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清的入主及其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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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興文字獄。
文字獄是清室摧殘士氣的一種利器，士大夫往往為了片語隻字，身遭屠戮，同時任意株連，極其冤濫。
文字獄在康、雍、乾時代為最盛，但順治時已開其端。
順治十七年（1660），朝臣張晉彥為已革職的閣臣劉正宗序詩，中有“将明之材”等語，世祖以其言“詭谲不可解”，絞正宗而斬晉彥。
四、下剃發令。
順治二年（1645），開始下令剃發，令漢人剃發留辮，不準蓄發，并限于旬日内實行，違者格殺勿論，漢人死者甚衆。
這個命令雖是對全體漢人而發，但主要目的仍是在摧折漢人的士大夫，因為士大夫民族意識較濃，自尊心也較強，而剃發令也就是對這兩種性格最殘酷的打擊。
懷柔與高壓政策并用的結果，清初的士大夫，大多數為清室所用。
因為自唐宋以來，中國的士大夫便以應舉做官為惟一的出路，也隻有應舉做官，才能維持其優越的生活和社會地位。
至于一小部分仇清的，在嚴密的法網下，也無法反抗，最多隻能不入仕途，以求良心之所安。
他們過着出家、行醫、務農、教書、隐居、遊幕、經商一類的生活，而這類生活也大都及身而止，到他們的子孫，仍然大部分以應舉出仕為業。
因為清初的政治社會機構，大體仍沿襲明代，并無劇烈的變動，士大夫自然無法完全變更其傳統的生活方式。
但明末遺民堅貞不拔的志操，以及他們綜博笃實的學風，對後世卻有極大的影響。
［參看錢穆《國史大綱》下冊，頁六一二至六一三］ （二）康雍時期的政績 聖祖即位時，以年齡幼小，不能親政，由鳌拜、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共同輔政。
鳌拜兇險好殺，對漢人厲行高壓政策，因此康熙初年，曾發生大文字獄。
浙江人莊廷鑨刊行《明史》，其中有涉及滿洲史事者，皆直書無諱，于康熙三年（1664）為人告發，清廷乃乘機屠戮士類。
時延鑨已死，诏戮其屍，并殺其弟廷钺，其餘為此案株連而死者七十餘人。
五年（1666），鳌拜誣殺蘇克薩哈，獨攬政權。
八年（1669），聖祖囚禁鳌拜，開始親政。
當時三藩形同割據，局勢甚為不穩，但聖祖毅然撤藩，終平大難，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他的膽略。
三藩亂起時，他極力籠絡明末遺民和知識分子。
他于十二年（1673）下诏全國，薦舉山林隐逸。
十七年（1678），诏征博學鴻儒，授翰林者五十人。
次年，開明史館，命他們纂修《明史》。
從這些地方，又可看出他的政治手腕。
五十年（1711），有戴名世之獄。
名世著《南山集》，叙述明朝史事，觸犯忌諱，結果名世論斬，受牽連而被殺者甚衆。
但大體說來，聖祖的政治作風，較之他的子孫，還算是寬和的。
康熙皇帝，清人繪。
聖祖親政後，頗能節儉愛民，除因災荒蠲免租稅外，末年更屢次普免錢糧。
對民事也很留心，康熙二十三年（1684）以後，他曾經六次南巡，親查黃河及淮水工程，自然其中也含有對漢民示威市惠的意思。
清人自入關後，政府特許宗室及八旗将士，占有百姓田地，謂之“圈地”，這種秕政，也為聖祖取消。
五十年（1711），更規定百姓雖添丁而永不加賦。
此外明代蓄奴之風，也在聖祖時大緻戢止。
元代蒙古将吏橫暴，競掠中國良民為奴，又以大兵之後，貧弱百姓，依附豪強，歲久乃變為家奴。
這種風氣，以江南為最盛，豪富有蓄奴至萬家的。
明承其敝，未嘗積極革正，中葉以後，政治黑暗，百姓多自鬻于達官豪門，以求全活，謂之“投靠”。
自北宋以後，經濟文化重心南移，因此明代江南宦族最多，投靠之風也最盛。
明末清初，江南奴仆，紛起為變。
清室對江南豪紳，複加意打擊，紳權既衰，蓄奴之風也漸趨消滅，但賣女為婢的習俗，依然存在。
雍正帝，選自《雍正帝行樂圖》，清宮廷畫家繪，故宮博物院藏。
聖祖雖然勵精圖治，但他的寬大政策，對當時的政風，反有壞的影響。
朝中大臣，多結為朋黨，相互傾軋；地方官吏，也多玩法舞弊。
諸皇子則各招黨羽，作皇位繼承的鬥争，終緻在他的身後，演出骨肉相殺的慘劇。
聖祖有子三十五人，長子胤禔，但非嫡出；次子胤礽為嫡出，因而得立為皇太子。
胤礽性情暴戾，所為多不法。
康熙四十七年（1708），聖祖下诏廢之，并幽禁于宮中。
此後諸王多營求為太子，尤以胤禔及胤禩（聖祖第八子）圖謀最力。
聖祖以諸子紛争，乃于次年複立胤礽，但胤礽頑惡如故，又于五十一年（1712）廢之，從此儲位虛懸。
六十一年（1722），聖祖死，四子胤祯繼位，是為世宗。
世宗的繼統，傳說是用非法手段取得的，宮廷隐秘，現已無法究其真相。
但世宗為皇子時，即與大臣隆科多等相結，與胤禩等暗鬥甚烈。
即位後，胤禩及其同黨胤禟（聖祖第九子），皆因罪削去宗籍，加以幽禁，旋即死去（傳為世宗所害）。
世宗并更胤禩、胤禟名為“阿其那”、“塞思黑”（豬、狗之意），以示不齒于人類。
胤禔及世宗諸弟胤、胤禵等，也遭禁锢。
從這些地方，卻也不無蛛絲馬迹可尋。
［參看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統考實》（載《明清史論著集刊》）］ 世宗為人精明刻薄，即位後，對宗室痛加裁抑，并以嚴厲的手段，整饬吏治，清理财政，因此臣下莫不奉公守法，至于弊絕風清。
他在位僅十三年，但為後世奠立良好的政治基礎，雖然屢次用兵，而财用不虞匮乏。
内政方面，也頗有值得稱述的。
明代蓄奴之風，雖在康熙時已大為戢止，但若幹地區，仍有所謂賤民階級。
賤民的起源，不得而知，以南方為最多，例如浙江紹興的“惰民”，常熟（今江蘇常熟市）的“丐戶”，都世執賤役，不得與平民為伍。
雍正時，屢次下诏廢除賤民，許其入籍為良民。
另一方面，世宗對知識分子的鉗制，較前更變本加厲，由他所興起的文字獄，也較康熙時為多。
雍正二年（1724），有浙人汪景祺、查嗣庭之獄。
景祺曾為大将軍年羹堯記室，著有《西征随筆》，稱譽羹堯，及羹堯得罪賜死，景祺也因而被誅。
嗣庭曾為江西考官，考試出題為“維民所止”，世宗以“維止”二字，暗射“雍正無頭”，因而殺之。
四年（1726），有浙人呂留良之獄。
留良為明末遺民，著書排滿，湖南人曾靜服膺其說，勸川陝總督嶽鐘琪叛清，為鐘琪告發。
時呂留良已死，與已故長子葆中、弟子嚴鴻逵均戮屍；次子毅中處斬；曾靜免死，至乾隆時始被殺。
七年（1729），又有廣西陸生枬之獄。
生枬著《通鑒論》，主複封建，并論及立太子、兵制、君權等問題，為人告發，世宗以其借古非今而殺之。
世宗以後，這類吹毛求疵的冤獄，仍然層出不窮。
（三）乾隆時期的文治 雍正十三年（1735），世宗死，子弘曆即位，是為高宗。
高宗在位六十年，是清室的全盛時期。
雖然這時漢人的反滿心理，業已消失殆盡，但高宗仍采用高壓與懷柔并行的政策，并加以巧妙的運用。
他對漢人的摧抑玩弄，較之他的父祖，更勝一籌。
高宗高壓政策的要點，是對朝臣恣意摧辱，使臣下喪失自尊心，務使其絕對成為君主的奴才而後已。
清代朝臣的地位，還較明代為低。
明代臣僚朝見皇帝，不過四拜或五拜；清則必須三跪九叩首。
明代大臣奏對，尚可侍立，清則官無論大小，奏對時必須下跪。
明代皇帝對六部首長的答诏，均稱為“卿”；清則一律稱之為“爾”。
［參看柳诒徵《中國文化史》下冊，頁七一至七二］但高宗對此仍嫌不夠，他對朝臣的奏章，尋瑕覓疵，恣意謾罵，出言的醜惡，有時較市井為尤甚。
此外他對大臣任意貶斥，乾隆一代，大學士、尚書、侍郎一類的大員，無不遭受黜辱。
至于他所興的文字獄，較之雍正時期更為瑣碎，可以胡中藻、王錫侯、徐述夔三案為例。
中藻曾任内閣學士，著有《堅磨生詩鈔》，其中有“一把心腸論濁清”等句，高宗以其加“濁”字于國号之上，有意譏刺，因而殺之。
錫侯著《字貫》一書，高宗指其凡例中直書聖祖、世宗廟諱及高宗禦名為大不敬，錫侯也因而被殺。
述夔著《一柱樓詩》，其中《詠正德杯》一首，有句雲：“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一邊”；又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句。
高宗以其诋毀清朝，其時述夔已死，诏戮述夔及其子屍，其孫及校對者皆坐死。
至于懷柔政策，從康熙時起，不外一方面利用科舉功名為誘餌，以牢籠士大夫；一方面以獎勵學術為名，召集文人，編纂卷帙浩繁的巨書，以消磨其精力。
康熙時，除開館修《明史》外，并編成《佩文韻府》、《淵鑒類函》、《康熙字典》等書數十部。
此外纂輯《古今圖書集成》一書，至雍正初始成，共一萬卷。
聖祖并提倡理學，刊行《朱子全書》及《性理大全》，借宋儒的倫理學說，來控制士大夫的思想行動。
他所用的大臣，也有不少理學家。
至于乾隆時所纂修的書籍，其數量更遠過于康雍時期。
乾隆時代編書的盛舉，要算修《四庫全書》。
乾隆三十八年（1773），因安徽學政朱筠的奏請，特開四庫全書館，以紀昀、孫士毅等為總纂官，分任編纂的有戴震、邵晉涵、姚鼐等人，皆當時著名學者，由政府搜集古今已刊未刊的書籍，命他們加以校訂。
四十七年（1782），全書告成，凡包羅書籍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萬九千七十卷。
繕寫七部，分藏各地。
每書并作提要，述其内容，評其得失。
但高宗修《四庫全書》的另一目的，是借修書的機會，大規模的搜求遺書，以根絕漢人的排滿思想。
修書的十年間，先後銷毀違礙的書籍共五百八十三種，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二卷。
收入《四庫全書》的書籍，其中不但對有關明清之際的事實，任意竄改，甚至關涉遼金元史事的記載，也多所删削。
清的乾隆，正如唐的開元、天寶一樣，是由極盛轉趨衰落的時期。
乾隆時，國庫的充裕，遠勝于康雍時代，國勢也到達巅峰狀态。
但高宗為人好大喜功，因務立邊功，消耗了龐大的軍費。
此外他奢侈多欲，巡遊的頻繁，壽典的鋪張，也虛靡了無數的庫帑。
雖然當時國家的财富，足以支持他的揮霍，但對政治和社會的風氣，則有非常惡劣的影響。
他的行為，象征着清室甚至整個滿族奮發精神的消失，也象征着清帝國的國運開始走下坡路。
由于清政權的日趨穩固，滿人自身的缺點也逐漸顯露，滿族官僚的貪污，日甚一日，高宗晚年的宰輔和珅，便是當時最大的政蠹。
和珅為高宗所寵信凡二十年，擅權納賄，私産多至數萬萬兩，由于他的倡導，内外官吏也貪黩成風。
而國家因長期安定，戶口激增，民間的經濟情形已不如前，再加上政治敗壞，社會乃漸趨凋敝。
乾隆末，國内已開始發生叛亂。
乾隆時代的變亂，由
三、興文字獄。
文字獄是清室摧殘士氣的一種利器，士大夫往往為了片語隻字，身遭屠戮，同時任意株連，極其冤濫。
文字獄在康、雍、乾時代為最盛，但順治時已開其端。
順治十七年（1660），朝臣張晉彥為已革職的閣臣劉正宗序詩，中有“将明之材”等語，世祖以其言“詭谲不可解”，絞正宗而斬晉彥。
四、下剃發令。
順治二年（1645），開始下令剃發，令漢人剃發留辮，不準蓄發，并限于旬日内實行，違者格殺勿論，漢人死者甚衆。
這個命令雖是對全體漢人而發，但主要目的仍是在摧折漢人的士大夫，因為士大夫民族意識較濃，自尊心也較強，而剃發令也就是對這兩種性格最殘酷的打擊。
懷柔與高壓政策并用的結果，清初的士大夫，大多數為清室所用。
因為自唐宋以來，中國的士大夫便以應舉做官為惟一的出路，也隻有應舉做官，才能維持其優越的生活和社會地位。
至于一小部分仇清的，在嚴密的法網下，也無法反抗，最多隻能不入仕途，以求良心之所安。
他們過着出家、行醫、務農、教書、隐居、遊幕、經商一類的生活，而這類生活也大都及身而止，到他們的子孫，仍然大部分以應舉出仕為業。
因為清初的政治社會機構，大體仍沿襲明代，并無劇烈的變動，士大夫自然無法完全變更其傳統的生活方式。
但明末遺民堅貞不拔的志操，以及他們綜博笃實的學風，對後世卻有極大的影響。
［參看錢穆《國史大綱》下冊，頁六一二至六一三］ （二）康雍時期的政績 聖祖即位時，以年齡幼小，不能親政，由鳌拜、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共同輔政。
鳌拜兇險好殺，對漢人厲行高壓政策，因此康熙初年，曾發生大文字獄。
浙江人莊廷鑨刊行《明史》，其中有涉及滿洲史事者，皆直書無諱，于康熙三年（1664）為人告發，清廷乃乘機屠戮士類。
時延鑨已死，诏戮其屍，并殺其弟廷钺，其餘為此案株連而死者七十餘人。
五年（1666），鳌拜誣殺蘇克薩哈，獨攬政權。
八年（1669），聖祖囚禁鳌拜，開始親政。
當時三藩形同割據，局勢甚為不穩，但聖祖毅然撤藩，終平大難，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他的膽略。
三藩亂起時，他極力籠絡明末遺民和知識分子。
他于十二年（1673）下诏全國，薦舉山林隐逸。
十七年（1678），诏征博學鴻儒，授翰林者五十人。
次年，開明史館，命他們纂修《明史》。
從這些地方，又可看出他的政治手腕。
五十年（1711），有戴名世之獄。
名世著《南山集》，叙述明朝史事，觸犯忌諱，結果名世論斬，受牽連而被殺者甚衆。
但大體說來，聖祖的政治作風，較之他的子孫，還算是寬和的。
康熙皇帝，清人繪。
聖祖親政後，頗能節儉愛民，除因災荒蠲免租稅外，末年更屢次普免錢糧。
對民事也很留心，康熙二十三年（1684）以後，他曾經六次南巡，親查黃河及淮水工程，自然其中也含有對漢民示威市惠的意思。
清人自入關後，政府特許宗室及八旗将士，占有百姓田地，謂之“圈地”，這種秕政，也為聖祖取消。
五十年（1711），更規定百姓雖添丁而永不加賦。
此外明代蓄奴之風，也在聖祖時大緻戢止。
元代蒙古将吏橫暴，競掠中國良民為奴，又以大兵之後，貧弱百姓，依附豪強，歲久乃變為家奴。
這種風氣，以江南為最盛，豪富有蓄奴至萬家的。
明承其敝，未嘗積極革正，中葉以後，政治黑暗，百姓多自鬻于達官豪門，以求全活，謂之“投靠”。
自北宋以後，經濟文化重心南移，因此明代江南宦族最多，投靠之風也最盛。
明末清初，江南奴仆，紛起為變。
清室對江南豪紳，複加意打擊，紳權既衰，蓄奴之風也漸趨消滅，但賣女為婢的習俗，依然存在。
雍正帝，選自《雍正帝行樂圖》，清宮廷畫家繪，故宮博物院藏。
聖祖雖然勵精圖治，但他的寬大政策，對當時的政風，反有壞的影響。
朝中大臣，多結為朋黨，相互傾軋；地方官吏，也多玩法舞弊。
諸皇子則各招黨羽，作皇位繼承的鬥争，終緻在他的身後，演出骨肉相殺的慘劇。
聖祖有子三十五人，長子胤禔，但非嫡出；次子胤礽為嫡出，因而得立為皇太子。
胤礽性情暴戾，所為多不法。
康熙四十七年（1708），聖祖下诏廢之，并幽禁于宮中。
此後諸王多營求為太子，尤以胤禔及胤禩（聖祖第八子）圖謀最力。
聖祖以諸子紛争，乃于次年複立胤礽，但胤礽頑惡如故，又于五十一年（1712）廢之，從此儲位虛懸。
六十一年（1722），聖祖死，四子胤祯繼位，是為世宗。
世宗的繼統，傳說是用非法手段取得的，宮廷隐秘，現已無法究其真相。
但世宗為皇子時，即與大臣隆科多等相結，與胤禩等暗鬥甚烈。
即位後，胤禩及其同黨胤禟（聖祖第九子），皆因罪削去宗籍，加以幽禁，旋即死去（傳為世宗所害）。
世宗并更胤禩、胤禟名為“阿其那”、“塞思黑”（豬、狗之意），以示不齒于人類。
胤禔及世宗諸弟胤、胤禵等，也遭禁锢。
從這些地方，卻也不無蛛絲馬迹可尋。
［參看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統考實》（載《明清史論著集刊》）］ 世宗為人精明刻薄，即位後，對宗室痛加裁抑，并以嚴厲的手段，整饬吏治，清理财政，因此臣下莫不奉公守法，至于弊絕風清。
他在位僅十三年，但為後世奠立良好的政治基礎，雖然屢次用兵，而财用不虞匮乏。
内政方面，也頗有值得稱述的。
明代蓄奴之風，雖在康熙時已大為戢止，但若幹地區，仍有所謂賤民階級。
賤民的起源，不得而知，以南方為最多，例如浙江紹興的“惰民”，常熟（今江蘇常熟市）的“丐戶”，都世執賤役，不得與平民為伍。
雍正時，屢次下诏廢除賤民，許其入籍為良民。
另一方面，世宗對知識分子的鉗制，較前更變本加厲，由他所興起的文字獄，也較康熙時為多。
雍正二年（1724），有浙人汪景祺、查嗣庭之獄。
景祺曾為大将軍年羹堯記室，著有《西征随筆》，稱譽羹堯，及羹堯得罪賜死，景祺也因而被誅。
嗣庭曾為江西考官，考試出題為“維民所止”，世宗以“維止”二字，暗射“雍正無頭”，因而殺之。
四年（1726），有浙人呂留良之獄。
留良為明末遺民，著書排滿，湖南人曾靜服膺其說，勸川陝總督嶽鐘琪叛清，為鐘琪告發。
時呂留良已死，與已故長子葆中、弟子嚴鴻逵均戮屍；次子毅中處斬；曾靜免死，至乾隆時始被殺。
七年（1729），又有廣西陸生枬之獄。
生枬著《通鑒論》，主複封建，并論及立太子、兵制、君權等問題，為人告發，世宗以其借古非今而殺之。
世宗以後，這類吹毛求疵的冤獄，仍然層出不窮。
（三）乾隆時期的文治 雍正十三年（1735），世宗死，子弘曆即位，是為高宗。
高宗在位六十年，是清室的全盛時期。
雖然這時漢人的反滿心理，業已消失殆盡，但高宗仍采用高壓與懷柔并行的政策，并加以巧妙的運用。
他對漢人的摧抑玩弄，較之他的父祖，更勝一籌。
高宗高壓政策的要點，是對朝臣恣意摧辱，使臣下喪失自尊心，務使其絕對成為君主的奴才而後已。
清代朝臣的地位，還較明代為低。
明代臣僚朝見皇帝，不過四拜或五拜；清則必須三跪九叩首。
明代大臣奏對，尚可侍立，清則官無論大小，奏對時必須下跪。
明代皇帝對六部首長的答诏，均稱為“卿”；清則一律稱之為“爾”。
［參看柳诒徵《中國文化史》下冊，頁七一至七二］但高宗對此仍嫌不夠，他對朝臣的奏章，尋瑕覓疵，恣意謾罵，出言的醜惡，有時較市井為尤甚。
此外他對大臣任意貶斥，乾隆一代，大學士、尚書、侍郎一類的大員，無不遭受黜辱。
至于他所興的文字獄，較之雍正時期更為瑣碎，可以胡中藻、王錫侯、徐述夔三案為例。
中藻曾任内閣學士，著有《堅磨生詩鈔》，其中有“一把心腸論濁清”等句，高宗以其加“濁”字于國号之上，有意譏刺，因而殺之。
錫侯著《字貫》一書，高宗指其凡例中直書聖祖、世宗廟諱及高宗禦名為大不敬，錫侯也因而被殺。
述夔著《一柱樓詩》，其中《詠正德杯》一首，有句雲：“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一邊”；又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句。
高宗以其诋毀清朝，其時述夔已死，诏戮述夔及其子屍，其孫及校對者皆坐死。
至于懷柔政策，從康熙時起，不外一方面利用科舉功名為誘餌，以牢籠士大夫；一方面以獎勵學術為名，召集文人，編纂卷帙浩繁的巨書，以消磨其精力。
康熙時，除開館修《明史》外，并編成《佩文韻府》、《淵鑒類函》、《康熙字典》等書數十部。
此外纂輯《古今圖書集成》一書，至雍正初始成，共一萬卷。
聖祖并提倡理學，刊行《朱子全書》及《性理大全》，借宋儒的倫理學說，來控制士大夫的思想行動。
他所用的大臣，也有不少理學家。
至于乾隆時所纂修的書籍，其數量更遠過于康雍時期。
乾隆時代編書的盛舉，要算修《四庫全書》。
乾隆三十八年（1773），因安徽學政朱筠的奏請，特開四庫全書館，以紀昀、孫士毅等為總纂官，分任編纂的有戴震、邵晉涵、姚鼐等人，皆當時著名學者，由政府搜集古今已刊未刊的書籍，命他們加以校訂。
四十七年（1782），全書告成，凡包羅書籍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萬九千七十卷。
繕寫七部，分藏各地。
每書并作提要，述其内容，評其得失。
但高宗修《四庫全書》的另一目的，是借修書的機會，大規模的搜求遺書，以根絕漢人的排滿思想。
修書的十年間，先後銷毀違礙的書籍共五百八十三種，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二卷。
收入《四庫全書》的書籍，其中不但對有關明清之際的事實，任意竄改，甚至關涉遼金元史事的記載，也多所删削。
清的乾隆，正如唐的開元、天寶一樣，是由極盛轉趨衰落的時期。
乾隆時，國庫的充裕，遠勝于康雍時代，國勢也到達巅峰狀态。
但高宗為人好大喜功，因務立邊功，消耗了龐大的軍費。
此外他奢侈多欲，巡遊的頻繁，壽典的鋪張，也虛靡了無數的庫帑。
雖然當時國家的财富，足以支持他的揮霍，但對政治和社會的風氣，則有非常惡劣的影響。
他的行為，象征着清室甚至整個滿族奮發精神的消失，也象征着清帝國的國運開始走下坡路。
由于清政權的日趨穩固，滿人自身的缺點也逐漸顯露，滿族官僚的貪污，日甚一日，高宗晚年的宰輔和珅，便是當時最大的政蠹。
和珅為高宗所寵信凡二十年，擅權納賄，私産多至數萬萬兩，由于他的倡導，内外官吏也貪黩成風。
而國家因長期安定，戶口激增，民間的經濟情形已不如前，再加上政治敗壞，社會乃漸趨凋敝。
乾隆末，國内已開始發生叛亂。
乾隆時代的變亂，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