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明清的宗教與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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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一卷和《易學象術論》六卷，實為後來閻若璩、胡渭等精研《尚書》和《易經》的先導。
炎武字甯人，學者稱為亭林先生，江南昆山（今江蘇昆山市）人。
其學方面甚廣，治經則倡經學即理學之說，教人擺脫宋明理學的羁絆，直接研治六經；并提倡“經世緻用”，于修己之外，尤重安人。
他著有《日知錄》三十二卷，是他生平的得意之作。
書中前七卷皆論經義，其餘則兼及政事、世風、禮制、科舉、藝文、史法、兵事、外國事、天象、術數及地理等，他的學問心得，可在這部書中見其梗概。
這部書的影響很大，它為後人開辟了分科研究的途徑。
此外他的治學方法，力主客觀，諸如搜羅資料，作綜合的研究，參驗見聞，以求實證等，都為後來的漢學家所取法。
與黃顧同時而年輩稍晚的經學家，又有閻若璩、胡渭等。
閻著《古文尚書疏證》，于《古文尚書》矛盾錯訛之處，盡行标舉，古文之僞，始得大明于世。
胡曾著《易圖明辨》、《洪範正論》等，也以客觀的考證方法，掃除若幹附會變亂的謬說。
黃顧諸人，雖下開學術界尊古宗漢的風氣，卻沒有明揭漢學旗幟以自立門戶的意思。
自康熙至乾隆，清室屢興文字獄，士大夫為隐身遠禍，遂群趨考證之學，至乾嘉，臻于極盛。
乾嘉時代的學術研究，以經學為主，兼及文字及音韻之學。
此外于古代史地、諸子、曆算等典籍，也都重加注釋校訂，成就甚巨。
當時的經學家，可分兩派：一派為惠棟，字定宇，江蘇蘇州人。
祖周惕、父士奇均為著名經學家，與棟号稱“吳中三惠”。
此派治經，笃守漢儒家法，專宗馬融、服虔、鄭玄等人的經說，門戶森嚴。
其後江聲、餘蕭客、王鳴盛、江藩等，都承其學風。
漢學之名，也由此派而起。
另一派為戴震，宇東原，安徽休甯人。
其治學雖宗漢儒，但并不墨守漢人學說，而重客觀及實證，更從文字音韻上，開辟治經的新途徑。
他的弟子孔廣森、段玉裁、王念孫等，都精通文字音韻之學。
孔的《詩聲類》，段的《說文解字注》，王的《廣雅疏證》，均以考證詳密、識斷精辟見稱。
念孫子引之，著《經義述聞》，引用漢代訓诂，于諸說中采其可通者，給後世研經者以莫大的便利。
這派學風的影響極大，直至晚清，仍有學者繼續興起，如俞樾、孫诒讓等，皆其著者。
道光之後，經學的研究方向又告轉移。
乾嘉時代的經學，本是遠承東漢的古文諸家，着重文字的考據訓诂，而不重思想的探求。
由于其研究範圍過狹，若幹學者乃轉入西漢的今文學派，着重尋求經書中的微言大義，而不斤斤于名物的考究。
這派的開創者為莊存與、劉逢祿，龔自珍、魏源等繼之，其學漸盛。
他們有時也作考據工作，甚至指若幹古籍（如《左傳》）為僞作，說法雖新穎，但缺乏實證。
清末，康有為作《孔子改制考》及《新學僞經考》等書，謂六經皆孔子所作，古文經為王莽、劉歆所僞造。
其說雖甚離奇，但對近代辨僞疑古的學風，頗有倡導之功。
（三）史地 史學極盛于宋代，至元明，其學漸衰，但亦不能說毫無成績。
正史中的宋遼金三史，都成于元代。
三史自元世祖時即開始修撰，其後又經曆朝的經營，至順帝，再命脫脫等重修，始成定本。
三史中惟《金史》尚能叙事詳明，具有條理。
《宋史》則編次不善，傷于繁冗，錯誤不可勝數。
《遼史》又病在簡略，蕪陋不堪。
明初，命宋濂、王袆等修《元史》，以《元十三朝實錄》為根據，其列傳及諸志，也大都有元人的成書，以資采擇。
《元史》于洪武二年（1369）二月開局，八月成書。
又因順帝無實錄，元末的事迹也甚缺少，乃于次年二月重開史局，加以補輯，至六月書成。
由于成書過速，疏漏錯誤之處，自然無法避免。
例如書中對蒙古人在西亞及歐洲事迹的記載，過于簡略；列傳的次序，也稍嫌紊亂。
其他著名的史學著作，則有薛應旂的《宋元通鑒》，陳邦瞻的《宋史記事本末》及《元史紀事本末》，但體裁因襲前代，并無創例。
此外明代文士，頗能留心于本朝史實加以紀錄，這類著作，其中不乏有價值的史料。
清人治史，重在考訂訓釋，至于史事的記錄，其成績不及宋明。
清初的史學，開拓于黃宗羲，其後萬斯同、全祖望加以光大，至章學誠而集大成，蔚為著名的浙東史派。
宗羲著《明儒學案》六十二卷，為學術史的名著。
斯同，浙江甯波鄞州區人，字季野，宗羲弟子。
他自幼便有志于明史的撰述，康熙時，開明史館，他曾以布衣參與修撰明史的工作，在北京十餘年，所著《明史稿》五百卷，甚為識者所稱許。
他治史以求史實的正确為首務，力避空洞的議論和輕率的臆測，所以他的工作，大部為史料的搜集和鑒别。
這種着重實證的治史方法，對清代史學界發生很大的影響。
斯同死，其稿為王鴻緒所得，鴻緒冒為己作，妄加竄易，以緻面目全非。
乾隆初，張廷玉奉诏刊定《明史》，以王鴻緒史稿為底本，加以增損，實則其稿大半出于斯同之手。
而當時的史臣，有所顧慮，每多更換原文，以媚時君，因此乾隆時所修的《明史》，不如斯同史稿的信實。
祖望亦鄞州人，字紹衣，他繼黃宗羲未竟之志，續成《宋元學案》一百卷，叙述宋元學術的淵源派别，極為詳實。
學誠字實齋，浙江會稽（今浙江紹興）人，才識尤高，所著《文史通義》一書，言史學方法及理論見解超特，發前人之所未發。
他并提倡撰修方志，對方志的取材及編纂之法，也多有論列，其義例甚為後人所取法，漸至方志成為專學。
清初，私人修史之風甚盛，但因莊廷鑨、戴名世兩次史案，均興大獄，清人撰集近代史實的風氣以是遽衰。
史家如全祖望，雖于其文集中記載明末名賢遺事，但亦不敢刊刻。
乾嘉時代的史家，以錢大昕、王鳴盛、趙翼為最著。
錢有《廿二史考異》，王有《十七史商榷》，趙有《廿二史劄記》，均為一代名著，但都不出考訂訓釋的範圍。
嘉慶以後，清室文綱漸疏，于是研究明史之風又盛，重要著作有陳鶴的《明紀》，夏燮的《明通監》等。
對于南明史的撰寫，也于此時開始，如溫睿臨的《南疆逸史》，徐鼒的《小腆紀年》，錢绮的《南明書》，都專記南明史實。
到清末，學者更群趨于明清之際及太平天國曆史的研究，以發洩其排滿思想。
這種風氣，直傳到民國。
［參看李宗侗《中國史學史》，頁一三七至一五〇］ 至于清代官修的本朝曆史，主要有《實錄》及《國史》。
實錄自太祖至穆宗，均成于清代；德宗一朝，則于民國修成。
《國史》分本紀、傳、志、表四大目，其下又分若幹細目，體制甚詳。
光緒時，王先謙私據《實錄》，删節而成《十朝東華錄》（自太祖至穆宗）。
宣統時，朱壽彭根據邸抄及報章，續成《光緒東華錄》。
此外又有“方略”一類，專記曆朝用兵事迹。
道光以後，與西洋各國交涉頻繁，亦有專書記載其事，是為“三朝（道光、鹹豐、同治）籌辦夷務始末”。
地圓之說和經緯線的地圖繪制法，均于元代輸入中國。
但當時國人了解而同意的，可謂絕少，因此并未發生任何影響。
元代地圖，以朱思本的《輿地圖》最為著名，其圖布置精到，于前代地圖的錯誤，多有改正。
明世宗時，羅洪先因朱圖改制為《廣輿圖》，其圖傳播始漸廣，而為後人所取法。
到明神宗時，利瑪窦來華，屢次繪制世界地圖，國人對世界地理的新知識始有較多的吸收，諸如經緯度的測量，地名的譯定，五大洲的觀念，地圓說及五帶（二溫、二寒、一熱）的劃分，均由其正式介紹給國人。
當時雖受一般士大夫的歡迎，但能接受這種學識的人仍然甚少，因此利瑪窦死後不久，國人即不再重視這種制圖法。
其後清聖祖末，也曾命教士以西法測繪地圖，但其圖由清室秘藏，且國人科學知識水準過低，因此仍不能普及。
直到清末，西學大量輸入，西式繪圖法才漸為國人所普遍了解。
［參看王庸《中國地理學史》，頁八五至一二六］ 方志的著作，明清兩代均甚繁富，至于不可勝記。
此外清代史家，多喜兼治與史學有關的地理學。
清初，顧祖禹著《讀史方輿紀要》，論述各地的山川險隘、攻守
炎武字甯人，學者稱為亭林先生，江南昆山（今江蘇昆山市）人。
其學方面甚廣，治經則倡經學即理學之說，教人擺脫宋明理學的羁絆，直接研治六經；并提倡“經世緻用”，于修己之外，尤重安人。
他著有《日知錄》三十二卷，是他生平的得意之作。
書中前七卷皆論經義，其餘則兼及政事、世風、禮制、科舉、藝文、史法、兵事、外國事、天象、術數及地理等，他的學問心得，可在這部書中見其梗概。
這部書的影響很大，它為後人開辟了分科研究的途徑。
此外他的治學方法，力主客觀，諸如搜羅資料，作綜合的研究，參驗見聞，以求實證等，都為後來的漢學家所取法。
與黃顧同時而年輩稍晚的經學家，又有閻若璩、胡渭等。
閻著《古文尚書疏證》，于《古文尚書》矛盾錯訛之處，盡行标舉，古文之僞，始得大明于世。
胡曾著《易圖明辨》、《洪範正論》等，也以客觀的考證方法，掃除若幹附會變亂的謬說。
黃顧諸人，雖下開學術界尊古宗漢的風氣，卻沒有明揭漢學旗幟以自立門戶的意思。
自康熙至乾隆，清室屢興文字獄，士大夫為隐身遠禍，遂群趨考證之學，至乾嘉，臻于極盛。
乾嘉時代的學術研究，以經學為主，兼及文字及音韻之學。
此外于古代史地、諸子、曆算等典籍，也都重加注釋校訂，成就甚巨。
當時的經學家，可分兩派：一派為惠棟，字定宇，江蘇蘇州人。
祖周惕、父士奇均為著名經學家，與棟号稱“吳中三惠”。
此派治經，笃守漢儒家法，專宗馬融、服虔、鄭玄等人的經說，門戶森嚴。
其後江聲、餘蕭客、王鳴盛、江藩等，都承其學風。
漢學之名，也由此派而起。
另一派為戴震，宇東原，安徽休甯人。
其治學雖宗漢儒，但并不墨守漢人學說，而重客觀及實證，更從文字音韻上，開辟治經的新途徑。
他的弟子孔廣森、段玉裁、王念孫等，都精通文字音韻之學。
孔的《詩聲類》，段的《說文解字注》，王的《廣雅疏證》，均以考證詳密、識斷精辟見稱。
念孫子引之，著《經義述聞》，引用漢代訓诂，于諸說中采其可通者，給後世研經者以莫大的便利。
這派學風的影響極大，直至晚清，仍有學者繼續興起，如俞樾、孫诒讓等，皆其著者。
道光之後，經學的研究方向又告轉移。
乾嘉時代的經學，本是遠承東漢的古文諸家，着重文字的考據訓诂，而不重思想的探求。
由于其研究範圍過狹，若幹學者乃轉入西漢的今文學派，着重尋求經書中的微言大義，而不斤斤于名物的考究。
這派的開創者為莊存與、劉逢祿，龔自珍、魏源等繼之，其學漸盛。
他們有時也作考據工作，甚至指若幹古籍（如《左傳》）為僞作，說法雖新穎，但缺乏實證。
清末，康有為作《孔子改制考》及《新學僞經考》等書，謂六經皆孔子所作，古文經為王莽、劉歆所僞造。
其說雖甚離奇，但對近代辨僞疑古的學風，頗有倡導之功。
（三）史地 史學極盛于宋代，至元明，其學漸衰，但亦不能說毫無成績。
正史中的宋遼金三史，都成于元代。
三史自元世祖時即開始修撰，其後又經曆朝的經營，至順帝，再命脫脫等重修，始成定本。
三史中惟《金史》尚能叙事詳明，具有條理。
《宋史》則編次不善，傷于繁冗，錯誤不可勝數。
《遼史》又病在簡略，蕪陋不堪。
明初，命宋濂、王袆等修《元史》，以《元十三朝實錄》為根據，其列傳及諸志，也大都有元人的成書，以資采擇。
《元史》于洪武二年（1369）二月開局，八月成書。
又因順帝無實錄，元末的事迹也甚缺少，乃于次年二月重開史局，加以補輯，至六月書成。
由于成書過速，疏漏錯誤之處，自然無法避免。
例如書中對蒙古人在西亞及歐洲事迹的記載，過于簡略；列傳的次序，也稍嫌紊亂。
其他著名的史學著作，則有薛應旂的《宋元通鑒》，陳邦瞻的《宋史記事本末》及《元史紀事本末》，但體裁因襲前代，并無創例。
此外明代文士，頗能留心于本朝史實加以紀錄，這類著作，其中不乏有價值的史料。
清人治史，重在考訂訓釋，至于史事的記錄，其成績不及宋明。
清初的史學，開拓于黃宗羲，其後萬斯同、全祖望加以光大，至章學誠而集大成，蔚為著名的浙東史派。
宗羲著《明儒學案》六十二卷，為學術史的名著。
斯同，浙江甯波鄞州區人，字季野，宗羲弟子。
他自幼便有志于明史的撰述，康熙時，開明史館，他曾以布衣參與修撰明史的工作，在北京十餘年，所著《明史稿》五百卷，甚為識者所稱許。
他治史以求史實的正确為首務，力避空洞的議論和輕率的臆測，所以他的工作，大部為史料的搜集和鑒别。
這種着重實證的治史方法，對清代史學界發生很大的影響。
斯同死，其稿為王鴻緒所得，鴻緒冒為己作，妄加竄易，以緻面目全非。
乾隆初，張廷玉奉诏刊定《明史》，以王鴻緒史稿為底本，加以增損，實則其稿大半出于斯同之手。
而當時的史臣，有所顧慮，每多更換原文，以媚時君，因此乾隆時所修的《明史》，不如斯同史稿的信實。
祖望亦鄞州人，字紹衣，他繼黃宗羲未竟之志，續成《宋元學案》一百卷，叙述宋元學術的淵源派别，極為詳實。
學誠字實齋，浙江會稽（今浙江紹興）人，才識尤高，所著《文史通義》一書，言史學方法及理論見解超特，發前人之所未發。
他并提倡撰修方志，對方志的取材及編纂之法，也多有論列，其義例甚為後人所取法，漸至方志成為專學。
清初，私人修史之風甚盛，但因莊廷鑨、戴名世兩次史案，均興大獄，清人撰集近代史實的風氣以是遽衰。
史家如全祖望，雖于其文集中記載明末名賢遺事，但亦不敢刊刻。
乾嘉時代的史家，以錢大昕、王鳴盛、趙翼為最著。
錢有《廿二史考異》，王有《十七史商榷》，趙有《廿二史劄記》，均為一代名著，但都不出考訂訓釋的範圍。
嘉慶以後，清室文綱漸疏，于是研究明史之風又盛，重要著作有陳鶴的《明紀》，夏燮的《明通監》等。
對于南明史的撰寫，也于此時開始，如溫睿臨的《南疆逸史》，徐鼒的《小腆紀年》，錢绮的《南明書》，都專記南明史實。
到清末，學者更群趨于明清之際及太平天國曆史的研究，以發洩其排滿思想。
這種風氣，直傳到民國。
［參看李宗侗《中國史學史》，頁一三七至一五〇］ 至于清代官修的本朝曆史，主要有《實錄》及《國史》。
實錄自太祖至穆宗，均成于清代；德宗一朝，則于民國修成。
《國史》分本紀、傳、志、表四大目，其下又分若幹細目，體制甚詳。
光緒時，王先謙私據《實錄》，删節而成《十朝東華錄》（自太祖至穆宗）。
宣統時，朱壽彭根據邸抄及報章，續成《光緒東華錄》。
此外又有“方略”一類，專記曆朝用兵事迹。
道光以後，與西洋各國交涉頻繁，亦有專書記載其事，是為“三朝（道光、鹹豐、同治）籌辦夷務始末”。
地圓之說和經緯線的地圖繪制法，均于元代輸入中國。
但當時國人了解而同意的，可謂絕少，因此并未發生任何影響。
元代地圖，以朱思本的《輿地圖》最為著名，其圖布置精到，于前代地圖的錯誤，多有改正。
明世宗時，羅洪先因朱圖改制為《廣輿圖》，其圖傳播始漸廣，而為後人所取法。
到明神宗時，利瑪窦來華，屢次繪制世界地圖，國人對世界地理的新知識始有較多的吸收，諸如經緯度的測量，地名的譯定，五大洲的觀念，地圓說及五帶（二溫、二寒、一熱）的劃分，均由其正式介紹給國人。
當時雖受一般士大夫的歡迎，但能接受這種學識的人仍然甚少，因此利瑪窦死後不久，國人即不再重視這種制圖法。
其後清聖祖末，也曾命教士以西法測繪地圖，但其圖由清室秘藏，且國人科學知識水準過低，因此仍不能普及。
直到清末，西學大量輸入，西式繪圖法才漸為國人所普遍了解。
［參看王庸《中國地理學史》，頁八五至一二六］ 方志的著作，明清兩代均甚繁富，至于不可勝記。
此外清代史家，多喜兼治與史學有關的地理學。
清初，顧祖禹著《讀史方輿紀要》，論述各地的山川險隘、攻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