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明清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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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設于各省或其他沖要地區。
明代除十三省均置都司外，并設有遼東都司（治所在今遼甯遼陽市）、萬全都司（治所在今河北宣化縣）及大甯都司（治所在今内蒙古甯城縣西）。
此外又有行都指揮使司（簡稱行都司）及留守司。
凡地區過大，衛所分散之省，即于都司外設行都司，分統衛所，以增進軍政的效率，如陝西（包括今陝甘二省）、四川等省，均設有行都司。
留守司則置于皇陵的所在地，明廷因保護陵寝，故于其地多設衛所，而以留守司統轄之。
洪武二年（1369），太祖以其故鄉鳳陽（今安徽鳳陽縣）為中都，并置中都留守司。
其後世宗以藩王入統，父祖陵墓均在安陸（今湖北安陸市），乃于嘉靖十八年（1539），在其地設興都留守司。
至于南北兩直隸地區的衛所，則不設都司，而直隸于兩京都督府。
世宗時，全國共有都指揮使司十六，行都指揮使司五，留守司二；所屬衛四百九十三，所二千五百九十三，守禦千戶所（直隸于都司的千戶所）三百一十五。
［參看胡耐安《明清兩代土司》（載《大陸雜志史學叢書》第一輯第七冊）；程光裕、徐聖谟《中國曆史地圖集》二，頁九一至九二］ 都司衛所之在内地者，純為軍事機構，但邊區的衛所，則多兼理民事。
凡兼掌民政的衛所，多轄有實土，成為地方的行政區域；不轄實土者，則僅管軍事。
如遼東都司，其衛所均領有實土；萬全、陝西兩都司的衛所，也大都為實土。
這種措施，目的在求軍政統一，便于作戰。
京師駐軍，司宿衛宮禁的，統稱上直衛親軍。
太祖時，置錦衣、旗手、金吾、羽林等上十二衛，成祖時，增十衛；宣宗時，又增四衛；共二十六衛。
保衛京師的軍隊，統稱京衛。
太祖時，置留守等四十衛；成祖時增至七十二衛。
上直衛及京衛的士兵，皆自各衛所征調而來。
成祖時，設立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統稱京營，其中三千營由邊外降丁組成，五軍神機兩營則由京衛軍組成。
成祖北征沙漠，均以京營取勝。
景帝及憲宗時，京營制度曾兩次改易，到世宗時，又複舊制。
太祖鑒于前代宦官掌握軍權的流弊，因而特禁宦官典兵。
至成祖，寵信宦官，使之監軍，甚至奉使專征，因而宦官的勢力大張。
成祖以後，兵事日漸廢弛。
京師的兵，多為權貴所隐占役使；各省的兵，也缺少訓練。
憲宗時，開始以宦官汪直典掌京營。
其後宦官之勢益盛，營将大多為宦官私人，平時不理兵務，惟以虛報員額，侵吞饷糈為事，因此軍隊更加腐敗。
世宗時，遇有警急，乃不得不召募民兵，以任戰事。
倭寇之亂，即賴戚繼光于浙江募勇，訓練成軍，而後始得讨平。
自此以後，有事惟賴民兵以及四川、廣西、湖廣三省的士兵，衛所兵則徒有虛籍，已毫無戰鬥能力。
（二）旗兵與漢兵 清代的兵，大體可分旗兵與漢兵兩大類。
旗兵是清人入關前的原始兵制，清太祖時創立的，士兵大都為滿人。
太宗時，大量吸收蒙古人及漢人，納入旗兵組織。
太祖、太宗及世宗時代的武功，大都是旗兵所建。
漢兵又可分綠營、鄉勇和新軍，其建立的時代，先後不同。
綠營是清入關後最早的漢人軍隊，也是旗兵腐敗後清室的戰争主力。
到高宗末期，綠營也告衰敝，于是鄉勇繼之而起。
太平天國之役後，清室開始以西法練兵；甲午戰後，更積極訓練擴充；但新軍對外戰争，并無績效，反成為野心軍閥攘奪政權的資本。
這可說明，僅憑軍隊的改進，并無法解決整個國家的問題。
茲将以上各種兵制的内容及其興衰的經過，作一簡略的叙述。
八旗最初是一種軍政合一的制度。
清太祖時，分全國為正紅、正黃、正藍、正白及鑲紅、鑲黃、鑲藍、鑲白八旗，全國人民皆分隸旗下，以八和碩貝勒（和碩，滿語部落之義；貝勒，部長之義）為旗主，旗下人謂之屬人。
屬人之于旗主，分屬君臣，有納稅、服役及當兵的義務。
八旗旗主，并公推其中一人為首長，如八家意有不合，可以更換。
至太宗，為推行皇帝集權，漸漸抑制旗主的權力，并逐次更換各旗旗主；使各旗屬人，除皇帝外，不再認他人為其主人。
入關以後，清室采行漢制，八旗制漸失原來的面目；到世宗，僅成為一種軍事制度。
［參看孟森《八旗制度考實》（載孟著《清代史》）］ 清初定制，八旗男子皆服兵役。
其制每三百人設一佐領，五佐領設一參領，領一千五百人；五參領設一都統，領七千五百人。
都統總一旗軍政，其上又設總管大臣一人，佐管大臣二人以統領之；都統以下，則有左右二副都統。
八旗次序，以鑲黃、正黃、正白為上三旗，餘為下五旗。
太宗時，蒙古降服，漢人歸附者亦多，因而增編蒙古八旗及漢軍八旗，共二十四旗。
旗兵的任務有二，一為充任禁旅，一為駐防各地。
禁旅司保衛京師，其組織有骁騎營、護軍營、前鋒營、步軍營、火器營、健銳營、虎槍營等名目，名額約十萬餘人。
駐防旗兵，則遍及畿輔以及各省形勝之地，兵額亦約十萬餘人，最高長官為将軍，其下有都統等官。
綠營兵士全為漢人，以綠旗為識别，駐紮各省及邊疆土地，兵額約有五六十萬。
軍官有提督、總兵、副将、參将、遊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等名目，受督撫的節制。
清初征伐，多用旗兵，其後日漸腐化；康雍以後，作戰以綠營為主。
及至乾隆末，川楚教匪亂起，綠營兵亦不堪一擊，惟賴鄉勇應戰。
太平軍起，清室全仗鄉勇組成的湘軍和淮軍，始得戡平大亂。
自鹹同時代湘淮軍先後建立，勇營遂與八旗綠營，鼎足而三，其後清室威内禦外，全仗勇營。
八旗綠營，向恃刀矢弓矛為利器，火槍不過為補助品，勇營也不全恃火器。
太平軍之役末期，李鴻章駐軍上海，始以外人組織常勝軍，采用西式武器，克服蘇、常，頗賴其力；其後淮軍平撚，也多采用洋槍。
同治末，李鴻章任直隸總督，模仿西法練兵，購置新械，設立軍事學堂，頗能聳動一時。
但所學的僅是西人的皮毛，加以将士驕惰，暮氣已深，遂有甲午之戰的大敗。
甲午戰後，清廷以袁世凱練兵于小站，号新建陸軍，由直督榮祿統轄。
光緒二十四年（1898），榮祿入為軍機大臣，盡握北方諸軍節制之權。
既而編宋慶、董福祥、聶士成、袁世凱四軍為前、後、左、右四武衛軍，另募萬人為中軍而自領之。
八國聯軍之役，聶士成戰死，所部全潰，董部也逃散殆盡。
光緒二十八年（1902），袁世凱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加意練兵。
次年，清廷設立練兵處，主持全國練兵事宜。
數年之間，世凱所練之兵，頗有成績。
新軍的編制，以軍為最高單位，每軍轄兩鎮，每鎮轄兩協，每協轄兩标，每标三營，每營四隊，每隊三排，每排三棚。
官長則軍有總統官，鎮有統制官，協有協領官，标有統帶官，營有營帶官等。
每鎮官兵，共有一萬二千五百十二名。
清廷本拟置三十六鎮，但限于經費，未能完全成立。
其後清廷并練兵處、兵部為陸軍部，北洋各鎮歸部直轄。
但世凱仍隐然為新軍領袖，具有極大潛力，終緻利用新軍，逼迫清室退位，繼而攫取了民國總統的地位。
水師自清初即有，自台灣平定後，以海疆無事，其勢漸衰。
嘉道時，僅能捕逐海盜，中英戰起，水師毫無應戰能力。
太平軍之役，曾國藩創長江水師，當時頗得其力。
但事後也腐敗不堪用。
新式海軍，創始于中法戰争之後，甲午之戰，北洋艦隊幾至全覆。
宣統初，諸親貴競言擴建海軍，以期乘機搜括，清室乃以善耆等為籌辦海軍處大臣，命載洵、薩鎮冰專司籌備，并以鎮冰為海軍提督。
其經費則由名省分認，略有成效。
宣統二年（1910），設海軍部，以載洵為海軍大臣。
辛亥革命，清廷命海軍赴漢口助戰，不久即全體響應民軍。
三、财政與法律 （一）賦役與币制 明初于賦役制度，規劃甚為精密。
太祖曾下令詳查全國戶口田地，編制“黃冊”和“魚鱗圖冊”。
黃冊詳載百姓人口及田産，官府據之以定賦役，舉凡人丁的增減，田地的更易，官府均登記于冊。
并逐年修訂，每十年清造一次，因此人民無産去稅存之患。
魚鱗圖冊記載土田的良窳、位置、面積以及産權所有者，官廳以之判決産權的争執訴訟。
百姓的負擔，有田租和力役兩種。
田租仍行兩稅法，夏稅不過八月，秋糧不過明年二月。
田有官田、民田二種，官田每畝課稅五升三合，民田減課二升。
田租由布政使司及州縣征收，而由戶部總其成。
明初定稅，輕重甚不一律。
蘇州、松江、嘉興、湖州（今浙江湖州市）諸府，原為張士誠的根據地，曾頑抗明師；因此太祖于張氏敗滅後，收沒當地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為官田，并重課其稅，以示懲罰，每畝有課至二
明代除十三省均置都司外，并設有遼東都司（治所在今遼甯遼陽市）、萬全都司（治所在今河北宣化縣）及大甯都司（治所在今内蒙古甯城縣西）。
此外又有行都指揮使司（簡稱行都司）及留守司。
凡地區過大，衛所分散之省，即于都司外設行都司，分統衛所，以增進軍政的效率，如陝西（包括今陝甘二省）、四川等省，均設有行都司。
留守司則置于皇陵的所在地，明廷因保護陵寝，故于其地多設衛所，而以留守司統轄之。
洪武二年（1369），太祖以其故鄉鳳陽（今安徽鳳陽縣）為中都，并置中都留守司。
其後世宗以藩王入統，父祖陵墓均在安陸（今湖北安陸市），乃于嘉靖十八年（1539），在其地設興都留守司。
至于南北兩直隸地區的衛所，則不設都司，而直隸于兩京都督府。
世宗時，全國共有都指揮使司十六，行都指揮使司五，留守司二；所屬衛四百九十三，所二千五百九十三，守禦千戶所（直隸于都司的千戶所）三百一十五。
［參看胡耐安《明清兩代土司》（載《大陸雜志史學叢書》第一輯第七冊）；程光裕、徐聖谟《中國曆史地圖集》二，頁九一至九二］ 都司衛所之在内地者，純為軍事機構，但邊區的衛所，則多兼理民事。
凡兼掌民政的衛所，多轄有實土，成為地方的行政區域；不轄實土者，則僅管軍事。
如遼東都司，其衛所均領有實土；萬全、陝西兩都司的衛所，也大都為實土。
這種措施，目的在求軍政統一，便于作戰。
京師駐軍，司宿衛宮禁的，統稱上直衛親軍。
太祖時，置錦衣、旗手、金吾、羽林等上十二衛，成祖時，增十衛；宣宗時，又增四衛；共二十六衛。
保衛京師的軍隊，統稱京衛。
太祖時，置留守等四十衛；成祖時增至七十二衛。
上直衛及京衛的士兵，皆自各衛所征調而來。
成祖時，設立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統稱京營，其中三千營由邊外降丁組成，五軍神機兩營則由京衛軍組成。
成祖北征沙漠，均以京營取勝。
景帝及憲宗時，京營制度曾兩次改易，到世宗時，又複舊制。
太祖鑒于前代宦官掌握軍權的流弊，因而特禁宦官典兵。
至成祖，寵信宦官，使之監軍，甚至奉使專征，因而宦官的勢力大張。
成祖以後，兵事日漸廢弛。
京師的兵，多為權貴所隐占役使；各省的兵，也缺少訓練。
憲宗時，開始以宦官汪直典掌京營。
其後宦官之勢益盛，營将大多為宦官私人，平時不理兵務，惟以虛報員額，侵吞饷糈為事，因此軍隊更加腐敗。
世宗時，遇有警急，乃不得不召募民兵，以任戰事。
倭寇之亂，即賴戚繼光于浙江募勇，訓練成軍，而後始得讨平。
自此以後，有事惟賴民兵以及四川、廣西、湖廣三省的士兵，衛所兵則徒有虛籍，已毫無戰鬥能力。
（二）旗兵與漢兵 清代的兵，大體可分旗兵與漢兵兩大類。
旗兵是清人入關前的原始兵制，清太祖時創立的，士兵大都為滿人。
太宗時，大量吸收蒙古人及漢人，納入旗兵組織。
太祖、太宗及世宗時代的武功，大都是旗兵所建。
漢兵又可分綠營、鄉勇和新軍，其建立的時代，先後不同。
綠營是清入關後最早的漢人軍隊，也是旗兵腐敗後清室的戰争主力。
到高宗末期，綠營也告衰敝，于是鄉勇繼之而起。
太平天國之役後，清室開始以西法練兵；甲午戰後，更積極訓練擴充；但新軍對外戰争，并無績效，反成為野心軍閥攘奪政權的資本。
這可說明，僅憑軍隊的改進，并無法解決整個國家的問題。
茲将以上各種兵制的内容及其興衰的經過，作一簡略的叙述。
八旗最初是一種軍政合一的制度。
清太祖時，分全國為正紅、正黃、正藍、正白及鑲紅、鑲黃、鑲藍、鑲白八旗，全國人民皆分隸旗下，以八和碩貝勒（和碩，滿語部落之義；貝勒，部長之義）為旗主，旗下人謂之屬人。
屬人之于旗主，分屬君臣，有納稅、服役及當兵的義務。
八旗旗主，并公推其中一人為首長，如八家意有不合，可以更換。
至太宗，為推行皇帝集權，漸漸抑制旗主的權力，并逐次更換各旗旗主；使各旗屬人，除皇帝外，不再認他人為其主人。
入關以後，清室采行漢制，八旗制漸失原來的面目；到世宗，僅成為一種軍事制度。
［參看孟森《八旗制度考實》（載孟著《清代史》）］ 清初定制，八旗男子皆服兵役。
其制每三百人設一佐領，五佐領設一參領，領一千五百人；五參領設一都統，領七千五百人。
都統總一旗軍政，其上又設總管大臣一人，佐管大臣二人以統領之；都統以下，則有左右二副都統。
八旗次序，以鑲黃、正黃、正白為上三旗，餘為下五旗。
太宗時，蒙古降服，漢人歸附者亦多，因而增編蒙古八旗及漢軍八旗，共二十四旗。
旗兵的任務有二，一為充任禁旅，一為駐防各地。
禁旅司保衛京師，其組織有骁騎營、護軍營、前鋒營、步軍營、火器營、健銳營、虎槍營等名目，名額約十萬餘人。
駐防旗兵，則遍及畿輔以及各省形勝之地，兵額亦約十萬餘人，最高長官為将軍，其下有都統等官。
綠營兵士全為漢人，以綠旗為識别，駐紮各省及邊疆土地，兵額約有五六十萬。
軍官有提督、總兵、副将、參将、遊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等名目，受督撫的節制。
清初征伐，多用旗兵，其後日漸腐化；康雍以後，作戰以綠營為主。
及至乾隆末，川楚教匪亂起，綠營兵亦不堪一擊，惟賴鄉勇應戰。
太平軍起，清室全仗鄉勇組成的湘軍和淮軍，始得戡平大亂。
自鹹同時代湘淮軍先後建立，勇營遂與八旗綠營，鼎足而三，其後清室威内禦外，全仗勇營。
八旗綠營，向恃刀矢弓矛為利器，火槍不過為補助品，勇營也不全恃火器。
太平軍之役末期，李鴻章駐軍上海，始以外人組織常勝軍，采用西式武器，克服蘇、常，頗賴其力；其後淮軍平撚，也多采用洋槍。
同治末，李鴻章任直隸總督，模仿西法練兵，購置新械，設立軍事學堂，頗能聳動一時。
但所學的僅是西人的皮毛，加以将士驕惰，暮氣已深，遂有甲午之戰的大敗。
甲午戰後，清廷以袁世凱練兵于小站，号新建陸軍，由直督榮祿統轄。
光緒二十四年（1898），榮祿入為軍機大臣，盡握北方諸軍節制之權。
既而編宋慶、董福祥、聶士成、袁世凱四軍為前、後、左、右四武衛軍，另募萬人為中軍而自領之。
八國聯軍之役，聶士成戰死，所部全潰，董部也逃散殆盡。
光緒二十八年（1902），袁世凱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加意練兵。
次年，清廷設立練兵處，主持全國練兵事宜。
數年之間，世凱所練之兵，頗有成績。
新軍的編制，以軍為最高單位，每軍轄兩鎮，每鎮轄兩協，每協轄兩标，每标三營，每營四隊，每隊三排，每排三棚。
官長則軍有總統官，鎮有統制官，協有協領官，标有統帶官，營有營帶官等。
每鎮官兵，共有一萬二千五百十二名。
清廷本拟置三十六鎮，但限于經費，未能完全成立。
其後清廷并練兵處、兵部為陸軍部，北洋各鎮歸部直轄。
但世凱仍隐然為新軍領袖，具有極大潛力，終緻利用新軍，逼迫清室退位，繼而攫取了民國總統的地位。
水師自清初即有，自台灣平定後，以海疆無事，其勢漸衰。
嘉道時，僅能捕逐海盜，中英戰起，水師毫無應戰能力。
太平軍之役，曾國藩創長江水師，當時頗得其力。
但事後也腐敗不堪用。
新式海軍，創始于中法戰争之後，甲午之戰，北洋艦隊幾至全覆。
宣統初，諸親貴競言擴建海軍，以期乘機搜括，清室乃以善耆等為籌辦海軍處大臣，命載洵、薩鎮冰專司籌備，并以鎮冰為海軍提督。
其經費則由名省分認，略有成效。
宣統二年（1910），設海軍部，以載洵為海軍大臣。
辛亥革命，清廷命海軍赴漢口助戰，不久即全體響應民軍。
三、财政與法律 （一）賦役與币制 明初于賦役制度，規劃甚為精密。
太祖曾下令詳查全國戶口田地，編制“黃冊”和“魚鱗圖冊”。
黃冊詳載百姓人口及田産，官府據之以定賦役，舉凡人丁的增減，田地的更易，官府均登記于冊。
并逐年修訂，每十年清造一次，因此人民無産去稅存之患。
魚鱗圖冊記載土田的良窳、位置、面積以及産權所有者，官廳以之判決産權的争執訴訟。
百姓的負擔，有田租和力役兩種。
田租仍行兩稅法，夏稅不過八月，秋糧不過明年二月。
田有官田、民田二種，官田每畝課稅五升三合，民田減課二升。
田租由布政使司及州縣征收，而由戶部總其成。
明初定稅，輕重甚不一律。
蘇州、松江、嘉興、湖州（今浙江湖州市）諸府，原為張士誠的根據地，曾頑抗明師；因此太祖于張氏敗滅後，收沒當地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為官田，并重課其稅，以示懲罰，每畝有課至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