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明代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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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雖為也先放回，但國家的體面，喪失殆盡，接着又演出一幕英宗兄弟争位的醜劇。
從明代開國到土木之役，前後八十餘年，正是明帝國的鼎盛時期，但這個鼎盛之局，被王振輕易的斷送。
王振以後，宦官之禍，幾乎無代無之，直至國家亂亡而後已。
［參看吳緝華《明仁宣時内閣制度之變與宦官僭越相權之禍》（載《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一本）］ （二）宦官政治的流毒 英宗被俘後，京師震動，朝臣有主張南遷的，兵部侍郎于謙反對，始定固守之策。
皇太後孫氏（英宗母）命立英宗子見深為太子，以郕王祁钰監國，并族誅王振親屬，籍沒其家。
繼而于謙等擁立郕王，是為景帝，并遙尊英宗為太上皇帝。
也先挾英宗進攻京師，于謙固守，也先不得逞而退。
其後屢次犯邊，均告失利。
景泰元年（1450），也先歸還英宗，與明議和。
英宗返京後，仍為太上皇，退居南宮，他的左右，則無時不想擁上皇複辟。
北京保衛戰示意圖。
正統十四年（1449），土木堡戰後，京師震動，也先企圖以英宗為質，迫明廷投降。
朝廷以于謙為首的主戰派在京城立景宗為帝，誅除宦黨，舉賢授能，調兵籌饷，嚴兵待之。
也先見明不為所制，遂三路進兵：東路進逼古北口，中路進攻居庸關，也先自率主力自大同東下，破白羊口、紫荊關，長驅進入京畿。
随即環攻北京城門，均被明軍擊退。
此時瓦剌中路攻打居庸關不克，遂北退，明軍追擊，俘斬良多。
也先見前有堅城，後有險關，深怕歸路斷絕，遂向紫荊關西撤。
于謙發覺，即命縱軍追擊，于清風店、固安大破瓦剌。
宣府派一部向北京進援，但此時也先已退，遂自北京折而向南，追殲瓦剌軍于霸州。
十月十七日，也先狼狽撤出紫荊關，随即退出塞外。
瓦剌東路軍見中、西兩軍失利，未及古北口，亦即撤退，至此，北京保衛戰勝利結束。
景帝在位八年，并無多大建樹，他對宦官仍相當親任，宦官興安尤受寵信。
興安雖無顯著的禍國行為，但他笃信佛教，勸景帝及皇後度僧建寺，靡費甚多。
景泰三年（1452），景帝改封太子見深為沂王，而立己子見濟為太子，并廢皇後汪氏，以妃杭氏（見濟母）為後。
次年，見濟死，景帝無他子，左右恐見深複立，大肆煽構，英宗也受群小包圍，以緻兄弟間裂痕日深。
八年（1457）初，景帝染重病，宿南郊齋宮。
朝臣石亨、張、徐有貞及宦官曹吉祥等謀立上皇，以邀功賞。
諸人糾衆至南宮城，破門而入，共擁英宗入大内，宣布複位，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景帝則被廢為郕王，遷居西内而死，史稱這次事件為“奪門之變”。
英宗複辟後，大封有功，殺兵部尚書于謙及大學士王文，複立見深為皇太子，賜王振祭葬，為之立祠，并貶竄攻擊王振的若幹朝臣。
曹吉祥也因功封伯爵，與石亨相朋比，權勢甚熾。
天順三年（1459），石亨因罪死，吉祥不自安，漸蓄異謀，與其養子欽謀廢立。
五年（1461），吉祥與欽反，欽敗死，吉祥伏誅。
天順八年（1464），英宗死，太子繼立，是為憲宗。
他寵信萬貴妃，佞幸皆憑萬氏以進。
嗣位不久，即以内批授官，不經政府，而由宦官傳旨，直接任命官吏，有時一次命官至百餘人，謂之“傳奉官”。
同年，政府把收沒曹吉祥的田地，改為皇家的私産，稱為“皇莊”。
此後貴戚及宦官，群起效尤，奪民地為莊田，憲宗對于宦官，也信任有加。
成化十三年（1477），設置西廠，以太監汪直領之。
西廠與東廠性質相同，所領的缇騎，更較東廠多一倍，蹤迹遍于各地，可以不待奏請，徑自逮捕臣民。
又有宦官梁芳，與萬貴妃相結，進方士李孜省、僧繼曉等，導帝淫樂，共為奸利。
憲宗因受這批宦官和佞幸的蠱惑，對朝政不複措意，直到他死。
成化二十三年（1487），憲宗死，太子祐樘即位，是為孝宗。
孝宗即位後，梁芳諸人，或貶或誅，并罷禅師真人等千餘人，傳奉官二千餘人，朝廷為之一肅。
他任用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等為大學士，皆公忠體國。
他尤其注意民生問題，曾令全國設倉貯糧，每十裡預積粟萬石，以積谷的多少，定州縣官吏的升黜，并曾興修東南地區的水利。
孝宗用法頗能持平，他未曾廷杖朝臣，廠衛也不敢過分橫虐。
但對于宦官，仍采寬容态度，朝臣奏請裁抑宦官的，他大都不聽，甚或治罪。
而宦官仍有居中用事的，如宦官李廣，專以符箓禱祠，蠱惑孝宗；有時矯旨授傳奉官，收受貨賂，并擅奪民田，壟斷鹽利。
廷臣雖交章論劾，孝宗均置之不問。
由此可知宦官的政治權位，在孝宗時并未受到絲毫的動搖。
弘治十八年（1505），孝宗死，太子厚照即位，是為武宗。
武宗為太子時，即好逸樂，寵信宦官劉瑾、馬永成、谷大用、高鳳、羅祥、魏彬、邱聚、張永等，尤以劉瑾最為狡黠。
武宗即位後，瑾等用事，時稱“八虎”。
他們每日引導武宗嬉遊，不理朝政，以便乘機攬權。
正德元年（1506），武宗以劉瑾掌司禮監，馬永成、谷大用分掌東西廠，其餘也各據要津，從此中外大權，悉歸宦官。
劉瑾等得勢後，專以誅除正士，杜塞言路為務。
大學士劉健、謝遷，因抗疏論谏，均遭貶逐；瑾等并以劉謝等五十三人為“奸黨”，榜示朝堂。
三年（1508），設立内廠，由瑾自領之，用以刺探外事，雖東西廠也在伺察之列，其刑罰尤為殘酷，每辦一案，株連無數。
朝臣凡不附瑾者，莫不斥去，納賄攀附者，則不次超升。
某次有人寫匿名書攻擊劉瑾，瑾竟矯旨罰百官跪宮門前，自午至暮，有因而緻死者，這可看出宦官氣焰的熏炙。
大學士焦芳、吏部尚書張彩等，與宦官朋比為奸，劉瑾的種種惡行，大都為焦等所引導。
正德五年（1510），宗室安化王寘璠反于慶陽（今甘肅慶陽市），以讨劉瑾為名，明以朝臣楊一清及太監張永讨平之。
這時張永與劉瑾不合，回師後，乘機密奏瑾謀反，武宗信之，遂殺瑾，朝臣因瑾黨而降谪的六十餘人。
劉瑾死後，張永用事，宦官的權勢雖然如故，但張永遠不及劉瑾跋扈，閣臣素質也較劉瑾時代為優。
但武宗并未因此變好，他自劉瑾敗後，雖不全昵宦官，而其荒嬉淫樂則未稍改。
同時更有一批佞幸，應時而起，他們導武宗遠遊，其荒唐的程度，較前益甚。
從武宗起，明朝的皇帝，無論才智或品格，都是每況愈下，加上宦官的弄權，政治隻有一直敗壞下去。
（三）宦官政治下的士大夫 明代自宣宗以後，可以說完全是宦官政治。
内閣雖由皇帝的文學侍從，漸變為宰輔，但無法發揮真正的相權，而宦官把持的司禮監，因有批決章奏之權，加以皇帝的支持信任，成為政治的中心。
閣臣無論賢與不肖，必須與宦官聯絡，始能安于其位，順利辦事。
間或也有一二君主，不十分相信宦官，而寵任閣臣，但這是絕少的特例。
閣臣擅權的，不論行為如何，又常被目為權臣。
明代内閣，雖受制于宦官，但當時一般士大夫，尤其是言官，則以敢言為榮，對宦官權臣，常作激烈的攻擊。
明自太祖廣開言路，此風曆久不衰，加以士大夫崇尚理學，注重氣節，因此敢于不惜性命，與惡勢力奮鬥。
但文人見解，有時不免迂闊，所争論的事，不免小題大做。
例如憲宗成化中，錢太後殁，憲宗以自有生母，議行别葬，而禮部尚書姚夔，竟率群臣伏哭于宮門，請将錢太後與英宗合葬。
此外士大夫之間，也互争意氣，而緻演成朋黨的傾軋，反足以誤國害政。
由于武宗以後的政事日益敗壞，士大夫的這類表現也愈趨激烈，他們一面攻擊宦官權臣，一面又自相攻擊，雖屢遭挫折，終不反顧。
直到明末，士大夫中的正人，為宦官魏忠賢誅除淨盡，明室也走上滅亡之途。
武宗初，因劉瑾的亂政，各地盜賊蜂起，數年始平。
劉瑾被誅後，大同遊擊江彬，又導武宗出遊宣府（今河北宣化縣）。
正德十四年（1519），宗室甯王宸濠反于南昌（今江西南昌市），為王守仁所讨擒。
十六年（1521），武宗死，無子，大學士楊廷和以皇太後命，迎立宗室厚熜，是為世宗。
世宗即位後不久，便發生所謂“大禮議”，引起朝臣間朋黨的鬥争。
世宗以興獻王（名祐杭，孝宗弟）世子入承大統，即位之初，即下诏議興獻王的祀典及專稱。
楊廷和議稱孝宗為皇考，興獻王為皇叔父，世宗不從。
進士張璁希世宗旨，主尊興獻王為皇考，廷臣不可。
最後議定仍以孝宗為皇考，興獻王及王妃蔣氏（世宗生母）則追尊為帝後，不稱皇。
嘉靖三年（1524），張璁與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書請改稱孝宗為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
廷議反對，大學士楊廷和、禮部尚書汪俊相繼罷職，結果追稱興獻王為“本生皇考”，王妃為“本生皇母”，谏者皆下獄，張桂二人則擢為翰林學士。
既而世宗又命去“本生”字，朝臣紛紛上章力争，世宗不聽，于是朝臣楊慎等二百餘人，痛哭于宮門，聲震阙庭。
世宗怒，二百餘人均治罪，或遣戍，或奪俸，而被杖死者達十九人。
同年，更定大禮，稱孝宗為皇伯考，皇太後為皇伯母，興獻王為皇考，王妃為聖母。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當時士大夫的迂執。
世宗以明察自矜，對内侍裁抑頗嚴，但性格剛愎，不納忠言，以是政事并無可觀。
中歲以後，又好神仙，屢年不親朝政，日以醮禱為事。
嘉靖二十一年（1542），以嚴嵩為大學士，嵩本以善撰醮祀青詞而得帝寵，入閣後，谄媚蒙蔽，把持朝政達二十年之久。
其子世蕃，也為世宗所信任，父子相助為惡。
朝臣中與嚴氏有隙者，莫不置之死地，直臣如楊繼盛、沈煉、葉經、徐學詩等，均遭殺戮。
四十一年（1562），嚴嵩以罪狀暴露而罷，世蕃伏誅。
但明帝國承累朝奢侈之後，上下困竭，而外患熾盛，北方常受鞑靼族的侵擾，南方江浙沿海，又有倭寇為患。
幸而不久世宗死去，新君繼位，國事才有了轉機。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世宗死，太子載垕即位，是為穆宗。
穆宗在位僅六年，政事倚成于内閣，閣臣徐階、高拱、張居正等，皆有政事才，因此吏治頗見澄清。
隆慶六年（1572），穆宗死，太子聿鈞即位，是為神宗，年僅十歲。
以張居正為首輔，宦官馮保掌司禮監，居正與保相結，内外協調，始得展其長才。
居正為政，以尊主權、裕錢谷、嚴考成、固疆圉為要務，吏治大為整頓。
當時鞑靼屢次入侵，居正舉李成梁鎮遼，戚繼光鎮薊，邊疆以安。
但居正個性褊急，不恤與言路為仇，朝臣恨之者極多。
萬曆十年（1582），張居正死，因受人誣告，竟被追奪官爵，籍沒家産。
其後閣臣率多随俗浮沉，政事又漸敗壞。
而神宗既長，荒于酒色，加重賦稅，并遣宦官四出開礦，擾民達于極點，遂種下亡國的因素。
神宗中年以後，竟至二十餘年不視朝，群臣奏章，多不省覽。
朝臣又各結朋黨，以排斥異己為事，當時有所謂齊、楚、浙、宣、昆五黨。
齊黨以丌詩教為首，楚黨以官應震為首，浙黨以姚宗文為首，宣黨以湯賓尹為首（賓尹宣城人），昆黨以顧天俊為首（天俊昆山人）。
五黨之外，在野的又有所謂“東林黨”。
有吏部文選郎顧憲成者，于萬曆中罷職歸無錫（今江蘇無錫市），與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于當地的東林書院，議論時政，臧否人物，若幹朝臣與之遙相呼應。
其後孫丕揚、鄒元标、趙南星等相繼講學，自負氣節，與政府相抗，依附者日衆，因而漸成社黨。
他們的言論，頗有左右輿論的潛力，當時稱為“黨議”。
朝中五黨，皆以東林為公敵，于是政治上分為東林與非東林兩派。
而神宗和以後的光宗、熹宗三朝間，恰好有所謂“三大案”發生，遂成為兩派相互攻擊的依據，黨争乃愈演愈烈。
所謂三大案，即“梃擊”、“紅丸”、“移宮”三案，原都是宮廷細故，卻成為黨争的資料。
三案的大緻經過是：一、梃擊：神宗初寵鄭貴妃，欲立其子常洵為太子，後以廷臣反對，乃立長子常洛。
萬曆四十三年（1615），有男子張差持梃闖入太子宮，因而被捕，自言為鄭貴妃宮内太監所指使。
于是輿論大嘩，東林黨主嚴究，非東林黨則以張差為瘋癫，結果鄭妃得以無事。
二、紅丸：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死，太子常洛嗣位，是為光宗。
既
從明代開國到土木之役，前後八十餘年，正是明帝國的鼎盛時期，但這個鼎盛之局，被王振輕易的斷送。
王振以後，宦官之禍，幾乎無代無之，直至國家亂亡而後已。
［參看吳緝華《明仁宣時内閣制度之變與宦官僭越相權之禍》（載《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一本）］ （二）宦官政治的流毒 英宗被俘後，京師震動，朝臣有主張南遷的，兵部侍郎于謙反對，始定固守之策。
皇太後孫氏（英宗母）命立英宗子見深為太子，以郕王祁钰監國，并族誅王振親屬，籍沒其家。
繼而于謙等擁立郕王，是為景帝，并遙尊英宗為太上皇帝。
也先挾英宗進攻京師，于謙固守，也先不得逞而退。
其後屢次犯邊，均告失利。
景泰元年（1450），也先歸還英宗，與明議和。
英宗返京後，仍為太上皇，退居南宮，他的左右，則無時不想擁上皇複辟。
北京保衛戰示意圖。
正統十四年（1449），土木堡戰後，京師震動，也先企圖以英宗為質，迫明廷投降。
朝廷以于謙為首的主戰派在京城立景宗為帝，誅除宦黨，舉賢授能，調兵籌饷，嚴兵待之。
也先見明不為所制，遂三路進兵：東路進逼古北口，中路進攻居庸關，也先自率主力自大同東下，破白羊口、紫荊關，長驅進入京畿。
随即環攻北京城門，均被明軍擊退。
此時瓦剌中路攻打居庸關不克，遂北退，明軍追擊，俘斬良多。
也先見前有堅城，後有險關，深怕歸路斷絕，遂向紫荊關西撤。
于謙發覺，即命縱軍追擊，于清風店、固安大破瓦剌。
宣府派一部向北京進援，但此時也先已退，遂自北京折而向南，追殲瓦剌軍于霸州。
十月十七日，也先狼狽撤出紫荊關，随即退出塞外。
瓦剌東路軍見中、西兩軍失利，未及古北口，亦即撤退，至此，北京保衛戰勝利結束。
景帝在位八年，并無多大建樹，他對宦官仍相當親任，宦官興安尤受寵信。
興安雖無顯著的禍國行為，但他笃信佛教，勸景帝及皇後度僧建寺，靡費甚多。
景泰三年（1452），景帝改封太子見深為沂王，而立己子見濟為太子，并廢皇後汪氏，以妃杭氏（見濟母）為後。
次年，見濟死，景帝無他子，左右恐見深複立，大肆煽構，英宗也受群小包圍，以緻兄弟間裂痕日深。
八年（1457）初，景帝染重病，宿南郊齋宮。
朝臣石亨、張、徐有貞及宦官曹吉祥等謀立上皇，以邀功賞。
諸人糾衆至南宮城，破門而入，共擁英宗入大内，宣布複位，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景帝則被廢為郕王，遷居西内而死，史稱這次事件為“奪門之變”。
英宗複辟後，大封有功，殺兵部尚書于謙及大學士王文，複立見深為皇太子，賜王振祭葬，為之立祠，并貶竄攻擊王振的若幹朝臣。
曹吉祥也因功封伯爵，與石亨相朋比，權勢甚熾。
天順三年（1459），石亨因罪死，吉祥不自安，漸蓄異謀，與其養子欽謀廢立。
五年（1461），吉祥與欽反，欽敗死，吉祥伏誅。
天順八年（1464），英宗死，太子繼立，是為憲宗。
他寵信萬貴妃，佞幸皆憑萬氏以進。
嗣位不久，即以内批授官，不經政府，而由宦官傳旨，直接任命官吏，有時一次命官至百餘人，謂之“傳奉官”。
同年，政府把收沒曹吉祥的田地，改為皇家的私産，稱為“皇莊”。
此後貴戚及宦官，群起效尤，奪民地為莊田，憲宗對于宦官，也信任有加。
成化十三年（1477），設置西廠，以太監汪直領之。
西廠與東廠性質相同，所領的缇騎，更較東廠多一倍，蹤迹遍于各地，可以不待奏請，徑自逮捕臣民。
又有宦官梁芳，與萬貴妃相結，進方士李孜省、僧繼曉等，導帝淫樂，共為奸利。
憲宗因受這批宦官和佞幸的蠱惑，對朝政不複措意，直到他死。
成化二十三年（1487），憲宗死，太子祐樘即位，是為孝宗。
孝宗即位後，梁芳諸人，或貶或誅，并罷禅師真人等千餘人，傳奉官二千餘人，朝廷為之一肅。
他任用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等為大學士，皆公忠體國。
他尤其注意民生問題，曾令全國設倉貯糧，每十裡預積粟萬石，以積谷的多少，定州縣官吏的升黜，并曾興修東南地區的水利。
孝宗用法頗能持平，他未曾廷杖朝臣，廠衛也不敢過分橫虐。
但對于宦官，仍采寬容态度，朝臣奏請裁抑宦官的，他大都不聽，甚或治罪。
而宦官仍有居中用事的，如宦官李廣，專以符箓禱祠，蠱惑孝宗；有時矯旨授傳奉官，收受貨賂，并擅奪民田，壟斷鹽利。
廷臣雖交章論劾，孝宗均置之不問。
由此可知宦官的政治權位，在孝宗時并未受到絲毫的動搖。
弘治十八年（1505），孝宗死，太子厚照即位，是為武宗。
武宗為太子時，即好逸樂，寵信宦官劉瑾、馬永成、谷大用、高鳳、羅祥、魏彬、邱聚、張永等，尤以劉瑾最為狡黠。
武宗即位後，瑾等用事，時稱“八虎”。
他們每日引導武宗嬉遊，不理朝政，以便乘機攬權。
正德元年（1506），武宗以劉瑾掌司禮監，馬永成、谷大用分掌東西廠，其餘也各據要津，從此中外大權，悉歸宦官。
劉瑾等得勢後，專以誅除正士，杜塞言路為務。
大學士劉健、謝遷，因抗疏論谏，均遭貶逐；瑾等并以劉謝等五十三人為“奸黨”，榜示朝堂。
三年（1508），設立内廠，由瑾自領之，用以刺探外事，雖東西廠也在伺察之列，其刑罰尤為殘酷，每辦一案，株連無數。
朝臣凡不附瑾者，莫不斥去，納賄攀附者，則不次超升。
某次有人寫匿名書攻擊劉瑾，瑾竟矯旨罰百官跪宮門前，自午至暮，有因而緻死者，這可看出宦官氣焰的熏炙。
大學士焦芳、吏部尚書張彩等，與宦官朋比為奸，劉瑾的種種惡行，大都為焦等所引導。
正德五年（1510），宗室安化王寘璠反于慶陽（今甘肅慶陽市），以讨劉瑾為名，明以朝臣楊一清及太監張永讨平之。
這時張永與劉瑾不合，回師後，乘機密奏瑾謀反，武宗信之，遂殺瑾，朝臣因瑾黨而降谪的六十餘人。
劉瑾死後，張永用事，宦官的權勢雖然如故，但張永遠不及劉瑾跋扈，閣臣素質也較劉瑾時代為優。
但武宗并未因此變好，他自劉瑾敗後，雖不全昵宦官，而其荒嬉淫樂則未稍改。
同時更有一批佞幸，應時而起，他們導武宗遠遊，其荒唐的程度，較前益甚。
從武宗起，明朝的皇帝，無論才智或品格，都是每況愈下，加上宦官的弄權，政治隻有一直敗壞下去。
（三）宦官政治下的士大夫 明代自宣宗以後，可以說完全是宦官政治。
内閣雖由皇帝的文學侍從，漸變為宰輔，但無法發揮真正的相權，而宦官把持的司禮監，因有批決章奏之權，加以皇帝的支持信任，成為政治的中心。
閣臣無論賢與不肖，必須與宦官聯絡，始能安于其位，順利辦事。
間或也有一二君主，不十分相信宦官，而寵任閣臣，但這是絕少的特例。
閣臣擅權的，不論行為如何，又常被目為權臣。
明代内閣，雖受制于宦官，但當時一般士大夫，尤其是言官，則以敢言為榮，對宦官權臣，常作激烈的攻擊。
明自太祖廣開言路，此風曆久不衰，加以士大夫崇尚理學，注重氣節，因此敢于不惜性命，與惡勢力奮鬥。
但文人見解，有時不免迂闊，所争論的事，不免小題大做。
例如憲宗成化中，錢太後殁，憲宗以自有生母，議行别葬，而禮部尚書姚夔，竟率群臣伏哭于宮門，請将錢太後與英宗合葬。
此外士大夫之間，也互争意氣，而緻演成朋黨的傾軋，反足以誤國害政。
由于武宗以後的政事日益敗壞，士大夫的這類表現也愈趨激烈，他們一面攻擊宦官權臣，一面又自相攻擊，雖屢遭挫折，終不反顧。
直到明末，士大夫中的正人，為宦官魏忠賢誅除淨盡，明室也走上滅亡之途。
武宗初，因劉瑾的亂政，各地盜賊蜂起，數年始平。
劉瑾被誅後，大同遊擊江彬，又導武宗出遊宣府（今河北宣化縣）。
正德十四年（1519），宗室甯王宸濠反于南昌（今江西南昌市），為王守仁所讨擒。
十六年（1521），武宗死，無子，大學士楊廷和以皇太後命，迎立宗室厚熜，是為世宗。
世宗即位後不久，便發生所謂“大禮議”，引起朝臣間朋黨的鬥争。
世宗以興獻王（名祐杭，孝宗弟）世子入承大統，即位之初，即下诏議興獻王的祀典及專稱。
楊廷和議稱孝宗為皇考，興獻王為皇叔父，世宗不從。
進士張璁希世宗旨，主尊興獻王為皇考，廷臣不可。
最後議定仍以孝宗為皇考，興獻王及王妃蔣氏（世宗生母）則追尊為帝後，不稱皇。
嘉靖三年（1524），張璁與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書請改稱孝宗為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
廷議反對，大學士楊廷和、禮部尚書汪俊相繼罷職，結果追稱興獻王為“本生皇考”，王妃為“本生皇母”，谏者皆下獄，張桂二人則擢為翰林學士。
既而世宗又命去“本生”字，朝臣紛紛上章力争，世宗不聽，于是朝臣楊慎等二百餘人，痛哭于宮門，聲震阙庭。
世宗怒，二百餘人均治罪，或遣戍，或奪俸，而被杖死者達十九人。
同年，更定大禮，稱孝宗為皇伯考，皇太後為皇伯母，興獻王為皇考，王妃為聖母。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當時士大夫的迂執。
世宗以明察自矜，對内侍裁抑頗嚴，但性格剛愎，不納忠言，以是政事并無可觀。
中歲以後，又好神仙，屢年不親朝政，日以醮禱為事。
嘉靖二十一年（1542），以嚴嵩為大學士，嵩本以善撰醮祀青詞而得帝寵，入閣後，谄媚蒙蔽，把持朝政達二十年之久。
其子世蕃，也為世宗所信任，父子相助為惡。
朝臣中與嚴氏有隙者，莫不置之死地，直臣如楊繼盛、沈煉、葉經、徐學詩等，均遭殺戮。
四十一年（1562），嚴嵩以罪狀暴露而罷，世蕃伏誅。
但明帝國承累朝奢侈之後，上下困竭，而外患熾盛，北方常受鞑靼族的侵擾，南方江浙沿海，又有倭寇為患。
幸而不久世宗死去，新君繼位，國事才有了轉機。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世宗死，太子載垕即位，是為穆宗。
穆宗在位僅六年，政事倚成于内閣，閣臣徐階、高拱、張居正等，皆有政事才，因此吏治頗見澄清。
隆慶六年（1572），穆宗死，太子聿鈞即位，是為神宗，年僅十歲。
以張居正為首輔，宦官馮保掌司禮監，居正與保相結，内外協調，始得展其長才。
居正為政，以尊主權、裕錢谷、嚴考成、固疆圉為要務，吏治大為整頓。
當時鞑靼屢次入侵，居正舉李成梁鎮遼，戚繼光鎮薊，邊疆以安。
但居正個性褊急，不恤與言路為仇，朝臣恨之者極多。
萬曆十年（1582），張居正死，因受人誣告，竟被追奪官爵，籍沒家産。
其後閣臣率多随俗浮沉，政事又漸敗壞。
而神宗既長，荒于酒色，加重賦稅，并遣宦官四出開礦，擾民達于極點，遂種下亡國的因素。
神宗中年以後，竟至二十餘年不視朝，群臣奏章，多不省覽。
朝臣又各結朋黨，以排斥異己為事，當時有所謂齊、楚、浙、宣、昆五黨。
齊黨以丌詩教為首，楚黨以官應震為首，浙黨以姚宗文為首，宣黨以湯賓尹為首（賓尹宣城人），昆黨以顧天俊為首（天俊昆山人）。
五黨之外，在野的又有所謂“東林黨”。
有吏部文選郎顧憲成者，于萬曆中罷職歸無錫（今江蘇無錫市），與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于當地的東林書院，議論時政，臧否人物，若幹朝臣與之遙相呼應。
其後孫丕揚、鄒元标、趙南星等相繼講學，自負氣節，與政府相抗，依附者日衆，因而漸成社黨。
他們的言論，頗有左右輿論的潛力，當時稱為“黨議”。
朝中五黨，皆以東林為公敵，于是政治上分為東林與非東林兩派。
而神宗和以後的光宗、熹宗三朝間，恰好有所謂“三大案”發生，遂成為兩派相互攻擊的依據，黨争乃愈演愈烈。
所謂三大案，即“梃擊”、“紅丸”、“移宮”三案，原都是宮廷細故，卻成為黨争的資料。
三案的大緻經過是：一、梃擊：神宗初寵鄭貴妃，欲立其子常洵為太子，後以廷臣反對，乃立長子常洛。
萬曆四十三年（1615），有男子張差持梃闖入太子宮，因而被捕，自言為鄭貴妃宮内太監所指使。
于是輿論大嘩，東林黨主嚴究，非東林黨則以張差為瘋癫，結果鄭妃得以無事。
二、紅丸：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死，太子常洛嗣位，是為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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