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明清的宗教與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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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聖祖深知西洋科學的精妙，乃引用教士徐日升（ThomazPereyra，西班牙人）、白晉（JoachinBouvet，法蘭西人）等，輪流進講，并以他們擔任通譯及若幹外交事務。
又命白晉、德瑪諾（RomainHinderer，法人）等分赴各省，測繪全國地圖，曆時十年而成，聖祖命名為《皇輿全覽圖》，它是中國第一部用經緯度測繪的地圖。
耶稣會士的來華布道，對中國固有的風俗習慣，每抱容忍态度。
教徒有崇拜祖先或孔子的，雖與其教義相沖突，也大都予以默認。
但明末清初，舊教的其他若幹宗派也相率東來，對耶稣會的傳教方式，甚不謂然，因此屢向羅馬教皇陳訴，以耶稣會之容許教徒祭祖為違背教義。
教皇乃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遣使攜密旨來華禁革，使者與聖祖讨論傳教事宜，意見不合。
四十六年（1707），使者公布教皇密令，令教士不服從者，盡行遠離；對聖祖的神學意見，亦有指斥。
聖祖大怒，囚使者于澳門，并下令凡傳教士無中國政府的許可證者，一律不準在中國傳教。
世宗繼位後，對來華教士取締益力。
規定除任職京師欽天監或其他要職者外，其餘教士悉送澳門安置。
世宗以後，教禁時寬時嚴，并未能徹底禁絕。
至嘉慶十三年（1808），新教教士英人馬禮遜（RobertMorison）始至廣東布教。
鴉片戰争後，歐美各地的基督教會紛紛派遣教士來華傳教。
英法聯軍之役後，清廷正式撤銷禁令，于是新舊教派傳播益盛。
若幹教會更于傳教之外，設立醫院和學校，對中國文化和社會的演進，産生巨大的影響。
二、儒學與史地 （一）理學 元代理學，仍承宋人餘緒，當時的大儒金履祥、許衡、吳澄等，其學都不出朱陸範圍，尤以程朱一派的學說最為流行。
明初大儒方孝孺、薛瑄、吳與弼等，亦皆謹守程朱之學。
孝孺，浙江甯海人，他的學問傳自宋濂，以“明王道，緻太平”為己任。
濂，金華（今浙江金華市）人，故号金華學派。
孝孺曾仕于惠帝朝，其信道的笃誠，操守的嚴正，都與朱子相似。
靖難之變，孝孺殉節，金華學統也因而中絕。
瑄，山西河津人，是成祖到英宗一段時間的人。
他為學着重言行的檢點，于義理則少所發揮，号河東學派。
與弼，撫州崇仁（今江西崇仁縣）人，為學以安貧樂道為主，并着重身體力行，一切玄遠之言，絕口不談，門人甚盛，号崇仁學派。
三人雖為當時大儒，但均不能擺脫程朱而有所創辟，直到英宗時的陳獻章出，理學中的反朱學派才告出現。
王守仁，佚名繪。
陳獻章，廣東新會人，初從吳與弼遊，博讀群書。
其後舍繁求約，認為學問勞擾，無由見道，因而不事著述，但教人端坐澄心，于靜中養出端倪。
其學與陸九淵相近，學者稱白沙先生。
其弟子增城（今廣東增城市）湛若水，學者稱甘泉先生，講學則以“随處體驗天理”為宗旨，并不盡守其師說。
他以為所謂“心”，不應隻指方寸而言，而應“體萬物而不遺”。
若水與王守仁同為當時大師，但其學的流傳，不及王學的廣遠。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
少習詞章，繼而緻力于格物，其後更出入佛老，但均無所發明。
武宗時，因忤權宦劉瑾，谪龍場驿（在今貴州修文縣）丞，忽悟格物緻知之道，認為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遂立“緻良知”及“知行合一”之說。
其說與朱學立異，而獨尊陸九淵，以為陸學簡易直捷，可以上接孟子的學統。
所謂良知，是人類先天知善知惡的是非之心，也就是天理。
隻要發揮良知，使知與行合而為一，便自然合于天理，不用外求；良知發揮到極緻，則人人可以為聖人。
聖人的條件，不在事功，而在心性，因此不一定先要立大事業，而後才能做聖人。
其直指人心，頗與禅學相近。
守仁曾築室習靜于其故鄉的陽明洞，因此學者稱他為陽明先生。
其學自成系統，号姚江學派。
陽明之學傳播極廣，其弟子遍及全國，而以錢德洪、王畿、王艮、鄒守益、羅洪先等為最著名，終明之世，幾成王學世界。
宋元以來盛極一時的朱學，至是而衰，其所講求的格緻工夫，也漸不為學者所重。
但王學雖能充分發揮個性，其弊則易使人流于放浪自恣。
因此王派學人，不守禮法者甚多，如何心隐、李贽等，言行均過于荒謬，為世駭怪；而束書不觀，專談心性，思想也難免流于空疏貧乏。
明末，顧憲成、高攀龍講學于東林書院，其學綜合朱王，而以風義節操相砥砺；此外劉宗周雖紹述陽明，但為學主誠敬，立身重操守。
他們都在有意矯正王學的流弊。
明末的陽明學派，流于空疏狂肆，而為學者所厭棄。
清初大儒，北有李颙、孫奇逢、顔元等，南有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等，他們對王學大都不滿，或作有限度的修正，或作猛烈的抨擊。
李孫之學，與陸王相近，但兼采程朱，以為調和。
顔元根本否認讀書說理為學問，而以實用實踐為宗。
他反對宋儒主靜之說，以為“養身莫善于喜動”，教人“振起精神，尋事去做”；并以為學問必須以施諸政治、有益人生為主。
其弟子李塨，恢張師說，但也有補偏救弊之處，世稱他二人的學說為“顔李之學”。
王夫之則力辟緻良知之說，而推崇朱子。
黃宗羲雖宗陽明，但主張多讀書以窮理之變化，并以實踐為歸。
顧炎武不談心性，但以博學有恥為人生鹄的。
他的治學範圍，以典章制度、社會經濟為主，方法則注重歸納考證。
諸家以顧氏對後世的影響最大，清代的樸學，實以他為前驅。
王學至清初，既為學者所诟病，程朱一派的理學因而代興。
清廷也加意提倡朱學，不但以“朱注四書”為取士的标準，并于康熙朝刊刻《朱子全書》、《性理精義》諸書。
當時著名的理學家，有李光地、陸隴其、張伯行等。
其後樸學興起，理學日衰。
樸學着重經史的訓诂考據，又稱漢學；理學着重儒家的義理，又稱宋學。
理學雖不及樸學為盛，但仍代有學人，清季曾國藩、羅澤南，均為理學大儒，亦是中興名臣。
但清代的理學，隻重謹言慎行，既不能博綜群學，更談不到思想上的樹立。
（二）經學 元代科舉，以“朱注四書”及宋人經注為經義考試的标準。
但元室對于經學并未加意提倡，因此亦無成績可言。
至明成祖，命胡廣等編撰《五經大全》、《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解缙等纂輯《永樂大典》，想借此類工作，沖淡文士們對他篡位的反感。
三大全蹈襲程朱經說，實無創見，但因用以取士，對當時的學術思想具有甚大的影響，治經者大多不能跳出宋人的範圍。
《永樂大典》凡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是一部龐大的類書。
其書以韻為目，而以古書字句分别排列于下，甚無條理；但其中所收的古書甚多，若幹佚書，得以複見于世。
當時南北兩京，僅有寫本三部，始終未能镌印，至今幾已完全散失。
明人治經，雖然承襲宋人的餘叙，但也有少數著作，抒發己見，不為前人所囿。
如梅鷟（武宗時人）的《尚書考異》，力攻《古文尚書》之僞。
漢武帝時，孔安國獻《古文尚書》，并作傳加以诠釋。
會巫蠱之獄起，未能列于學官，其書不久佚失。
成帝時，張霸僞作《古文尚書》百二篇以進，未為漢廷所采。
東晉初，梅赜自謂得孔安國所傳《尚書》五十八篇，進于朝廷，而得立于學官。
至唐，孔穎達為之作疏，其書大行。
南宋時，朱熹已對之懷疑，至是梅鷟更力辯其僞。
此外如陳第（神宗時人）的《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等書，于先秦古音，多所發明。
但大多數的學人，都迷戀科舉，埋首于制義的講求。
因此整個說來，明人治經，并無卓越的成就。
清代學術研究的風氣大變，着重于經史的考據訓诂，号稱“漢學”或“樸學”。
這種學風，萌芽于清初，而極盛于乾隆、嘉慶時代。
清初學者，以黃宗羲、顧炎武為大師，他們同是明末至清康熙前期的人。
宗羲字太沖，号梨洲，學者稱為南雷先生，浙江餘姚人。
他以史學見長，為浙東史派的開創者。
經學方面，他對《尚書》和《易經》也有深邃的研究，他的兩部重要著作，《授書随
聖祖深知西洋科學的精妙，乃引用教士徐日升（ThomazPereyra，西班牙人）、白晉（JoachinBouvet，法蘭西人）等，輪流進講，并以他們擔任通譯及若幹外交事務。
又命白晉、德瑪諾（RomainHinderer，法人）等分赴各省，測繪全國地圖，曆時十年而成，聖祖命名為《皇輿全覽圖》，它是中國第一部用經緯度測繪的地圖。
耶稣會士的來華布道，對中國固有的風俗習慣，每抱容忍态度。
教徒有崇拜祖先或孔子的，雖與其教義相沖突，也大都予以默認。
但明末清初，舊教的其他若幹宗派也相率東來，對耶稣會的傳教方式，甚不謂然，因此屢向羅馬教皇陳訴，以耶稣會之容許教徒祭祖為違背教義。
教皇乃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遣使攜密旨來華禁革，使者與聖祖讨論傳教事宜，意見不合。
四十六年（1707），使者公布教皇密令，令教士不服從者，盡行遠離；對聖祖的神學意見，亦有指斥。
聖祖大怒，囚使者于澳門，并下令凡傳教士無中國政府的許可證者，一律不準在中國傳教。
世宗繼位後，對來華教士取締益力。
規定除任職京師欽天監或其他要職者外，其餘教士悉送澳門安置。
世宗以後，教禁時寬時嚴，并未能徹底禁絕。
至嘉慶十三年（1808），新教教士英人馬禮遜（RobertMorison）始至廣東布教。
鴉片戰争後，歐美各地的基督教會紛紛派遣教士來華傳教。
英法聯軍之役後，清廷正式撤銷禁令，于是新舊教派傳播益盛。
若幹教會更于傳教之外，設立醫院和學校，對中國文化和社會的演進，産生巨大的影響。
二、儒學與史地 （一）理學 元代理學，仍承宋人餘緒，當時的大儒金履祥、許衡、吳澄等，其學都不出朱陸範圍，尤以程朱一派的學說最為流行。
明初大儒方孝孺、薛瑄、吳與弼等，亦皆謹守程朱之學。
孝孺，浙江甯海人，他的學問傳自宋濂，以“明王道，緻太平”為己任。
濂，金華（今浙江金華市）人，故号金華學派。
孝孺曾仕于惠帝朝，其信道的笃誠，操守的嚴正，都與朱子相似。
靖難之變，孝孺殉節，金華學統也因而中絕。
瑄，山西河津人，是成祖到英宗一段時間的人。
他為學着重言行的檢點，于義理則少所發揮，号河東學派。
與弼，撫州崇仁（今江西崇仁縣）人，為學以安貧樂道為主，并着重身體力行，一切玄遠之言，絕口不談，門人甚盛，号崇仁學派。
三人雖為當時大儒，但均不能擺脫程朱而有所創辟，直到英宗時的陳獻章出，理學中的反朱學派才告出現。
王守仁，佚名繪。
陳獻章，廣東新會人，初從吳與弼遊，博讀群書。
其後舍繁求約，認為學問勞擾，無由見道，因而不事著述，但教人端坐澄心，于靜中養出端倪。
其學與陸九淵相近，學者稱白沙先生。
其弟子增城（今廣東增城市）湛若水，學者稱甘泉先生，講學則以“随處體驗天理”為宗旨，并不盡守其師說。
他以為所謂“心”，不應隻指方寸而言，而應“體萬物而不遺”。
若水與王守仁同為當時大師，但其學的流傳，不及王學的廣遠。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
少習詞章，繼而緻力于格物，其後更出入佛老，但均無所發明。
武宗時，因忤權宦劉瑾，谪龍場驿（在今貴州修文縣）丞，忽悟格物緻知之道，認為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遂立“緻良知”及“知行合一”之說。
其說與朱學立異，而獨尊陸九淵，以為陸學簡易直捷，可以上接孟子的學統。
所謂良知，是人類先天知善知惡的是非之心，也就是天理。
隻要發揮良知，使知與行合而為一，便自然合于天理，不用外求；良知發揮到極緻，則人人可以為聖人。
聖人的條件，不在事功，而在心性，因此不一定先要立大事業，而後才能做聖人。
其直指人心，頗與禅學相近。
守仁曾築室習靜于其故鄉的陽明洞，因此學者稱他為陽明先生。
其學自成系統，号姚江學派。
陽明之學傳播極廣，其弟子遍及全國，而以錢德洪、王畿、王艮、鄒守益、羅洪先等為最著名，終明之世，幾成王學世界。
宋元以來盛極一時的朱學，至是而衰，其所講求的格緻工夫，也漸不為學者所重。
但王學雖能充分發揮個性，其弊則易使人流于放浪自恣。
因此王派學人，不守禮法者甚多，如何心隐、李贽等，言行均過于荒謬，為世駭怪；而束書不觀，專談心性，思想也難免流于空疏貧乏。
明末，顧憲成、高攀龍講學于東林書院，其學綜合朱王，而以風義節操相砥砺；此外劉宗周雖紹述陽明，但為學主誠敬，立身重操守。
他們都在有意矯正王學的流弊。
明末的陽明學派，流于空疏狂肆，而為學者所厭棄。
清初大儒，北有李颙、孫奇逢、顔元等，南有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等，他們對王學大都不滿，或作有限度的修正，或作猛烈的抨擊。
李孫之學，與陸王相近，但兼采程朱，以為調和。
顔元根本否認讀書說理為學問，而以實用實踐為宗。
他反對宋儒主靜之說，以為“養身莫善于喜動”，教人“振起精神，尋事去做”；并以為學問必須以施諸政治、有益人生為主。
其弟子李塨，恢張師說，但也有補偏救弊之處，世稱他二人的學說為“顔李之學”。
王夫之則力辟緻良知之說，而推崇朱子。
黃宗羲雖宗陽明，但主張多讀書以窮理之變化，并以實踐為歸。
顧炎武不談心性，但以博學有恥為人生鹄的。
他的治學範圍，以典章制度、社會經濟為主，方法則注重歸納考證。
諸家以顧氏對後世的影響最大，清代的樸學，實以他為前驅。
王學至清初，既為學者所诟病，程朱一派的理學因而代興。
清廷也加意提倡朱學，不但以“朱注四書”為取士的标準，并于康熙朝刊刻《朱子全書》、《性理精義》諸書。
當時著名的理學家，有李光地、陸隴其、張伯行等。
其後樸學興起，理學日衰。
樸學着重經史的訓诂考據，又稱漢學；理學着重儒家的義理，又稱宋學。
理學雖不及樸學為盛，但仍代有學人，清季曾國藩、羅澤南，均為理學大儒，亦是中興名臣。
但清代的理學，隻重謹言慎行，既不能博綜群學，更談不到思想上的樹立。
（二）經學 元代科舉，以“朱注四書”及宋人經注為經義考試的标準。
但元室對于經學并未加意提倡，因此亦無成績可言。
至明成祖，命胡廣等編撰《五經大全》、《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解缙等纂輯《永樂大典》，想借此類工作，沖淡文士們對他篡位的反感。
三大全蹈襲程朱經說，實無創見，但因用以取士，對當時的學術思想具有甚大的影響，治經者大多不能跳出宋人的範圍。
《永樂大典》凡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是一部龐大的類書。
其書以韻為目，而以古書字句分别排列于下，甚無條理；但其中所收的古書甚多，若幹佚書，得以複見于世。
當時南北兩京，僅有寫本三部，始終未能镌印，至今幾已完全散失。
明人治經，雖然承襲宋人的餘叙，但也有少數著作，抒發己見，不為前人所囿。
如梅鷟（武宗時人）的《尚書考異》，力攻《古文尚書》之僞。
漢武帝時，孔安國獻《古文尚書》，并作傳加以诠釋。
會巫蠱之獄起，未能列于學官，其書不久佚失。
成帝時，張霸僞作《古文尚書》百二篇以進，未為漢廷所采。
東晉初，梅赜自謂得孔安國所傳《尚書》五十八篇，進于朝廷，而得立于學官。
至唐，孔穎達為之作疏，其書大行。
南宋時，朱熹已對之懷疑，至是梅鷟更力辯其僞。
此外如陳第（神宗時人）的《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等書，于先秦古音，多所發明。
但大多數的學人，都迷戀科舉，埋首于制義的講求。
因此整個說來，明人治經，并無卓越的成就。
清代學術研究的風氣大變，着重于經史的考據訓诂，号稱“漢學”或“樸學”。
這種學風，萌芽于清初，而極盛于乾隆、嘉慶時代。
清初學者，以黃宗羲、顧炎武為大師，他們同是明末至清康熙前期的人。
宗羲字太沖，号梨洲，學者稱為南雷先生，浙江餘姚人。
他以史學見長，為浙東史派的開創者。
經學方面，他對《尚書》和《易經》也有深邃的研究，他的兩部重要著作，《授書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