從而操縱政權的可能。
但是無論外戚也好，宦官也好，當專制主義的全盛時期，他們都不可能扮演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隻有當統治政權日趨腐化，國内階級矛盾日益激化之際，即當統治集團上層不但恐懼農民起義，而且在統治階級内部對自己的任何臣屬百官也不敢十分相信的時候，外戚、宦官這時才成了統治政權裡的主要角色。
東漢的外戚，都出身于開國時的将相功勳之後，如窦氏是光武時功臣窦融之後，鄧氏是元勳鄧禹之後，耿氏是耿況之後，梁氏是梁統之後。
他們雖都出身于元勳貴族，但是他們的勢力消長卻是随着太後、皇帝的生死而轉移的。
即當新皇帝即位或取得實際政權後，就有新的外戚要進入政權，而舊的外戚由于和新皇帝的關系較為疏遠，他們就不得不伴随着舊皇帝或太後的死去而面臨失勢的境地。
不過舊外戚還會留戀權勢而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
新皇帝長大之後，為了要求還政于己，還須運用各方面的力量來鏟除舊外戚的勢力。
可是皇帝生長于深宮之中，要想消滅久秉大政、威行内外的舊外戚，沒有可能謀之于外廷群臣，這樣，不得不謀之于宮廷中親近的家奴&mdash&mdash宦官。
故東漢和帝利用宦官鄭衆殺外戚窦憲（公元92年），順帝利用宦官孫程等十九人殺外戚閻顯（公元125年），桓帝利用宦官單超等五人殺外戚梁冀（公元159年）。
梁冀消滅之後，東漢王朝的統治大權，也就落入宦官集團的手裡去了。
不論是外戚還是宦官，他們都是剝削人民霸占土地的能手。
如外戚梁冀秉政十九年（公元141&mdash159年），他搜刮四方資财，“充積藏室”，并封禁洛陽城西土地數十裡，作為他的園苑，又強迫良民作奴婢，稱為“自賣人”，有數千口之多。
他失敗自殺後，政府沒收他的财産，合三十餘萬萬錢，占東漢王朝全盛時期全年财政總收入的四分之一強[2]。
這三十餘萬萬錢，還不包括房屋、園苑和土地，絕大部分都是從人民頭上強取豪奪來的。
宦官的貪殘橫暴，比起外戚來更厲害。
如宦官侯覽“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後漢書·侯覽傳》）。
“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為宦官張讓等所霸占（見《三國志·魏志·董卓傳》注引《典略》）。
他們甚至“虜奪良人，妻略婦子”（《後漢書·侯覽傳》）。
由于他們的親屬和黨羽奪占州郡大半土地，使無數農民失去土地變成赤貧，甚至淪為“自賣人”，東漢末年的農民起義就是在這樣情況下發展到全國範圍的。
東漢統治階級中“士夫”階層是組成規模龐大的官僚機構的骨幹。
這些士夫，他們往往先從師受經傳或遊學全國政治文化中心洛陽的太學，然後以經明行修應命征辟，曆任地方守令、中央郎吏，以至卿相高位，逐漸形成為世家望族。
盡管士夫地主經濟的發展，客觀上對王朝的統一起了一種瓦解的作用，但是士夫主觀上是主張加強專制主義政權力量的。
因為隻有強有力的專制主義集權的中央政府才能限制外戚勢力的無限發展，才能使他們本階層前進的路上沒有障礙。
所以當外戚勢力發展，漸漸有祿去王室之勢的時候，士夫官僚是主張“權去外戚，政歸國家”（《後漢書·李固傳》）。
如外戚窦憲勢力膨脹時，涿郡崔骃、汝南袁安與之抗争；外戚耿寶、閻顯勢力膨脹時，弘農楊震與之抗争；外戚梁冀勢力膨脹時，漢中李固、犍為張綱與之抗争。
到了外戚勢力壓下去，宦官勢力擡頭，中央集權的體制更面臨惡化，社會危機也更是嚴重，士夫官僚中一部分人和太學生們就投入了反宦官的鬥争。
由于一部分士夫官僚比較有統治經驗，而三萬多太學生，其中一部分比較接近下層，因此他們提出的對政治的改良要求，也尚能取得廣大人民群衆的支持，以緻引起了宦官集團的恐懼，終于釀成了東漢曆史上有名的“黨锢之禍”。
公元166、169年兩次黨锢之禍幾乎把當時統治階級内部較有統治經驗的所謂“清流”&mdash&mdash士夫一網打盡，全部摒諸政權之外。
兩次黨锢之禍發生以後，一直到公元189年，前後二十三年間，可說是宦官勢力的極盛時期。
中央各官署概由宦官來擔任令、丞，中官領禁兵，且成為“漢家故事”，不準有人懷疑。
宦官的“父子兄弟”，不但“并據州郡”（《三國志·魏書·董卓傳》注引《典略》）充當刺史、郡守，而且也有位至三公的。
靈帝時，東漢王朝的政治腐敗更達極點。
光和元年（公元178年），甚至公開在西園賣官鬻爵，“二千石（郡太守）二千萬，四百石（一萬戶以下的縣長食祿四百石）四百萬”（《山陽公載記》）。
“或詣阙上書占令長，随縣好醜，豐約有價。
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後倍輸。
”（《資治通鑒》漢靈帝光和元年）關内侯的爵位，賣五百萬錢。
公卿的職位，不敢公開發賣，就通過宦官及皇帝的其他親信人員私下進行勒索，公定價千萬，卿定價五百萬。
官吏到職以後，頭一樁事情，就是搜刮民脂民膏，把買官錢繳送上去。
西園買官錢實際都轉嫁在貧苦農民頭上，隻此一端，就可以知道人民受到剝削之重了。
黃巾大起義 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的二月，黃巾大起義便爆發了。
當東漢順帝時（公元126&mdash144年），有琅邪人于吉，編寫了一部《太平清領書》，傳播道教。
順帝時期正是東漢王朝社會危機日趨嚴重的時期，當時困于饑餓流亡的苦難人民正求死不得，求生無門，自然把道教作為精神上的支柱來崇奉它了。
靈帝初年，巨鹿（郡治陶，今河北甯晉西南）人張角就利用了道教，自稱“大賢良師”來傳播《太平清領書》的教義，用符水咒說來醫病。
張角所傳的道教&mdash&mdash太平道發展很快，十多年間，徒衆發展到幾十萬人之多。
張角傳教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推翻腐朽的東漢王朝，宗教是他号召群衆、組織群衆的工具。
他提出的口号是：“蒼天已死，黃天當立。
歲在甲子，天下大吉。
”他的門徒用白土在京城和州郡官署牆壁上書寫“甲子”二字，暗示甲子年（公元184年）是東漢王朝（蒼天）崩潰、新政權（黃天）建立的勝利年。
張角還采用軍事方式來組織農民群衆。
他“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
&hellip&hellip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将軍号也。
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
方就是一個方面軍，預定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的三月五日，舉行全國性的大起義。
張角的得力助手大方（即一個方面軍首領）馬元義在荊、揚一帶組織了群衆數萬人，計劃在冀州的邺城（今河北臨漳西南）集合，配合張角主力軍同日起義。
馬元義還幾次出入洛陽，争取宦官封谞、徐奉等為内應，約定三月五日（甲子日）京内外同時起義，一舉拿下洛陽。
不料太平教徒濟南人唐周叛變，向東漢政府上書告密，馬元義在洛陽被捕，車裂而死。
同太平道有牽連的警衛官兵和洛陽百姓，也被捕殺了一千多人。
張角聽到洛陽密謀敗露，便連夜通知三十六方，把起義日程提前到二月。
起義軍自稱黃天，張角稱天公将軍，角弟張寶稱地公将軍，寶弟張梁稱人公将軍。
三十六方同時起兵，起義軍頭戴黃巾以為标志，所以稱為黃巾軍。
黃巾軍起義以後，到處焚燒官府，攻殺官吏，州郡沒有準備，潰不成軍。
僅僅十多天，“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後漢書·皇甫嵩傳》）。
起義軍活動地帶分為三個，第一是河北的冀州，由張角直接領導，起義一發動，就得到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