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明清的宗教與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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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勢,極為詳盡;并根據史實,推論若幹戰役得失成敗的原因。

    其組織和方法,可為地理學研究的楷模。

    又如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胡渭的《禹貢錐指》、趙一清的《水經注釋》等,都是這方面的名著。

    道鹹以後,學者多緻力于邊疆地理的研究,重要著作有徐松、何秋濤的《新疆識略》、張穆的《蒙古遊牧記》等。

    此外若幹學者,進而研究世界地理,如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畲的《瀛海識略》,雖然成就不偉,但其志趣及識見,則甚可佩。

    清末,楊守敬綜合諸史地理志,繪成《曆代地圖》,詳記疆域的變遷,可謂集沿革地理學的大成。

     三、文學與藝術 (一)文與詩詞 元代文風,仍因襲宋人,受理學的影響尤大。

    元初姚燧、虞集,以古文名世,其文均質實無華。

    明初散文的作者,以宋濂、劉基為著。

    濂曾于太祖朝典掌制诰,為文雍容渾穆;基為開國功臣,為文雄奇豁達。

    從成祖到憲宗末的八十餘年間,文體趨于平易,代表的作家為楊士奇。

    士奇自成祖時任大學士,曆宣英之世,典掌機要數十年。

    其文從容閑雅,醇樸無疵,時人競相仿效,号“台閣體”。

    但其末流,變成空泛冗長,凡庸無生氣。

    孝宗武宗時,乃有複古運動的發生,其倡導者為李東陽、李夢陽等。

    東陽論文主宗唐宋,為複古運動的前導。

    夢陽則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學者從之者甚多,風氣因而漸變;其文雄奇高雅,但因刻意效古,不免模拟剽竊。

    世宗時,歸有光複主宗唐宋,其作品頗多名篇,為時所重,清代的桐城派,對他尤為推崇。

    主法秦漢者,則有李攀龍、王世貞等。

    由于古文的流行,明代的骈文,已不占重要地位,作品大多不免陳腐之病,極少佳構。

     清初古文,以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為最著。

    康熙末,方苞倡古文義法,非事關人倫風化者不苟作,涉筆必寓六經精華;舉凡語錄中語,六朝人的藻麗俳語,漢賦中的闆重字法,詩歌中的隽語,《南北史》的佻巧語,都在禁用之例。

    其文清淡簡遠,為清代桐城派古文的開山者,但因嚴守義法,而緻缺乏雄偉博大的氣象。

    乾隆時,劉大櫆、姚鼐也以古文名。

    劉力追韓愈,文章以才氣見長;姚則遠宗唐宋八家,近法歸有光、方苞,所作法度謹嚴,理文兼勝。

    方、劉、姚均桐城(今安徽桐城市)人,故世稱桐城派,稍後有陽湖(今江蘇常州武進區)恽敬、武進(今江蘇常州武進區)張惠言等,為文具法家及策士風格,别樹一幟,号陽湖派。

    道鹹以後,曾國藩以中興名臣,兼擅古文,對桐城派極為推重,于是一時文章,莫不模效方、姚。

    骈文的著名作者,清初有毛奇齡、陳維崧等,中葉有胡天遊、洪亮吉、汪中等。

    清末,因世局的影響,文體也發生變化。

    梁啟超辦《新民叢報》于日本,評論時政,其文介于文白之間,平易暢達,富于情感,極具鼓動的能力,号“新民體”;嚴複仿諸子文體,翻譯西洋社會科學的書籍;林纾則以桐城古文,翻譯西洋小說,也均能風行一時。

     詩至唐宋,到達登峰造極的境界,後世作者,無法企及。

    元代著名的詩人,首推元好問。

    好問金人,因值易代之際,詩多感怆。

    其後有虞集、楊載、範梈、揭傒斯号稱四大家,詩均宗唐。

    元末詩人有楊維桢,尤以樂府擅名。

    明代詩人特多,但值得稱道的則甚少。

    明初,高啟獨步詩壇,所作隽逸清麗。

    至中葉,李東陽、李夢陽均以詩名。

    稍後李攀龍、王世貞為詩壇盟主,但也隻能模拟盛唐而已。

     清詩的成就遠過元明。

    開國之初,以吳偉業、錢謙益為大家。

    吳詩蒼涼凄楚,最擅歌行,錢詩則沉郁華麗。

    稍後有王士祯,标神韻之說,主張乘興而寫,言外有意,領袖詩壇者數十年。

    乾隆時,袁枚主性靈之說,謂詩為作者性情的表現,性情以外無詩。

    其詩才思盈溢,運用自如。

    與袁同時的著名詩人,又有趙翼、蔣士铨等。

    乾嘉之際的詩人,鄭燮、黃景仁為最著。

    燮詩奔放真實,充滿人道主義的色彩;景仁生平遭遇坎坷,其詩雄健悲壯,追拟李白。

    道鹹時,龔自珍、曾國藩、吳敏樹,均以古文家兼有詩名。

    同光以來,陳三立、陳衍等專宗宋詩,号“同光體”。

    清末,黃宗憲首倡詩壇革命,認為作詩當以我手寫我口,不受古人的拘牽。

    其詩融新思想入舊風格,間雜以新名詞,為崇古者所不敢用,開後日新詩的先河。

    此外王闿運、樊增祥、易實甫、康有為等,也都以詩名。

     詞盛于兩宋,至金元,幾成絕響。

    元代著名的詞人,有劉因、張翥、趙孟等。

    明代詞人,多宗唐末五代,但格調卑弱,能稱大家者甚少。

    明初劉基、高啟擅于詞,前者以雄放見長,後者以芊麗取勝。

    永樂以後,盛行小令,作者惟楊慎、王世貞、文征明、唐寅等人可稱。

    明末則夏完淳、陳子龍為一時之選,二人均為抗清的義士。

    夏詞凄婉,陳詞則清麗纏綿。

     清初詞人,仍多宗晚唐五代。

    至朱彜尊、陳維崧改宗宋詞,其風始變。

    彜尊追模姜夔、張炎,維崧取法蘇轼、辛棄疾,而以彜尊詞的影響較大,号稱浙派。

    其後浙派詞以厲鹗為大家,雍乾以降,詞人多奉為宗師;但其末流,不免失之堆砌。

    至中葉,張惠言宗周邦彥,所作沉着麗厚,自成一家,号常州派。

    這一派的詞人,尚有張琦(惠言弟)、周濟、荊濟等。

    兩派之外,則有納蘭性德(康熙時人),其詞哀感頑豔,得南唐二主的遺意。

    清末著名詞人則有鄭文焯、朱祖謀、王國維等,鄭朱宗宋,王則直師五代。

    總之,清代詞人,大都隻能遵循古人規矩,而不能有所創造。

     (二)散曲與戲曲 元明的古文與詩詞,雖不逮唐宋遠甚,但曲的方面,則光焰萬丈,構成元明文學史上的主流。

    曲是用俚俗言語,依照樂譜編撰而成的,可以清唱或扮演,其佳作具有崇高的文學價值。

    曲分散曲與戲曲兩大類,前者無論記事言情,均不須科(動作)白(道白)以為聯貫,适于清唱;後者大都加入科白,記事必有首尾,适于扮演。

    曲于南宋時最先起于北方,到元朝統一後,才遍及江南。

     散曲又有小令與套數之分。

    小令又稱小曲,每首隻用一曲牌,與詞的小令相似,寫景言情,饒有情緻。

    套數又稱套曲或大令,是用同一宮調内的多種曲牌,合叙一事,全套首尾一韻,其長短因情節的繁簡而定。

    元代的散曲作家,以馬緻遠、張可久最為傑出。

    緻遠,大都(今北京市)人,約生于南宋末年。

    其散曲的作品,現存小令百餘首,套數十餘首,風格豪放,兼具清逸,頗似詞中的蘇轼。

    可久,慶元(今浙江慶元縣)人,其時代較馬緻遠稍後,現存作品七百餘首,以清麗蘊藉見長。

    明代散曲,仍極一時之盛,大緻可分三派:一派為馮惟敏、王九思等,格調承馬緻遠。

    一派為王磬、金銮等,作風師張可久。

    一派為梁辰魚、沈璟等,以文雅工麗是尚,與元曲的蒼涼飒爽大有不同,可謂自創新格。

    清代的散曲作家,為數甚多,但其成就則無法與元明并論。

    [參看馮沅君《中國文學史》,頁一八九至二〇八] 戲曲是以科白與曲文組織而成,分為雜劇和傳奇兩種。

    雜劇的歌曲部分,是以散曲中的套曲組成的,曲一套為一折,每劇折數不多,每折大都由主角一人獨唱,配角則隻能對白。

    雜劇最初流行于北方,又稱北曲。

    傳奇折數較多,歌唱不限主角一人,最初流行于南方,故又稱南曲。

    雜劇的出現,最早約在金末,地域則不出大都附近。

    元滅金後,雜劇始盛,名家輩出,尤以關漢卿、王實甫、白樸、馬緻遠四家為最著。

    關,大都人,為元劇的開山者,生平事迹無法詳知,有的說他曾為“太醫院尹”,有的稱他為“解元”。

    他秉性風流自賞,肆意于聲色耳目之娛。

    他的作品約六十種,今僅存十七種,所寫皆曲盡人情,明暢如話。

    其傑作《窦娥冤》,故事哀切感人,人物個性生動,并對官場的黑暗作大膽的揭發。

    此外如《救風塵》等,描寫亦極深刻。

    王,大都人,約與關漢卿同時,生平事迹不可考,可能出任官職,後退休家居。

    他的《西廂記》,風格雅豔婉媚,詞藻清麗纏綿,後世推為北曲第一。

    白作有《梧桐雨》,馬作有《漢宮秋》,均情詞凄切,為著名的悲劇。

    元統一後的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