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明清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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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石者。
其後雖屢次裁減，但較他地猶重。
征租以米麥為主，但亦可代以銀鈔。
英宗時，規定米麥每石折銀二錢五分，輸米麥者謂之“本色”，折銀者謂之“折色”。
役有甲役及徭役，前者以戶計，後者以丁計；民年十六為成丁，即須服役，六十而免。
其法有“力差”和“銀差”兩種，前者為親身服役，後者為輸銀代役，各聽百姓自便。
其後黃冊及魚鱗圖冊因年久失修，征課不能得實，賦役之法漸壞。
世宗以後，因國用不足，屢有額外征課，謂之加派。
神宗萬曆九年（1581）以後，改行“一條鞭法”。
它的辦法是清查各州縣的地丁，把人民應出的租稅和免役的代價，均一并于田賦中征收。
百姓雖免除差役，田賦則暗中增加。
神宗末，遼東事起，于是再加田賦。
又以諸役繁興，随時征發人民服役，一條鞭法乃完全破壞。
思宗時，又數度加賦，名曰遼饷、練饷、剿饷，終緻流寇四起，國家随之滅亡。
清初行兩稅法，但繳納的期限及稅率的高低，各省并不完全相同。
田賦之外，又有丁稅，繳銀以代力役，與田賦同時征收。
康熙五十二年（1713），清室特诏以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雍正五年（1727），并丁銀于田賦，因此沒有田産的人，可以終身不納賦稅。
征賦的辦法，除江蘇、安徽、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山東、江西八省，其餘各省，一概征銀。
八省租賦則有本色、折色之分，前者征米，後者征銀。
此外地方官吏，每于租賦定額以外，浮收米銀，請之“耗羨”。
州縣轉運糧米，不能無虧損；而銀須下爐銷熔重鑄，然後解都，亦不能無折耗；因此必須額外加收，以補耗損。
這種辦法，起于明代。
清初，各州縣随意征收耗羨，甚有流弊。
世宗時，規定羨餘全交藩司，然後酌給大小官員，以為養廉之資，其弊才稍見革除。
田賦丁稅以外，又有雜稅，最主要的為鹽稅和關稅。
明代鹽由政府收購專賣，稱為官鹽，嚴禁百姓販運私鹽。
太祖時，命百姓納米換鹽。
其後又有納馬、鈔、鐵、布換鹽的辦法，概以政府的需要而定。
此外成祖時又有計口配鹽的辦法，以每月大口食鹽一斤，小口半斤計，配鹽于各戶，每斤納鈔一貫。
這類辦法，到明朝後期，大都廢止，而限定以錢購鹽。
明初，商貨規定三十稅一。
宣宗時，始設鈔關，于京省商業繁華之地設關，往來車船商貨，均須納鈔，甚為病民。
清代仍由政府專鹽利，分全國為若幹鹽區，視一地食鹽的多寡，由政府或委托特許商人如額運銷其地，嚴禁私販。
稅關設于内地者為常關，以征收土産商品的通過稅；在沿海及各商埠所設者為海關，其征課對象，為國際貿易的出入貨物。
海關收入最豐，但至天津、北京兩條約訂立後，中國關稅失去自主權，外貨暢銷無阻，國貨受其排斥，日漸萎縮，而緻連年入超，國家遭遇嚴重的經濟危機。
至清末，又有厘金之制，太平軍之役時，清吏雷以誠于淮安、揚州地區，設立厘卡，對過往商貨，抽損1％，以佐軍用，各省紛紛仿效。
事平之後，仍不廢止，厘卡反陸續添設，其收入則大部為官吏所中飽。
币制方面，明初沿習元制，仍用鈔法。
太祖時，發行大明通寶，自百文至一貫，共分六等。
鈔一貫抵錢千文，銀一兩，四貫抵金一兩。
其後造小鈔，自十文至五十文。
又因民間重錢輕鈔，禁止用錢，但鈔價日益低落，孝宗以後，鈔制建廢。
錢币則太祖時曾鑄大中及洪武通寶，各分當一、當二、當三、當五、當十五等，重量自一錢至一兩。
從太祖到武宗，前後僅鑄錢四次，其後每朝一鑄。
而以神宗時的萬曆通寶最為精良。
清代大部分時間，不用鈔法，直到末年，才有鈔票的發行。
錢币則曆代均有鑄造，世宗時，規定每錢的重量為一錢二分。
此外并許以銀塊代貨币，因重量不一，流通不暢。
海禁開放後，沿海商埠，多通用外國銀币，德宗時，遂設廠仿鑄銀币。
清末發鈔鑄币的事，還要在後面詳述。
（二）法典與刑法 唐朝以後，自五代下至宋、遼、金，諸朝法律，皆以《唐律》為宗。
惟《元律》充滿外族風格，不為《唐律》所囿，而支離破碎，不能自成系統。
至明，又模仿《唐律》。
明太祖于元末稱吳王後，便開始議定律令，以丞相李善長主其事。
至洪武六年（1373），定《大明律》，篇目全準于唐，凡三十卷，六百零六條。
至二十二年（1389），改以六部分類，即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六類，凡三十卷，四百六十條。
古律的面目，至此一變，但其重要内容，仍不出《唐律》範圍。
三十年（1397），頒布《大明律诰》（簡稱《大诰》），綜輯各種官民過犯，以補律的不足。
《明律》雖沿襲《唐律》，但亦作若幹局部的更改，有時且不甚合理。
例如《唐律》盜園林草木者，徒二年半；《明律》則比照盜大祀神禦物，而處斬刑。
又如《唐律》無罵人罪，《明律》則罵人者笞一十，互相罵者，各笞一十。
司法機關，地方則府州縣官，均兼掌獄訟。
輕微案件，大都一審了結；較大罪案，始呈報按察使複訊，再呈刑部詳議，交大理寺複審，而後定谳；遇有大獄重囚，則由刑部、大理寺及都察院會審。
刑部掌全國司法行政，兼理京府直隸的部分刑案。
大理寺為最高法院，凡刑部、都察院所受理的案件，均移至寺複審。
都察院的主要職責為糾察百官，并有會審大案之權。
這三個機關，合稱“三法司”。
此外尚有皇帝私設的法庭，可以不經政府的司法機關及訴訟程序，即行逮捕處決人犯，其刑罰的殘虐，誅殺的冤濫，為曆代所少見。
明代司法權的不統一，是造成司法黑暗腐敗的主要原因。
明代皇帝的私設法庭兼特務機關，有錦衣衛、東西廠及鎮撫司，皆掌緝捕刑獄。
其所補治者，刑部大理寺不能過問，而濫用非刑，備極慘毒。
錦衣衛又稱诏獄，設于太祖時，當時的大獄，多由其承辦，殺人甚多。
太祖晚年，曾命大小獄案，均經法司審理。
但到成祖時，又命錦衣衛典刑獄，其後終明之世，不再改變。
成祖以篡竊得位，用法極酷，又以宦官為鷹犬，設立東廠，以宦官掌之，緝訪謀逆、妖言及大奸惡等，刑獄遂濫。
憲宗時，又設西廠，以宦官汪直主之。
其後西廠一度取消，但到武宗時，因寵信宦官劉瑾，再度恢複；而瑾又設内行廠，親自領導，官民冤死者數千。
及劉瑾被誅，西廠及内行廠均被取消，宦官的威虐稍殺。
到熹宗時，魏忠賢用事，而廠衛之禍又熾。
思宗雖誅魏忠賢，但其天性猜忌，仍信用廠衛，推行恐怖政治，直至國家滅亡而後已。
鎮撫司原隸錦衣衛，職司獄訟，憲宗時，成為獨立機構，其後與宦寺勾結，制造許多冤獄。
廠衛的橫行，益以廷杖的威虐，構成明代法治的最大污點。
［參看徐道鄰《中國法制史論略》，頁九〇至一〇四］ 清軍入關後，最初仍沿用《明律》。
順治二年（1645），始命官修律。
次年修成，是為《大清律》；又經康雍兩朝的修訂，始成定本。
《清律》凡四百三十六條，其篇目全襲《明律》，但條文則略有增減改易，且頗能矯正前失。
至于司法機關的名稱職掌，大體與明朝相同，但也有稍異之處。
中央司法機關，仍以刑部、大理寺為主。
重大罪案或皇帝特交的案件，則由三法司會審，或由刑部尚書、侍郎率屬員加以審判，然後定谳。
大理寺的職權，較明代減削，隻有會審重大罪案之權，而不能單獨審判。
地方的刑案，例由州縣審判，遇有重大案件，始由府、按察使、巡撫、總督，層層複訊。
刑案的判決，自督撫達于刑部後，如無異議，即為定谳。
供詞不符者，可發回更審；不服者可以上訴，但不得越訴。
至于明代的廠衛廷杖，到清代則完全取消。
外國人在中國犯罪的，最初也依律處置。
英法聯軍之役後，外國人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犯罪者由其領事自行處理，于是中國的法權，遭受破壞。
清末的社會情形，較前有顯著的改變，與外國的交涉，也日益頻繁；舊有的法律，已不能配合當時環境，因此清室有修改法律之舉。
光緒三十一年（1905），開始修改若幹不合時宜的條文，并增添新條，如鴉片禁例、電報、鐵路等事，以及買賣人口、販賣毒品、僞造貨币郵票等罪刑，皆列入法典。
并删除淩遲、枭首等刑，笞杖也改為罰金。
一面命沈家本、伍廷芳等參酌西方法理，編訂新律。
三十四年（1908），新律修成，名曰《大清現行刑律》，至宣統二年（1910）末頒布。
此外宣統時代編成的商律、民律及海船法等草案，均未及實行。
司法官制方面，光緒三十二年（1906），改刑部為法部，專掌司法行政；大理寺為大理院，下設各級審判廳，專掌審判，各省按察司改為提法司，承法部及本省督
其後雖屢次裁減，但較他地猶重。
征租以米麥為主，但亦可代以銀鈔。
英宗時，規定米麥每石折銀二錢五分，輸米麥者謂之“本色”，折銀者謂之“折色”。
役有甲役及徭役，前者以戶計，後者以丁計；民年十六為成丁，即須服役，六十而免。
其法有“力差”和“銀差”兩種，前者為親身服役，後者為輸銀代役，各聽百姓自便。
其後黃冊及魚鱗圖冊因年久失修，征課不能得實，賦役之法漸壞。
世宗以後，因國用不足，屢有額外征課，謂之加派。
神宗萬曆九年（1581）以後，改行“一條鞭法”。
它的辦法是清查各州縣的地丁，把人民應出的租稅和免役的代價，均一并于田賦中征收。
百姓雖免除差役，田賦則暗中增加。
神宗末，遼東事起，于是再加田賦。
又以諸役繁興，随時征發人民服役，一條鞭法乃完全破壞。
思宗時，又數度加賦，名曰遼饷、練饷、剿饷，終緻流寇四起，國家随之滅亡。
清初行兩稅法，但繳納的期限及稅率的高低，各省并不完全相同。
田賦之外，又有丁稅，繳銀以代力役，與田賦同時征收。
康熙五十二年（1713），清室特诏以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雍正五年（1727），并丁銀于田賦，因此沒有田産的人，可以終身不納賦稅。
征賦的辦法，除江蘇、安徽、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山東、江西八省，其餘各省，一概征銀。
八省租賦則有本色、折色之分，前者征米，後者征銀。
此外地方官吏，每于租賦定額以外，浮收米銀，請之“耗羨”。
州縣轉運糧米，不能無虧損；而銀須下爐銷熔重鑄，然後解都，亦不能無折耗；因此必須額外加收，以補耗損。
這種辦法，起于明代。
清初，各州縣随意征收耗羨，甚有流弊。
世宗時，規定羨餘全交藩司，然後酌給大小官員，以為養廉之資，其弊才稍見革除。
田賦丁稅以外，又有雜稅，最主要的為鹽稅和關稅。
明代鹽由政府收購專賣，稱為官鹽，嚴禁百姓販運私鹽。
太祖時，命百姓納米換鹽。
其後又有納馬、鈔、鐵、布換鹽的辦法，概以政府的需要而定。
此外成祖時又有計口配鹽的辦法，以每月大口食鹽一斤，小口半斤計，配鹽于各戶，每斤納鈔一貫。
這類辦法，到明朝後期，大都廢止，而限定以錢購鹽。
明初，商貨規定三十稅一。
宣宗時，始設鈔關，于京省商業繁華之地設關，往來車船商貨，均須納鈔，甚為病民。
清代仍由政府專鹽利，分全國為若幹鹽區，視一地食鹽的多寡，由政府或委托特許商人如額運銷其地，嚴禁私販。
稅關設于内地者為常關，以征收土産商品的通過稅；在沿海及各商埠所設者為海關，其征課對象，為國際貿易的出入貨物。
海關收入最豐，但至天津、北京兩條約訂立後，中國關稅失去自主權，外貨暢銷無阻，國貨受其排斥，日漸萎縮，而緻連年入超，國家遭遇嚴重的經濟危機。
至清末，又有厘金之制，太平軍之役時，清吏雷以誠于淮安、揚州地區，設立厘卡，對過往商貨，抽損1％，以佐軍用，各省紛紛仿效。
事平之後，仍不廢止，厘卡反陸續添設，其收入則大部為官吏所中飽。
币制方面，明初沿習元制，仍用鈔法。
太祖時，發行大明通寶，自百文至一貫，共分六等。
鈔一貫抵錢千文，銀一兩，四貫抵金一兩。
其後造小鈔，自十文至五十文。
又因民間重錢輕鈔，禁止用錢，但鈔價日益低落，孝宗以後，鈔制建廢。
錢币則太祖時曾鑄大中及洪武通寶，各分當一、當二、當三、當五、當十五等，重量自一錢至一兩。
從太祖到武宗，前後僅鑄錢四次，其後每朝一鑄。
而以神宗時的萬曆通寶最為精良。
清代大部分時間，不用鈔法，直到末年，才有鈔票的發行。
錢币則曆代均有鑄造，世宗時，規定每錢的重量為一錢二分。
此外并許以銀塊代貨币，因重量不一，流通不暢。
海禁開放後，沿海商埠，多通用外國銀币，德宗時，遂設廠仿鑄銀币。
清末發鈔鑄币的事，還要在後面詳述。
（二）法典與刑法 唐朝以後，自五代下至宋、遼、金，諸朝法律，皆以《唐律》為宗。
惟《元律》充滿外族風格，不為《唐律》所囿，而支離破碎，不能自成系統。
至明，又模仿《唐律》。
明太祖于元末稱吳王後，便開始議定律令，以丞相李善長主其事。
至洪武六年（1373），定《大明律》，篇目全準于唐，凡三十卷，六百零六條。
至二十二年（1389），改以六部分類，即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六類，凡三十卷，四百六十條。
古律的面目，至此一變，但其重要内容，仍不出《唐律》範圍。
三十年（1397），頒布《大明律诰》（簡稱《大诰》），綜輯各種官民過犯，以補律的不足。
《明律》雖沿襲《唐律》，但亦作若幹局部的更改，有時且不甚合理。
例如《唐律》盜園林草木者，徒二年半；《明律》則比照盜大祀神禦物，而處斬刑。
又如《唐律》無罵人罪，《明律》則罵人者笞一十，互相罵者，各笞一十。
司法機關，地方則府州縣官，均兼掌獄訟。
輕微案件，大都一審了結；較大罪案，始呈報按察使複訊，再呈刑部詳議，交大理寺複審，而後定谳；遇有大獄重囚，則由刑部、大理寺及都察院會審。
刑部掌全國司法行政，兼理京府直隸的部分刑案。
大理寺為最高法院，凡刑部、都察院所受理的案件，均移至寺複審。
都察院的主要職責為糾察百官，并有會審大案之權。
這三個機關，合稱“三法司”。
此外尚有皇帝私設的法庭，可以不經政府的司法機關及訴訟程序，即行逮捕處決人犯，其刑罰的殘虐，誅殺的冤濫，為曆代所少見。
明代司法權的不統一，是造成司法黑暗腐敗的主要原因。
明代皇帝的私設法庭兼特務機關，有錦衣衛、東西廠及鎮撫司，皆掌緝捕刑獄。
其所補治者，刑部大理寺不能過問，而濫用非刑，備極慘毒。
錦衣衛又稱诏獄，設于太祖時，當時的大獄，多由其承辦，殺人甚多。
太祖晚年，曾命大小獄案，均經法司審理。
但到成祖時，又命錦衣衛典刑獄，其後終明之世，不再改變。
成祖以篡竊得位，用法極酷，又以宦官為鷹犬，設立東廠，以宦官掌之，緝訪謀逆、妖言及大奸惡等，刑獄遂濫。
憲宗時，又設西廠，以宦官汪直主之。
其後西廠一度取消，但到武宗時，因寵信宦官劉瑾，再度恢複；而瑾又設内行廠，親自領導，官民冤死者數千。
及劉瑾被誅，西廠及内行廠均被取消，宦官的威虐稍殺。
到熹宗時，魏忠賢用事，而廠衛之禍又熾。
思宗雖誅魏忠賢，但其天性猜忌，仍信用廠衛，推行恐怖政治，直至國家滅亡而後已。
鎮撫司原隸錦衣衛，職司獄訟，憲宗時，成為獨立機構，其後與宦寺勾結，制造許多冤獄。
廠衛的橫行，益以廷杖的威虐，構成明代法治的最大污點。
［參看徐道鄰《中國法制史論略》，頁九〇至一〇四］ 清軍入關後，最初仍沿用《明律》。
順治二年（1645），始命官修律。
次年修成，是為《大清律》；又經康雍兩朝的修訂，始成定本。
《清律》凡四百三十六條，其篇目全襲《明律》，但條文則略有增減改易，且頗能矯正前失。
至于司法機關的名稱職掌，大體與明朝相同，但也有稍異之處。
中央司法機關，仍以刑部、大理寺為主。
重大罪案或皇帝特交的案件，則由三法司會審，或由刑部尚書、侍郎率屬員加以審判，然後定谳。
大理寺的職權，較明代減削，隻有會審重大罪案之權，而不能單獨審判。
地方的刑案，例由州縣審判，遇有重大案件，始由府、按察使、巡撫、總督，層層複訊。
刑案的判決，自督撫達于刑部後，如無異議，即為定谳。
供詞不符者，可發回更審；不服者可以上訴，但不得越訴。
至于明代的廠衛廷杖，到清代則完全取消。
外國人在中國犯罪的，最初也依律處置。
英法聯軍之役後，外國人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犯罪者由其領事自行處理，于是中國的法權，遭受破壞。
清末的社會情形，較前有顯著的改變，與外國的交涉，也日益頻繁；舊有的法律，已不能配合當時環境，因此清室有修改法律之舉。
光緒三十一年（1905），開始修改若幹不合時宜的條文，并增添新條，如鴉片禁例、電報、鐵路等事，以及買賣人口、販賣毒品、僞造貨币郵票等罪刑，皆列入法典。
并删除淩遲、枭首等刑，笞杖也改為罰金。
一面命沈家本、伍廷芳等參酌西方法理，編訂新律。
三十四年（1908），新律修成，名曰《大清現行刑律》，至宣統二年（1910）末頒布。
此外宣統時代編成的商律、民律及海船法等草案，均未及實行。
司法官制方面，光緒三十二年（1906），改刑部為法部，專掌司法行政；大理寺為大理院，下設各級審判廳，專掌審判，各省按察司改為提法司，承法部及本省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