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清帝國的亂亡
關燈
小
中
大
一、清室的衰落
（一）嘉道時期的内亂
嘉慶時期（1796～1820），是清帝國衰落的起點，但其種因則始自乾隆的後期。
前面已經說過，清高宗晚年，因信任和珅，政治日益腐敗，苗亂及白蓮教之亂接踵而起；而滿洲八旗的士兵，因長期的養尊處優，戰鬥力已完全消失，乃至禍亂一發而不可收拾。
高宗把皇位傳給仁宗，同時也把一個動亂的局面移交給他。
仁宗及其以後的九十年，内亂此仆彼起，列強交相侵迫，清帝國在内憂外患的夾擊下，終于走上覆亡之途。
乾隆以後，内亂所以日益擴大，除了政治和軍隊的腐敗，還有兩個重要原因。
其一是人口的急遽增加。
中國人口，自西漢末年達到五千九百五十九萬餘人，其後各代，大都不及此數。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全國人口共有五千九百八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四人，始超過漢代。
至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更增至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十二人。
但元明的人口，均與漢代相差無多。
至清，由于康雍乾三朝長期的安定，人民的繁殖率加速，乾隆五十九年（1794），全國人口竟達三億一千三百二十餘萬，較明代激增五倍。
國民生産不能追随人口上升的速度，生活遂日益困苦，加以貪官污吏的侵漁，自然容易發生叛亂。
至宣宗道光十四年（1834），中國人口開始超過四萬萬，叛亂也愈來愈大［參看《新元史》卷六八《食貨志一》；《明史》卷七七《食貨一》；羅爾綱《太平天國革命前的人口壓迫問題》（載《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二輯第二冊）］。
另一原因是漢人的排滿。
清入關後，對漢人的反對勢力盡力摧殘；一面又以科名籠絡漢族的知識階級，以消除其反感。
但若幹有志之士，仍不放棄其排滿企圖，因而潛結會社，散布複明思想，在中下級社會，甚有勢力。
最早的反清組織為天地會，陳近南所創，初行于台灣，漸及于閩浙兩廣及湘贛之地。
康熙時，浙東有張念一之亂，台灣有朱一貴之亂。
乾隆五十二年（1787），台灣又有林爽文之亂。
三人均為天地會黨人，雖然都被平定，但黨人的活動，始終未完全停止。
天地會以外，又有白蓮教，本是宋亡以後，忠宋人士所組織的秘密團體。
元末，白蓮教大盛。
明建國後，其黨人潛伏于民間者，仍甚衆多，每乘政治混濁之際，起而為亂。
到清乾隆末年，遂又伺機而起。
但白蓮教的民族思想，因日久年深，不如天地會的濃厚，影響力也較弱，而清朝末期的幾次内部大動亂，莫不直接間接與天地會有關。
嘉慶時期的内亂，以苗人和白蓮教的叛亂為最大。
苗亂始于乾隆六十年（1795），這一年，貴州銅仁、湖南永綏的苗民先後叛變，清室命福康安、和琳等合兵剿之。
次年，仁宗繼位，福康安、和琳相繼死，而湖北白蓮教為亂，清大軍北去，苗疆無法平定。
清繼以傅鼐總理邊務，鼐修築邊牆，廣置碉堡，并訓練鄉勇，以代不能任戰的官軍，經營屢年，漸着成效。
至嘉慶十二年（1807），苗境全平。
二十五年（1820），仁宗死，基子旻甯嗣立，是為宣宗。
宣宗道光十二年（1832），湖南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及常甯縣（今湖南常甯市）的瑤人又叛，廣東散瑤應之，騷擾兩廣湖南三省邊境，但不久即為清室讨平。
白蓮教徒的叛亂，起于嘉慶元年（1796）。
湖北地區的教徒，首先發難，四川繼之，勢力并蔓延至河南、陝西等省。
當時和珅依然主政，賄賂公行；而官軍怯儒，不能應戰，将帥惟知養寇冒功，因此亂久不平。
四年（1799），高宗死，和珅伏誅，軍事始有轉機。
清室仍以鄉勇為主要戰鬥力，并以興築碉堡，堅壁清野之法，以困教徒，同時命額勒登保、德楞泰等，分途剿撫，于是四省教徒，勢力漸衰。
至九年（1804），才完全肅清。
當白蓮教徒騷擾内地之際，安南阮氏因國用匮乏，乃召集東南沿海亡命，助以船械，命其入海劫掠商船，以充國用。
沿海的奸民盜匪，附之者甚衆，号稱“艇盜”，福建、浙江、廣東三省的沿海地區，均受其害。
若幹海盜，甚至受安南總兵及王侯敕印。
清室因專意剿辦教匪，無暇兼顧，因此為患日烈。
嘉慶七年（1802），安南廣南王的後裔阮福映以法國的援助複國，縛獻海盜，向中國輸誠。
艇盜既失後援，漸合并為蔡牽、朱濆兩股，以蔡牽為首，騷擾如故。
浙江提督李長庚，得巡撫阮元的資助，造大船入海剿之，屢獲勝利，賊勢日衰。
十二年（1807），長庚戰死，艇盜亦精銳盡喪，無力再振。
長庚部将王得祿、邱良功複統兵進剿，朱濆、蔡牽均死，餘衆出降。
至十五年（1810），全部肅清。
嘉慶十八年（1813），京師又有天理教之變。
天理教本是白蓮教的支裔，原名八卦教，黨徒多至數萬，以滑縣（今河南滑縣）李文成、大興（今北京大興區）林清為首。
大興鄰接京師，林清一面聯合文成，一面交結内監，準備乘仁宗幸熱河，于是年九月十五日，舉兵襲京師。
但先期事洩，李文成為滑縣知縣強克捷逮捕。
教徒乃于九月七日聚衆三千，攻破滑縣，放出文成，直隸及山東各地的教徒，皆同時響應。
京師林清的黨徒，以太監劉全為内應，于十五日，直攻宮禁，為禁旅擊潰；林清潛伏于近畿的黃村，也被捕獲。
李文成據滑縣，清以那彥成讨之，文成兵敗自殺。
至十二月，滑縣始下，教徒被殺者二萬餘人，亂事乃定。
是時天地會黨人，亦乘機為亂。
天地會自台灣林爽文失敗後，黨人轉向内地，尤以兩廣及湖南、江西等省為盛。
二十二年（1817），廣州三合會（即天地會）黨人為亂，為清廷捕獲二千餘人。
至道光時，國勢日衰，其活動也益力。
清宣宗道光初年，西北又有回亂。
天山南路的回民，因受清廷官吏的壓榨勒索，積忿難平，于嘉慶末奉張格爾（大和卓木之孫）為首，屢次犯邊。
道光六年（1826），張格爾陷喀什噶爾、英吉沙、葉爾羌、和阗四城，群回響應。
清遣長齡、楊遇春等往讨，于八年（1828）擒張格爾，回部複定。
張格爾的家屬，寄居浩罕，清廷命其獻出，浩罕不聽，清廷乃絕其互市。
次年，浩罕又助張格爾兄玉素普入寇，未幾解去。
十年（1830），浩罕求和，清廷許其互市。
至二十七年（1847），和卓木的後裔加他漢等七人，又以複仇為名，糾衆入寇，因回民頗少響應，不戰而遁。
（二）鴉片戰争與《南京條約》 鴉片戰争是中國與英國的戰争，談到這個戰争的起因，必須上溯到明清之際歐洲人向東方拓展的情形。
自明朝中葉（15世紀末）起，歐洲的航海術漸次昌明，各國政府多能獎勵航海事業，以葡萄牙政府最為盡力。
明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葡人發現自歐洲繞非洲南端東航至印度的新航線，遂積極東進，并置印度總督，以經營印度。
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葡人略取印度半島西岸的卧亞（Goa），以為其主要根據地。
不久又占領馬來半島的馬刺加（Malacca），勢力遠及蘇門答臘、爪哇諸島。
自九年（1514）起，葡人即屢至廣東屯門（今廣東深圳市西）經商，獲利頗厚。
十二年（1517），葡印度總督遣使至廣東，要求締約通商，明室不許，但葡人盤踞屯門不去。
其後葡人續至者頗多，行為多不法。
十六年（1521），明以武力驅逐葡人，既而令弛，葡人來者益增，多居于澳門、泉州及甯波等地。
泉州、甯波的葡商，後為當地官民所逐，于是澳門獨為葡人遠東貿易的要港。
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政府在澳門設官置戍，視之為殖民地，明室亦不拒絕，僅收其地租而已。
澳門處于這種變相放棄的态勢下，直至清宣宗時，沒有變更。
西班牙人也于明朝後期東來，經營貿易。
世宗嘉靖四十四年（1565），西人始至菲律賓，其後數年，盡占菲律賓群島。
當時中國商船，往菲律賓貿易者甚多，神宗初，明皇亦許西人在廈門互市。
既而西葡兩國合并，又以參加外戰，在東方的勢力漸衰，荷蘭、英吉利乃繼之興起。
荷蘭本西班牙屬地，于萬曆九年（1581）獨立。
二十四年（1596），荷蘭商船初至蘇門答臘、爪哇等地。
三十年（1602），荷蘭東印度公司正式成立，并得政府允許，有于殖民地設官置兵及與所在國宣戰媾和之權。
其後不久，荷人遂占領馬來群島。
荷人曾于二十九年（1601）至澳門，要求通商，因葡人的阻撓而未成。
熹宗天啟二年（1622），荷攻澳門，未能取勝，乃轉而東侵，進據澎湖、台灣，極力經營。
到清初，台澎又為鄭成功所奪。
英人的東方拓殖事業，與荷蘭同時。
英國自萬曆十六年（1588）殲滅西班牙無敵艦隊後，海上的勢力驟增。
二十八年（1600），倫敦商人組成東印度公司，與荷商競争，并經略印度，屢敗葡人。
思宗崇祯十年（1637），英艦隊至澳門，要求互市，葡人不納；英人繼與廣東地方官吏交涉，亦因葡人挑撥，未得要領。
于是英艦進攻虎門（在今廣東東莞市西南珠江口），結果炮台被陷，明官不得已允其在廣州貿易。
既而明室傾覆，清室嚴禁通海，外國貿易因而中辍。
及至台灣平定，清室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開放海禁，設海關于廣州、廈門、福州、甯波等地，歐洲諸國，相繼通市。
但清室對海上貿易，采取一貫的壓制政策。
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室對外商務，集中于廣州一港，以為惟一合法的貿易口岸，其後相沿不變。
當時廣東的國際貿易，為“公行”所壟斷。
公行制度始于康熙末年，為中國商人組成的團體，專門負責辦理中國官吏與外商間的事情，并有管理外商之權。
而官府于海關正稅外，又需索規費；限制外商的條例，又非常嚴厲，例如夷商隻許居于廣州城外的商館，不準乘轎等。
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政府遣馬戛爾尼（GeorgeLordMacartney）使華，請求改善英商待遇，減輕稅額，并聽任英人傳教，清室不許。
嘉慶二十一年（1816），複派亞墨哈斯（WilliamPittLordAmherst）來華交涉，依然沒有結果。
鴉片于唐德宗時即經大食商人輸入中國，但最初隻當藥用，以之治療胃疾。
至明神宗時，葡商又從印度輸入，國人才有吸食的風氣。
清世宗時，一度禁吸鴉片，其後禁令漸弛。
至乾隆末，英人以印度盛産鴉片，遂盡量輸入中國，于是吸食者愈衆。
仁宗即位後，重申禁令，嚴禁鴉片入口，但沿海奸商與英商勾結，秘密轉銷，其輸入額反而增加。
清初，鴉片輸入每年不過二百箱左右，到道光中葉，竟增至二萬八千餘箱。
而中國白銀之出口，也日益增加。
宣宗道光初，廣東海口每年漏銀數百萬兩，至道光中葉，每年漏卮達三千餘萬兩，因之内地銀荒日甚。
清室聽從朝臣黃爵滋等的奏請，嚴禁人民吸食，并于道光十八年（1838），以湖廣總督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查禁鴉片。
道光十四年（1834），英派律勞卑（WilliamJohnLordNapier）為商務監督，與清吏交涉，擴張貿易，改善待遇。
清吏以其緻書不用禀帖，且擅入廣州，違反規則，因而停止英國通商。
不久，律勞卑死，通商恢複，但交涉毫無進展。
十六年（1836），英廢商務監督，以義律（CaptainCharlesElliot）為領事，但仍不能與清吏直接交涉。
義律乃暗中建議政府，以武力解決商務問題，恰值鴉片事件發生，兩國的沖突遂起。
鴉片戰争中英軍戰艦“奈米西斯号”向中國戰船開炮，油畫，佚名繪。
道光十九年（1839）
前面已經說過，清高宗晚年，因信任和珅，政治日益腐敗，苗亂及白蓮教之亂接踵而起；而滿洲八旗的士兵，因長期的養尊處優，戰鬥力已完全消失，乃至禍亂一發而不可收拾。
高宗把皇位傳給仁宗，同時也把一個動亂的局面移交給他。
仁宗及其以後的九十年，内亂此仆彼起，列強交相侵迫，清帝國在内憂外患的夾擊下，終于走上覆亡之途。
乾隆以後，内亂所以日益擴大，除了政治和軍隊的腐敗，還有兩個重要原因。
其一是人口的急遽增加。
中國人口，自西漢末年達到五千九百五十九萬餘人，其後各代，大都不及此數。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全國人口共有五千九百八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四人，始超過漢代。
至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更增至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十二人。
但元明的人口，均與漢代相差無多。
至清，由于康雍乾三朝長期的安定，人民的繁殖率加速，乾隆五十九年（1794），全國人口竟達三億一千三百二十餘萬，較明代激增五倍。
國民生産不能追随人口上升的速度，生活遂日益困苦，加以貪官污吏的侵漁，自然容易發生叛亂。
至宣宗道光十四年（1834），中國人口開始超過四萬萬，叛亂也愈來愈大［參看《新元史》卷六八《食貨志一》；《明史》卷七七《食貨一》；羅爾綱《太平天國革命前的人口壓迫問題》（載《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二輯第二冊）］。
另一原因是漢人的排滿。
清入關後，對漢人的反對勢力盡力摧殘；一面又以科名籠絡漢族的知識階級，以消除其反感。
但若幹有志之士，仍不放棄其排滿企圖，因而潛結會社，散布複明思想，在中下級社會，甚有勢力。
最早的反清組織為天地會，陳近南所創，初行于台灣，漸及于閩浙兩廣及湘贛之地。
康熙時，浙東有張念一之亂，台灣有朱一貴之亂。
乾隆五十二年（1787），台灣又有林爽文之亂。
三人均為天地會黨人，雖然都被平定，但黨人的活動，始終未完全停止。
天地會以外，又有白蓮教，本是宋亡以後，忠宋人士所組織的秘密團體。
元末，白蓮教大盛。
明建國後，其黨人潛伏于民間者，仍甚衆多，每乘政治混濁之際，起而為亂。
到清乾隆末年，遂又伺機而起。
但白蓮教的民族思想，因日久年深，不如天地會的濃厚，影響力也較弱，而清朝末期的幾次内部大動亂，莫不直接間接與天地會有關。
嘉慶時期的内亂，以苗人和白蓮教的叛亂為最大。
苗亂始于乾隆六十年（1795），這一年，貴州銅仁、湖南永綏的苗民先後叛變，清室命福康安、和琳等合兵剿之。
次年，仁宗繼位，福康安、和琳相繼死，而湖北白蓮教為亂，清大軍北去，苗疆無法平定。
清繼以傅鼐總理邊務，鼐修築邊牆，廣置碉堡，并訓練鄉勇，以代不能任戰的官軍，經營屢年，漸着成效。
至嘉慶十二年（1807），苗境全平。
二十五年（1820），仁宗死，基子旻甯嗣立，是為宣宗。
宣宗道光十二年（1832），湖南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及常甯縣（今湖南常甯市）的瑤人又叛，廣東散瑤應之，騷擾兩廣湖南三省邊境，但不久即為清室讨平。
白蓮教徒的叛亂，起于嘉慶元年（1796）。
湖北地區的教徒，首先發難，四川繼之，勢力并蔓延至河南、陝西等省。
當時和珅依然主政，賄賂公行；而官軍怯儒，不能應戰，将帥惟知養寇冒功，因此亂久不平。
四年（1799），高宗死，和珅伏誅，軍事始有轉機。
清室仍以鄉勇為主要戰鬥力，并以興築碉堡，堅壁清野之法，以困教徒，同時命額勒登保、德楞泰等，分途剿撫，于是四省教徒，勢力漸衰。
至九年（1804），才完全肅清。
當白蓮教徒騷擾内地之際，安南阮氏因國用匮乏，乃召集東南沿海亡命，助以船械，命其入海劫掠商船，以充國用。
沿海的奸民盜匪，附之者甚衆，号稱“艇盜”，福建、浙江、廣東三省的沿海地區，均受其害。
若幹海盜，甚至受安南總兵及王侯敕印。
清室因專意剿辦教匪，無暇兼顧，因此為患日烈。
嘉慶七年（1802），安南廣南王的後裔阮福映以法國的援助複國，縛獻海盜，向中國輸誠。
艇盜既失後援，漸合并為蔡牽、朱濆兩股，以蔡牽為首，騷擾如故。
浙江提督李長庚，得巡撫阮元的資助，造大船入海剿之，屢獲勝利，賊勢日衰。
十二年（1807），長庚戰死，艇盜亦精銳盡喪，無力再振。
長庚部将王得祿、邱良功複統兵進剿，朱濆、蔡牽均死，餘衆出降。
至十五年（1810），全部肅清。
嘉慶十八年（1813），京師又有天理教之變。
天理教本是白蓮教的支裔，原名八卦教，黨徒多至數萬，以滑縣（今河南滑縣）李文成、大興（今北京大興區）林清為首。
大興鄰接京師，林清一面聯合文成，一面交結内監，準備乘仁宗幸熱河，于是年九月十五日，舉兵襲京師。
但先期事洩，李文成為滑縣知縣強克捷逮捕。
教徒乃于九月七日聚衆三千，攻破滑縣，放出文成，直隸及山東各地的教徒，皆同時響應。
京師林清的黨徒，以太監劉全為内應，于十五日，直攻宮禁，為禁旅擊潰；林清潛伏于近畿的黃村，也被捕獲。
李文成據滑縣，清以那彥成讨之，文成兵敗自殺。
至十二月，滑縣始下，教徒被殺者二萬餘人，亂事乃定。
是時天地會黨人，亦乘機為亂。
天地會自台灣林爽文失敗後，黨人轉向内地，尤以兩廣及湖南、江西等省為盛。
二十二年（1817），廣州三合會（即天地會）黨人為亂，為清廷捕獲二千餘人。
至道光時，國勢日衰，其活動也益力。
清宣宗道光初年，西北又有回亂。
天山南路的回民，因受清廷官吏的壓榨勒索，積忿難平，于嘉慶末奉張格爾（大和卓木之孫）為首，屢次犯邊。
道光六年（1826），張格爾陷喀什噶爾、英吉沙、葉爾羌、和阗四城，群回響應。
清遣長齡、楊遇春等往讨，于八年（1828）擒張格爾，回部複定。
張格爾的家屬，寄居浩罕，清廷命其獻出，浩罕不聽，清廷乃絕其互市。
次年，浩罕又助張格爾兄玉素普入寇，未幾解去。
十年（1830），浩罕求和，清廷許其互市。
至二十七年（1847），和卓木的後裔加他漢等七人，又以複仇為名，糾衆入寇，因回民頗少響應，不戰而遁。
（二）鴉片戰争與《南京條約》 鴉片戰争是中國與英國的戰争，談到這個戰争的起因，必須上溯到明清之際歐洲人向東方拓展的情形。
自明朝中葉（15世紀末）起，歐洲的航海術漸次昌明，各國政府多能獎勵航海事業，以葡萄牙政府最為盡力。
明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葡人發現自歐洲繞非洲南端東航至印度的新航線，遂積極東進，并置印度總督，以經營印度。
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葡人略取印度半島西岸的卧亞（Goa），以為其主要根據地。
不久又占領馬來半島的馬刺加（Malacca），勢力遠及蘇門答臘、爪哇諸島。
自九年（1514）起，葡人即屢至廣東屯門（今廣東深圳市西）經商，獲利頗厚。
十二年（1517），葡印度總督遣使至廣東，要求締約通商，明室不許，但葡人盤踞屯門不去。
其後葡人續至者頗多，行為多不法。
十六年（1521），明以武力驅逐葡人，既而令弛，葡人來者益增，多居于澳門、泉州及甯波等地。
泉州、甯波的葡商，後為當地官民所逐，于是澳門獨為葡人遠東貿易的要港。
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政府在澳門設官置戍，視之為殖民地，明室亦不拒絕，僅收其地租而已。
澳門處于這種變相放棄的态勢下，直至清宣宗時，沒有變更。
西班牙人也于明朝後期東來，經營貿易。
世宗嘉靖四十四年（1565），西人始至菲律賓，其後數年，盡占菲律賓群島。
當時中國商船，往菲律賓貿易者甚多，神宗初，明皇亦許西人在廈門互市。
既而西葡兩國合并，又以參加外戰，在東方的勢力漸衰，荷蘭、英吉利乃繼之興起。
荷蘭本西班牙屬地，于萬曆九年（1581）獨立。
二十四年（1596），荷蘭商船初至蘇門答臘、爪哇等地。
三十年（1602），荷蘭東印度公司正式成立，并得政府允許，有于殖民地設官置兵及與所在國宣戰媾和之權。
其後不久，荷人遂占領馬來群島。
荷人曾于二十九年（1601）至澳門，要求通商，因葡人的阻撓而未成。
熹宗天啟二年（1622），荷攻澳門，未能取勝，乃轉而東侵，進據澎湖、台灣，極力經營。
到清初，台澎又為鄭成功所奪。
英人的東方拓殖事業，與荷蘭同時。
英國自萬曆十六年（1588）殲滅西班牙無敵艦隊後，海上的勢力驟增。
二十八年（1600），倫敦商人組成東印度公司，與荷商競争，并經略印度，屢敗葡人。
思宗崇祯十年（1637），英艦隊至澳門，要求互市，葡人不納；英人繼與廣東地方官吏交涉，亦因葡人挑撥，未得要領。
于是英艦進攻虎門（在今廣東東莞市西南珠江口），結果炮台被陷，明官不得已允其在廣州貿易。
既而明室傾覆，清室嚴禁通海，外國貿易因而中辍。
及至台灣平定，清室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開放海禁，設海關于廣州、廈門、福州、甯波等地，歐洲諸國，相繼通市。
但清室對海上貿易，采取一貫的壓制政策。
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室對外商務，集中于廣州一港，以為惟一合法的貿易口岸，其後相沿不變。
當時廣東的國際貿易，為“公行”所壟斷。
公行制度始于康熙末年，為中國商人組成的團體，專門負責辦理中國官吏與外商間的事情，并有管理外商之權。
而官府于海關正稅外，又需索規費；限制外商的條例，又非常嚴厲，例如夷商隻許居于廣州城外的商館，不準乘轎等。
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政府遣馬戛爾尼（GeorgeLordMacartney）使華，請求改善英商待遇，減輕稅額，并聽任英人傳教，清室不許。
嘉慶二十一年（1816），複派亞墨哈斯（WilliamPittLordAmherst）來華交涉，依然沒有結果。
鴉片于唐德宗時即經大食商人輸入中國，但最初隻當藥用，以之治療胃疾。
至明神宗時，葡商又從印度輸入，國人才有吸食的風氣。
清世宗時，一度禁吸鴉片，其後禁令漸弛。
至乾隆末，英人以印度盛産鴉片，遂盡量輸入中國，于是吸食者愈衆。
仁宗即位後，重申禁令，嚴禁鴉片入口，但沿海奸商與英商勾結，秘密轉銷，其輸入額反而增加。
清初，鴉片輸入每年不過二百箱左右，到道光中葉，竟增至二萬八千餘箱。
而中國白銀之出口，也日益增加。
宣宗道光初，廣東海口每年漏銀數百萬兩，至道光中葉，每年漏卮達三千餘萬兩，因之内地銀荒日甚。
清室聽從朝臣黃爵滋等的奏請，嚴禁人民吸食，并于道光十八年（1838），以湖廣總督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查禁鴉片。
道光十四年（1834），英派律勞卑（WilliamJohnLordNapier）為商務監督，與清吏交涉，擴張貿易，改善待遇。
清吏以其緻書不用禀帖，且擅入廣州，違反規則，因而停止英國通商。
不久，律勞卑死，通商恢複，但交涉毫無進展。
十六年（1836），英廢商務監督，以義律（CaptainCharlesElliot）為領事，但仍不能與清吏直接交涉。
義律乃暗中建議政府，以武力解決商務問題，恰值鴉片事件發生，兩國的沖突遂起。
鴉片戰争中英軍戰艦“奈米西斯号”向中國戰船開炮，油畫，佚名繪。
道光十九年（1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